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光  1912年生于河北省深泽县，原名张青甫，汉族。1930年在北平正式参加革命，开始以革命为职业。历任北平市共青团西城区委委员、青工部长、团市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委委员。1943年任敌后中共平北地委副书记，后任中共平西地委组织部长。1945年任新建的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1949年5月任中共南下区党委书记。7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长沙地委书记、长沙军分区政委。解放后，先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粤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粤西军区政委，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院长。1963年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1982年任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5年离休。

卢沟桥的炮声

日本全面侵华前，我还被国民党当局关押在位于北平的河北省第一监狱。1937年7月7日的夜里，我正在第一监狱的囚室中熟睡，突然从远方传来了一声炮响，炮声惊醒了熟睡的我们。接着就是一条一条的火龙从我们的牢房上空飞驰而过。同志们立刻互通“电话”，互相讯问，当然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至天亮，炮声不断，谁也没有再入睡。

同志们因打“电话”时间过长，嘴和耳都感到疲倦了。于是便停打“电话”，各自放开思想任由自己去想了。有的从坏的方面想，有的从好的方面想，有的想想这面，又想想那面，有的竞异想天开……，有的想得头脑发疼，但谁也没有再想睡觉。

第二天早晨有个看守，忘记是姓傅还是姓吴的了，以不安的表情偷偷地告诉我们说，昨夜的炮声是日军从卢沟桥向城内打的。日军抢占卢沟桥，二十九军进行了抵抗，胜负未分，中国军队和日军还正在打着哩！

同志们得知这一意外的情况后，脑海里立刻翻腾起来，心里极度不安，大家凭着对国民党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的认识和推论，感到日本在卢沟桥的暴行，对我们政治犯来说是凶多吉少，或者是有凶无吉。

日本侵略军从卢沟桥向北平城内打的第一颗炮弹是从我们头上飞过的。日军进城后的第一刀，也很有可能就对准我们这些监狱里的政治犯，因为日本侵略者最恨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这样的共同想法，因此大家感到我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就要到了，我们怎么办？于是我们通过打“电报”展开了讨论，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不管形势怎样发展，我们应准备最后的牺牲，于是共同决定：不论分别来杀害我们，或是集中杀害我们，届时，都要喊口号、唱国际歌。我们头可断、血可流，在敌人的屠刀面前绝不能有丝毫的示弱，要表现出伟大中华民族子孙的英雄气概，要表现出共产党人万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同时决定：将我们对付敌人的严肃态度要千方百计设法报告监狱外的党组织，这也就算是我们在临刑前向党告别，向同志们告别了。中华民族遭屈辱，抛去头颅留气节。

七七事变后，日军攻占北平。之后，北平市政府与南京中央断了联系，北平市政府领不到经费，北平监狱里的犯人面临断粮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法院不得不作出一项应急的决定，这就是，先将刑期余剩几天或一两个月的在押犯三三两两地陆续释放，政治犯也在内。1937年10月，我的刑期基本已满，于是被释放，获得自由。

生死辗转赴平北

1942年6月，由于冀中区党委经过日军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不能继续存在，于是经过中央批准，改派我任平北地委书记。1942年8月初，通过化妆偷渡的办法，由交通员带路，我们经过紫荆关、百花山，昼伏夜行。当我们走到宛平县北部山区的新庄户村时，我突患伤寒病，发高烧，昏迷不醒。随行的干部将我抬到一条大山沟中，在一处树林茂密的羊倌避风雨的破草棚中隐蔽养病。贺龙送我的饲养员小高和一名区委干部刘文科在身边照顾我。当时敌人频繁搜山，十分危险，生活也极为困难。小高经受不住考验，半夜带枪逃跑了，只有刘文科同志耐心的照顾我。这里离敌人炮楼很近，小高如果投敌，我很快就可被捕牺牲，但小高到底到哪里去了，至今仍是个迷。

后来在两面政权的村干部帮助下转移到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当时无医无药，又缺粮，我却神奇的转危为安了。11月底，我身体开始有点劲了，便拄着木棍继续往平北缓慢进发。历尽千辛万苦，我终于于1942年12月底抵达位于延庆县大海陀山上北碾沟的中共平北地委机关所在地。

抗日斗争在平郊

我一到平北，我就积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召开了包括各县主要干部在内的扩大干部会议，我在会上作报告指出当前应克服“害怕敌人，不敢斗争的右倾的倾向”，严重到地委的警卫队长王成起带队投敌。提出利用冬季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动群众，变被动为主动，扩大武装力量和群众组织，扩大游击区。变村乡的伪政权为两面政权，变两面政权为双重政权，变双重政权为单一的抗日革命政权，变敌战区为游击区，变游击区为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3年初，应平北地委机关报《挺进报》的邀请，我发表文章，提出了平北“1943年的奋斗方向”，即全面地、猛烈的发动对敌斗争；坚决地展开节约增产运动；坚决彻底整顿三风。1943年春平北地委改为平西地委的分委，我调任平西地委组织部长。在平西，我一方面抓党的组织建设，干部的培养；一方面抓了党内整风工作。

中央于1944年6月5日发出了《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党做城市工作。接着中央决定建立中共冀察区党委、冀察军区、冀察行政公署，我奉命筹建中共冀察区党委，区党委下辖四个地委，即平北、平西、察南、一地委（南至保定满城）。冀察区党委在涞水县李各庄正式成立，我任区党委城工部长，同时兼任东工部长、敌工部长，主要开展大中城市党的工作。我以区党委的名义直接派遣了万一、贺路（女）、王凯、白文、李屹夫、常梦龙、郭维熙等一批干部化装秘密进入北平城和铁路线，1931年我任北平团市委书记时，也曾派夏尚志、张木夫、张振藻等少数干部秘密进入东北义勇军，这一次我又派张尚义进入东北义勇军。

我和北平、河北的同志们一起浴血奋战，坚持和发展了平郊敌后革命抗日根据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华儿女进行了十四年伟大而壮烈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