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知识精英一开始就介入了政党政治的发育过程。他们先是从西方引入了"政党"概念，并在接受、传播和改造这一概念的过程中，一面消解了国人对"党"的心理障碍，一面身体力行直接参与了政党的实践。"五四"以后，他们终于在"党化"与"化党"的事实推演中，逐步找到了一条改造政党、变革中国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政党；"五四"精英；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

作者简介：周良书(1975－ )，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历史研究。

    在中国古代，"党"是人所摈弃的东西，它常与"朋"合用，特指相互勾结、营私或谋反的小集团。孔子云："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在《论语》中"党"一词曾出现过10次之多，分别有"集团"（如"吾党之小子狂简"）、"偏私"（如"吾闻君子不党"）、"类"（如"各于其党"）、"乡里"（如"吾党有直躬者"）等4种涵义，其中尤以前两种涵义为后人使用最频繁。)。也即是说，君子能合群，但不可以结党。中国士人向以君子为名，当然不肯与党有涉(在传统中国，"党"之称号，不是被人用作丑恶、黑暗势力的同义语（如外戚专权之"后党"、宦官专权之"阉党"），就是被人作为嫁祸杀戮士大夫的借口（如东汉之党锢、明代之党案）。特别是东汉党锢和明代东林党案给人留下的心理恐惧，以致知识分子对"党"，更是噤若寒蝉，惧而远之。并且以"党"构成的"党与"、"党争"、"党羽"、"党徒"、"党魁"、"党同伐异"等词也均含有贬义。)。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在1920年代，中国学生却引为时尚，每以入党为荣。究竟是什么原因引来如此变化？其实，只要对这现象背后的历史稍作思考，就会发现此"士"非彼"士"，此"党"也非彼"党"。在危机四伏的环境里，中国的新青年是要运用一种新的工具--政党来打破僵局，创造出一个有别于过去的现代国家。

一、从"新文化"到"新青年"

在叙说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时，人们总习惯于讨论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比如，戊戌变法是由刚从士大夫阶层脱胎出来的知识分子领导的社会变革。在有案可查的48位领袖人物中，进士28人，举人8人，贡生3人，生员3人，无功名而捐纳官位者4人，经士大夫出身的约占90％。辛亥革命基本上是由新式知识分子领导的革新运动。在有案可查的328位革命党人中，只有进士2人，举人6人，贡生2人，生员33人，传统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很小，新式学堂学生和留学生的比例已大为增加。而五四运动则是一场由新式知识分子阶层独立领导的革命运动，其领导层完全是一代新的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张朋园在《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对"戊戌"、"辛亥"和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现代特征有具体分析。相关内容，也可参阅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美]杰罗姆B格里德尔的《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桑兵的《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金耀基的《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94年；金安平的《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党政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从中国社会发展这三个阶段看，知识分子的现代特征越来越明显，而他们的传统印记则日趋弱化。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当然有很多方面，但近代中国教育制度变革的影响却最为直接。因为在1840年以前，中国教育被完全覆盖在国家权力体系之内，当时作为文化资源或文化资本类型的只有官学形态的儒家学说和由此而生的科举功名。然而鸦片战争打破了老大国家的传统发展轨道，一种新的文化资源开始在中国出现。因它来源于西方，所以被冠以"西学"之名，而后又被称为"新学"。新的文化资源引发了新的文化传播方式--新式学校的出现和发展，而新式学校的出现又反过来助长了新文化资源在中国的滋生蔓延。1905 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在挣脱这一制度性约束之后，新式学校的发展更为迅猛。据统计，1909年全国共有大学3所，高等学堂24所，高等实业学堂127所，在校学生达到28611人(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以上统计若包括中等学堂学生，总数就超过了163万人。新式学堂学生到1912年高达293万人之多。这些中等学堂学生后来实际上构成了"五四"一代知识精英的主要来源。)。这还不包括师范学堂和外国教会学校，例如北京优等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等等。

新式学堂急需新式教员，于是留学生身价倍增，"各督抚顶而戴之，如获拱璧"(《给事中李灼华奏学堂难恃拟请兼行科举折》，《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93页。)。而科举制度的废除，也使得出洋留学成了知识青年的时髦实惠之举。其中1905年单留日的中国学生就达8000人，1906年又猛增至13000人(段培龙：《对杨枢与留日学生文的一些补充》，《传记文学》，第44卷第8期。)。1910年，留美的中国学生也有"约八百余名"(《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1917年12月15日出版。)。一个庞大留学生群的出现，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最为显著的变化。他们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后，大多接受了西方的新学，归国便成为新思想的宣传者。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至第2卷第1期改名为《新青年》），以进化论为武器，发动了一场针对儒教，反对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它的基本队伍就是一批对中西文化进行长期比较并具有思辩力的留学生。新文化斗士们当时的态度是非常激进的。他们不承认一切传统权威和各种教条，要求打破一切精神枷锁，用"理性"来批判和审视一切。这是一个纯粹而又苦楚的人化过程，它推动了中国知识界的理性思维，教育和培养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

这也符合新文化运动组织者的初衷，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把希望寄托于青年。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明言："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之细胞在人身"，因此"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出版。)。这极大地鼓舞了青年人的斗争热情。据杨振声回忆："《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了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 杨振声：《回忆五四》，《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第55期。)毛泽东也坦承："我非常钦佩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这样在新文化运动的哺育下，新一代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而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又恰好给他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10余万青年学生涌上街头，讲演、集会、游行、罢课，发动罢市，谴责政府的卖国行径，呼号奔走，殊有不可揭止之势。这其中确有许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这一代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从代际关系上看，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吴虞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身为大学教授或中学校长，这时已拥有了相当的社会地位，而"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则是在他们教化下成长的青年学子。五四运动时，他们的年龄多在22岁左右。李良玉曾对当时比较活跃的40人做过调查。其中1886－1993年出生者8人，1894－1901年出生者23人，1899－1901年出生者9人。这个阶层的多数人对戊戌变法没有印象，辛亥革命时也仅在15岁上下(李良玉的统计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包惠僧、刘清扬、赵世炎、高君宇、王尽美、赵醒侬、杨闇公、萧楚女、李启汉、陈延年、张太雷、李汉俊、向警予、马骏、何孟雄、郭隆真、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刘伯坚、阮啸仙、瞿秋白、方志敏、俞秀松、谭平山、陈潭秋、邵氏平、李达、李立三、刘少奇、施存统、陈毅、李富春、施洋等40人。参见《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他们没有老一代知识分子催人泪下的辉煌过去，民国给他们留下的也只是动乱而又生疏的记忆。

第二，从社会关系上看，他们大多出自城乡中产阶级以下家庭。根据1918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务报告，在该校357名学生中，家庭职业属学界者占57％，属商界者占28％，属农界者占9％，属政界者占3％，属医界者占2％，合计占99％(《代理校长郭秉文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1918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应该说这个统计大体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际。这与辛亥时期革命派中很多华侨或华侨资本家、官僚和大地主家庭出身者稍有不同，新一代知识青年更具不依附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特征。诚如朱自清所说，"五四"以后，"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朱自清：《论气节》，《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154页。)。

第三，从思想取向上看，他们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都是变动不居的。天真浪漫的年纪恰逢文化多元的时代。他们往往才接受了这种思想，不久又迷恋上了另一种学说，或者是把几种思潮一并接纳。但他们又不像传统学生那样在家乡自修，或在本地学堂就读，而是远离故土，汇聚都市，这样既失去了家庭的羁绊，相遇的又是一些来自他乡、带着异俗的新同学，因而处在一个全新的文化氛围中。这些都极易滋长从众心理，产生集体行为。1920年代初在全国161所高等学校中，有126所是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几个大都会(其中，上海30所、北京23所、广州12所、武汉10所、成都9所、杭州8所、长沙8所、天津6所、福州6所、南京5所、济南5所、太原4所。参见《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而1919年6月3日后，五四运动的重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以及不久在北京、上海、济南、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出现的中共早期组织，显然与这些地方高校云集有很大关系。

二、"党"、"政党"和"革命党"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化与西方文明的中国化，其实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于是伴随着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西方的政党知识也开始在中国得以传播和应用。当然，如前所述，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是有"党"一词，只是中国士人一向恪守"群而不党"的原则，害怕因结党而失去了君子的美名。这显然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观念有着重大差别。事实上，中国的"政党"观念是从日本移植而来。日本人在19世纪中叶，首先把德文"partei"用汉字译为"政党"或"党"，指"代表特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实现其利益而活动的现代政治组织"。中国人采用了日语的汉字译法，认为英文中的"party"，德文中的"partei"，法文中的"partie"与中国过去的"党"在"团体"这一层面上有相通之处。然而就是这一种词义上的契合，也让许多中国人心有余悸，因而造成了一度对"政党"的偏见和传播障碍。

维新派知识分子首先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洋务时期，郭嵩焘、薛福成、黄遵宪、马建忠等对西方的政党现象虽有过评介，但他们的谈论仅限于私人的日记或信件，难有社会影响，况且他们对西方的关注点还未深及制度、文化层面，因而对西方的政党知识也不会有传播和运用的冲动。)，因而有意识地把它与中国的"朋党"作出严格区分。1896年《时务报》上发表的一篇《政党论》就曾指出："政党者，欲把握国家权力，而遂行其志意，故联合同人为一党也"，而"朋党者，本小人之事，每以阴险为手段，在牵制君主之肘，以营利于其间"(《政党论》，《时务报》（第17册），梁启超1896年12月11日编辑。)。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更是于《清议报》中著论，力言政党为政治中不可缺少之物，或谓"文明之国，但闻有无国之党，不闻有无党之国"，或谓"天下不能一日而无政，则天下不能一日而无党"，其倾心政党制度的心情，溢于言表(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0页。)。鉴于国人以结党足以乱政，维新派又有意识地与"革命党"拉开距离。事实上，《政党论》对"政党"与"革命党"就有过严格界定："偶有民人，结作一党，而反抗君主之权，以强逼君主，是革命党耳，非我所谓政党也。革命党本以颠覆政府为志，其意盖谓自非出于此途，必不能握得政权"(《政党论》，《时务报》（第17册），梁启超1896年12月11日编辑。)。

这种带有创造性的阐解，极大地缓解了国人对"党"的疑惧心理。但是他们对"政党"与"革命党"的刻意区分，也造成了国人对政党知识的某种误读。这显然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影响，比如前文提及的《政党论》就是出自《大日本杂志》的一篇译文。然而有趣的是，中国的革命党人似乎接受了这种人为的界定。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等人流亡日本。他们到达神户时，日本报纸曾以《中国革命党领袖孙文抵达日本》为题发布消息。孙中山等人看后十分惊奇，日本人所使用的"kakumei"，即是汉语的"革命"，而"革命"在汉语中有"变革天命" 的意思。他们此前一直用"起义"、"造反"、"光复"来表述自己的活动。而此时日本人对"革命"的使用，显然赋予了一种现代政治意义，这很能代表孙中山等人起义失败后的心境。因此孙中山说，革命党三字最雅善，此后吾辈皆用革命党，取消前日所谓造反的字样(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旦认同"政党"与"革命党"的严格区划，便会不自觉地受到它的支配，甚至以此来规范各自的政治活动。"立宪党"人自认是未来政党的雏形，极力与革命党人划清界线，唯恐将自己降为"暴民"、"乱党"地位，从而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梁启超甚至认为，"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页。)。而"革命党"人则极力表白自己非政党的立场，以防玷污了其革命的精神。1905年，在同盟会的预备会上，孙中山就曾向到会代表宣布说，"本党系世界上最新之革命党"(冯自由：《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渊源》，《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2页。)。及至民国建立，革命党人才许更弦易帜。在1912年8月13日的《致同盟会各支部电》中，孙中山申明："同盟会成立之始，其命名本含革命同盟会意义，共和初建，改为政党。"(《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5页。)

革命党人的这种自我定位，很容易对当时的共产国际产生好感。他们热情地向国人介绍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活动情况，就是一个证明。比如在《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一文中，叶复生还曾将巴枯宁的党归为无政府党，同时又称赞第一国际为革命党( 梦喋声（叶复生）：《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民报》1906年第7期。)。而当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成员加入资产阶级议会后，孙中山则立即说明"欧洲社会党系完全政党性质"(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1912年10月14－16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7页。)，转而又对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表示了热情的态度。

对"政党"知识的这种误读直到五四时期才被逐步纠正过来。从中共的酝酿和创建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很少受到这种影响和限制。中共的政党知识与组党经验主要来自共产国际。而在共产国际那里，对"政党"和"革命党"是没有这种刻意区分的。它称中国同盟会为"政党"，或稍加限定称之为"民族政党"，后来也称国民党为"民族政党"(《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342页。)。因此中共一开始就认定自己为政党，或者是要搞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1921年7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宣言》即明确表示："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49页。此非中文原件，转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英文译稿。)。其中恽代英的观点，就很能代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他说："有人分党有政党与革命党两种。实则此系误解。……如革命党而不为政党，革命党员不要求受相当的政治训练，他们自以为只做破坏的事，而不须负建设的责任，那便必会与我们同盟会一般革命老同志一样，他们破坏有相当成功以后，将建设的责任交给反动派渠魁袁世凯之手。……故革命党必须是政党。不然，则革命党之所谓革命，简直是无意义的捣乱了"(恽代英：《政治学概论》（1926年9月），《恽代英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3页。)。显然，中共已经发现了问题，并自觉回避了"政党"与"革命党"之间的抽象争论。

总之，中国知识分子自日本引入"政党"概念后，一方面克服了对"党"的心理障碍，但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对"政党"的知识误读。直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才跳出了"政党"与"革命党"间的无谓争论。"政党"观念在中国的这种流变，既反映了政党知识在传播过程中的曲折经历，也反映了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介入了政党政治的发育过程(对政党观念在中国孕育和发展的考察，可参阅张玉法的《民国初年的政党》之第一章"民初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第五章"政党对内阁及制宪问题的态度"，岳麓书社2004年版；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之第十章"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斗争的初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金安平的《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党政治》之第三章"知识分子与政党知识的传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不过，知识分子对"政党"的热衷也不单是为了"知识"的兴趣，他们更看重的是"政党"在实践中的应用。所以当他们拥有了这一知识，甚至还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当仁不让地开始了改造中国的行动。

三、"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政党"与"革命党"之争，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党"、"国"关系的不同态度。在维新派看来，只有像西方那样活动于议会的党才可称为"政党"，而以秘密形式、非和平手段来颠覆政府的组织不能算"政党"。1907年梁启超在组织"国闻社"时也强调：此社"为政治上的结合团体之名称，现在联结者，即先以纳诸政论社中，将来就此基础结为政党"(《给徐佛苏的信》（1907年4月5日），《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6页。)。以后他又多次明确表示，组织政党是立宪政治以后的事情，立宪政治与政党"如形影相附而不可离"等等。而在革命派看来，无党则无国，现代国家需由现代政党来缔造。中国同盟会誓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中国同盟会总章》（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4页。)，就反映了革命党人在"党"、"国"关系上的鲜明立场。

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把目光转向俄国也显然受到了上述观念的影响。孙中山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一是以主义治国，二是"将党放在国上"。他说："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楷模(《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5页。)。这与中共创立者的思路完全一致。在《团体的训练和革新的事业》中，李大钊指出："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以六十万人之活跃，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我们的社会腐败到这个样子，终日口说改革，实际上的改革，半点没有。这总因为我们团体的训练不充足，不能表现民众的势力，而从事革新的运动。"所以我们现在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 S.C（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出版。)。

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远在巴黎的蔡和森曾两次给国内的毛泽东写信，表达了同样急切的心情。在8月13日的信中，蔡和森主张立即着手建党工作，"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 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7页。)。在9月16日的信中，他进一步强调建党要以俄为师。"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澈底"；并且，"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蔡和森认为："资本家利用政权、法律、军队，才能压住工人，所以工人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换言之就是要中产阶级那架国家机关打破（无论君主立宪或议院政治），而建设一架无产阶级[国家机]关--苏维埃。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13、109页。)。而此时毛泽东的思想也在急剧转化之中，所以在看到蔡和森的信后当即表示赞同。

在回信中，毛泽东写道："唯物史观为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还向蔡和森介绍了国内的建党情况，"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毛泽东：《致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蔡时为中国学生旅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组织者，而毛则为国内新民学会的负责人，他们的认识应该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由此可见，先受党的训练，即"党化"，然后再运用党的力量来"破旧立新"，这在当时已成为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的共同抉择。

然而"党化"还有一个重要前提是"化党"。因为当时民国已立，中国进入所谓政党时代。不仅原有的革命团体和立宪团体纷纷改为政党，国人之从事政治运动者，亦大都列名党籍，或利用不党之名，三五结合，俯仰于诸党之间(朴庵：《责不党论者》，《中华民报》1912年10月1日。)。著名记者黄远庸记录了政界当时这一非常景观："今者党之问题，可谓披靡全国矣，一般之贤愚不肖，既尽驱率入于此围幕之中，旗帜分张，天地异色。又有一群矫异自好或无意识之徒，以超然为美名，以党为大恶，相戒以勿争党见为爱国。党人之视己党，则神圣之，其互相视，则仇雠之；无党人之视党也，则蟊贼之。攘往熙来于通衢大道之中，指天画地于密室之内，目有视视党，手有指指党。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为党，遂即铸成千奇百怪之党，蔓延于国中，乃复演为千奇百怪之崇拜政党论，或毁谤政党论，以相攻于一隅。于是乃有党与党之争，有党与非党之争，更有一党之中一部分与一部分之争。"(黄远庸：《铸党论》，《远生遗著》（第1卷），台北1962年影印本，第209－210页。)

此种混乱情形，确实让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在李大钊看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S.C（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出版。)。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中，陈独秀也指出："一般人民虽然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但实际上处理政务、直接担负政治责任的究竟还是政党，所以政党不改造，政治决没有改造底希望。"他还进一步强调说："政党是政治底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陈独秀：《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出版。)

当然，"党化"与"化党"也是并行不悖的。对此，陈独秀的态度就很明确。他指出："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靠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只眼（陈独秀）：《除三害》，《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19日出版。) 也就是说，社会中坚分子对内应完成"党化"，而对外则要实施"化党"。

事实上，在后来的国共合作中，多少也可以看到这一思路的另一种延续。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曾公开表示，要像俄国革命那样，"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将党放在国上"，"完全党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第14－15页。)。然而"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在1924年国共合作之初，宋庆龄曾问孙中山为何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随即作出上述回答。参见《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所以，"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的问题，第二件是改造国家的问题"(《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一号）》，广州1924年印本，第4页。)。但孙中山又反对中共与之平等联合，只同意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人"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然而尽管如此，中共不仅没有顾虑可能被吞并和溶化，相反却抱有要改造国民党去推动国民革命的意图。在当时中共"新青年"的眼中，国民党人的形象有些"老朽不堪"。因此在国民党内，中共最初斗争的矛头亦主要指向"老国民党员"，认为只有将那些"国民党老朽"清除去，才能组织一个新国民党(《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43－448页。)。中共甚至还希望"在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基础，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1923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47页。)。

四、在知识青年中建党

中国思想界的上述变化，有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这场由学生界而波及全社会的爱国壮举，确实令世人陡然为之一振。如《大陆报》的社论说："在此罢课中苟有新中国之胚胎，而为中国新青年刷新中国之起点，则区区代价，亦甚值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五四爱国运动》（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版，第362页。)而置身运动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自然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如陈独秀指出：知识阶级的学生，有"他的特性，一方面因为没有经济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非坚固不能动摇，一方面正因为他的阶级性不坚固，往往有超越阶级的理想，比任何阶级都易于倾向革命"(实庵（陈独秀）：《青年们应该怎样做！》，《中国青年》第1期，1923年10月20日出版。)。李大钊甚至认为："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团体发生俨然革新运动中之惟一团体。其实学生虽有几许热心侠气，究竟还是团体的训练不大充足，其中缺憾甚多。"( S.C（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出版。)一曰"惟一团体"，二曰"缺憾甚多"，这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对学生群体的基本评价。有此一论，在建党过程中，他们致力于知识青年中传播"主义"、训练"团体"，就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

难怪张国焘后来抱怨说："这些共产小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这对于一般共产主义者，根据他们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公式来看，总觉得有点不合理想。他们在说到中共的发展历史时，往往要去费力找寻中国工人阶级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的轨迹，来渲染一番，其实都是多余的。"(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129页。)张国焘的抱怨多少反映了中共创建时的历史实情。这一状况在1921年中共一大上也有直接体现。

据可查资料表明，参加一大的13个代表皆为知识分子，全国53名党员除一人（郑凯卿为武昌文华大学工人）以外，其余也都是知识分子，并且至少有37人还是在校的师生，就连郑凯卿也算学校的职工(资料来源：《"一大"前后》（一）、（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另外，郑凯卿一直被学界指称为文华书院的工友。据查最早出自包惠僧1953年的回忆，但武汉只有文华大学并无文华书院，可能是包的记忆有误。文华大学是一所基督教大学，1924年更名为华中大学。)。虽然中共一大决定组建一个面向工人阶级政党，并把党的基本任务规定为组织各种产业工会；1921年11月，中央局书记陈独秀还为此签发了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的《通告》，但是直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前，全国建立有案可查的38个党的基层组织或地方组织中，学校党组织仍占有15个。并且，余下的23个党支部也全由五四新青年建立或在他们直接领导下建立(这15个学校党组织包括：北京大学支部、北京师大支部、中法大学支部、唐山交通大学支部、上海大学小组、杭州党支部（杭州一师）、湖南自修大学支部、济南地方支部、广东地方支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支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支部、湖南省立第三中学支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支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支部、衡阳新民中学支部。其中济南地方支部主要由济南省立一师和济南省立一中两校党员组成，广东地方支部主要广东高师、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专等三校党员组成。其他23个党组织分别是：范鸿劼筹建了中共浦镇(归南京)小组、长辛店机厂支部、开封车头厂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支部等4个支部；毛泽东筹建了长沙泥木工人支部、粤汉铁路新河支部、长沙缝纫工人支部、长沙铅印活版工人支部、长沙人力车工人支部、湖南第一纱厂支部、铜官陶业工人支部、水口山支部、安源路矿支部等9个支部；包惠僧筹建了中共武昌组、汉口组、江岸组、汉阳组、徐家棚组、大冶钢铁厂组、华记湖北水泥厂组、大冶铁矿组、大冶富源煤矿组、大冶富华煤矿组等10个党组织。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上述状况一直延伸到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据李一氓(李一氓(1903-1990)，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追求革命真理。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一氓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他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先后任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新四军秘书长。抗战胜利后，李一氓先后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大连大学校长等职。)回忆，当时整个中共都还很"学生气"。党员之间互称为"大学同学"，而把团员称作"中学同学"；就连中共中央通告的正文前，其称呼也不是"同志们"，而是"各级同学们"；而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时，则称"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从这个"暗语"中也能体味到，当时整个党内、团内浓郁的"学生"气息。

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组织状况也不例外。其实，当初孙中山之所以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的一个重要考量，即是要利用中共吸纳"五四"以来校园里形成的这股政治力量(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孙中山认为，中共就是一批"中国少年学生"，是"北京一班新青年"。参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8页。)。国共合作以后，中共即以国民党为革命团体的第一级，称为"民校"，青年团（S．Y．或C．Y．）为"中学"，西校（C．P．中共）为"大学"。有左派倾向的分子介绍入"民校"，而仅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才介绍入"中学"或"大学"。于是在中共的组织和宣传下，一大批知识青年加入了国民党组织。据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时各省党部的报告说，当时在12个已知党员成分的省份中，学生党员超过半数的就占7个省份(《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区党务报告》（1926年5月），引自《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272－273页。)。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各地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但国民党党员以知识青年为主的格局一时并未打破。据吴倚沧1927年1月的调查，此时国民党党员中最多者为学生（占26％），其人数超过了农工商党员的总和，高达26万人(《吴倚沧先生之国民党现状报告》，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5日。)。

这股学生加入政党的热潮，也引发当时政界、学界的强力反弹。如1925年浙江、安徽、江苏等地方当局就曾先后对各级学校发出训令，禁止学校师生加入政治党派，以为"青年学子，往往昧于本身之地位，卷入党争之漩涡"(《皖教厅重申员生入党禁令》，《申报》1925年11月9日。)，"究其所主，不独害于一身，亦且为患家国"(《苏省长干涉员生入党之通令》，《教育杂志》第17卷第12期，1925年12月20日出版。)。受其影响，一些学校当局也下达了禁令。如1925年由上海中华学艺社创办的"学艺大学"，在招生简章中就声明："本大学学生在学期间，应专心一志于人格之涵养及学艺之研究，以备他日国家社会之用，不得置身任何党籍，及参加一切政治运动。"(引自勉自的《学生与政治》，《人权》第3号，1925年10月出版。)上海的大同大学章程也是明文规定："本校主张以读书救国，凡好参加爱国运动者不必来。"(引自朱孟实的《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一般》第2卷第3期，1927年3月出版。)

上述做法遭到国共两党的一致抵制。他们反驳说："入党是现在中国学生从事于救国的唯一道路。--禁止入党，便是叫中国最有革命知识的国民没有组织，而消减了中国国民革命之重心：实际上，便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一种巧妙的新压迫。……只要不入那把持江苏教育的黄炎培党；不入那播弄政潮，从中渔利的研究系党；不入那卖国为荣的安福系党；不入那一切军阀所御用，所盘踞的狐朋狗党--'学生入党'是在个人修养，社会道德上不生问题的。"(苍水：《禁止学生加入政党问题》，《中国青年》第104期，1925年12月6日出版。) 与此同时，在中共影响下的全国学联会也通电声明："本会为民族独立前途计，为国民革命发展计，誓当奋起反抗此禁锢学生剥夺民权之入党禁令，尚希各地同学万勿观望，一致力争。"(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1月27日。)

不过在当时，也的确有许多知识分子，对学生加入政党不具好感。其实早在国民党改组之际，上海的《学生杂志》就发生过一场"学生政治运动与入党问题"的讨论。赞成学生加入政党一方以恽代英、张六师、于华亭等人为代表，而反对学生加入政党一方则以黄斐然、华少峰、若兰等人为代表( 双方均在《学生杂志》上表达观点，申明立场。而讨论恰好发生在国民党一大前后，这表明国民党的改组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关于讨论的具体情况，可参见《学生杂志》第10卷第11期（1923年11月5日）、12期（1923年12月5日），第11卷第2期（1924年2月5日）。)。稍后作为这场讨论的延续，另一场争论又在国共主持的《民国日报》、《觉悟》和研究系主持的《时事新报》、《晨报》之间展开。一方站在研究系偏于教育与学术的立场，反对学生干预政治、加入政党，一方则从政治与革命的实际出发，不仅认为学生应当干预政治，而且明确要求学生加入国民党(赞成学生加入政党的文章，可参见陈文的《读"学生入党问题"》、吴瑛的《学生与政党》，分载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4月14日、5月29日；汪宝煊的《青天白日旗的尊严》、张绵勋的《学生入党问题》、章绶孙、恽代英的《讨论丁子昂君"学生与政党"一文》、枝翰的《评学生入党之我见》、体要的《学生入党是"被污辱清白盲从主义"吗？》，分载《觉悟》1925年4月14日、4月18日、5月12日、5月16日、5月29日。反对学生加入政党的文章，可参见陈耀东的《学生入党问题》和《"学生入党问题"的声辩》、丁子昂的《学生与政党》、李一飞的《学生入党之我见》，分载《时事新报》1925年4月10日、4月20日、5月6日、5月10日；梁启超的《学生的政治活动》、《如何才能完成"国庆"的意义？》，分载《晨报副镌》1925年5月4日、《晨报》1925年10月28日。)。而当时以国民党为加入对象的讨论，也正反映了国共合作初期两党步调一致的立场。

事实上，不管当政者如何打压，也不管反对派知识分子如何非议，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生加入政党的确成了一种大势所趋。当时国民党中"最占多数者，就是知识阶级之学生；学校中也有党部、党团之组织，至少都有几万党员活动，国民党与学生间之界线，已连成一气"( 耿光：《国民党与国民》，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5月25日。)。虽然我们尚不知此时由国民党而加入共产党之学生党员的具体数额，但在国共合作的架构内，为数众多的国民党学生党员还是为中共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后备人选。也正是以这批五四青年为基干，国共两党完成了旨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运动。

总之，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介入了中国的政党政治。他们先是从西方引入了"政党"概念，并在接受、传播和改造这一概念的过程中，一面消解了国人对"党"的心理障碍，一面身体力行直接参与了政党的实践。"五四"以后，他们终于在"党化"与"化党"的事实推演中，逐步找到了一条改造政党、变革中国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