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 作者: 侯且岸
  • 时间: 2015-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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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郑重提出的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因此,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作为一项应当长期深入研究的课题,有重要的思想理论价值和积极深远的现实意义。

在整个党的建设过程中,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全党的理性行动,也是创新行动,它迫切需要理论的支撑、导引。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摆脱既定思维范式的束缚,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具有世界眼光,进行富有创造性的研究。

一、关于命题的提出

关于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命题的提出和完善,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针对执政党面临的挑战和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号召全党“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要求全党在“努力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上见到成效,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学术界理论界逐步开始了关于“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研究。“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研究”成为中央党的建设领导小组、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党建研究会2010年的重点研究课题,由中组部党建研究所负责调研(负责人:高永中研究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9年的重大招标项目则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由武汉大学承担(首席专家:丁俊萍教授)。教育部2010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研究”,由华东师范大学承担(首席专家:齐卫平教授)。

为迎接党的十八大隆重召开,2012年9月,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党建研究基地与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合作,在京举办了“党的建设科学化高层论坛”。这次论坛准备较为充分,是一次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国内媒体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做出详细报道。尤其是众多新媒体,求是理论网、人民网、光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网、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网等网站,进行了专题报道。

在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同志在政治报告中,以“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题分析党的建设,对党的建设科学化做出了新的全面的概括,并且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特别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为此,必须“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

今天,深入研究如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我们必须首先给“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个概念做出明确的定义。我们认为,“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一个过程,最重要的就是以基本国情为基础,遵循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建设党。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深刻反思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借鉴其他政党的经验,与时俱进,加强自身改革,实现自我完善。政党建设最根本的是思想理论建设。因此,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水平就要体现在理性的升华,思想理论建设的深化,党性教育的深入,历史视野的拓宽,我们的课题研究正是根据这一主旨而展开的。

二、关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思考

完成研究课题的过程,亦是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下面,着重谈一下我们的几点重要思考。

思考之一:对目的的思考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目的何在?我们以为,主要是要提高党的自我认知能力,提高党在复杂多变的矛盾中的理性判断能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现实情况和国际、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明确提出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切实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能力,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中共中央曾做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该决定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特别强调:全党要努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能力。决定具体指出,“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富有理性、更富有生机的划时代的重要标志。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符合现代化、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和基本规律。必须指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是现代政党合法执政必需的基本要素。特别是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离开科学、民主和法治来谈论合法执政,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入世”以后,更凸显出其重要性,有效地实施这一重大战略,必然赢得世界上更多国家、政党的信任,成为加深相互理解、相互联系的政治纽带。

今天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的新问题,说到底是关于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党的具体行动问题,更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从理念和实践的结合上紧密围绕着科学、民主和法治进行执政能力的建设,建构执政合法性资源,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而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有必要从全面认识和掌握规律的角度入手,突破既定的、传统的认知取向、思维范式(马恩列斯毛邓江的党的建设学说、西方的政治学说、西方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理论),着眼于中国的历史实际,了解乃至借鉴中国现代其它政党自身的历史经验教训,探究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特殊规律。

不可否认,近年来执政党的建设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这种进展又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同作为科学的执政党的建设研究的要求有相当的距离。那么,距离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主要在于:“认知视野不够开阔”(无法超越执政党自身和自身的利益)、“缺乏历史文化的厚重感”(虽紧扣现实,但远离背景)、“理论显得空泛乏力”(既缺逻辑推理,又缺实证分析,充斥了口号)。因此,我们衷心希望学术界、理论界能够以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契机,对执政党的建设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做出深入的反思,拓展新的研究理路,赋予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特殊研究以新的生机和活力。

思考之二:对历史的思考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在表面上看是一个新命题,但它亦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研究党的建设科学化,必须要有历史主义的态度,向历史学习,反思历史。

通过深刻的历史反思,正确地认识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大反思是不应忽略和遗忘的。下面,我们想结合主题重点解读两位历史巨人在两次重大历史事变后的反思。

按照这个理路,我首先想到的还是孙中山。如上所述,显然我们无法回避他的历史反思和执政理念。那么,我们就要认真研读他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注意:孙中山本人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孙中山很看重他的《建国方略》,他把它视为自己对辛亥革命反思的结果。这一点,在他的“自序”中有十分清楚的表白。在孙中山眼中,辛亥革命以后多年的事实与其初衷完全相悖,“本可从此继进”,但其主张却难“有效而见之实行”。那么,其原因何在呢?孙中山认为:“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篤,奉行不力之咎也; 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引者注:此说出自《尚书》)之说也”。因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集中分析和批判了所谓的“ 知易行难”之说。

对孙中山在认识论问题上的这种看法,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理解的共识有误。我们甚至认为,孙中山孤立地用难易来识别知与行的关系没有太大意义(也有人认为是错误观点)。更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特别是行的基础作用、认识的来源,以及真理的标准,等等。通常的说法就是,认识绝不能离开实践,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因此,在这里行是难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东西。

孙中山的这一认识论主张有其特殊意义。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尤其是突出强调了科学、理论、逻辑推理的重要价值,及其对于实践的强有力的指导作用。我们经常讲理论联系实际,但似乎着重点是放在实际上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有理论。科学与技术,科学是基础。与此相联系,我们还应当注意的问题是,孙中山是把解决认识论问题作为建国、执政的首要问题提出来的,其意义非同寻常(我们经常讲,思想路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其中的意思差不多,只不过是孙中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他特殊的考虑而已)。这就是他在《建国方略》中首先涉及的“心理建设”(孙文学说)问题(而后,他才谈“物质建设”(实业计划)、“社会建设”(民权初步)),这被孙中山看作“非常之建设”,因为“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不足”,不仅需要有“破坏的革命”,还要有“建设的革命”。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实质上就是他的民主思想。它所涉及的思想内容是十分广泛的,也是非常具体的,绝不能从任何狭义的角度去诠解。应该说,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涵盖了民主执政的若干基本问题。例如:国体问题(关于合众国体制)、政体问题(共和政体)、宪政问题(“五权宪法”)、人民的基本权利、议事与决策程序问题(《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在“社会建设”(民权初步)中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在这方面,孙中山有其特殊的考虑)、监察机制问题(包括考试问题),等等。事实上,有些问题的确是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容易忽略的问题,但又确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举例说明,我们特别强调多数人(即人民,如何理解这个概念呢?)对少数人的统治。但如何来真正实现这种统治呢?我们也在谈共和(即国家元首与国家权力机关定期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英文的解释是:Republic n. a nation , usu. governed by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 whose head of state is not a king or queen but a president),但怎样来建立和保障这种共和呢?再有,如何处理多数人和少数人的权利、公民的权利与法治的关系?如何构建与民权有关的各种程序?

说完孙中山,我们还想特别谈谈邓小平的“反思性悖论思维”。邓小平的反思主要是针对“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对执政党建设的破坏。1980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他专门分析了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原因。他断言:“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①而法拉奇则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忧虑:至今“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邓小平解释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体制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②

从制度的层面去反思,去认识问题,的确是邓小平所坚持的一条重要认知取向,沿着这条理路进行思索,有助于把握、揭示问题的实质。邓小平郑重地告诫全党:“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③

在当代中国,如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理顺党政关系是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首当其冲的现实问题。邓小平认为,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必须从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入手。像有些“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他还建议,“党的十三大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把关系理顺。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我们国家缺乏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④。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执政党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邓小平一方面关注对历史教训的总结,深刻认识神化领袖对党内民主生活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另一方面,他尤为关心恢复党内民主生活,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从思想层面而言,他呼吁要把民主看作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从政治层面而言,他要努力在党内重新开创“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从组织层面而言,他强调,实现党内民主的关键是“党要有党规党法”。从领导方式而言,他力主坚持“集体领导”、“集体接班”的原则。这就为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指明了基本方向。

具体联系到改革的实践,邓小平感到,有必要在实践中提倡“努力改善党的领导”。但是其中最复杂的是“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针对于此,结合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共产党员中具有专业知识的人究竟有多少?特别是我们的领导干部中具有专业知识的有多少”?在“工厂的车间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班组里边是否也要由党支部或者党小组领导?同样,大学的系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这样是不是有利于工厂和大学的工作?能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共产党实现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是用这种组织形式,还是用别的办法”⑤?应当说,这些问题都直接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时至今日,这些问题好像还在引发出新的问题,并且引起人们的困惑。

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还要坚决反对“特权”。邓小平对反特权做了定位:“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⑥

思考之三:对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如前所述,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开篇所讲的“心理建设”问题:“知难行易”,直接涉及到政党的“知与行”,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认识论典范。

同时,孙中山针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变化,特别说明要从中国政治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解决“民权问题”。他告诫国民党人:“十三年前革命,仿效外国革命政治,成立民主政体,目的是在取法乎上,所以把外国很高的政治哲理,和最新的政治思想,都拿来实行。这是中国政治思想上一个最大的变动”。但问题在于,“革命以后举国如狂,总是要拿外国人所讲的民权,到中国来实行,至于民权究竟是什么东西,也不去根本研究”。殊不知,“民权政治,在外国也不能够充分实行,进行民权,在中途也遇到了许多障碍。现在中国主张实行民权,要仿效外国,便要仿效外国的办法。但是民权问题在外国政治上,至今没有根本办法,至今还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外国人拿最新发明的学问,来研究民权,解决民权问题,在学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没有好发明,也没有得到一个好解决的方法。所以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导师”⑦。因此,孙中山在解释其“民权主义”主张时,特别针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民权政治中存在的问题,力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现“权能分离”(主权在民)、“选贤举能”(重用专门人才与专门家)、“政治分开”(政权与治权、民权与政府权)“五权宪法”( 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九权平衡”(外加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议权),切实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从而为人民造福,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

我们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关于“民权”的思考和实践是建立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创造,它不仅对当时的国民党人有启迪作用,对今天共产党人的执政同样有借鉴作用。我们倡导党的建设科学化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实际,开创中国人的政党建设之路,以造福于中国。

我们同样需要思考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理论与实践的认知,以及党的实践理性的生成。

三、关于课题的具体研究内容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研究”课题的探究实际上是紧紧围绕着“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定义而展开的,它共分为五大专题,每一专题由若干篇文章组成。

专题之一,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内涵、理念和主要内容做出分析和论证。然而,这方面的研究理论界重视不够,缺乏有深度的研究,与实际的需要有明显的差距。本专题从学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出发,对执政党建设理论上的疑难问题,以及不同的研究取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理论。本专题专门阐释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主题——“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着重分析这一主题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以及它与科学发展观的有机联系。同时,我们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与党的建设科学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性跨越。

专题之二,执政党建设最根本的是思想理论建设,确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基础。我们坚持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重点,结合历史与现实的重大问题,继承党的思想传统,开阔研究视野,实事求是、正本清源。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探讨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新途径,特别加强对认识论的研究,正确理解和处理理论与实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正确把握理论传承与理论创新的内在联系,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的研究内容已经列入北京市委讲师团“宣讲家”网站的讲座。

专题之三,党性修养问题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核心问题,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本专题首先反思党性,为党性定义,注入时代内涵,强调共产党人的信仰与敢于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同时,从历史的角度切入,尝试将共产党人的党性与理性有机地结合,从而在根本上杜绝党性研究、宣传的一般化、程式化,提升共产党人自身的理性,为党的建设科学化注入应有的活力和生命力。这里,我们力图从全面的历史过程还原出党的建设的思想演变过程,所以我们没有采用几代领导核心的写作形式,而是专门以李大钊、张闻天、刘少奇为个案,深入剖析他们身上特有的理性精神,为新时代的共产党人提供可信、可敬的榜样激励,警示后人,自觉避免盲目和平庸,抵制党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中的庸俗化倾向。联系实际问题,探究党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科学途经。

专题之四,尊重历史、深刻反思、勇于实践、开拓创新。我们认为,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实践过程,它所体现的是党的自觉行动。这方面的自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党的自身建设史反映出来的。本专题突出党的建设史研究,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加强党内民主与监督,使之法制化、制度化,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亦是一个实践问题,尤其是关于党的各领域基层组织的民主化进程,又是一个最为现实的实际问题。本专题对此做出比较深入的研究。与民主相联系,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监督,我们专门结合历史从制度化层面思考党内监察问题,分析纪律检查与党内监察的不同,揭示出组织建设的新取向。

同时,我们还提出要借鉴其他政党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在这方面,我们专门提出了中国国民党转型改革的历史经验,因为国共两党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具有明晰的可比性。我们还对如何利用互联网进行党的建设理论、党的建设史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有成功的范例,得到有关方面的认可。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特别重视对现实问题的探究,初步涉及国有企业党的建设、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内容。

专题之五,以“从严治党”为主要命题,着重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作风建设问题,这是党的建设科学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2014年11月,为紧密配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们与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合作,成功组织了一次以“从严治党与党的建设科学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专题探究“从严治党”规律,以深化对“从严治党”命题的理解,初步形成了新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同上,第333页。
④《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同上,第三卷,第163页。
⑤《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同上,第270页。
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同上,第332页。
⑦《民权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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