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明：本文原载《北京社会科学》2012年04期，经作者略加修改后发于本网。以下为正文。
内容摘要：党内基层民主的风险如何研判，是目前民主建设急需研究的一项基础内容。本文以层次分析法为基本路径，分析了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风险体系，并把风险进行了分类与认定。对风险体系中最为切要、最具联系性的系统性风险进行了研究，概括总结了系统性风险具有的几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并对风险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党内基层民主风险 风险管理观 系统性风险
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是党的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试验”，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点又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党内基层民主建设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是党的民主建设需要探索的具有高度战略意义和前瞻性的重大问题之一。随着我国以及北京市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随着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和党员干部群众的民主意识的增强和提高，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在重要的干部选用和管理决策过程中将更多地直接面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风险管理将会越来越凸显出来，成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特别是民主管理中的一项突出重要的管理要素，也将成为考验党内党员与党员关系、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一项具有现实价值的指标。
1、研究和加强风险管理是继续深入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必要条件
近年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在全国范围内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在一些地区和一些领域，随着民主水平的提升，一方面民主氛围、民主环境得到了改善，但新的民主环境下的民主生态关系并没有形成成熟运转的套路和体系，也就是说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民主在形式上是存在了，但是在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上与发展民主的要求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的，这就使风险的形成和聚集具有了可能。另一方面，信息化和高技术化浪潮已经遍及普通党员和群众，在现代化的信息转换与交流平台的促动下，非主流的信息流动和信息交换将会大大增加，传统的党的基层组织在实现和推动党内民主建设中将会遇到更多更大的挑战。由于对于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风险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故而其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将是随着民主进程的加深而深刻表现出来的。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尽管国内有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党内民主风险有所涉及，但总体而言，对党内民主风险特别是具有现实实践意义的党内基层民主风险的研究还是不多见的。在此，笔者将进行系统地分析和阐述。
2、风险管理观的选择与风险的聚类
（1）树立科学的风险管理观是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是一项集开拓性、创造性于一身的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这个系统性工程的良性循环需要一个必要的风险分析和风险控制的管理体系，这个管理体系的构造、模块与管理者的风险认识程度和风险的相关性分析程度息息相关。随着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不断深化，其所面临的风险的复杂性和风险的相关性会不断提高。进行科学的风险管理将成为必然选择。这仅仅是风险管理在理论上存在的必要性。风险，就其含义而言，就是未知的危险。我们在实践中，大多数人把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甚至是基层人民民主建设定位于“风险比较小”。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讲，风险比较小，但这种“小”从何而来，怎样就推论出风险小了呢？而怎样才算“比较小”呢？这种“小”是小到什么程度呢？这些问题就鲜有人回答了，更鲜有人推出一些有说服力的分析数据来证明这样的观点。因此，在未知的危险的认识上，我们要尽快树立这样一种观念，也就是风险管理观念，以此来分析和研究其将要面临的风险和风险因素，用以来科学指导实践的需要。实际上，在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层面，已经有很多事例说明了建立风险管理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了。在民主实践中由于民主的推进将不可避免地会在权力的分配过程中发生变化，因此，民主的进程会使现有的体制、党员群体、利益和权力分配模式等出现一系列的变化，甚至是矛盾和分歧。一些涉及重大利益关系的矛盾或分歧，如果不能得以有效化解，就会促使矛盾的升级，形成风险点。我们现在在一些地区和单位进行基层民主建设试点，而这类风险点可能在试点时期的试点地区、试点单位的表现具有隐蔽性或表现不明显，而这种试点工作一旦推开，许多风险点才会显露出来。因此，从实践层面来看，树立科学的风险管理观是客观必然的选择。
（2）党内基层民主风险管理的模式选择：以层次分析法为基本路径的风险认定与分析体系。风险管理顾名思义就是对所能够遇见到的风险进行调控与化解。党内基层民主风险管理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风险、分析风险、最终控制和化解风险。其意义在于使风险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寻的的状态，把化解风险的主动权掌握在解析者和管理者的手中。党内基层民主风险同所有风险一样，具有线形发展和非线性发展的特点，单个元素的风险与多元素的组合风险时而并行不悖，时而相交相融。由于风险构成元素的多样化及因果链正逆强弱互动的高频化，故而风险的解析是认识风险、划分风险的基础，同时也是整个风险管理的核心，一套完备的风险解析系统对于风险的厘定与化解至关重要。
在研究基层民主风险管理的过程中，我们必然涉及到了民主进程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转型风险问题，这里面包括权力体制的转型、民主实现形式的创新与转型、政治文化的转型等等。转型风险是研究党内基层民主风险研究的最有价值的风险研究模块，如何使这些转型在风险管理上的经验与教训为我提供借鉴，使我们的风险分析更有针对性和系统性，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思路。在民主的转型问题上，从理论层面上看，一种观点认为成功的政治转型与“成本计算”有关。根据成本计算原则，有专家认为，“如果进一步开放权力给社会……不但可以把反对运动的力量和民间社会的要求纳入正式政治体系的运作之中，还可进一步深化政权的‘合法性’，进而能够正当地主控后续的改革进程和方向。”（孙代尧：《台湾威权政体的转型：策略互动、成本计算与理性选择》，《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p18）从政党竞争的风险角度看，有一种观点，即“法国著名政治学家迪韦尔热的‘一党多元主义’在西方的政党学说中则别具一格，根据这一理论，一党内部进行派系之间的竞争，同样可以实现政治民主，而不一定需要多党之间的竞争。”（胡伟：《民主政治发展的中国道路：党内民主模式的选择》，《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一期，p20）从实践层面上看，以西方民主模式为坐标的俄罗斯还处于民主转型的风险期之中。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其民主转型的一些具体特点而言的。在俄罗斯，目前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的构架，按照罗伯特?达尔关于民主政治的七个基本特征：选举产生的政府、自由公正的选举、普遍选举权、对竞争公职没有限制、言论自由、多种信息来源可供选择、结社自由，俄罗斯已经具备了民主的基本条件。但是，从2010年梅德韦杰夫更换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等一系列的事件看，其威权政治的影响和留痕依然浓重，俄罗斯民主转型的风险昭然于未能找到属合于俄式价值体系与行为方式的民主模式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其民主进程中，包容了其他党派的存在，并允许各政党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参与选举。但其虽有民主的形式，却仍在民主制的体制下显示着“威权政治”的特点。由此看来，像新加坡、俄罗斯这样非内源型民主发展模式中，民主的发展与转型过程仍具有长期的系统性风险，这是其建构自身民主模式之前最为重大的民主发展风险。
综合风险管理的现实需求和国外民主政治的有关经验，我们从简单有效的分析手段入手，用层析分析模式来解析党内基层民主的风险系统。层次分析法是根据系统原则，将复杂问题分解为若干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通过比较明确的区分度来显示问题的一种方法。对于这种强调系统性的分析方法而言，层级与系统化是其关键部分，两者的析出与厘定是通过我们大量的调研、座谈和专家访谈之后对于风险因子的聚类而确定的。在这个分析结构中，我们对党内基层民主风险进行了归类，归类显示，此型风险包括系统性风险和主体性风险两大层级，通过归类我们简化了风险及风险群，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内容和基本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从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战略意义的角度看，其风险管理和研究，是我们党内民主风险乃至人民民主风险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切面，也是党的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的试验点，其意义不应低估，其视角不应囿限，其价值更在于未来。在调研中，我们普遍感到，人们对主体性风险的关注和讨论比较多，也大多比较乐观；而对于系统性风险，有一些人提到，有一些忧虑，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一层次的风险观处于盲区或欠思考的状态，尤其在基层的党务工作者中更加突出。
（3）党内基层民主风险的分类及认定。按照层次分析模式，我们把风险归为系统性风险和主体性风险两个层次，就系统性风险而言，是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在全社会视域下的风险审视和解析；主体性风险则是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本身所具有的限于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内容之内的风险。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所遇到或所面临的风险，不仅仅是单一的、个体的风险，其试点的意义与全面推开的意义在系统性上不是一个等量级次的比较体。因此，在层次分析法中，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系统性风险在风险管理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发挥着调控基本取向的这样一种方向性作用。
所谓系统性风险，也可以视为整体性风险，其在经济学中的解释是由基本经济因素不确定性引起的关于对一定时期内宏观经济状况导致的不确定性的一种风险预期。而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系统性风险，是我们党在进行基层民主建设的过程中面临的一种带有社会化意义的、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整体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可以包括以下风险：
①导向性风险
在党内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导向性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是民主的武器化，一个是民主的彻底化，一个是民主的形式化。民主的武器化，简单说就是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武装的问题。民主是西方敌对势力一直要寻求突破的一个武器。对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西方国家十分关注，甚至有一些国际势力对其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中指出，“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变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主义制度的普及。”（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1989. p18）一些西方国家曾利用民主化浪潮作为瓦解不同发展模式国家的武器。从美国来看，在其民主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便于人们理解为民主武器化的范式，尽管其口头民主宣传轰轰烈烈，但他们推进的民主化进程只是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只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其改造的民主被赋予其他的什么状态就不再顾及了。比如，菲律宾在马科斯时代民怨不息，而在美国政府看来，“按里根政府的标准，不管马科斯如何践踏人权，它也算是一个好政府。”（斯特林?西格雷夫：《马科斯王朝》，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p294）其实，这一武器化范式经常被美国的政客运用。1965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在《国情咨文》中就提出，“我们自己的自由与发展从来不是美国理想的终极目标。我们从来不想成为梦想破灭的世界沙漠中的一块自有和丰足的绿洲，我们建立国家就是为了帮助那些在愚昧、痛苦和暴政中生活的人们打断这些锁链。”（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时事出版社1994年，p766） 2011—2012年以来，在中东、北非出现的许多国家政权出现危机，以及前几年的“颜色革命”，都会促使人们研究和思考是否具有美国式的民主武器化影子的存在。
一些西方势力把民主视为战略核弹来对付我们。因此，在党内基层民主的建设中要特别警惕否定党的政策、措施、形象，鼓吹激进民主化的言行，重点加以防范。在一个风险就是彻底民主化。这一风险主要来自对民主改革的一厢情愿的崇拜，认为民主一旦施行，则会自然建立起民主的运行机制，用民主的方式割除积弊与沉疴。实际上彻底民主化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倾向，或者说是一种极端民主。拉尔夫?达伦多夫在其《历史重新开始：从柏林墙倒塌到伊拉克战争》一书中认为，苏联东欧等国在1989年及其随后几年先后出现社会失控局面，就在于极端民主与彻底民主律动下的推手与变革。有一些人现在正在民主的彻底化上做文章，认为中国民主化可以“一步到位”，其基本依据之一就是中国已经有多年基层民主建设的经验，有条件使民主进程“一步到位”。在民主化进程中，无数经验都在显示，靠激进民主、或者是彻底民主来实现民主化进程是要付出无法估量的代价和经受各种考验的。
再有就是民主的形式化。民主的形式化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是以西方民主模式的马首是瞻。按照戴维?赫尔德的分析，民主的模式包含有保护型民主、发展型民主、合法型民主，以及参与型民主、协商民主等。就这些民主形式与西方对民主的理解来说是紧密相关的。哈耶克就把民主当作一种工具，借此来保障自由；同时自由与法治之间形成相互制衡。西方民主模式的自由主义传统是其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内源性发展的产物，用西方传统民主模式来套中国社会，会从不同角度上助长激进民主的运作。从当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进程来看，套用西方民主模式仍旧不能产生民主建设的竞争力与源动力，而其社会转型风险的危险程度却又是引人关注的。第二是民主的泛化。民主有没有“边界”？这是个民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对于党的基层民主建设而言，“界限”问题值得重视和研究。民主的“泛化”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能把什么事都交给民主来办，不能什么事情都要民主来解决。我们应该把民主作为一种解决关键的、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重要问题和领域的一种主要方式，不能对民主搞盲目崇拜，更不能把民主“泛化”到各个领域，这对于党员干部的凝聚力和信任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②体制性风险
党内基层民主在民主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就是体制性风险。此风险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中的一个核心风险系，解决体制性风险的困难之处不同于导向性风险的表面化和直接化，体制性风险实实在在存在于党的基层组织民主建设的运转过程之中。其表现主要有:
第一，民主设计与路径选择的制约与冲突。当前，党内基层民主的设计在总体上的思路是以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为中心，以“四个民主”建设为基本内容的民主建设。但是，在具体的形式以及民主建设的模式上，还没有形成成熟完整的民主设计构架。经过一段时期的试点，仍然属于探索的过程区间。然而，现在问题是对民主实现形式的各种试点与探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不必然具有普遍性意义，其个别性的和地方性的特色并不必然能作为整个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方向性选择。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试点应是对即将全面推开的重大政策措施的区域性试验，不宜在试点的路径上和时间上长期化，因为长期化的试点必然导致主要试点对象的丛生风险加大，并可能产生多样化风险，此系风险一旦形成，管理难度非常高。从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科学的民主设计是必要的，尽管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需要探索并保持灵活，但总的框架和大的模式结构必须明晰，形成有指导力的党内基层民主建设设计对于民主建设的整体推进，避免民主建设的不均衡的区域性发展风险和路径选择的依赖性发展风险都有重要意义。在民主设计与实践的冲突上还有一个理论问题需要阐释，那就是如何科学坚持和运用渐进性原则的问题。渐进性原则是我国改革发展的一根基本的、核心的经验。在建设党内基层民主过程中，这一原则是具有高度适用性的。然而，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却很少被人关注。渐进性一般是指政策的渐进，这种渐进是由外部的推动力量的大小决定的，而这种渐进性过程，一旦转变成适应性过程，就会体现出一定形式的阶段性发展特征。这种阶段性发展特征是由事物内在发展运动的特定规律决定的，阶段性发展是事物发展的飞跃或即将产生飞跃的表现，渐进性发展也是要以一个一个阶段性进展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因此，如何更好地坚持渐进性原则与阶段性原则的有机统一，是推动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且基本的问题。
第二，民主进程与民主条件滞后之间的制约与冲突。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实践在民主政治建设领域内是比较突出和具有相当代表意义的，这一进程是党内民主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党内基层民主在“四个民主”建设，特别是民主管理、民主选举上已经有了很多重要的且有益的经验，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推动了党内民主的创新和发展。但是，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挑战之一就是民主进程与民主价值之间的协进性矛盾。在基层组织中，一些民主的程序和规制已经在运转、在应用，然而党员干部的民主价值观并没有体系化，甚至有很大一部分党员对于什么是民主，如何行使民主的权利还不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民主进程中的发展需求与党员的民主价值观之间不能形成互动，不能相互促进。也就是说，党内民主进程中如果没有党员民主价值观的基础和支撑的话，党的民主进程只能在程序民主与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上徘徊。在民主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由于民主观不同，许多方面的民主建设被形式化，甚至被歪曲化，并把一些非民主的方式运用到民主建设中。这显示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中急需在实践中探索培育党员民主价值观的途径和方式，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协进性矛盾是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风险点，这是关系到党的民主进程能否实现跨越的关键环节之一。挑战之二是党内基层民主建设进程与民主进程相关的社会配套保障制度建设的协进性矛盾。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如何使党内基层民主制度完善化是充分发挥民主作用的重要内容。我们现在的民主建设在许多情况下是民主的某一环节风光独好，而其他方面却尚未跟上步伐。从目前党内基层民主进程来看，实践活动不断向纵深发展，但是在这个进程中，由于我们缺乏统一而明确的总体规划和总体设计，使得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民主建设进程不能完全同步。这种不一致的反馈是，有些地方的特色在此，有些地方的特色在彼，而对于全面性的制度配套和制度保障而言显得欠缺。
③竞聚性风险
竞聚性风险是从风险的转换与运动的角度上显现出来的一种风险。竞争、聚集、放大是这种风险的主要特点。因此，对于从静态条件下分析风险而言，这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在党内基层民主进程中，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要面临着竞争性风险的挑战，特别是在竞争性选举的环节上，党的传统组织安排干部的渠道受到了空前的挑战，竞争性因素融入党内基层民主进程之后，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是一种选择性风险，这种风险尽管在某个环节上看是一种有局限性的本体性风险，但是在其存在的普遍意义和放大作用下，会不断聚集与放大，进而升级为区域性甚至整体性的风险。从其发展的均衡状况的角度，我们认为竟聚性风险可以表现为突出的区域性特征，比如一个地区的民主建设存在较强的竞争性因素，而另一个地区这种因素可能会弱一些。随着民主发展进程的加深，竟聚性风险的落差需求会促成两极化分野的格局，也就是一方面对竞争性民主的需求强烈，而另一方面对这种需求的冷漠甚至排斥。两极化分野的危险在于形成民主需求的刚性与钝性的背反式分离。用一个简单的模式来表示就是：
一旦形成这种背反式分离，则民主建设取得成效的区域必然要不断扩大民主成果，如果民主发展需求的刚性越来越强的话，就会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形成民主发展的势能，以强势的姿态掌握民主进程的主动性。这种势能的结果有可能形成民主刚性需求的“倒逼”风险，这是整体性的风险中最为值得警惕和防范的。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风险的分配像财富一样，它也遵循着等级模式，只是完全颠倒了过来，财富总是积聚在社会的顶部，而风险却总是向社会的底部累积，即财富在上层聚集、风险在下层聚集。”（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文译，译林出版社2004版，p36）在竟聚性风险的形成过程中，泛化民主是一个关键环节，其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使基层民众先入为主地认识民主的概念、参与民主的进程。把民主的概念和民主的条件、发展阶段等内涵一般化、快餐化了，时时讲民主、事事讲民主，把民主的优势无限地放大到各个领域。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政治运作结构和模式的运行就会聚集成巨大的潜在性风险。
④交互性风险
在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参与民主各方的交互活动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参与方良好的交互，对于促进基层党组织的民主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的民主建设氛围是必不可少的。在民主建设的交互方式上，网络的交互作用日益突出，而且日益发达。对于网络交互形式而言，按照有关专家的分类主要有四种基本类型，即“完全联系、放射性联系、连锁性联系和环形联系。”（见下图）（魏玲：《规范、网络化与地区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p114）
a.完全联系 b.放射性联系 c.连锁联系 d.环形联系
网络的这些形式充分表明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网络植入性的存在是非常广泛、深刻的，它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去参与和渗入各种交流互动的平台，以实现交互关系。这样的过程，我们可以称为“楔嵌”。网络楔嵌大致可以涵盖三种样式：一是条件性楔嵌。网络楔嵌不是无原则、无支撑的嵌入，而是一种平台化的楔嵌，网络的平台化是其他交互形式最为不及之处。网络平台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网络参与者的普遍关联，这种关联必将导致关联各方利益的相互攸关以及平台信息信从程度的相互攸关，并最终导致参与各方价值判断的相互攸关。二是维度性楔嵌。网络在参与者的判断和分析上，从来就是五花八门，甚至各执一方的，这类带有普遍不确定判断的楔嵌，我们概括为维度性楔嵌。网络楔嵌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可能是多维化的趋势，尤其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和认识会产生相对性的聚集和绝对性的离散混合交叉的特点。不管什么问题，网络中基本的二维判别的分离化以及高度离散的多维判别角度，使得网络楔嵌具有广阔的解析空间，同时也具有高强度的解析难度。第三是功能性楔嵌。网络楔嵌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网络可以成为一种工具或者说在一种程度上就是武器。在特定条件下，网络楔嵌是可以为某类政治目的服务的。网络楔嵌这种在成为普通党员干部群众最为熟悉、最为广泛接触的交互方式后，如战略主动权掌握在谁的手中，谁就可以像给他人电脑中植入木马程序一样，作为锐利的武器，攻击所需之目标，达到其政治目的。网络楔嵌的重要意义在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之后，国内一些地区一度食盐短缺的事件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种楔嵌的存在，使信息沟通的依存度得以强化的同时，其楔嵌造成的关系越紧密，其影响的效应越大，其可控性和传播速度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重要的风险因素。
前面主要对我们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中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实际上，按照层次分析法的分析逻辑，与系统性风险不同，党内基层民主也面临着本体性风险，也就是党内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比系统性风险层级低，而且是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中遇到的技术性强的运行中的风险。比如，程序风险、运行风险、策略风险、经济风险等等。由于本体性风险的社会意义和战略意义低于系统性风险，且本体性风险不具有改变民主建设进程的效力和作用，作为风险防范体而言，是次量级关注对象，在此不作详述。
3、党内基层民主风险的发展及变化趋势
（1）党内基层民主风险的发展方式是以阶段性渐进的方式发展变化的。党内基层民主的发展有其深刻的阶段性特征，党内基层民主风险也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党的民主建设的发展由不同的历史阶段构成。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要完成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把这些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勾勒出来了。对党内民主风险，特别是党内基层民主风险的认识，也是在经历不同历史时期、历史阶段的过程中得以不断深化的。党内基层民主风险随着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深入发展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其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主要表现在：其一，对党内基层民主风险的认识不完整。对党内基层民主风险有相当多的人是认同风险小、保险系数高这样的判断的。但是，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中的不确定性和隐性因素往往没有引起重视和关注。同时，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相关性研究不够突出，也是造成对党内基层民主风险认识受到局限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党内基层民主风险的认识而言，其本身就需要一个渐进的了解认识过程，这种认识正是阶段性的表现之一。其二是系统性风险抑制。现阶段，由于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属于初级阶段，一些重大的政策措施还在进行试点和探索。所以，党内基层民主的本体性风险的表现力比较强，无论从党内基层民主发展程度还是发展规模都没有达到系统性风险全面显露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系统性风险受到了条件的抑制，也就只能蕴藏在本体性风险之后，但是其保持着积累效应和后发弹性。一俟时机成熟，将进入与之相应的发展阶段，这种抑制就会被打破，形成显性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对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阶段性特征的认识是把握党内基层民主发展的坚实基础。
（2）社会矛盾的锐化程度是党内基层民主发展的重大风险元素。党内基层民主的发展同基层人民民主建设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历史性挑战，即社会矛盾的发展对民主建设进程产生着日益重大的影响力。现阶段，所谓社会矛盾很大一部分是由各种利益及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的冲突造成的矛盾。党内基层民主风险的社会化趋向已经成为党在民主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的现实问题和挑战。党内基层民主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是要把民主运用到解决基层的难点问题中去。比如，当前北京市面临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城乡结合部的各种问题诸如占地、拆迁等越来越成为社会矛盾多发领域。此间，基层党支部如何发挥积极作用，引导基层群众配合完成城乡一体化建设，成为如何发挥党内基层民主，调解干群矛盾，以及各种现实利益关系的一种现实需要。从当前的一些事件和事件的解决难度来看，社会矛盾的锐化程度在加深。据《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49期报道，河北遵化市一村委会主任选举引发的血案，揭示了基层民主选举的重重困难和利益冲突。无论是村委会选举，还是党支部领导班子的选举，由于在基层民主进程中的社会化融入，社会矛盾程度对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产生一定程度的挑战。
（3）对系统性风险具有重大调控力和影响力的社会价值体系正在面临严峻挑战。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最为基础和有力的是形成高效的民主秩序。对于党内基层民主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最有调控力的非制度性因素就是以社会价值体系为核心的社会秩序。随着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深化，民主的需求与民主的推进都需要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寻找理论支持和现实保障。然而，就现实情况看，一方面对民主的认同以及推进的要求又不断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民主的土壤的缺失与对民主调控能力的担忧也随着民主的发展逐渐显露出来。这种矛盾将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深刻地存在于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过程中。这种矛盾的出现，将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进而对整个社会秩序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将把系统性风险推到社会秩序建设的大的层面中去。这种风险形成的路径一俟实现，就需要在社会价值体系上做出回应。这对于社会秩序建设而言，是需要未雨绸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