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骂曹、章、陆这一班人为卖国贼，恨他们入骨髓，都说政府送掉山东，是我们莫大的耻辱，这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我却以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的世界啊”！
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每周评论》第22号。
“五四运动并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事件，一般的历史事件事过境迁，随即为人遗忘，只能供学者由书本中加以研究；而五四运动却是一段活的历史，永远有着活泼旺盛的力量”。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著者）：《弃园文粹》第5—6页。
一
1919年5月18日，在“五四”学生游行整整两周后的周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22号上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公开正式表达了自己对巴黎和会和中日外交争端的看法。他表示，“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尽管他与时人一样，对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的作为寄予厚望，但也敦促其“为保障世界和平，贯彻自己的主张”。要真正拿出应有的“决心和勇气”。否则，“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
对于“和我们同文同种的情谊的日本人”，李大钊质问道，“你们把这块山东土地拼命拿走手中究竟于你们民族的生活上有什么好处？添什么幸福”？其实“也不过多养活几个丑业妇、无赖汉、吗啡客，在人类社会上多造些罪恶，做些冤孽，给日本民族多留些耻辱的痕迹罢了”。而且使人会“渐渐丢失了他们的人性，只增长他那残暴、狡诈、嫉妒、贪婪的性质，结果更要巩固国内军阀、财阀的势力，来压制一般人民，永远不能翻身”。
对于国人，尤其是一代知识青年，李大钊则表现出非凡的理性。他明确告知那些情绪激愤的人们，“大家都骂曹、章、陆这一班人为卖国贼，恨他们入骨髓，都说政府送掉山东，是我们莫大的耻辱，这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我却以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的世界啊！日本人要我们的山东，政府答应送给他，都还不算我们顶大的耻辱。我们还是没有自立性，没有自决的胆子，仍然希望共同管理，在那‘以夷制夷’四个大字下讨一种偷安苟且的生活，这真是民族的莫大耻辱啊”！要知道，“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国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承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
作为五四青年导师，李大钊的话入情入理，很像是今天对青年学生做的思想疏导，不仅给他（她）们慰藉，更给他（她）们理性的力量，起到了给未来的学生运动定向的指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应该并不过誉。
事实上，为了能够合理解决自1915年以来因《二十一条》而引发的中日争端，李大钊始终保持着清醒、理性的态度。1915年2月11日，为反对《二十一条》，留日学生3000人在东京集会，宣布成立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代表总会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他分析了自甲午以来中国之“痛史”，指出“吾中国之待亡也久矣！所以不即亡者，惟均势之故”。“其间列强关系，斗角钩心，亦复互思牵制”。然而，日本欲趁机于战后打破“均势”，企图“吞并中国”。“日本虽横，对此战血余腥之大陆，终恐其食之不下咽也。且极东突有震动，欧战必亟议和，群雄逐逐”。那时“万矢一的，以向日本，而以我中原为战场，中国固已早亡，日本岂可幸免。苟至于此，黄种沦于万劫之深渊，晢人独执世界之牛耳，野心勃勃之日本，果安在哉”！因此，“今日以之亡中国者，异日即以亡其日本”。
李大钊的这一思想，体现了他对一战前后国际形势的深邃思考，关系中华民族的利益，当然也关系到东亚的永久和平。即使巴黎和会在即，他也没有放弃东亚民族共同奋起自保的努力。
当学生运动初见平息，他就给自己的老师——日本著名民主主义学者吉野作造写信，表达了希望中日两国知识分子联手，坚守新亚细亚主义，共同开创东亚新文明的愿望。在1919年6月15日的信中，李大钊这样写道，“此次敝国的青年运动，实在是反对侵略主义，反对东亚的军阀，对于贵国公正的国民绝无丝毫的恶意。此点愿贵国识者赐以谅解。惟不幸而因为两国外交纷争问题表现之，诚为遗憾千万”。“我等日日祷望黑暗的东方发现曙光，故亦日日祷望军阀的日本变为平民的日本，侵略的日本变为平和的日本，黑暗的日本变为黎明的日本。在黎明的曙光中，两国青年可以握手提携，改造东亚，改造世界”。
李大钊在这里提到的“贵国识者”正是当时由吉野作造和福田德三创立的“黎明会”人士，以及他们竭力推进的黎明运动。时光回到“一战”后的第一个元旦，李大钊在刚刚创刊不久的《每周评论》发表新年献词，做出自己的国际评论。他说，“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1914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1917年俄国革命的血、1918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即《圣经》传说的人物诺亚）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
那么，李大钊所憧憬的“三新”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如何来贺呢？从中日关系角度看，李大钊希望东洋兄弟携手创造文明，“共创一种‘新亚细亚主义’”，取代传统的“大亚细亚主义”。他寄希望于两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日本的“黎明会”和中国的“少年中国学会”进行合作。他主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
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的衰落，李大钊力主在新亚细亚主义的旗帜下迎着民主的世界潮流，改造“东洋文明”。 1919年2月，他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祝黎明会》，赞许吉野作造、福田德三、今井嘉幸提出的黎明会纲领，呼吁“把东洋民族的精神打成一气”，使得“东亚的兄弟们偕手同行”，“认清这共同生活的道路”，与西洋文明平等竞争、并驾齐驱，以创造新的世界文明。他认为，“现在平和会议（指“巴黎和会”）正在开议，我们东洋民族有许多对于世界文化进步的责任，对于世界共同生活的要求，都不能够作一致的主张，向同一方面共同努力，这真是莫大的遗憾”。因此，东洋文明的崛起与发展是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话题和期盼，真诚期待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从此摆脱黑暗，共同走向光明，致力于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改造。李大钊颇有信心地表示，“我祝日本的黎明，从今以后曙光灿烂。我祝中国的黎明，也快快大发曙光，和日本的黎明相映照”。
尽管如此，随着巴黎和会的进展，李大钊也在观察着黎明会方面的变化，尤其是“新人会一派的青年”的加入，以及他的老师、社会主义者堺利彦对黎明会的批评。五四之后的两个月中（从5月26日-7月20日），他在《每周评论》连续发表了近20篇短评，分析黎明运动的发展变化。同时，也直率地批评了福田德三对“侵略主义”的暧昧态度。在7月13日发表的《忠告黎明会》一文中，他写道，“日本的黎明运动，总算是一线曙光的影子。我们对于他们，很有希望。但是看了福田博士的议论，仿佛他还在迷信侵略主义，简直找不到半点光明来，很令人失望。怪不得堺利彦一辈主撰的《新社会》，老早就劝黎明会中真正的黎明分子，先要在黎明会中作一回黎明运动”。
李大钊所寄予厚望的“中国的黎明”，是此时正在筹备组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它同《每周评论》一样，是知识分子传播新思潮、再造文明的工具。由于五四学生运动的出现，耽误了它的成立进程。“少年中国学会”同时下的中日争端也有关系，它的成员主体是留日学生。当时，大批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放弃学业归国，急需有人出面组织，聚集力量。李大钊作为学长，责无旁贷。况且，留日期间他曾组织“神州学会”，也是留日学生总会的负责人。如今，日本“黎明会”的建立，更推动了“少年中国学会”的组建步伐。
在经历了五四事件后，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为扩大影响，李大钊亲自出任《少年中国》月刊主编。他坚信，创造新文明，必须紧紧依靠有理性的青年知识分子。“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Our Association debicates itself to Social Serv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Sprit, in order to realize our ideal of Creating a Young China ）。它有四条信约：“奋斗、实践、坚忍、简朴”。它规定，凡有宗教信仰的人、纳妾的人、做官的人均不能成为其会员。
少年中国学会所秉持的是李大钊的“青春哲学”。1916年从日本归国后，李大钊将在日本写就的《青春》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他以“无尽青春”立论，旁征博引，辩证地证明“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人之生命与宇宙是息息相通的。因此，他激励“青年锐进之子，尘尘刹刹，立于旋转颠扬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面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李大钊的“青春哲学”鲜明地体现了“有我”的特立独行意识。他专门以美国罗斯福总统为例，说明不畏艰险，“惟有昂头阔步，独往独来”。这时的自我便是“青春之我”。他借鉴美国哲学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被林肯总统赞许为“美国文明之父”）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哲学，强调要确立“青春之自觉”的能动认识论，透彻认知自我，使之成为获得新生和再生的前提。
李大钊寄希望中华民族的再生，首先有赖于青年的自觉。“青春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自我”；“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袒裼裸裎，去来无罫，全其优美高尚之天”。应该说，这种袒露身心的自觉的追求，在中国文化中是很难生成的。这是真正的理性。同时，亦体现社会的责任。
显然，在新文明的创造中，培育青年的理性自觉，使之成为理性锐进之青年，当属首要的任务。因此，即便是在五四特定的政治背景下，李大钊仍是镇定自若，充满自信，坚持用理性指导实践，保持着难得的实践理性。在我看来，他不可能出现在五四学生游行队伍中，更不可能盲目支持学生的过激行为。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理由驱使他这样行动。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1919年5月7日，陈独秀给尚在京外的胡适写信。这封信反映了北大教授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他告诉胡适，“京中舆论，颇偏袒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入放火（放火是不是学生做的，还没有证明），难免犯法”。他还预言，“惩办被捕的学生三十多人（大学为江绍原等二十二人），整顿大学，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果然不出所料，事件导致蔡元培校长和傅增湘教育总长的辞职。
然而，一种“李大钊与学生战斗在斗争第一线”的说法已流行了多年，并且从中衍生出各种“革命故事”。其实，此说源自高一涵在上世纪50年代的回忆，其中只有一句话：“守常与学生一起游行”。我认为，这个没有做任何解释说明的孤证是很难成立的。
应该说，李大钊与学生共同战斗的“第一线”是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他的理想是培育更多的理性锐进青年，让他（她）们得到政治斗争的历练，在思想上不断成熟起来。得益于李大钊教诲最多的人主要是北京大学学生，中共二大选出的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就有3人是北京大学学生，高君宇是李大钊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又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工作，他代表李大钊出席中共二大。
二
聚焦五四，《每周评论》是贯穿“五四事件”的重要启蒙工具，李大钊则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并且亲自参与发行工作。 1923年，胡适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谈到现代报刊的作用。他高度评价了白话刊物《新青年》（该杂志为月刊，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的作用。他认为，“一份刊物代表着一个时代”，也可以说，“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
《每周评论》创刊于北京，学界同仁轮流主编，每星期日出版，四开一张，分四版，采取报纸的形式，由每周评论社出版发行。参加的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张申府、周作人、高一涵、钱玄同、刘复、马裕藻、沈尹默等）交5块大洋（银元）做开办经费。《每周评论》创刊后，发行量不断扩大，甚至影响至日本。据胡适回忆：“各地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
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召集《每周评论》创刊会议。他提出，要创办一份“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周刊（《新青年》为月刊，以长篇文章居多）。《每周评论》所登载的文章以时事评论为主，主要出自新派（在保守派眼中的“过激派”）人物之手，栏目包括“国内外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其基本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
陈独秀撰写的《发刊词》说：“《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本报万岁！”他认为，“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第一个好人”，因为他主张平等自由。《每周评论》从第26号后，发表了质疑社会主义、主张实验主义的文章，从而引发"问题与主义"的深入讨论。由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每周评论》的政治取向，与苏俄没有关系。
在《每周评论》创办后的半年左右时间里，李大钊一直是主要的撰稿人，笔名明明，发表了40多篇文章（短评论居多，长篇文章有《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阶级竞争与互助》）。
从《每周评论》第2号开始，就有了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评论，以及关于美国提议组织“国际联合会”的讨论。巴黎和会召开之后，它增加了有关会议的报道和评论。李大钊就在会议期间专门写了《国民仲裁》、《平民独裁政治》、《过激乎？过堕乎？》、《放弃特殊地位》、《秘密外交》、《普通选举》、《光明与黑暗》、《强国主义》、《小国主义》等国际评论，表明了自己独特的国际政治见解，阐明了对形势发展的判断。这在舆论封闭的中国真乃破天荒之举，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1919年5月11日（周日），《每周评论》第21号发表了《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详细报道了“五四事件”的由来。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四日事件以先的酝酿”、“四日上午的学生代表会（五项决定）”、“四日的示威事件（下午一时半开始）”、“曹章陆方面的所见所闻”、“被捕学生的经过”、“杀气腾腾的国耻纪念日（政府禁止国民大会）”、“各团体的活动”、“亲日主战派的眼中钉（查办蔡元培校长，黑暗势力和教育界全体开战的起首）”。这为后人深入了解“五四事件”的全貌，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史料。
6月11日，陈独秀与高一涵等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巡警和便衣侦探逮捕，一时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与民愤。为了声援陈独秀，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0号发表短评《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回应读者来信提出的问题。“常常给我们点光明”的“只眼”（陈独秀的笔名），“好久不见了”，还我独秀，给我光明。一时传佳话。
6月28日，巴黎和会的签约仪式举行。在此之前，国内各地民众纷纷组团赴京请愿，敦促政府拒绝签字，但到24日，政府仍指示中国代表团准备签字。李大钊在尚不知道最终结果（中国代表拒绝出席签约仪式）的情况下，于29日在《每周评论》第28号上连发四篇国际评论《不要再说吉祥话》、《新华门前的血泪》、《哭的笑的》、《威先生感慨何如？》，表达了对“国际正义”的失望，告诫人民勿忘国耻，“应该常纪念着今日新华门的哭声”。
1919年8月31日，《每周评论》被北洋政府封禁，前后共出版37号。那么，《每周评论》为何如此短命（不足一年，只有八个月）？值得深思。我以为，这主要是因为它作为当时中国最新的大众传播媒介，承担着思想启蒙的时代使命。它敢于表现自我鲜明的个性，崇尚独立自由，开时事评论、国际评论之先河。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确实是超前了，超出了当政者所容忍的限度。虽然《每周评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它在中国近代新闻史、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却不容抹杀，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思想启蒙需要依靠大众传播媒介，其中必须要给时事评论、思想讨论以巨大的生存空间，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民族思想的真正解放。
三
从五四事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有必要为读者做出必要的沟通，否则人们难以全面认知五四运动的本质及其意义。我以为，有一条重要理路一直未被打通。这就是五四之目标“再造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黎明运动）对中国的影响。
通观整个1919年，李大钊所做出的最重要的理论创造，是主持《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刊于6卷5号、6卷6号， 1919年9月、11月）。这是中国人系统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富有奠基作用。人们一定会问：这篇文章最为深刻之处何在？依我看来，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正在于李大钊把握住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内容——唯物史观（经济史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些内容，我们不能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已经给予正确的认知。相反，却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从误读中进一步凸显出李大钊思想的先觉与深刻。
深入感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价值还体现在李大钊特有的理性精神。我们看到，该文的题目首先突出“有我”。“我”字当头，展现了五四反奴性的理性精神。在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感召下，李大钊一直有自己遵从的立言原则。在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一年之前（1918年），他在《强力与自由政治》一文中郑重提出了他的原则，这一原则又与胡适有关。他说：“彼西洋学者，因其所处之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则其著书立说，以为救济矫正之者，亦不能不从之而异。吾辈立言，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甲引丙以驳乙，乙又引丁以驳甲，盲人瞎马，梦中说梦，殊虑犯胡适之先生所谓‘奴性逻辑’之嫌，此为今日立言之大忌。”这段话所透露的是李大钊对待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也是他独立的个性化追求。正是缘于这种追求，他在理解马克思的学说时能够保持着自我认知的、独立的思辨状态。
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新青年》刊出前的最后定稿（本期《新青年》，即6卷5号，拖期出版，至1919年9月方才出版，6卷6号在11月出版），李大钊在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大会后，利用暑期，到昌黎五峰山小住。在此期间，他同时为《每周评论》撰稿，涉及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为他所主编的《少年中国》撰稿，即《“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发表于1919年9月15日，第1卷第3期）。在五峰山上，他还撰写了游记和诗文。与自然的接触，五峰胜境为他营造了良好的心境，他以滦河为喻，自诩为“新生活的创造者”。以往的研究中，完全忽略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背景和创作环境，确是一大缺失。
李大钊在五峰山上为《每周评论》所写的正是《再论问题与主义》。因此，我们必须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再论问题与主义》两篇文章联系起来考察，而使两文所相通的关节点正在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个关键的认识论命题。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淡些"主义"》一文。文章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胡适坚持，应“多研究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
李大钊则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回应胡适。胡适说，我本来想做此文，“现在守常先生抢去做了，我只好等到将来做《三论问题与主义》吧”。8月24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一文。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始自第28号，终至第37号。涉及的文章包括：胡适的《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第28号）、《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第31号）、《三论问题与主义》（第36号）、《四论问题与主义》（第37号），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第35号），知非（即蓝公武，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逝世）的《问题与主义》。
胡适笃信实验主义，对当时所流行的“空谈主义”一直存有一种特有的、极度的反感，再加上北洋皖系政客们的参与，就使得这种反感更为强烈，从而直接导致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胡适也担心人们会曲解他的意思，所以特别说明：请读者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从学理讨论的角度着眼，胡适很重视李大钊和知非的意见，将他们视为挚友。在《三论问题与主义》的开篇，胡适写道：“我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承蓝知非和李守常两先生长篇的文章同我讨论，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得更透彻明了，还有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胡适甚至还表示，蓝君与李君的观点与“他并没有冲突”。
李大钊向往新世界，憧憬新生活。为了实现文明的再造，他无私奉献，不惜牺牲生命。1919年8月，李辛白在北京大学创办《新生活》周刊，李大钊为该刊撰写了60多篇短文。是年11月，他为《新生活》撰文《牺牲》，明确阐释了自己的人生观。“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都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8年之后，为了“高尚的生活”，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他无私无畏，献出了自己年仅38岁的生命。民国元老于右任先生发表深情悼念，“李大钊精神不死”！
在五四事件发生前，1919年3月，处于而立之年的李大钊在阐述文明观时阐明了对待“主义”须抱有科学的“迎受”态度，主张“容人并存，自信独守”。这些富有近代精神的理念表现出李大钊特有的理性和思想的早熟。
我们知道，探究一个人思想的早熟，需要了解其人生的经历。一般来说，生活上历经坎坷和苦难的人，生性和思想容易较早地成熟。李大钊和陈独秀（今年是陈独秀诞辰140周年，李大钊诞辰130周年）都有不幸的童年，忍受了丧父之痛。陈独秀两岁父亡，李大钊则是遗腹子，而且父母先后双亡。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他们都是由年迈的祖父教养成人。因此，在时代和社会的因素之外，家世同样成为我们考察人的思想变化的关键性因素。
在五四运动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结下生死之交。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高一涵等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明确表示要投身于“直接行动”，结果被巡警和便衣侦探逮捕。李大钊立即组织营救，并迅速在《每周评论》发表评论，以引起世人关注。他还写诗回应陈独秀的《随感录》（发表于《每周评论》25号），“因为你拥有真理，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话：‘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9月16日，陈独秀被保释出狱。因有胡适推荐，于1920年1月底代其赴武汉演讲。在2月8日回京后，立即因保释限制被警察查问。这时，陈独秀立刻察觉不测，旋即求助于李大钊。待两人商量后，决定马上离开北京。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护送陈独秀赶往天津，然后陈独秀乘火车去上海，于12日抵达。
这段与五四事件有关的惊险经历，在被高一涵等人的回忆中衍生出了两人在途中商议建立共产党。于是就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至今已深入人心。但此说没有确切的佐证，仍属“一句话的回忆”。而此时回忆者高一涵并不在国内，他在1920年5月27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自己“幸而到东京四个月”。关于建党，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是：1920年4月，吴廷康（维经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局派遣来到中国，帮助建党。他先在北京大学见到李大钊，后赴上海去见陈独秀。很显然，这是在上述经历之后发生的事情。
注：此文在《新京报》2019年5月3日以“李大钊：传播新思想，再造文明”为题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