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历史才能牢记历史

  • 作者: 侯且岸
  • 时间: 201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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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侯且岸现任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新学年伊始,我给在校硕士生开设"中国近现代史"课,在导论课上,我问学生: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对历史课感兴趣吗?学生们的回答不乏以史为鉴之类的泛语,但也有学生说,想要探求未知。对历史知识绝不能死记硬背,需要有真正的理解。

这些学生的回答值得重视。他们的看法正是现实中历史教学的问题所在。怎样才能从历史过程中探求未知?如何才能真正理解历史,并且不忘历史?在我看来,必须学会思考历史。假如对历史没有理性的、深层的思考,也就不会有未来,而只有牢记历史的教训,才能更自觉地开创未来。

一、思考历史的意义:培育认知理性

思考历史的意义首先在于培育认知理性。我们经常听说,智者不惑。然而对常人来讲,又必须承认,确实有惑,尤其是对历史。由于我们缺少必要的历史知识和历史学训练,难于对历史问题做出理性的自我判断,往往满足于给定的经验性结论,根本谈不上有思考,这恐怕就是最大的惑。

在我的历史课堂上,就存在着各种困惑。有同学甚至直言,说困惑还好,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无知,根本谈不上困惑,因为困惑出自于已有的历史知识的积聚。假如连基本的知识(常识)都没有,又何谈有惑呢?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几年前,我讲中国现代文化史,为便于学生理解历史事实,就请他们一起"看图说话"。我给他们看了一张当年清华大学红卫兵砸清华园的照片,想从中引发他们对"庚子赔款"和清华校史乃至中西文化的思考。没想到学生不解此意,更有一位女生问道:这样干,中央知道吗?当时的我真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发问怔住了,无言以对,只有对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影响的惊愕。思量之后,当我再用另一幅历史照片加以说明的时候,提问同学那张茫然的面孔着实让我终身难忘。此时此刻,英国著名史学家柯林伍德那个引发世人争议的结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也同时在我耳边回响。

在我的历史课堂里,学生们的困惑更源自于对正面历史人物的不理解,以至于使我认为,要给那些已经被定式化、英雄化的正面历史人物正本清源,其中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为反面历史人物的错误评价纠偏。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特定的、先入为主的范式(英文中相应的词是Paradigm),对这种范式的规范,我们根本没有做过深入的反思。而恰恰在这种范式的影响和制约下,最大的问题就是头脑中完全没有问题,也无力回答问题。李大钊就是一个显例,我引导学生思考,使他们有了初步的困惑,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李大钊为什么会始终主张调和?他为何在临刑前直呼其"天"?他为什么很少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又为何没有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和那些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会有"自由主义思想"吗?等等。

与这些惑相对的是乐。我们会发现,今天的青年人很容易产生偏激,又会为严肃、重大的历史事变所牵动,沉浸于亢奋之中。这种亢奋与影视作品和网络的感染有关。两年前,有一部献礼的历史巨片获得了极高的票房价值,成为商业运作的典范。然而我也听说,该片放映时在影院中招来一片笑声。为何而笑呢?某电视台邀我去做"影评",我便向公众提出一系列问题,在网络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接受历史知识的途径、渠道、手段是否应该多元化?我们了解历史是否应该更多地依靠文本?我们能否多些理性的、冷静的历史思考?我们不能任凭历史被政治化、说教化,也不能让历史被商业化、庸俗化。否则,我们必将惹怒历史,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问题不胜枚举。那么,究竟惑从何来?又因何而乐?我以为,都与人们对历史的无知有关,也都和缺乏历史的认知能力相联系。当我们对历史茫然无解的时候,肯定是思想上出了问题。因此,我特别提倡对公众进行历史认知能力的培育,提高客观认识历史的自觉,并且努力身体力行。在为党政干部学员设计历史教学时,针对成人特点,我根据"阅读史著"提出问题,要求他们学会问为什么,带着问题学习历史,让他们切身感受历史的乐趣,自然就会记住历史。两年前,我还曾"送史下社区",为北京市北太平庄街道的退休人员讲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重点放在"释疑",希望帮助更多的人学会在思考中学习历史,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给我以深刻的启示。不可忽视,在民间,确有思考历史的需求。

二、思考历史的基本条件:尊史与反思

思考历史必须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史事必须达到真实可信。

作为中国史学认识论的根基,"实事求是"由东汉史学家班固首倡。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陕西扶风人,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在编撰《汉书》时,他为河间献王刘德(汉景帝之子)立传,赞其收集古籍、明知深察的治学精神可佳,称其美德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信其必"留其真"于世。

在班固眼中,刘德对中国古典文化力求精深义达,在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的基础上,才从中去求得正确可靠的结论。因此,要全面理解"实事求是",不能离开"好古"的前提。"好古"(注意不是"厚古")就是要善待、尊重历史事实和历史传承,不允许随意歪曲、篡改历史事实,割断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这里有必要记住:在这方面,历史上确实留着惨痛的教训。

需要指出,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东汉史学家着意强调"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绝非偶然的心血来潮,它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根源。我们知道:自秦统一以来,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章太炎另有"洞见":"其实非只废绝百家,亦废绝儒家(孟子、荀卿之书,汉武以后不立博士也)"《与柳翼谋论学书》,《章太炎学术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都是专制主义政治对古代思想文化的莫大摧残,其恶果在于,从根本上模糊了真实的历史事实,从而使后世忘却民族完整的历史。汉代知识分子格外尊重历史(还有司马迁作《史记》亦可为证,他立志创出"实录",留下信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力图倾全力挽救业已惨遭灭绝的古代文化学术,当然要力行"实事求是",并努力使之成为整个学界不可逆转的学风。从这个意义上讲,"实事求是"体现着中国文化学术的生命力所在,反映了中国学术史发展之必然。

其实,在史学发展过程中,不仅需要审视"实事求是"之学,而且更要珍视为学的"实事求是",章太炎先生就敢于公开申明自己"趣在实事求是",更显现其学术志向的洒脱与精神境界的高尚,与西方学术为知而知的学统有异曲同工之妙,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迪。

我们还要看到,历史研究之美在于求真求实。历史事实与历史真实虽仅一字之差,但却有着很大的区别。无须讳言,在现实的历史研究和对历史的宣传中,有些事实会被人为地回避,有些事实会被人为地歪曲,有些事实甚至会被人为地篡改,从而极大地危害了历史的真实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研究是一种有责任的、公共的研究,它要求研究者不应抱有任何偏见,既不能"因人立言",也不能"因人废言"。它要求研究者正本清源,原始察终。它也要求研究者一定要出于良知,排除干扰,努力地还原历史的真相。

思史必疑史,需要构建理性的问题意识,善于做出反思。我国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著《史通》,专门有"疑古"、"惑经"、"直书"、"曲笔"诸篇,表现出对历史研究的自我反省,开历史认识论之先河,为后人奠定了值得继承的优秀史学传统。

当然,我深知,离开特定的思想时代,要重新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尊重和思考,反省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异常艰难的任务。弄得不好,会对社会产生冲击。再加上某些盲目而偏激的历史宣传,对于今天的中国青年人,与其说唤醒的是理性,还不如说是刺激情绪的躁动。这的确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难题。

尽管如此,但我仍然十分留恋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反思。经过"文化大革命"磨难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解放思想、深刻反省,形成了一份传世的历史文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一决议。《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在历时一年多时间里,党内各方面人士畅所欲言、充分酝酿,先后经过中央书记处、4000党员干部、40多位党的负责同志、中央政治局、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的多次讨论,几经修改,七易其稿。如此重视总结党自身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空前的。

这一决议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反思"文化大革命"。《决议》非常明确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我一直以为,研究现实中国的变革,一定要回归到20世纪80年代,一定要反思作为这一思想时代关键历史背景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承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理性特征之一就是从思想、理论到实践彻底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回归。"决议"既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明确指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背离,及其产生的思想理论误区。"决议"勇于承担历史责任,毫不讳言党在实践当中的失误,而对于毛泽东的错误能够进行深刻的解析。"决议"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就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的境界。

显而易见,我们不忘历史,最重要的是要汲取历史教训,以理性捍卫尊严,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三、思考历史的目的:丰富和积累"史识"

思考历史的目的是增长和积累史识,真正达到知史的境界。论及思考历史,人们一定非常关注其结果。事实上,其过程更为重要。思考历史的过程也就是不断丰富和积累"史识"的过程。

在我看来,"史识"是不为偏见所拘的客观态度,它包含着深刻的思辨。从史学意义上分析,知史有赖于"通识",知类通达,明辨是非真伪,必须努力构建"史识"。从中国史学史看,是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了这一珍贵的历史概念和思想命题。而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著者侯外庐设专章研究刘知几,特别赞许《史通》"以史为主",阐明治史的"通识",富有"哲学的意义"。刘知几所讲的具有"通识"意义的"史识"包括"博采"、"善择"、"兼善"、"忘私"、"探赜"等诸方面内容,体现了理性的修史方法和历史判断能力。它对于史家固然重要,然而习史者亦可从中获益,明了习史的方向和路径。

"史识"也包含有"疑史"的内容,《史通》中有"疑古"、"惑经"等篇,直指传统史学的要害问题。刘知几更敢言,不耻"庸儒末学,文过饰非,使夫问者缄辞杜口,怀疑不展"。

与"史识"相紧密联系的是历史认识论问题。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对历史认识论的探讨是一个薄弱环节。在中国现代,是李大钊开启了对于历史认识论的探究,其代表作便是《史观》。

李大钊对历史认识论的探讨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史观、史观与历史、史观与人生观、今古论与历史之价值。他提出,要探求"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活历史"的内涵就是:历史的进步性、历史进程中的人性、历史学家的自律性。他指出,"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记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己的,是含有进步的"。在他眼里,历史的进步性从史观的演进也可以体现出来。"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大体言之,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退落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

思考历史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修养。实现真正知史,就要树立科学的历史观和认识论,实现理性的复归;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追求;从历史知识中发现社会发展变化的本质,完善自我的思想修养。

从自身的研究中,我曾经总结出一条认知理路,体现着"史识"的价值。概括起来是,要从现实当中发现问题,回到历史当中进行思考,让历史告诉未来。

近年来,我所着力思考的是关于人文史观问题,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历史、思考历史。我非常赞赏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曾经说过的一句箴言,"我们不忘历史,并不意味着要延续仇恨"。

我们需要正视,历史学有其特有的知识形式,它更多的是和人性而不是与社会性联系在一起。否则,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特殊性就难以得到圆满的解说。联系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不难发现,存在的问题正在于过分夸大史学的科学规律性、阶级性和社会性,从而忽略了史学的个性,使史学陷入公式化、教条化的羁绊。

总之,思考历史是对民族精神的洗礼,它将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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