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目前党建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思考

  • 作者: 杨德山
  • 时间: 201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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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建理论研究是目前哲学社会科学的热门领域。但是,这个领域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只有将党建理论研究与党史研究结合在一起,它才能更加踏实;只有在比较研究中,它才能更加现实;只有把政党文化纳入探索视野,它才能更加真实。

关键词:党建理论;党史;比较研究;政党文化

作者简介:杨德山(1966-),男(汉族),江苏大丰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北京市,100872。

从各种类别的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数量、资金投入额度,从全国高校、党校、社科院党建专业研究生点增加的幅度,从每年各种社科类刊物登载的文章、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数量看,执政党建设理论研究无疑是近年来我国社会科学的热门领域。大量科研成果的产生当然对以改革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目前党建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否则势必影响这个学科的健康发展。本文拟对其中的一些突出问题谈点个人见解,敬请同仁批评指正。

一、党建理论研究必须与党史研究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加踏实

时效性是党建理论的一点特色。但是,时效性之"效"恰恰是以现实性为前提的。而现实性之"实"则是建立在党建实践基础上。党建实践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有延续连贯特征。也可以说,党建就是正在进行的党史,党史则是已经发生过的党建。党建理论就是对党建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思和提炼。要了解今天的党建理论,就必须研究今天的党建实践,就必须对中共的党建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否则,就会使党建理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使能有所"成就",也毫无感染力和说服力。

这本来是党建理论研究的常识之谈。但在现实中,由于忽视党史研究而进行的所谓党建理论研究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现象:一是不知所云、生吞活剥地搬弄现实党建文献上的关键词汇和话语。这在不少学生学位论文中普遍存在。由于作者对党建文献中的关键词汇、关键话语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准确内涵缺少了解,通篇都是"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XXX工程"字眼,使本来内容丰富的党建理论成为空洞的词汇堆砌,有人戏称这种所谓的党建理论研究是"性学"、"力学"、"化学"、"工程学"。还有些机关的党建研究机构提出所谓城市社区党建的"历史方位"问题,等等。二是对党建理论、学说发展史的无知,无限夸大现实党建文献中的理论创新成就。比如近年来党的文献中经常出现"发展党内民主"的话语,理论和宣传部门的不少人认为,用"发展"而不用"发扬"就是一个创新观点。其实,早在1937年5月《苏区党代表会议组织问题报告提纲》中中共就已经开始使用"发展党内民主"提法了。再如,近年来中共在提出"民主执政"问题时,主张"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有些人就能在这个"靠"字上发现所谓的理论"创新"问题。三是倒填年月,转移空间,把此时此景出现的理论观点、主张,牵凿附会倒彼时彼景下,使本来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经此"研究",不但失去了时代特征,也降低了创新价值。譬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都是新世纪、新形势下党中央提出的具有重大理论创新意义的战略思想,但有些人却把这些战略思想中的新观点、新提法硬强加到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论中。再如,有人研究"毛泽东的执政思想",殊不知,在毛泽东的文献中基本上就没有使用过"执政"一词。凡此等等,不一列举。

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其一、认识上的误区。一直以来,不少人只注重党建和党史学科的区别,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总是认为党建是关注现实问题的,党史则是描述过去历史的;党建理论关注的重点在于党的内部思想、理论、政治、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等问题,党史研究的重点则在于以会议、事件、人物等连接在一起的党的外部活动过程;党建理论研究因为直面现实,所以社会价值能够得到迅速地直接的体现,而党史面对的是过去,社会价值很难通过现实的载体反映出来。其二、态度上的偏差。有些党史学工作者认为党史就是党的活动史,有自己严格的史学规范,党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党建领域的事情,是时事政治,没有学术规范可言,不愿去涉历这方面的问题,甚至对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发展史中的问题也觉得不屑研究。而有些党建理论工作者则认为,党建理论是解决和回答实际问题的,主要任务是阐释党中央现行的党建理论、原则、政策、规范的,与党史无涉,甚至有些人认为研究党的思想、理论、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发展历程对解决党建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毫无意义,研究深了还会有"负面"影响,那些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对党建理论工作"外行"。其三、利益上的失衡。与近年来国家及地方和部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参考选题有关。作为同一学科的党史·党建选题,尽管在数量上大致平衡,但从发展情况看,很明显党建的分量在不断加重,且党史的选题不少又是围绕着现实党建理论的热点问题设计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党史、党建研究者的切身利益--科研经费的分配、科研成果的数量、职称评审的要求,等等。这些年全国党史·党建生学位点导师研究方向的变化就能说明这一点:党史在减少,而党建在增加,有不少过去党史专业的导师也转向了党建方向。

基于上述现象描述和原因分析,本文认为,党建理论研究必须以党史研究为基石才能更加踏实。这就要求党史、党建理论研究者对党史、党建理论的研究确立新的认识视野。一是从"大党建"--执政党建设的角度重新认识党建理论的研究范围,即横向上,在继续深化党的内部建设理论(思想、理论、政治、组织、作风)研究的同时,把外部建设理论(历史方位的确定、执政能力的提高、领导体制的改革等)纳入探讨领域,并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加以认识;纵向上,以真正的历史学态度和方法,结合党的奋斗史、党的建设实践史,深入研究党建理论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状况。这样才能使党建理论研究既具学术品格,又能发挥真正的社会效益。二是从"立体党史"的视角改善党史的研究状况,即既要继续研究党的活动史,更要结合党建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情况,揭示这些活动背后的政治、思想、组织、机制等作用因素,即从党建视角出发深化党史研究。比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发生的原因,如果从党建角度考虑,就远远不是领袖的骄傲情绪和人民急切心理所能含盖,它涉及到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偏差,政治活动偏离了确定的路线,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践踏,党的内部和外部领导机制高度集权化倾向日益严重,等等。如果我们能把"大党建"和"立体党史"结合起来,使两者都能坚持"两条腿"走路,不但党史研究能进一步深入下去,拓宽开来,而且能使党建理论研究拥有更加坚实的事实基础并充满活力,在实际生活中发挥出更强的感召力和说服力。

二、党建理论研究只有在比较研究中才能更加现实

党建理论研究的现实性之"现",要求党建理论研究工作者必须在对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有了比较准确认识的基础上,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具有时代价值,并对实践活动产生前瞻性影响。尽管新世纪之初,中国共产党对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从更广阔的视野思考"历史方位"中的"历史"问题和"方位"问题,就根本谈不上党建理论研究的现实性之"现"。

首先,只有在纵向比较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认识当今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之"历史"问题。这需要从中国共产党这个名词中的"中国"和"共产党"认识。就"中国"而言,我们只有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中国近现代以来政党发生发展状况、理想目标追求、组织机构设置、道德纪律约束等问题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揭示其各自的个性特点,才能进一步认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相比较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党建理论的性质、特征。就"共产党"而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它在价值取向上与这一类型的政党是一致的。把中国共产党近86年的历史放在近160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始中进行对比研究,尤其是同曾经对中共党的建设产生过长久、深刻影响的苏共作比较研究,才能进一步认识中共党建理论和实践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特点。这样,我们就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住当今中共"历史方位"之"历史"问题,使党建理论研究的现实性特征更具历史厚度。

其次,只有在横向比较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认识当今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之"方位",即它在现实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问题。近年来,在执政党建设理论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在对每一个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时都增加了国外政党相关情况的介绍和分析。这对拓宽人们认识的视野,加深对党建方针、政策的理解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国外政党,特别是当今西方国家政党是什么样的政党?在党建理论方面有多少东西值得我们借鉴?是党建理论工作者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目前确实还有不少党建理论工作者是从情感倾向和本质政党论(阶级论)出发来看待西方政党的,忽视了对它们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的特色的认识和分析,观察视野大多还停留在60年之前的"大众型"阶段(截止目前,欧美政党在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干部型(cadre)、大众型(mass membership)、全方位(catch-all)、卡特尔(cartel)。见[意]G·莎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总序(林勋健作)[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6。),这自然是一种缺憾。但是,有些人机械地理解了学习和借鉴它党建经验含义,用充当国家和社会中介的、竞选型的西方政党的党内运作规则作标准来观察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有些人用中国共产党党建模式来估量西方政党,比如有人提出要研究"美国的执政党是如何领导美国军队的"、"国外城市社区党建是如何开展的"、"国外政党是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的"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的伪命题。这些其实都是忘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的"方位",即它不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介",而是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实行思想、政治、组织领导的"领导核心";不是西方竞选制下相对于在野党的执政党,而是唯一的、已经且将长期执掌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它与中国其他党派之间不存在竞争的、对抗的问题,而是作为"领导党"和被领导党间的合作的、友好的关系存在。它的这种"方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目前和今后政治国情的必然选择。这决定了它过去和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可能变成为西方式的政党。因此,我们只有在对中国共产党与国外政党,特别是西方政党的比较中,才能更加认清中国共产党的"方位",而不至于被一些肤浅、时髦的东西所迷惑。

再次,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的是近年来不少党建理论研究者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政党现代化"。"所谓政党现代化,就是政党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过程。"(王长江:政党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29。)这个界定无疑是很有见解的。但是,现在有些年轻的党建理论工作者,由于缺少对政党发展史基本知识和基本规律的了解,生搬硬套这个概念,用西方政党,尤其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目前的状态作为政党现代化的标准,来解读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改革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过程中的重大创新举措和创新观点,这对人们理解这些举措的意义、观点的内涵,以及展望中国共产党的未来产生了负面影响。笔者认为,作为三百多年来政治社会第一类的政党现象本身就是近代化的产物,它的组织形式、功能形态随着现代化进程而不断变化,并在不同的区域因现代化程度和方式不同而各有特色。就西方政党而言,它截至目前发展的四个阶段所呈现出的特征,恰恰是西方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中科技、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变革在政治生活中的集中体现。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它从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转变为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执政党,再成为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执政党,它的指导思想、内部建构、活动方式等自然会随着它对现代化的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而发生变化。这就要求:第一,我们不能用今天"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党的建设要求的标准,来否定党领导人民进行"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建设成就,那个时期党也是有制度、有规范的,否则根本不可能把千百万党员凝聚起来,把亿万人民团结在一起;第二,在了解和借鉴一些西方政党建设和执政经验时,绝不可以把它们的今天当成我们的明天,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而不是西方政治制度下的执政党。第三,在顺应时代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过程中,在以改革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或者说推进党的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能丢掉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甚至一些长期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否则党就会失去人民的认同和支持。这些是每个严肃的党建理论研究者应该注意的最基本的问题。

三、党建理论研究只有把政党文化纳入探索视野才能更加真实

 "文化"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学界,乃至若干精神领域热衷的词汇。政治文化是指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上的积累,包括政治认知、政治信仰、政治感情、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504。)。1980年代初,中国政治学界开始研究这个近30年前美国政治学家提出的课题。但是,到目前为止,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对政党文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的深入认识和研究一直没有引起学界和理论界的关注。这牵涉下面几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自己的政党文化?如果有,基本内容和形式是什么?怎样认识和研究这种文化,以及这样做的价值何在?

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自己的政党文化?回答是肯定的。既然在当今的中国,一个企业,一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文化,那么拥有近90年历史,7100万之众,在13亿多人口国家,执政近60年的中国共产党自然有自己独特的政党文化。它的党员、它长期影响和教育下的人民自然有其独特的情感依赖、心理取向、价值观念、原则规范、行为模式、话语系统,甚至颜色、标记、图象景仰等等。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与当今中国其他任何政治系统要素的根本所在,也是党建理论研究能够更具真实性的关键所在,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党来说,政党文化就是政党精神、政党灵魂。

如何认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笔者认为还是先从它的发展过程入手才能深刻起来。中共建党初期,将自身定性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为榜样,把发动城市工人群众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视为中心任务。尽管其时它的成员大多为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士"文化影响,脱去长衫马褂,深入厂矿工棚,和工人生活战斗在一起。当时的政党文化可以称之为"普罗文化","劳工神圣"是其代表性口号。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把斗争的重心转移到乡村,在发动农民起来同地主及国民党政权进行斗争,平分土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党文化形态,可以称之为"草根文化",即在政策上把共产主义的远大追求同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社会成员--贫苦农民身上寻找出革命的力量之源,并努力使自己的形象、作风为乡村农民接受。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多种政党角色叠加在它的身上,在国民政府的参政会中,它是参政党;在抗日根据地,它是执政党、领导核心;对于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乃至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言,它是革命党。因此,消除日本侵略者、汉奸政权、国民党当局对其形象的污化影响,在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心目中树立新的形象,扩大正面影响,成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睿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保持"普罗文化"、"草根文化"本质基础上,从中华民族文化中吸取养分,将传统的"修养"理论准则形式赋予了共产主义的道德要求内涵,创造出新的中国共产党人"修养"学说,并竭力推广提倡,既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思想、道德素养,又在根据地人民、全国人民中树立正直、正义的形象。这种"修养"政党文化的形成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它培养和造就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但是,到了"文革","修养"政党文化受到了批判,被污化为"黑修养",取而代之的是"普罗"、"草根"文化的极端消极形式的无政府主义"暴力"文化,使党的形象遭到了极大的损害。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为构建适应新形势下政党文化而努力,这种政党文化自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日臻完善。

当今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如何构建?笔者认为:第一、文化本身具有继承性和承传特征,离开了"普罗"、"草根"、"修养"文化的特色和底蕴,谈不上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第二、当今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处在"三个面向"的国际和未来发展环境中,离开了这个方向,构建出来的政党文化无法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第三、中国共产党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中提出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求,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建设圭臬。当今中国的政治文化实际分五个部分:最先进的是占全国人口超过1/19的人们身上所反映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所倡导的先进文化,或者说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江泽民文选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559。);反映某个区域风土人情、时代风貌的、合法合德合情大众文化;非罪不合德不合情的腐朽文化;违法缺德的反动文化。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执政党文化,就必须坚定共产主义文化本质,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引导大众文化发展,抵制腐朽文化影响,依靠政权力量打击反动文化破坏。这样,既使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得以坚持、创建和张显,又能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还能抵御各种消极、腐朽、反动文化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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