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正值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各种纪念活动纷至沓来，一方面，激起了人们对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不尽怀念，另一方面，也触发了我们对这位复杂历史人物的深层思考。
在思考中，我集中想到的两个问题是：毛泽东究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思想遗产？如何认知它的内在价值？因为我看到，有不少人特别喜欢空谈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这种空论往往离开毛泽东当年阐述自己思想的具体历史背景和历史语境，加以无限放大，甚至掺入今人的“现实观点”。
从历史主义出发，如同毛泽东当年所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与各位同仁一起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做一实事求是的历史反思。通过具体的个案分析，探寻这一文化遗产对当今培育先进文化，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承与借鉴意义。
从多年来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研究中我发现，在培育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最为重视解决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这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栽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和五四以来“文化革命”的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批判了“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他鲜明地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结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显然，毛泽东是用辩证的科学态度看待民族文化，既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又把民族的文化看成世界的文化。
与分析文化的民族性问题相联系，毛泽东特别批评了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校正了中国共产党人吸收外来文明经验的基本态度。他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同上)。
从1938年到1942年，他在《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专门论述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深刻反思和总结历史教训基础上提出的一项科学命题，它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真正看作是能够联系中国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科学理论，用以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毛泽东提醒全党：必须“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同上，799页）。
我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毛泽东有一段名言，“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围绕着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毛泽东十分注重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学风问题”。“延安整风”期间，他甚至把“学风问题”视为当时全党需要重视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815页）。为论证学风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深入浅出地谈到了他对“知识与知识分子”、“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看法，尖锐地批评了党的理论工作的落后。他认为，“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同上）。他颇为感慨地发问：“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之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同上）显然我们没有能够做到，一百年来，也“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同上）。要敢于正视落后，要彻底改变传统的理论观念，毛泽东要求全党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同上）。毛泽东把这项要求同时也看作是“共产党人的责任”。
这里有必要指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一定不能超越特定的历史环境，也一定不可脱离民族思维形成的特殊的人文语境。
五四启蒙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传入中国。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适应“一战”结束后的时代潮流，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五四启蒙之后，启蒙思潮的内涵便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直接促成了中国思想界的新的觉醒。而抗日战争所引发的民族救亡又进一步刺激了启蒙的深化。所以才有人说中国文化有了“新启蒙”（亦可称之为“后五四思想启蒙”）。按照当时张申府的说法: “在文化上，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是综合的。如果说五四运动引起一个新文化运动，则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是一个真正新的文化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例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的接合。一种异文化（或说是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土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新思想新知识的普及固然是启蒙运动的一个要点，但为适应今日的需要，这个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却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有民族性。”（《北平新报》1937年5月2日，载《张申府文集》第一卷，第19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今天，实有必要对这种突出民族性的后启蒙意义的“新启蒙”本身做出反思，力求连接起已遭遇“断裂”的近世乃至现代的思想传统。
在如此特定的人文历史背景之下，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集中体现了“新启蒙”氛围中孕育出现的思想进步潮流。这一点，恐怕还应是张申府说得最明白: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映了思想界的进步潮流，“更可以象征出来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毛泽东的话，“意思与新启蒙运动的一个要求完全相同”。因为“新启蒙运动很可以说就是民族主义的科学，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论中国化》1939，载《张申府文集》，第一卷，第304页）。
培育新文化，需要正确看待民族的文化遗产，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对此，当时的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历史不容割断，她的文化一定要有继承，在继承中发展优秀文化。这应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毛泽东在自己的文化实践中格外重视这个问题。胡乔木晚年在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说，“《讲话》在收入《毛选》时，是作了一些修改。讲讲有哪些重要的修改，倒是很有意义。这并不是考据，而是可以说毛主席详细考虑了哪些问题。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发展。删掉‘特务文艺’之类的提法，可以讲，但并不重要。还有很重要的改动如对待文化遗产，原来只讲‘借鉴’，后来改为继承和借鉴，因为有的文学遗产，就是要继承，如毛主席写旧体诗词，诗体七律，词牌菩萨蛮，这根本谈不到什么借鉴，就是继承。不仅这个，还有语言，就是继承，任何作家离开历史形成的语言传统都不可能写作。语言尽管有创新，但基本是继承，不可能每一个人创造一套语言，那样的文学是不可想象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抗战时期，对文化的民族性内涵的理性认知，在中共党内的最高领导层中取得了共识。着眼于抗战文化发展的现实情况，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就特别强调：“新文化的四个要求是有机的联系着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但任何一种主义、一种学说，只要对于上述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主义、一种学说包办新文化的企图，都是有害的。新文化运动中，除抗日的统一战线外，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我们要知道：这种“为抗战建国以来服务，以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与大众的因素为自己内容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性质，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最彻底的一翼的作用”（参见《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此报告是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报告，收入《张闻天文集》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张闻天非常重视新旧文化之关系，以及对旧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在他看来，即使是旧文化，中间亦带有“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因而“我们有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受、改造与发展的责任。这就叫‘批判的接受旧文化’。所以新文化不是旧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旧文化的真正‘发扬光大’。新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怪的东西，而是过去人类文化的更高的发展”。
张闻天的这段话，对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做出了充满理性的定位，同时也是对此时党内所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情绪的严肃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