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稿》荣获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 作者: 吉迪
  • 时间: 201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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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8日,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表彰座谈会在市委大楼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飞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宣读了《关于表彰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决定》。
  据悉,本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工作进行了多项改革,对评奖机制、评奖程序、参评成果时限、获奖成果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
  侯且岸教授的专著《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稿》(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获得一等奖。

  
附:成果简介
《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稿》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稿》是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9AaKD083)。本项目成果系学术专著,50.7万字,由作者本人独立完成。
  本项目研究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项目“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为指导,坚定贯彻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历史主义地展现党对理论的认知,尤其是党的理论发展变化的复杂过程”。项目“注重构建科学理性,不仅要深入分析总结成功的理论经验,而且也要深刻解析自身的缺失与理论误区”。
  本项目成果具有独创性,它是目前国内外第一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发展史研究的学术专著,填补了理论空白,丰富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认知,延伸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究进程,有着很高的学术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它坚持“实事求是、理在事中”的原则和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不回避理论演进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进行深入反思,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本书于2016年入选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首批“十三五”主题出版“种子库”项目。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活动中,2016年6月、2017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宣讲家”网站邀请作者两次举行专题讲座,题目分别是:“正确认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理性的思考:聚焦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在广大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普及效果。2017年8月,本书被推荐参加了第24届北京国际书展,受到读者的好评。2017年,《中共党史研究》、《北京党史》、《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以不同的形式分别介绍了本书及其相关的研究。
  本书内容分为绪论、11章、后记。在“会通之论”中包括如下内容:“理论史的认知”、“理论史的基石”、“理论史中的文化”、“理论史之借鉴”。其特色与创新在于:明确理论史的定位、定义,做出研究方法论的解析;探寻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的真正源头,原始察终、实事求是、破解疑难;探究思辨与认识论的内在联系,还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传统;开阔文化视野,注入人文性,反思理论与文化的关系;迎纳国外学术研究的成果,借鉴理论研究诸取向,深化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的内涵。
  在“人物专论”中包含如下内容:“李大钊篇(上)(下)”、“陈独秀篇”、“毛泽东篇”、“张闻天篇”、“刘少奇篇”、“邓小平篇”。其特色与创新表现为:以重要历史人物为线索,展开深入的个案研究,展示理论的个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与宏观研究相得益彰。凸显“理在事中”的认识论导向,通过具体的思辨分析,直面思想和理论的矛盾,从中概括总结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思辨逻辑。同时,深刻反思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
  在“李大钊篇(上)(下)”,着力分析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观”,以及他的“民彝思想”。在“陈独秀篇”,主要集中解析他的“民主理论”。在“毛泽东篇”,以“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为重点,展开分析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张闻天篇”,颇具特色的分析是关于“民主观与专政观”的比较研究。在“刘少奇篇”,重要的内容是“对党的建设的理论反思”、“‘党性’修养理论”。在“邓小平篇”,深入评析他的“民主法治观”、“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思想”,梳理他的“思想理论遗产”。
  本书的创作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它们集中体现了理论发展的四要素,构成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其一,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看,必须重视理论自身形成的历史过程,并且视之为矛盾的过程。其二,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着眼,必须努力培育“实践理性”,善于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其三,从理论的发展过程和规律思考,必须构建必要的假设和命题,允许出现错误。其四,从理论的论证和内涵分析,必须确认概念的基本定义,准确区分不同概念,从共性中认知个性。
  在研究中,作者思考的着力点集中于认识论问题,聚焦于“知”与“认知”,这亦是揭示中国共产党思想传统的核心问题。将认识论问题具象化,自然就涉及到对“知”和“认知”的悟解。这一理路的发现,对于整个研究具有决定性意义。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本书中有一节专门分析了理论与理论创新,提出要科学认知理论,理性对待创新。作者在对概念做出中西比较研究后,指出了民族思维的弊端所在:理论总是不能走出述说层面,进入严谨的推理层面。其实何止理论,知亦如此。在中国传统文字中,知的含义是十分限定的。据《说文解字》,“知,词也。从口,从矢”。“知”就是“述说”,“语录”。而进一步涉及“知易行难”的理解就更有意思,那便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贵在行动”。这就为导向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理论与实际(实践)的关系上,人们总会将着力与聚焦点置于实际之上,并且还会导致实际变得难以把握。
  从研究中作者深刻体会到:研究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强化自身理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清晰的问题意识。作者在书中特别分析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指出在理论与实际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中间环节”,即“问题”。作者非常重视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弱点的展示,尤其是关于“理论准备不足”、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的危险”,都直接涉及到党的理性发育不足。这也是党的理论史研究的重大难点。本书在解决这个难点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本书出版之际,恰逢纪念建党95周年,中共北京市委干部理论教育讲师团“宣讲家”网站与本书作者联系,希望能够为他们做一期讲座,介绍 “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接受了邀请之后,作者在想,究竟要讲些什么?既要强调研究的学术性、理论性,又要顾及一般听众的兴趣和理解能力,做到深入浅出,显然绝非易事。首先需要锤炼文字,对研究内容加以精炼。讲座的题目和标题要简洁而不失高雅,用字精到且充满寓意。最后,讲座题目定为:“理性的思考:聚焦‘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下分四个方面内容,标题分别是:理论史之魂:实事求是、理在事中,理论史之根:过程与传统,理论史之识:从知到认知,理论史之鉴:反思与教训。作者以为,“魂、根、识、鉴”四个字很传神,亦很贴切,含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底蕴,又能体现出时代精神,它们既有气魄,又能表现出特有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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