刘导生 1913 年出生于江苏省丰县。男，汉族，曾用名刘文卓。1929 年考入北平师大附中高中部，同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0 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 年考入北京大学，1935 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北大党支部书记，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 年6 月，在上海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193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37 年2 月，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秘书长。1938 年，深入敌后参加抗日游击战争，任山东大众日报社社长。1941 年，任新山东日报社社长。1944 年至1945 年，任滨海建国学院院长。1946 年至1947 年，任中共滨海行署秘书长，滨海地委宣传部部长。1948 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委代书记。1949 年，任中共山东分局青委书记。1950 年，任华东局青委书记。1952 年至1956 年，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 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1978 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1978 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81 年3 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83 年至1984 年，任北京市第六届政协主席。1985 年12 月，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1987 年离休。
一
我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工作是1978 年12 月26日。当时，“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四人帮”被推翻了，但遗留了很多问题。前任市委宣传部部长被免职，我被任命为市委宣传部部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来到了北京市委。
我到北京两三天后，首先抓了北京电台的工作。当时北京没有电视台，只有广播电台。一到北京电台，看到的情况让我震惊，发现那里隐患很多。广播局长跟我说，广播线路曾被老鼠咬坏，造成停播三分钟，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未见广播局作过正式报告。我去电台的时候是冬天，他们那里自冬季到来后广播室内一直没有暖气，广播人员都穿着棉袄带着棉手套操作机器，很艰苦，也没人过问；广播室的隔壁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汽油库，非常危险，如果遇上火灾，一爆炸，广播工作人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这些问题都是“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问题，由于光搞运动，荒废了本单位的具体工作，我当时严厉批评了市广播局的局长，同时向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汇报了电台情况，要求为广播局新建电台及宿舍。当时批准了7000 平方米，建委砍掉了4000 平方米，还剩下3000 平方米，把广播电台的新址建在了建国门外大街上。因为“文化大革命”已把北京搞得乱七八糟，到处都得整修，都得花钱，市里确实没钱，所以解决问题特别困难。
看了电台的情况之后，我又去市文物局看看。文物局有很多古物，连他们的办公桌都是文物，文物局除原有的文物尚未清理外，“文化大革命”中收存的文物数量也很庞大。所有的古物都放在临时搭的当仓库的棚子里，里面堆满了金银、玛瑙、珠宝、玉器以及一些古代的铜、铁、磁器等，数不胜数。珍珠玛瑙都是一筐子一筐子的，顺手都能拿走。我和文物局的同志把收藏文物的临时仓库巡视一遍后，觉得事态严重。这些新建的临时仓库，都是非常简易的房子，门和墙一拳就可以穿透一个窟窿，大量的文物分别存于郊区几个大仓库里，包括密云水库附近也有仓库存放这些文物，管理情况非常混乱。即使没有监守自盗的，也难免丢失。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打砸抢所收集的文物甚多，如何保存、管理和处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我们当时决定都是要归还失主，可是文物局这样的管理是很有问题的，很多东西都没了，怎么归还人家? 我向市委报告这一情况后，市委因暂时经费困难，事情很多，也顾不上解决，因此事后几年才查明原主逐一归还，找不到的实物，也只好向失主说明原因，有的做一下折价赔偿，也有一些就不了了之了。
“文化大革命”对北京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广泛的。我刚到北京，就发现电台工作和文物工作都处于无序的状态，隐患很多。而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政策对一些人思维的影响更深远。当时全国的情况是：一些人的思想仍被“左”的思想和理论禁锢着，而更多的人希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两种思想潮流已逐步形成尖锐的对立。
1977年2 月7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社论，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被称作“两个凡是”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于解决“文化大革命”及其遗留的问题，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1978 年3 月26 日，即在“两个凡是”发表一年多以后，《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接着，同年5 月11 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许多地方对该文展开了讨论。
1978 年12 月22 日闭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以上两条思想路线作出结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长期统治我党的“左”倾路线是一次清算，对当时仍旧受着“左”的思想，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毒害束缚的党的某些领导干部，应该是一副清醒剂。然而，对某些同志来说，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些人同样存在于北京市各级机关。在当时思想和社会都很混乱的情况下，在抓业务工作的同时，我认为应该先抓干部的思想工作，干部工作抓好了，其他工作才好推动。因为我到北京工作后，一些在职的工作人员由于没有思想准备，采取了不合作态度。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市委有个写作班子在香山红光寺，发表的文章就署名“洪广思”。从“四人帮”倒台到我来北京市委之间的两年中，没有人清查这个写作班子。这个写作班子的干部并不认为自己以前那一套错了，只认为自己现在倒霉了，思想上还没有扭转过来。经再三说服，有的仍无明显转变。我想，勉强把他们留下来也不是个办法。就对他们说，愿留的，我欢迎；谁实在愿走，我只好欢送。后来，有几个干部先后调走了。
在干部工作进展的过程中，我发现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宣传工作遇到了更大的阻力。
1979 年3 月，全国开始进一步学习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认为首先应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而当时的情况是仅仅一般号召不行，必须对各级干部进行轮训。同时还应动员舆论界进行广泛的宣传，形成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以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觉悟，市委宣传部准备召集各大学和研究单位约五六十人的座谈会，我就向市委的一把手汇报，请他批准。第二天他答复说，昨晚我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的第一书记了，对方说：“上海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己经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我们不得不让上海市的宣传部长出面干涉，不准宣传。”因而，北京市委的一把手也不同意我召集这次座谈会。
当时，我对此感到无法理解，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不能宣传，反而说宣传了就要搞乱群众的思想；究竟是哪些群众，多少群众，仍然坚持林彪、“四人帮”的“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不放? 这实在令人怀疑。难道和中央已有的明确的结论对着干，就不会搞乱思想?作为北京市委的第一把手，如果对中央决定的方针有怀疑，不向近在咫尺的中央请示，而向上海请示，这也是违背组织原则的。我只好顶撞了他，我说“如有问题，我负全责”。我便于3 月5 日至9 日召集了北京各高等学校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市委各部、委、办负责同志，市委各宣传单位主管理论工作的同志共五六十人的座谈会。现在想想，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是推行“两个凡是”的，北京市委的一把手因此不敢动，可能也有他的顾虑和其他原因吧。
这次座谈会上，我在讲话时，首先肯定我市的理论工作者在和“四人帮”进行的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市委主要领导同志长时间迟迟不动，揭批林彪、“四人帮”很不得力，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没有组织全市性的活动，使我们的理论工作落后了一大步。我们北京市的理论工作要跟上中央的步伐，适应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就必须坚决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端正思想路线，迅速扭转目前的落后状态，迎头赶上，使我们广大理论工作者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和推动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我还提出，这是党内的座谈会，没有什么框框，我们提倡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各种禁区；敢于打碎各种精神枷锁；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敢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是马列主义者，应该有理论上的勇气，马列主义者掌握了真理，就要无所畏惧，所向披靡。我们提倡“三不”主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会议简报，由本人定稿，会议不审查，也不作结论。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畅所欲言。同时也提出许多问题，并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开完这次会议后，我们向市委一把手做了汇报，我汇报完后，他只讲了两个字“散会”，不作任何表态。
为了进一步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继续向深入发展，我们又以市哲学会的名义，于7 月24 日召开座谈会，组织崇文区、电信局、昌平县、北大、北师大等单位的负责人及教师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发言，并在《北京日报》上做了长篇报道，作为经验总结。
三
1979 年夏，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后，形势又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华国锋同志放弃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他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指出：全国规模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解放思想，打碎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使毛泽东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得到恢复和发扬。同时邓小平同志在上海、山东、天津等地多次讲话，都讲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他指出：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我们不解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靠不住，政治路线解决了，要看是什么人来具体执行，政治路线正确，执行的好不好，不一样，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胡耀邦同志也指出，要继续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要开展全国性的补课。
在这一背景下，市委终于决定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这是市委正式研究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
1979 年9 月12 日至20 日，市委召开会议，各区、县、局一把手全部参加，由我作主报告，同时邀请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朱穆之同志作报告，他严肃批评了当前阻碍贯彻三中全会的若干错误倾向，他的讲话对北京市的宣传工作有很大的推动。同时，贾庭三同志旗帜鲜明地讲了话，林乎加同志也做了表态性的讲话。
我的报告首先肯定全市在贯彻三中全会及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过程中做了很多工作，但在解放思想，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这方面还很不够，现在不少干部对中央这两次会议还有不少糊涂认识和错误思想，如有的人认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丢了纲，离了线”，提出主要矛盾变化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是搞翻案，是否定历次的政治运动”；“给地主、资本家、右派摘帽或改正，是解放5%，压制了95%”；“坚持按劳分配，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搞修正主义的一套”；“引进先进技术，是放弃自力更生原则”；“借外国资金，同外国合作办厂，是消灭了国内资本家，又引来了外国资本家”，等等。实际上就是指责三中全会的路线“右了”，方向偏了，担心搞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十个月了，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也已开过三个月了，还有一些人对党的方针政策怀疑、抵触，少数人甚至公然反对。
为什么现在还有这样严重的思想问题呢? 主要有两条原因：一是揭批林彪、“四人帮”搞得不深不透，前期是市委主要领导同志按兵不动，后期是市委只注意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但对政治、思想理论方面的流毒却没有认真加以肃清；二是思想路线问题没有解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没有认真抓，尽管1979 年5 月的市委扩大会议，我们就提出补上这一课，由于工作没有跟上，有的单位还按兵不动，补课仍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我在报告中强调，这次补课的会议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从思想上说要解决：
首先是有关真高举和假高举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一种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左”倾教条主义态度，如王明就是一切从本本出发，理论脱离实际，还自称是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结果我们党遭到惨重的失败；另一种就是毛泽东及其战友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果是把中国的革命引上胜利。现在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方针政策，同样不能句句照搬，把本本当做圣经，仍然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才能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确的加以坚持，错了的加以改正，这才是真高举。
其次，真理标准补课问题就是紧密联系实际，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肃清它的流毒。主要针对三个方面：一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无限夸大主观意志、主观精神对客观世界的反作用，颠倒客观和主观、实践和认识的辩证法，不是用实践检验我们的主观认识，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只凭领导主观想象办事。本来，从1956 年在所有制改革完成以后和党的八大召开以后，党就提出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生产力上来，由于“大跃进”遭受挫折，对此未能贯彻始终。二是习惯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肆宣扬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惟一动力，而且说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范围越来越广泛，宣称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把重点转移说成是丢纲离线，如所谓“离了纲心发慌”。三是把抓生产说成是搞“唯生产力论”，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他们竭力反对发展生产力，鼓吹以阶级斗争代替和取消生产斗争、科学试验，对任何领导、管理和从事生产的努力都加以反对。流毒之深，对全国经济的破坏，十分严重。
最后一部分，我提出对抓好学习的若干要求，这里特别强调了要充分认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如不扫除多年来“左”的思想障碍、平反冤假错案，搞四化建设就无法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也无从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是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问题，是全党的大事，决不只是宣传部的工作问题。各级党组织第一把手必须亲自抓，充分发扬民主，实行“三不”主义，坚决防止走过场。这次会议对“补课”是起了决定作用的。
四
对于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贾庭三同志是始终支持我的，市委常委中的大多数同志也是坚决拥护、积极支持的。市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积极配合，对贯彻三中全会精神，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我们首先恢复党校，办区、县局领导干部学习班。自1979 年5 月至1982 年7 月，共举办了37 期，参加学习的干部4597 人。到同年5 月，市委又部署各区、县、局和高校，大厂、公司，公社、街道的党委领导成员集中一段时间进行补课，18 个区县共办学习班1144 期，轮训干部85800 多人。
在培训过程中，我发现当时一些人的思想不通，还说我这是反对毛主席。那时候“两个凡是”还有一定的影响，说我反毛主席这个帽子是很吓人的。我们长期的“左”倾思想，让很多干部的思想都框在“左”的思想和个人崇拜之中，一开始不少人转不过弯来，虽然他们觉得我们说得有道理，他们也不满意“四人帮”，但感情上，对有些事一时还不能接受。他们不了解，对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伟大功勋应当歌颂，应当赞扬，但对他犯的错误不能不加以批判，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党的原则。他们认为毛主席是神，是不能反对的。这个紧箍咒很厉害，我在这么多期培训班上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少有人公开表示赞成我们的观点，个人迷信的现象仍然是非常普遍的。我想，就算有的干部赞同我们的观点，但他也不会表态，因为他怕孤立，在这个转弯过程中，没有看清楚，他不敢轻易表态。这是正常现象。
在此期间，为了加强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要求《北京日报》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大力配合，采用了见缝插针的宣传报道。同时，为了更广泛地宣传群众，我们下决心租借几间房子，于1979 年5 月16 日创建了北京电视台，逐步扩大农村的覆盖面。为了搞好补课，还加强了思想理论建设，恢复并加强了《支部生活》，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创办了《学习与研究》杂志，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加强了理论队伍。要求所有思想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都要围绕“解放思想，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抓落实，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这次补课，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起来，把学习讨论和解决错误认识结合起来，和本部门、本单位的生产、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认识“两个凡是”的错误，促进了思想解放，提高了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在长期的个人崇拜并已达到登峰造极的情况下，在林彪、“四人帮”的操纵利用下，受蒙蔽的干部和群众中毒极深，解决长期的“左”倾路线错误，拨乱反正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经过全市各级党组织几年的努力，使广大干部、群众逐步认清和树立了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使各方面工作稳步的转到四化建设轨道上来，这在北京市党的建设上是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
最后，我想总结一条经验教训：如果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真谛，要想做到始终端正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只跟人，不跟线，总会不自觉地( 当然也有人是私心杂念所驱使) 跟着别人犯错误。这是值得认真吸取的。陈云同志说得好：“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九个大字，正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
( 苏峰根据刘导生同志口述及文字材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