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邓小平党建理论发展状况分析

  • 作者: 杨德山
  • 时间: 201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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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当代中国由此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此期间,在创造性的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同时,开创性地探索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本文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简述这一理论的发展过程,并揭示其基本特征。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有关党建理论的内涵有广义、中义、狭义之分。广义者,包括党的性质、内部建设和外部功能三部分内容;中义者,包括党建目标及确立依据、内部建设两部分内容;狭义者,仅就内部建设问题展开,包括思想、理论、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等等。本文选择的是中义党建理论框架。此外,"制度建党"是邓小平党建理论的特色,但是"制度建设"贯穿在党建领域的各个方面,因为本文只是采用的历史描述方法说明主要问题,所以并不把它列入叙述的范围。

一 反思和恢复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遭到了严重的扭曲,对世情、国情、党情的认识发生重大偏差,因此党和毛泽东确立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任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围绕这一指导思想、中心任务和基本路线而确定的"吐故纳新"、"整党建党"方针,使党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组织涣散、队伍削弱,优良作风、光荣传统丧失,整体战斗力大大下降。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号召全党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1977年7月,他在第三次恢复工作前夕就提出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用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推进我们的事业向前发展。他特别指出:"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建设这个领域里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5-4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详细地讲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发展历程,批评了党内部分同志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做法,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4页。)在同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其中他发挥了毛泽东延安整风时期批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时反复讲过的观点,发表了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邓强调的"解放思想"也是对毛在50年代后期一直强调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观念的继承。只不过邓要破除的是当时党内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以及新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制造的自我崇拜,破除的是对"两个凡是"的迷信。而毛当年要破除的是党内对苏联人的迷信,对"洋教条"的迷信。)的名言,号召全党从本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

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恢复,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理论建设、指导思想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2-13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全会之后,随着建国之后,特别是"文革"期间一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党内对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认识相当混乱。在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邓小平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他多次发表意见,反复强调《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页。)根据他和党内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决议》屡易其稿,几经讨论,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既从理论体系上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又严格区分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言论、理论之间的界限;既强调"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又提出要"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的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83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党的思想路线的恢复、指导思想的重新确立为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确定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指南。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新时期党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92页。)这一总任务的内容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表述为党的政治路线。邓小平还作了进一步的概括,"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4页。)它实质上是将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毛泽东创意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与1975年1月周恩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中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宏伟目标结合起来,加以恢复。

工人阶级的政党"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党的建设始终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依据党的指导思想,围绕党的基本路线而展开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基本路线在新时期初期具有恢复性质,意味着党的内部建设的其他方面也必然带有恢复性色彩。

新时期初,邓小平提出了当时党的建设总目标,"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是恢复党的战斗力。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应该是统一的、有高度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只有恢复到这种状态,党才有战斗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68页。)恢复到什么样的状态?在邓看来,首先要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尤其是50-60年代的状态,突出表现为队伍纯洁,纪律严明。为此,第一要修改党的章程,"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7页。)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所应遵循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的基本原则、法规。从《准则》的十二条规定的内容看,其基本框架是对八大党章修改草案五个主要方面的继承和恢复。当然在具体内容上侧重了对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文革"错误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第二在组织上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4页。),坚决反对"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以便把效率提高一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82页。)严肃党的纪律,坚决实行"四个服从","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 

在党内机构设置上,恢复了党内纪检、监察机构职能,新成立了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了党的中央书记处的机构及职能。在干部工作上,平反党内的冤假错案,恢复老同志的工作和待遇。更为突出的是恢复并重新解释了50年代后期党提出的"又红又专"接班人标准,而且进一步上升到了选拔、任用干部的"四化"方针,凸现了"知识化、专业化"的重要意义,"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没有专业化、知识化,就会瞎指挥,就会损害人民的利益,耽误生产建设的发展,也就根本谈不上"红"。在党的作风建设上,邓小平赞同陈云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论断,强调"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能够改变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66页。)要恢复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的优良传统,废除包括"特殊待遇"在内的脱离群众的制度,坚决反对干部搞"特殊化",反对官僚主义。

总之,在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在邓小平的倡导和领导下,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加入了"解放思想"内涵;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并认为这一指导思想还会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发展;重新确立了党的中心任务,充实了修改和充实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在总结建国以来党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民主集中制、干部队伍建设、党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背景下的党建理论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探索和创新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历史阶段。同时也标志着邓小平对党的建设理论的思考进入全面的创新阶段。

在思想路线上,邓小平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他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从不同的侧面,反复阐明党的思想路线。如1982-1988年间,他在向外宾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时,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都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遵循了毛泽东同志一直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60页。)才能走出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我们的方针、政策对不对,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不争论,"拿事实来说话"。

正是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十二大之后,党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逐步对我国的国情有了更加符合实际的正确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比照起8年前十一届四中全会确立的党的总任务,比照起5年前十二大确立的党的总任务的内容,(十二大确立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这条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为依据的、被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项正确的方针政策认识的升华,是改革开放以来党排除"左"的阻力和右的干扰取得的最高理论成就,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现实工作中的最集中的体现。

十二大之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基本路线的探索和形成过程中,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形势,邓小平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总目标和总要求,"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并告诫全党,只要下这个决心,中国的事情就一定能办好。依据这一总目标、总任务,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实践中,在党的建设各个领域进行了理论创新。

在党的理论建设上,邓小平一直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6页。)他认为,决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这些共产主义的领袖们为他们去世若干年后的共产主义实践活动提供现成的答案。世界形势日新月异,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思想原则指导下,党的十三大总结了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认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7页。)

在党的组织建设上,邓小平关注的主要问题侧重在三个方面:其一、随着清理"三种人"工作全面展开及顺利完成,一大批年富力强的知识专业型干部纷纷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干部队伍出现了喜人局面,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但邓小平仍然从党和国家事业现实和长远的发展角度出发,强调全面落实干部的"四化"方针,尤其要不断促进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干部不只要年轻,有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6页。)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而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这个目标不是三五年就能实现的,能在十五年内完成就很好了,"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9页。)其二、明确顾问委员会的职能、使命和性质,"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可以设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6页。)其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利益驱动的影响下,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现象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某些干部身上不同程度的存在并蔓延,邓小平坚定地提出"中央要有权威","各顾各,互相打架,互相拆台,统一不起来。谁能统一?中央!中央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278页。)不过他同时指出,讲中央权威,宏观管理,不能搬用过去困难时期的那些方法了,中央说话、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是在方向问题上。

在党风建设上,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以及对党员干部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现象,邓小平提出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和长期性,"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4页。)"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在惩治腐败方面,邓小平提出要从抓典型、抓具体的事件入手。所谓"典型"就是"高级干部子弟"、"高级干部"、"名人";所谓"具体事件"就是"经济犯罪案件"、"严重丧失国格人格的事件"、"搞特务的案件"。"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2页。)在党风廉政建设的手段上,邓小平提出"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必须高度重视法制的作用,"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3页。)

总的来看,在十二大之后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平息期间,尽管邓小平已经处于党的工作的二线,但是他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关注着党建事业。无论对党的思想路线、基本路线,还是对党的组织、作风建设,他都坚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并随着党建实践的展开,而不断丰富、发展其基本内容,提出了若干创新性见解,勾勒出了他在新时期党建理论的基本框架。

三 总结和展望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从国际和国内背景看,对于正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邓小平认为,"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将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4页。)失误表现在哪里?在政治风波到来前夕,邓小平就认为,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思想政治工作的失误,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党建工作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政治风波刚一平息,他在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商谈当时的当务之急时焦虑万分而且语重心长地叮嘱,"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4页。)怎么抓党建?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到1992年春发表视察南方的谈话期间,邓小平在这方面的总结和思索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在党的思想路线上,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不但没有放弃,反而更加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鼓励人们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要有点"闯"的精神,"冒"的精神,要有股子"气",有股子"劲",走出新路子,干出新事业。要突破姓"资"姓"社"的认识误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这"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党的思想路线实现了真理和价值的统一。

在党的指导思想上,针对政治风波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各种言论,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这是个根本的问题。面对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政治变故,邓小平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3页。)他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在党的基本路线上,他强调要全面正确理解、党的基本路线的内涵,坚定不移地贯彻这条基本路线。1989年5月31日,他在对中央两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坚决地指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他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针对政治风波之后国内一些人对基本路线的怀疑,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以铁的事实告诫全党,"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371页。)在对基本路线的认识和执行方面,"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5页。)

在组织建设上,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除了继续坚持实行干部新老交替,按照德才兼备原则和"四化"方针选拔任用干部,建设高素质的充满活力朝气的干部队伍观点外,特别强调中央领导集体内部的建设问题。他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他希望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是一个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通过做几件扎扎实实的事情能给人民带来希望的、树立起自己威信的、面貌一新的领导班子;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领导集体的成员要以高度的自觉性维护江泽民同志这个核心;领导集体成员要相互容忍,相互谦让,相互帮助,相互补充,包括相互克服错误和缺点。

在作风建设上,邓小平在政治风波之后继续反复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和长期性。他在分析政治风波产生的内部因素时,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以及我们反腐败的态度和手段不够坚决,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所以"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页。)他希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人民面前要过好反腐败这一关,对腐败、贪污、受贿大案,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此外,他还对会议太多、文章太长、讲话太长,内容重复,新语言不多等形式主义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种形式主义实际上也是官僚主义,提倡讲短话、讲新话,写短文章,言之有物。

总之,尽管1989年秋天之后,邓小平不再担任党内任何职务,但是,如他自己所言,他一直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关注着党建事业,尤其是在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党内部分同志思想认识发生偏差的时刻,发表了具有中国当代思想史上划时代意义的视察南方谈话,为日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党建理论的全面创新提供了思想基础。

小结

综观邓小平党建理论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特点:第一、阶段性和实践性的统一。这如同他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不断的反复探索中形成的一样,作为其中重要部分的党建理论也是随着时间和实践的发展,在反复探索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它总是以重大的政治和思想事件为形成契机和标志,或是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得出结论,或是在思想事件的争论、交锋乃至斗争中,逐步完善成熟。它总是以前人的实践为基础,以现实的实践为依据,以结论的方式应对现实的需要,预见和指导未来的实践;第二、继承性和开创性的统一。如果说党建的实践是这一理论的"活水"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则是这一理论的"源头"。在党建目标确立,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等方面,邓小平的党建理论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一般理论要求和原则,或者说与它的"源头"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它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建论说中的某个结论或者某些言语,而是从现实出发,根据实践经验得出结论,并将结论带到实践中去检验,进而上升到原则和理论的高度;第三、平实性和简明性的统一。理论就其表述形式而言,多种多样。邓小平党建理论观点多是在讲话、谈话、答问中以口语方式出现的,言简意赅,务实"管用"。他文风朴实,不讲空话,在简明扼要的论述中,总是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

思想家的思想贡献不但体现在他的思想给当时和今天的人们带来了多大的启发作用,更反映在他比前人超越了多少。毫无疑义,邓小平的党建理论不但丰富了共产主义党建思想宝库,而且对今天党的建设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但是这一理论又是开放的、发展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建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针对世界范围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技高速高能化,针对国内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社会生活多样化,党的队伍发生很大变化条件下,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党建核心问题,形成了更为完整的新的理论体系。我们研究邓小平新时期党建理论的发展状况,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和掌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建理论的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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