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你们的”

  • 作者: 李易明
  • 时间: 2014-01-05
  • 点击率: 12600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为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党建研究基地与北京大钊学社联合举办的“毛泽东的思想遗产”——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学术座谈会而撰写的专稿。作者是一位“80后”,文章反映了当代青年对毛泽东的认识和思考。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当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站在莫斯科大学礼堂的讲台上,用他那抑扬顿挫的浓重的乡音讲出这一席话的时候,坐在下边的3000多名中国留学生难以掩饰激动的心情,他们的脸上满是虔诚,目光炯炯有神,饱含期待,就像羔羊盼望着母亲甘甜的乳汁,就像教徒在聆听神的教诲。当时坐在莫斯科大学礼堂的中国留学生池秀峰日后回忆到,听了毛泽东的教诲后,深感“我不能白白在国外过这几年,混这几年,我要真正学好了本事,回来以后报效祖国。”

几十年过后,当时的那些青年人,如今已经成为耄耋老人,但时间将这个场面永远定格在了他们的脑海中。

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大多对实现共产主义怀有一种真诚的理想,他们以生活在毛主席领导的时代感到自豪。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仰慕和服从似乎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一方面固然和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的丰功伟绩有必然的联系,而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自身的雄才大略和人格魅力也具有无法抗拒的感召力。

时过境迁,当改革开放的步伐已经走过35个年头的时候,人们回望毛泽东和那个时代,无论对其褒贬爱恨,都不得不承认,毛泽东以一己之力牵动了整个民族的思维、行为、理性、情感,甚至在每个人的血液和灵魂中都深深地烙下了他的痕迹,可以说,毛泽东代表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和中国人,在今天谈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时,我们也不能绕开毛泽东。

人生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是无情的,它终将吞噬一批又一批的英雄豪杰,毛泽东离开中国人民已有37个年头,曾经那个血雨腥风、风云变幻的革命年代早已谢幕。今天,成长在和平社会的年轻一代,正如一轮新的明日冉冉升起。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毛泽东的思想及其人格品质能够对于青年人提供什么样的教育意义是一个需要深刻思考的命题。

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我想回顾一下毛泽东青年时期的生命轨迹,看看一个年轻人在100年前的中国是如何生活的。

一、 作为青年人的毛泽东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毛泽东生长于民族危机最严峻的时代。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列强用先进的现代化枪炮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满清政权腐朽的封建长矛,企图瓜分中国,将中华民族推入亡国灭种的深渊。中国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危机。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上屋场的一个农民家庭,幼时被送到了湘乡唐家坨的外婆家生活了八年。这八年间,中国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也经历了戊戌维新的洗礼。然而,外边世界的剧烈震荡并没有影响到毛泽东所生活的乡村世界,毛泽东在“翠竹环抱,清泉潺潺”的外婆家度过了平静安逸的童年时光。1902年,毛泽东回到湘潭读私塾,开始了自己的读书生涯。在封建社会的私塾,学生接受的不过就是“四书五经”的传统教育,毛泽东天资聪慧,能过目不忘、出口成章,在私塾的8年时光里,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虽然接受的是私塾教育,但毛泽东对小说的兴趣却远大于四书五经,毛泽东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读他喜欢的书,他尤其喜爱三国、水浒,并且在读小说的过程中,毛泽东开始受到了启蒙,他头脑中出现了一些别人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到:“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儿了两年……”1

毛泽东渐渐长大,他的家庭也成为了当地的富户,他的父亲希望儿子能够继承祖业,光宗耀祖。但是,毛泽东却立志读书,希望能够走求学之道。1910年,毛泽东在其十七岁这一年离开了湘潭家乡,来到了位于湘乡的东乡高等小学读书,第一次走出家乡,也开始一步步地走向了外边的世界。次年,毛泽东考上了在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毛泽东来到了省会长沙。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尤其是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动了全国,毛泽东也受到了很大刺激,他开始关注孙中山和革命当人,这是他关注政治的开始。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打响了辛亥革命的枪声,接下来的几天,南方各省宣布独立,满清政权在南方的统治如拉枯摧朽般被接连推翻。毛泽东立刻投笔从戎,成为了起义新军的一员。半年以后,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就退出军队,继续求学了。这个时候,毛泽东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开始迷茫起来,在求学的方向上,举棋不定,变换再三,先后报考了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商业学校,经过几次辗转,毛泽东考入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不过才不到半年的时间,毛泽东又觉得在学校学习收获有限,不如自学,便退学跑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进行自修。虽然在湖南全省高级中学的日子很短,但是毛泽东依然表现得十分突出,他所撰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受到了国文教员的高度赞赏,他评价毛泽东的文章 “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2

离开学校之后在图书馆的半年自修经历期间,毛泽东开始涉猎大量的西学书籍,比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赫胥黎的《天演论》等,除此之外毛泽东还读了很多关于欧美国家历史、地理的书籍和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通过这些阅读,毛泽东受到了一次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并且对世界形势有了更全面深刻的了解,尤其是毛泽东在图书馆的墙壁上看到了一张《世界堪舆图》,他几乎天天都要在这幅地图面前凝神关注,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世界的全景。

后来他曾经回忆道:“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大下,当然大得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3能够想象的到,对于一个从闭塞的农村刚刚走出的青年来说,这幅地图带来的震撼有多大。

在图书馆自修了半年,毛泽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时他又想回到学校了,在他20岁的时候,也就是1913年,毛泽东考上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并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且在这里学习生活了五年时光。在一师的五年的时光里,无论是世界、中国还是毛泽东自身都发生了很多事件。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陷入了四年的战乱。同年,日本占领青岛,强迫袁世凯政府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在反动势力面前屡战屡败。而毛泽东在一师学习的五年时光里,不仅在学业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在人格修养和心智培养上获得长足发展,锻造出许多日后支撑其革命事业的坚韧品质。

1918年,毛泽东从一师毕业,来到了北京,并追随其老师杨昌济,进入北大。毛泽东终于走出了湖南,来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在北京,毛泽东接触到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并通过他们投身到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洪流当中。这时候的中国,社会思潮是纷繁复杂的,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法、墨到两宋的程朱理学以及明清之际的经世学派;从西方近代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到马克思主义以及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人们在从各种各样的思想中寻找救国之道,思想界激烈的冲突与交锋,比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都复杂,都混乱。

毛泽东思想倾向也是十分不稳定的,他先后接受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还亲身投入到实现湖南自治的运动当中去,但是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毛泽东的种种尝试都归于失败,这使他陷入了深深地思考。二十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已经愈发深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当时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对比了各种思想后,最终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毛泽东就是在这时阅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并被其深深打动,很快他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转,毛泽东便再也没有动摇,他终于找到了能使他终生信奉的主义,随着1921年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走上了革命事业的伟大征程。

二、 我们能从毛泽东身上学到什么

如果不是建立共产党,领导了中国革命,毛泽东的名字恐怕永远不会出现在任何一部历史典籍当中。从戊戌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历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毛泽东都仅是一个处于时代边缘的小人物,他只不过是当时中国万千青年人中的普通一员。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前,毛泽东的思想精神和人格还远未步入成熟,和他日后领导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的雄才大略及人格魅力根本无法比拟。那么关注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意义何在呢?我认为,和后来成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相比,作为一个普通青年的毛泽东,他更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其身上越不带有任何迷信和神话色彩,其精神品质也就越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普遍性特点。同时,把它用来和今天青年人的精神思想世界进行对比,才能体现出更客观的历史反差,也就才具有更现实的教育意义。我们关注的不是一个已经成为巨人的毛泽东,而是他为何能够成为巨人。

总结起来,我们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发现毛泽东身上卓越的精神品质。

第一,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精神。

作为中国最主体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饱含着鲜明的入世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任何一个时代,儒家知识分子所笃行的精神信条。从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历史上无数的知识分子都表达过豪迈的入世情怀。

毛泽东生在一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民族破败,国破山河,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但是面对“人道绝伦、王道湮没、霸道横行”的残酷现实,毛泽东既没有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遁世,也不会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彻底脱离生活的现实,只追求那醉生梦死的享乐境地。

“儒家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原始人道主义古朴遗风,始终把儒者的个人命运、生命价值同世道变更、人间苦难的拯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同情、怜悯不同社会阶层所遭受的各种苦难,并将拯救这种苦难视为儒者的天职。”4

毛泽东从小就对生活在最下层的穷苦人民寄以极大的关注和同情。毛泽东还在上私塾时,在阅读四书五经之外,就十分喜好阅读那些打抱不平、劫富济贫的造反故事,毛泽东曾经回忆说“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5 对于黎民百姓遭到压迫受苦受难的事迹,同样会引起毛泽东深深的思考,并且这种思考往往会自觉的投射到自身,对于儿时湖南曾经发生的饥民反抗被镇压的事件, 毛泽东说:“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兴趣。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6对身外事物的超常敏感和关注,从根本上塑造了毛泽东异常执着的入世精神。

毛泽东到长沙读书以后曾经抄下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提醒自己要将个人的生存价值同“改变民族命运”“拯救人民苦难”密切结合起来。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曾给学校教员黎锦熙写信抒发这样的宏图远志:“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无如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7

对毛泽东来说,置身于近代中国这个充满了混乱、灾难、耻辱的历史舞台,面对“最腐败之政府”和“最散弱之国民”(梁启超语),“出世”的选择根本就是不可能的。1936年,毛泽东向斯诺回忆新民学会的建立时说:“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和私人问题……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8用正义、理想、事业、济世的道德来取代平实的生活,以社会责任感为理由淡漠柴米油盐的身边琐事,正是毛泽东笃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豪迈追求的具体实现。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情怀贯穿于毛泽东的整个人生经历,是毛泽东精神品质的具有恒定性的要素之一。

第二,探索大本大源的求真精神。

关于宇宙是由什么组成,物质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自哲学诞生伊始,就成为哲学家最关注的终极命题。毛泽东一生酷爱哲学,对它表现出始终如一的浓厚兴趣。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显现出一种对探索宇宙、人生之“大本大源”问题的浓厚兴趣。

鸦片战争以降,无数仁人志士走上了寻找救国之道的征程,从魏源、林则徐的“放眼看世界”,到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自强”;从维新派的“开议会,昌民权”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三民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东西方各路思想的大争锋大融合,使对民族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达到了最高潮。在探索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认识一步步地从仰慕西方的船舰利炮、政治制度到改造社会文化的逐渐深入,归根结底,这是几代知识分子从改造现实的内在冲动出发,寻找救国之道的“大本大源”。而毛泽东对大本大源问题的兴趣和关注,则有着同代人中少有的执着和热衷,其对问题的探索程度总是有着罕见的彻底性。

毛泽东曾写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9他把“大本大源”理解为人人都分享了其一部分的宇宙真理,而且认为它是“动天下心”进而“动天下”的关键所在。毛泽东鄙视诸如袁世凯之流的“欂栌之材”,对他们那种凭借奸猾之计和玩弄手腕儿掌握国家大权的行径所不齿,同时他又为戊戌变法的失败感到忿恨,认为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康有为等人的变法理论“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10

毛泽东说过,“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11而他又深深地感觉到“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缔甚固”12的事实,因此“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最终他把哲学当作了根治国家积弊的有效力量。古希腊的大思想家柏拉图曾经就提出过关于“哲学王”的概念,他认为,一个人必须先经过长期的哲学训练,使他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事物中长成的头脑得以转到永恒理念的世界中去,才能成为哲学家,而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成为国王。毛泽东就以掌握大本大源的程度将世人分为“圣、贤、愚”三类,“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13并且,毛泽东希望这个圣人能够“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4他微妙地将其比喻为“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15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能否掌握“大本大源”是多么重视。

这个时候,毛泽东还仅仅是把救国的希望寄托于某位圣人的教化,这当然和千百年来中国人历来在乱世中期盼“圣君贤臣”的传统是分不开的,但年轻的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用“哲学思想改造中国”的重要性,这是难能可贵的。自少时离开家乡走上求学之路,毛泽东就在深切的入世精神指引下投入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事业当中,随着其对客观世界的探究程度越来越深,其主观内在世界的自我意识越来越清晰,他的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也越来越坚定,这和他把大本大源作为思考一切社会与人生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是分不开的。不得不说,正是这种可贵的求真精神使毛泽东在日后能够从同时代的那么多社会精英中脱颖而出,成为民族的领袖人物。  

第三,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

明朝的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概念,认为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所谓“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16,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

我们知道,毛泽东是十分重视实践活动的,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把“实践”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法则。毛泽东在其著名的《实践论》中就曾写道:“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无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17毛泽东对实践的重视可并不是在领导中国革命时期才形成的,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毛泽东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实践主义者”了。

毛泽东生长在湖南农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湖南地区自明末以来,逐渐行了一种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世道的风云变幻,湖南人才辈出,涌现了一大批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最有朝气的省份,一心修学储能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种浓厚的湖湘文化的强烈感染。毛泽东虽然特别钟爱思考哲学这样的形而上问题,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沉溺于纯理论的抽象思辨,也不喜欢那种“趋于考据,一字一义一衣一履动累数万言而不休”18的单纯的学究风气,他真正看重的是行动,是实践。

在求学期间,毛泽东就积累过丰富的实践经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候,毛泽东还是湘乡驻省中学的一名学生,他受到革命形势的强烈感召而投笔从戎,当了半年兵,这半年的兵士生活使毛泽东对革命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后来到了湖南一师读书,毛泽东有了更广阔的实践空间,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19毛泽东在其课堂笔记里曾抄写很多关于读书与实践关系的格言,比如“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20“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矣。”21毛泽东特别崇拜顾炎武,推崇他的“经世要务,一一讲求……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民(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22因此在湖南一师的五年,毛泽东不仅勤学苦读,广泛的涉猎书本知识,而且还热衷于外出“游学”,畅游祖国山川,考察社会民情。毛泽东曾多次和同窗好友结伴,“身无分文,徒步而行”地游历湖南各地,他对此解释为,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参加革命后,毛泽东极为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从中不难看出端倪。

学生时代毛泽东最大的实践活动就是创立了新民学会。

毛泽东曾经张贴《征友启事》结实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没有少爷公子的浮华,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朴实而充满朝气。”23这些青年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世界大事、国家大事、人生大事,最后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创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个非常进步活跃的社团,它吸引了一大批当时才华横溢的有志青年,其中相当一部分的成员,都参加了革命,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8年8月,当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并走出湖南来到了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在纷繁动荡的大社会环境中,其学生时代多年积淀下来的思考和理想终于有了更广阔的实践可能性,于是毛泽东就欣喜地投入到了各种活动当中,比如参加《湘江评论》的办刊工作,投身五四运动,为《大公报》撰稿,组织湖南“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等,还一度接受工读主义和新村主义的思想,并躬身实验一番。这么多的社会实践正是毛泽东多年修学储能所积累起的来的才华的施展,而反过来,诸多的社会实践活动又进一步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深化了学生时代的诸多思考,并且廓清了很多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思想,对许多问题也有了更客观的看法。比如,毛泽东后来重新评价戊戌思潮时写道:“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我们试一取看那时候鼓吹变法的出版物,便可晓得。一味的‘耗矣哀哉’,刺激他人感情作用。内面多事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那时有一种‘办学堂’‘办自治’‘请开议会’的风气,寻其根抵<柢>,多半凑热闹而已。凑热闹成了风,人人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了。”241920年12月,毛泽东在给当时留法的蔡和森的信中指出:“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的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25

不过要说毛泽东来到北京最大的收获,便是结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 “结识”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信仰。我想,年轻的毛泽东在当时流行的众多主义和思潮中,之所以能选定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身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是被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性品格所吸引,并受到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理想的感召。也许过去那么多年勤奋的读书、思考、探索,为的就是与马克思主义想碰触的那一刻,毛泽东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他终归选择了这条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道路,并终身不渝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第四,自我磨砺的奋发精神。

“能否在沧海横流、世事纷纭的复杂社会环境和悲喜无常的人生境地中,始终坚守某种终极性的价值理念,是评判一个人人生境界高低的一个重要依据。”26在多年的革命征程中,曾经有数不尽的艰难困苦考验毛泽东,战争的失败、敌人的屠杀,武器的落后、食物的匮乏、战友的牺牲、妻子的离散……生活在现时和平年代的人们根本不能想象一个血肉之躯是怎么能够挨过这么多苦难的折磨,将革命事业一步步推进,并带领人民大众夺取了最终的胜利的。我想,这和毛泽东身上那种超乎常人的坚韧意志一定是分不开的。

其实如前所述,无论是强烈的入世精神、对“大本大源”的执着追求,还是对知识和信仰的付诸实践,其背后实际上都有一股强大的意志力起到支撑作用,意志和精神的作用是毛泽东从青少年时起就十分崇敬向往的力量。毛泽东很早就清楚地认识到了懒惰怯懦的可怖危害性,他曾记录过,“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而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27

毛泽东早年写《体育之研究》,表面上是探讨体育锻炼之法,实际上阐发他对意志力培养的高度重视,文章开篇写到:“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28毛泽东对民族体质羸弱的现象非常担忧,认为没有好的体魄是无法有长足的发展的,在他看来,体育是一种养生之道,从事体育锻炼的人在于一种意志的自觉,对于人来讲知识和道德是十分重要的,但作为承载知识和道德的身体才是最根本的力量。他写道:“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顾徒知识之何载乎?道德亦诚可贵矣,所以立群道平人己者此耳。顾徒道德之何寓乎?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29这种观点有点类似于后来流行的一句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毛泽东对体育的内涵、作用和重要性有着清楚的认识,他能够辩证地看到人的身体和精神的互动关系,由此他曾倡导“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认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30因此毛泽东特别推崇前人的一些尚武性格,比如他对清初的颜习斋经常“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和明末的顾炎武原本是“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的事迹非常的感兴趣。

毛泽东认为光有好的头脑而没有好的身体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又尝闻之: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用思想之人每歉于体,而体魄蛮健者多缺于思。其说亦谬。此盖指薄志弱行之人,非所以概乎君子也。”31他举了历史上诸多的圣人的实例来驳斥一些人认为身心无法兼备的荒谬思想,“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释迦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苏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今之伍秩庸先生七十有余岁矣,自谓可至百余岁,彼亦用思想之人也;王湘绮死年七十余,而康健鑺〈矍〉铄。为是说者其何以解邪?总之,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32

毛泽东如此重视身体的锻炼,是因为他认为对身体的磨练极有助于意志品质的提升,他说:“非第增知识也,又足以调感情……非第调感情也,又足以强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旨意志之事。取例明之,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凡各种之运动持续不改,皆有练习耐久之益,若长讵〈距〉离之赛跑,于耐久之练习尤著。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要皆可于日常体育之小基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33

毛泽东强调体育锻炼对意志品质的作用,他自己就是身体力行的,比如他当时采用的锻炼项目很多,如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34毛泽东酷爱游泳,并把游泳当成了终身的爱好,毛泽东认为游泳是强身健体激发人的意志力的最佳运动,他曾经留下的两句著名诗句“自信人生二百年,回荡水击三千里”就是由此而来。

毛泽东似乎对“内在”的力量有着极高的热衷和信仰,对凡能够体现超强意志力和战斗精神的历史人物和民族都推崇备至。1919年,当德国刚刚在一战中战败,成为全世界“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对象的时候,毛泽东却表达了对这个失败者的强烈仰慕之情,“德国为日耳曼民族,在历史上早蜚声誉,有一种倔强的特质。一朝决裂,新剑发刑〈硎〉,几乎要使全地球的人类都挡他不住。我们莫将德国的穷兵黩武,看作是德皇一个人的发动。德皇乃德国民族的结晶。有德国民族,乃有德皇。德国民族,晚近为尼采,菲希特,颉德,泡尔生等‘向上的’‘活动的’哲学说所陶铸。声宏实大,待机而发。至于今日,他们还说是没有打败,‘非战之罪’。德国的民族,为世界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惟‘高’的精神,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而惟求实现其所谓‘高’。我们对于德皇,一面恨他的穷兵黩武,滥用强权。一面仍不免要向他洒一掬同情的热泪,就是为着他‘高’的精神的感动。”35

毛泽东精神人格中这种坚韧卓绝的奋斗意志和不畏压迫、百折不挠的刚烈志气使他不能容忍怯弱与屈从,这是使他日后在革命历程中得以冲破一切网罗,克服一切困难,实现理想目标的最根本品质。

三、何种意义上的关注

关于毛泽东的话题,似乎永远也说不尽,即使对青年时代毛泽东的进行研究,就有太多可发掘的宝藏。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逝世37周年纪念,这位时代巨人在这个国家留下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微弱了。我们那些出生在四五十年代的父辈——如今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曾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洗礼,而我们这些70后和80后的年轻人,生命经历中甚至不曾有过毛泽东的影子。那么不禁要问,年轻的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毛泽东?或者用市场经济最流行的思维方式来问一句,关注毛泽东的价值何在?

周恩来在1949年曾评论说:“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是跟中国人民血肉联系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36

毛泽东是在中国社会文化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他同那个时代的很多有志青年一样,在勤学苦读的求学生活中树立起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志向,我相信毛泽东一定是一个天才,但就天资禀赋来说,他也不一定就是那个时代的最高之人,而之所以毛泽东能在那么多青年人中脱颖而出,而且最后成为亿万人民的领袖,说明毛泽东在精神品质和文化性格上一定是同代人中最为突出的一位。他敏锐深刻地把握住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政治特点和时代的脉搏,他找到了当时中国人民的现实需求,抓住了中国革命问题的大本大源,并且以极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力排除一切困难,苦心经营,将一个创建之初只有几十人的共产党,发展为一支“扫尽一切害人虫”,使全世界都不能小视的战斗队伍,并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革命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以及他的革命伙伴们不愧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精英。

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对很多问题的认识程度就已经超越了时代对他的要求。当中国人还处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开始思考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了,他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是“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产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37的制度。在五四运动时期,当无数知识青年沉浸在欧风美雨之下,用“自由、民主、博爱”的大旗大反中国传统文化时,他却说“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38。毛泽东的思想见识总是体现出一种超前性和前瞻性,这和他在思考问题时的深刻程度和对身外世界高度敏感是分不开的,当然,我认为这可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精神禀赋,而这种预言式的精神禀赋也着实让人为之痴迷。

另外,毛泽东在参加革命以后,“人民”一词在他的心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里,暂不对人民的具体概念进行学理分析,但是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毛泽东眼中的人民总是和“小人物”、“贫苦百姓”、“下等人”、“被压迫者”牢牢捆绑在一起来,好像“人民”就是这些人群的同义词,毛泽东的这种情结在他幼年时期的经历中就已经可以略见一斑。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如宗教般悲天悯人的悲情主义色彩,我认为,由这种悲情色彩所引发的对人间疾苦的高度关注是他执着追求“大本大源”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毛泽东本身就是富农出身,他原本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他的少爷生活,继承家业当个小康的商人,但毛泽东偏偏就不选择这种都给他铺好了的“阳关道”,而要自己闯出一片天地来,而且,在日后的求学生活中,他总是刻意要把自己置身于一种“苦行僧”般的境地,比如毛泽东自己发明了风浴、雨浴、冷水浴等,“所谓风浴,张昆弟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记载:‘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概。’所谓雨浴,有一个夏天的夜晚,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毛泽东一个人爬上岳麓山顶,再返回来。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中所说‘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的情趣。”39

毛泽东通过这种方式来磨炼自己的意志,越是亲身体验某种“吃苦”的生活状态,他也就越是对那种贵族精英式的生活表示强烈的不屑。毛泽东对高高在上的贵族派头反感至极,对于那些仗势欺人,骑在小人物头上的大人物更是不能容忍,他在笔记上写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一极具叛逆意识的豪语。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就批评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40毛泽东的这些认知偏好,一方面显示出其身上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和“反贵族”情结,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心系黎民百姓,对“等富贵、均贫贱”之大同世界的向往,以及对于拯救“小人”的强烈道德责任感和圣贤意识。

最后,我们把视野放到当下,当历史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这个世界正处于一个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时期,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了战争,我们再不用担心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我们不用再痛恨有一个让国家民不聊生的卖国政府,没有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人们可以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社会当中,似乎近代以来,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已经实现了。更重要的是,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物质生活的富足程度都已远远地超出了毛泽东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的想象力。食不果腹,普遍贫困的现象不仅不复存在,我们还要担心营养过剩了怎么办?

危机就真的不存在了吗?

毛泽东早就说过,“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41

中国在打开市场经济,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就把资本主义这个马克思眼中的“瘟神”请了进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不会放弃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但是,他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财富、技术、商品的流通与传播,更重要的对生活理念、价值观、精神向往或是信仰的同一化,这种同一化对任何一种文明都是有不可抵挡的无坚不摧的破坏作用。 试看今天这个被资本蔓延的世界是多么的混乱,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问题,激烈的局部战争,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环境污染问题,恐怖主义、极端思潮,都清晰地描绘着资本主义文化对人类生活境遇和精神世界的摧残。人的异化已经到了何等的地步,人类正一步步成为资本主义的不自觉的奴隶。

这当然对于中国来说也不例外。被资本主义驯服了的工具——大众传媒一天到晚竭力提倡一种“小资”化的生活方式。年轻人对生活要求品味,对艺术要求高雅,希望自己与众不同,但实际上标榜品味和个体又无法脱离社会束缚,追求另类却难免平庸。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功利化、世俗化和物质化的市场社会中,我们的“利比多”无处安放,便投射到那些虚无浮躁的地方。当今天年轻人们嘲笑毛时代的人民被政治力量牵着鼻子走,当他们嘲笑自己父辈人无知、无心、无大脑的同时,我们要反思,数万人为了买到新出的苹果手机而彻夜守在商店门口排队,那么多的人对奢侈品趋之若鹜的追求和大众对流行新潮事物的非理智消费行为又算什么?至少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心怀一种“大公无私,拯救世界”的崇高理想,而今天的年轻人脑子里面是否还有“天下”?

对毛泽东草率的否定是目前在年轻人群体中相当普遍的现象,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的社会条件下,毛泽东更容易被边缘化,研究毛泽东的思想也很难在年轻人当中找到自己的知音,因为在你在向他们讲解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观念是陈旧的、落伍的、迂腐的,甚至是可笑的。比如说,许多学生并没有阅读过哪怕毛泽东的只言片语,就“知道”他是“一派胡言”。道听途说的快餐文化,混杂着各种坊间传说不可抵挡的充斥着论坛、微博和微信,把革命时代的一切浪漫、神圣和伟大都置于嬉笑怒骂的境地。今天青年人认识世界的途径似乎已经被卡死在了网络媒体上,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

在诸神隐退、上帝死了、天道遁形、红旗落地之后,英雄时代彻底转入了世俗时代。思考如何在现代化、市场化、世俗进程中保持某种超越性的价值情怀,培育出一种对人生精神层面意义的热忱,从而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当下,寻找解决现代性危机之道,毛泽东是我们不能放弃的一块瑰宝。

1920年,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上振臂高呼:“天下者, 我们的天下,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42今天,先烈们的流血牺牲为我们创造了如此幸福的生活,青年人要为了国家的明天,做好准备撑起民族发展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
  
注释

1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10页。
2 毛泽东,《商鞅徙木立信论》,《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2页。
3 周世钊:《毛泽东青年时期的故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77年,第32页。
4 何显明:《超越与回归——毛泽东的心路历程》,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5页。
5《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
6《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
7 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8-89页。
8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123页。
9 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5页。
10 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5页。
11 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6页。
12 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6页。
13 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7页。
14 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6页。
15 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5-86页。
16 杨昌济:《告学生》,《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366页
17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页。
18 毛泽东:《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600页。
19《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1页。
20 毛泽东:《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581页。
21 毛泽东:《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587页。
22 毛泽东:《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599页。
23《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6页。
24 毛泽东:《健学会成立及进行》,《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363页。
25《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页。
26 何显明:《超越与回归——毛泽东的心路历程》,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3页。
27 毛泽东:《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585页。
28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65页。
29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67页。
30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71页。
31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70页。
32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70页。
33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72页。
34《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3页。
35 毛泽东:《德意志人沉痛地签约》,《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352页。
36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1978年10月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周恩来总理1949年5月7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7 毛泽东:《不许实业专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341页。
38 毛泽东:《张昆弟记毛泽东的两次谈话(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638页。
39《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3页。
40《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十二册),1998年,第388页。
41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转引自:萧延中,《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9页。
42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390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3.《建国以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十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5.《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
6.《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
7.《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8.【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
9.萧延中:《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10.何显明:《超越与回归——毛泽东的心路历程》,学林出版社,2002年。

作者简介:李易明,硕士,201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研究领域为毛泽东研究、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方向。现供职于北京出版集团。
 

版权所有: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党建研究基地 电话:010-68007058 68007110

京ICP备05002061号 全案支持:七星迪曼·易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