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革命史上，共产党（1921年）、青年党（1923年）和国民党（1924年）纵横捭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格局和走势。而三党竞斗的一个重要交汇点，就在于争取青年学生。在此后20多年三党循环敌对和相互抗衡中，中共广泛运用思想交锋、党团制度、统一战线等斗争策略，从而确保其在国、青两党的攻击下立于不败之地。
[关键词]：高校；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
作者简介：周良书(1975－ )，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历史研究。
在中国革命史上，共产党（1921年）的"阶级革命"、青年党（1923年）的"全民革命"与国民党（1924年）的"国民革命"几乎同时并起。三党之间的分歧不在"要不要改造中国社会"，而在于通过改造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在随后的20多年间，三党循环敌对和相互抗衡，共同支撑起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主体格局。而三党竞斗的一个重要交汇点就在于争取青年学生。这自然也就构成了中共高校党建的重要"政治"背景。
一、党际互动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大多关注国共两党的争斗，而忽视了青年党的影响。其实，青年党与中共素有渊源。这可以追溯到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发起并于1919年7月创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不过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学会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分化的趋势。当时李大钊、邓中夏等主张，"学会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出版。)。但这一主张遭到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的反对。1921年共产党成立后，他们旋即打出国家主义的旗帜与之抗衡。1923年12月，曾琦、李璜等人在巴黎秘密成立了中国青年党。其计划"先行办报，从主义和政策的宣传，以吸引青年知识分子；期之三年，有了可以信赖的干部同志，站住脚后，然后再将青年党公开出来，以与国共两党相周旋"(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卷)，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台北），第112-115页。)。
1924年国共两党实行党内联合，发动了旨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运动。这时以中国青年党为一方，以国共两党为另一方，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互为论敌，形成激烈的"主义之争"，从而导致了国共两党联手打压青年党的局面。然而在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眼中，国、共、青三党的政治理念并非如它们相互关系那样水火难容。如胡适就认为，"国民党、共产党及国家主义党，均为中国青年学生所提倡，然打倒军阀与解除外人之压迫，实为以上三党之共同宗旨"(胡适：《胡适在英宣言》，《大公报》1926年11月11日。)。事实上，无论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国家主义，也无论是国民革命、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三党各自都获得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响应。
大革命失败后，三党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青年党一面继续反对共产党的"赤化"，一面又坚持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国民党则在武力"清共"的同时，亦强力钳制青年党；共产党也是两手出击，将主要矛头对准国民党的同时，也不忘兼顾青年党。于是形成国、共、青三个党派循环敌对和相互抗衡的局面。不过这时中共因转战乡村，又加之在城市工作中犯了"左"的错误，因而失去了在校园内的优势地位。各校抗日会和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权多半操在国、青两党的手中，就连中共在高校的大本营--北平也不例外。据1931年12月31日中共北平市委的报告说，"那时，法大、朝大、华北大、工大、农大诸校都在国家主义派的领导下，清华、燕大、中大等校都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北平市委关于北平学生南下示威斗争的报告》（1931年12月31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1936年》，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编印。)。这一格局直到一二九运动后才得以根本转变。
抗日战争中，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国各党派暂时消解了内部的分歧。蒋介石还曾派人征求李璜、左舜生关于国民党外的其他政党全部解散加入国民党，"化多党为一党"的意见，但李、左二人均以婉词表示拒绝(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下卷)，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台北），第436页。)。这时中共通过奋勇抗战的实际行动，也使青年党不得不承认与中共之间"过去在理论上虽有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之争，但抗战发动以后，全国各党派已一致团结起来，已一致承认了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原则"(《中国青年党建党十五周年纪念》，《新中国日报》1938年12月2日。)。皖南事变发生后，青年党还同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联合起来，于1941年3月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作为一股中间势力调节国共两党之间的冲突。
但是抗战一结束，国、共、青三党的脆弱联盟就再难继续了。作为执政党，国民党自然不能忍受中共在学生中所积累的影响力，因而夺回学运的领导权被认为是巩固其执政地位的重要步骤。至于青年党，虽然也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表现强烈不满，但由于同中共长期积怨太深，又加之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持有排拒心理，这决定了它在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以后，必定要改变其在国共两党间基本中立的立场。1945年10月，青年党从民盟中分裂出来，转而投向蒋介石的国民党，再次与共产党分道扬镳。当时青年党采取了两手准备。一面借助国民党之力，在重庆政协会议上谋得了第三大政党的地位，一面加紧整顿全国党务，以备在国民党打败共产党后作为第一大在野党参与民主宪政。
据统计，截止1947年12月，青年党当时已在全国19个省市建立了地方党部。到1948年底，全国党员达到了30万人(陈启天：《寄园回忆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12月初版，第307页。)。就党员成分而言，各地均有不同，但总体来说是以公教人员及大中学生最多，商人次之，工农最少。以湖南省为例，青年党在该省"共有党员二万余人，预备党员（青年团员）一万余人，党员以学生最多，尤以湖南大学及民国大学为最。党务之发展列为该党全国第五位"(《中国青年党地方组织概况》（1947年12月），《中国青年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页。)。它自认代表中坚阶级，即中国所谓"小资产阶级和智识阶级"的利益，因此号召党员保持"自信心"，"共同为党奋斗"，以便将来把青年党"由少数党变为多数党，由在野党变为执政党"(《中国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同志书》（1946年3月15日），《中国青年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89页。)。但是内战的结果完全打破了青年党人的迷梦。1949年冬，在一片混乱中青年党追随蒋介石溃至台湾，从而结束了其在中国大陆26年的历史。
二、思想交锋
由于同属动员型政党，所以国、共、青三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最为激烈。同时又因受到思想斗争的范围所限，各方交锋的中心就落在了校园之内。但相比之下，国民党在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构建方面最不擅长。有一些国民党青年甚至埋怨国民党除了三民主义教条和偶尔发几个宣言、训令外，没有一个像中共《向导》那样的中枢言论机关，亦缺少面向青年的政治理论读物( 丽婉女士：《告国民党青年》，《现代青年》第19期，1927年1月18日出版；朱节山：《对现代青年的要求》，《现代青年》第25期，1927年1月26日出版。)。在中共的宣导下，"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革命"、"三大政策"、"'左'倾"、"左派"、"右倾"、"右派"等很快成为流行一时的名词( 据王奇生考证上述口号或名词皆有中共首创，并借知识青年之口而广为流行。参见《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76页。)。甚至国民党员也在不知不觉中使用这些新名词，并接受了"左比右好"的观念( 仁静：《暴动》，《中国青年》第111期，1926年1月23日出版。)。
然而青年党则不同。1923年曾琦、李璜等从欧洲回国后，即联合左舜生、陈启天等在上海创办了《醒狮》周报作为青年党的喉舌。他们以"全民革命"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以"外抗强权"反对苏俄和共产国际；以"内除国贼"反对中国共产党。这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构成极大挑战。1925年11月，中共中央特发《通告》指出："我们现在对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之思想上的斗争，非常重要，必须在此种斗争上得到胜利，我们在学生运动中才能得到胜利，学生青年在国民运动中占重要地位。"(《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其实，相比较而言，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还只是偏锋所及，而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才是关键。个中原因，郑超麟在《中国青年》上说得明白："这一次军队的作战方法，和其余反共产主义各派势力所不同之点，在乎这一支军队知道有系统的提出所谓绝对的国家主义来抵制共产主义，而其余各派则只能无系统地临时摭拾所有学说--自三纲五常到无政府主义--来攻击我们。……如果还以为这种宣传不过是留学生夹带来的舶来品之拍卖，那将是我们的错误。"(超麟：《醒狮派的国家主义》，《中国青年》第72期，1925年3月28日出版。)
郑超麟的说法不无道理。恰值当时民族主义高涨，国家主义确也符合一部分青年学生的口味。是时上海各大学国家主义派学生组织的"大学同志会"能获得不少学生的共鸣，即为证明(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299页。)。因此之故，中共不得不在各种机关刊物，如《向导》、《政治周报》、《政治生活》、《中国学生》、《中国青年》上撰文予以回击。单是《中国青年》在1925至1926年的33期中，就登出了45篇批判文章。
不过就整体而言，在大革命时期，也包括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并未确立起支配的地位。以致于在抗战爆发以后，中共还仍需面对来自体系外的双重压力。一面是来自国民党，中共注意到："军训是他们（指国民党）给学生法西训练的一个主要而且也是有效的方式，确实有这样的例子，有些学生在平日是不管闲事的，但经过军训后却变成法西分子。"(《上海党关于学生与青年工作的报告》（1937年10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3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第595页。)另一面则来自青年党。在民族战争中，该党以民族国家的观念来瓦解马克思主义，这对中共的威胁无疑是致命的。在《我们对于共产党问题之意见》中，青年党人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根本性质，为国际的而非国家的。要一个信仰国际性的马克思的共产党变为国家性的党，无异叫他取消他的根本信仰，并取消他的党。如果他的党没有取消，这便是他的信仰没有取消，这就是说他仍是一个国际性的党，他所喊出的一切拥护祖国的口号，便都是一些骗人的名词，通是一种临时性的政治斗争的法宝，因为国际和国家根本是两回事，绝无调和迁就的余地。"(《中统局关于青年党"对于共产党问题之意见"的情报》（1943年1月），《中国青年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页。)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注意到中共为反对党内教条主义而展开整风运动。其实，延安整风还有深一层的现实考虑，即是要缓解青年党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构成的挑战。中共辩解说："革命的民族主义者不能不成为国际主义者，而且也只有国际主义者才能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更能坚决的执行民族解放的任务"(《目前的青运工作方针--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委关于青年工作决议草案》（1938年6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4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当然，中共也深知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内在紧张，并告诫说："我们同志不彻底的了解这个不同点，就不能很好的克服旧的党化的作风，和肃清关门主义的残余。"(《目前的青运工作方针--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委关于青年工作决议草案》（1938年6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4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而在这场反教条化的党内斗争中，高校的作用同样不容低估。在这一时期，中共有意将高校发展为党内思想斗争的主要舞台，而且在这个舞台上所留下的许多论著，如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周恩来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陈云的《论干部政策》，张闻天的《论青年的修养》等等，后来也的确成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
此外，中共也同样意识到："对一个尚没有接近政治的群众，倘若开口就同他大谈共产主义，将会一下把他吓退"(蒋南翔：《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第一次青年工作会议上关于学校工作的报告提纲》（1939年8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4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79页。)。所以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对国、青两党的思想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更注重对一般学生实行灵活的迂回教育。其内容一般如下：（1）启发他们考虑人生的意义。（2）引导他们探求真理的价值。只要肯思考人生、追求真理，最后总要走向马克思主义来的。（3）启发他们对于教育方法的怀疑。（4）开展毕业后个人出路问题的讨论。（5）引导他们对现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怀疑。（6）帮助他们自尊自爱心及人格理想的培养(乔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第一次青年工作会议上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1939年8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4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66－567页。)。
此一方法果然奏效。"青年思想上的进步，即比第一次大革命时已大大不同了，马列主义在青年中相当流行。……过去青年对共[产]党不了解的状况已不存在，多半同情，或不反对，可以争取，在青年中，社会主义思想占主要成份[分]"(冯文彬：《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第一次青年工作会议上关于形势和南方青运的报告》（1939年8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4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第551页。)。另外，"在以前，一般中学生甚至连大学生都弄不清楚朱毛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现在则不仅我们党的领导同志都成为青年很熟悉的名字，他们的言论确常常在广大的青年中间成为最热烈的讨论资料了"( 蒋南翔：《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第一次青年工作会议上关于学校工作的报告提纲》（1939年8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4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74页。)。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中共既宣传了政策，又教育了群众，从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巩固了党的地位。
三、党团制度
中共的党团制度师自苏俄。按其规定，中共将在一切非党组织中，凡党员3人以上，即成立党团。1924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关于民校工作合作办法》，决定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应合组党团，党团工作由党的地执委或区执委直接指挥。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在非党组织中设立党团(即后来的党组)的最早规定。当时它以国民党为革命团体的第一级，称为"民校"，青年团（S．Y．）为"中学"，西校（C．P．，中共）为"大学"。有左派倾向的分子介绍入"民校"，而仅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才介绍入"中学"或"大学"。
当时在国共两党内就曾流传这样一个说法，即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如中共中央在1926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谈到，在蒋介石视为其基本势力的黄浦军校学生中，左派分子占80％以上(《中央局报告（九月份）--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页。)。这些左派国民党青年实际上成了中共的后备力量和群众基础。就是中山舰事件以后的数月里，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内来的大学生也达300人之多。当时广州中共党员总数为2000人，其中学生知识分子党员约400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68、487页。)。也就是说，从国民党方面转过来的党员约占广州中共党员总数的1/7，占学生知识分子党员的3/4。这种"反客为主"的态势，以致国民党人也不能不慨叹："所谓国共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周应湘：《复CY的一封信》，《现代青年》第77期，1927年4月14日出版。)。
对于这种党团的运作，1925年在武大读书，以大学生入"中学"（S．Y．）的胡秋原曾深有感触："大学"生（C．P．）在武大起初只有一人，1926年"三一八"前后，已有七八人，多数是文艺团体"星野社"的社员，他们原非"民校"中人，但入了"大学"之后，都成了国民党员。在武大"大学"生七八人，"中学"生两人，"如是这学联会决定什么，在国民党支部也就一致通过，这使我们了解何谓'党团'作用，他们也研究在学校要'吸收'什么人，'打击'什么人，这便是策略之列"( 胡秋原：《北伐时期》（上），《民主潮》第9卷第21期，1949年11月1日出版。)。
不过在1938年7月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国民党也采用这种"党团"方式来瓦解中共组织。这样国共两党之间瓦解与反瓦解，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就更加复杂了。其实，早在1938年5月6日，陈绍禹、周恩来就曾致电中共中央，称"三青团问题日渐具体化"，认为蒋之中心思想是"欲借此溶化我们及孤立我们"，中共"对三青团不能长期缄默，更不宜无条件赞助"(《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关于三青团问题致中央书记处电》（1938年5月6日），《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455－456页。)。5月12日，毛泽东、洛甫等复电指出："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国民党青年团"，"我们的目的是：（一）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二)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关于三青团问题复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电》（1938年5月12日），《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454页。)。正因为中共对三青团"曾抱有很高的希望"，所以中共一方面批评了三青团的不民主倾向，指出它"缺乏民主精神"，"表现出狭隘的旧的作风"，但同时也热切希望三青团能适应形势，修改团章，实行民主改造。中共还向国民党表示，共产党员愿意加入三青团，并将入团的中共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领导机关，保证不在三青团中进行征收共产党员的活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3日。)。
但共产党的要求遭到了国民党及三青团方面的抵制。据1940年12月的《国民党区域青年工作总结报告》说："①联大同志与国民党员共同发起组织群社，复旦同志与复兴社员共同组织民校，华西协中同志与三青团员共同组织螺旋文艺社，这是建立在个人的友谊上而获得成功的。②中大联大的同志与三青[团员]谈判学生会分配位置，川大CC与我们同志共15人拜兄弟，并会同川大各派组织半月座谈会，每三周聚餐一次，讨论校内大事，这是建立在公开的党派关系上面，而最后分裂了的。③云大我所领导的话剧团有三青[团员]参加，武大CC的新闻研究会有我们参加，这是建立在未公开而已暴露的党派关系上，而最后也破裂了的。④西安师范的学生会，三青[团员]当部长，我们当科长，这是隐蔽了党派面目，建立在普通同学关系上而成功的。"(《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5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
这说明中共与三青团在高校中，实行党派的合作终要破裂，而发展同学关系、个人友谊却反能获得成功。当时中共形成了一套应对三青团的有效策略："甲、选派必要数量的同志加入，以团结下层，取得地位，阻止其特务化、反共化。乙、公开批评其领导路线的错误，适当的暴露其黑暗面，促成团员的怀疑觉悟。丙、公开指出进步势力之强大，三青[团]只有分裂全国青运的事实，决无统一全国青运的可能，以粉碎其幻想和欺骗。"(《中共中央青委关于国民党区青年工作的决定（草案）》（1941年），《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5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866页。)与此同时，中共也很善于利用三青团与CC系的矛盾，三青团干部及普通团员的矛盾，来对其进行瓦解和破坏。再加上三青团内部的宗派性，"那套陈旧的工作作风仍是很浓厚。亦很难改变"(《中央青委给少年国际的信（通讯第六号）--关于中国目前青运的情况》（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486页。)。所以到了1944－1945年，三青团与其说是恐怖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工具，不如说成是人们冷嘲热讽的对象([美]杰西·格雷科里·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年）》，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64页。)。而三青团的失势，也使得中共在高校中推进"据点"式建党失去了一大障碍。
中共同样运用"党团"模式来开展对青年党的工作。抗战时期，中共以青年党把持的民盟为党的外围组织就是一例。当时西南联大教授、中共党员楚图南、尚钺、华岗等均参加了民盟云南支部的工作，以推动其向民主革命的方向发展。在共产党的引导下，民盟云南支部在战后昆明一二一运动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后来青年党日益倾向国民党，中共遂主张"在青年中削弱其影响，揭露其反动性、投机性，推动与争取其进步方面。我们应当派人进去工作，以便了解内情，进行思想分化，争取他下层群众和干部"(《青年运动的方针策略及组织问题》（1946年4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6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22页。)。而打入其中使其内部分化，然后再揭露其"反动者"，争取其"进步者"，这正是"党团"工作的基本要旨。
四、统一战线
共产党是一个有阶级性的政党。它虽已突破了阶级成分的限制，号召"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但能够成为共产党员的毕竟是社会上的少数人。因此，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中，以有"阶级"觉悟的少数人去推动无"阶级"觉悟的多数人，来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法宝。共产党称之为统一战线。
中共在高校运用统一战线，主要是通过两类团体与其他党派争夺一般群众。其中，学生会是全校性、政权性的合法机构，是集中学生力量，"使一个学校中之全体同学在谋求共同利益之整个目的之下，相互扶助着而进行奋斗工作之唯一工具"(《学生会与学生联合会》（1926年3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3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1957年编，第63－64页。)。对此，中共要求在校党团员全体加入。并且，就是在"未成立或曾成立学生会而已停顿之学校，我们同志应努力使之成立或复活"(《北京报告决议案》，《团刊》第7号，1924年4月11日出版。)。此外，还要求"每一个同志必须加入一个以上不带政治性质的群众组织，如讲演会，学术研究会，体育会，同乡会等等组织，无此种组织的地方，应由我们发起"(《北京地方团宣传问题决议案》（1924年12月上旬），《北京青年运动史料（1919－1927）》，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这在一方可以因为这种组织，与那些同学发生多一层关系；一方亦可引诱同学与我们的思想接近。……我们在不合宜的时候，不要说出什么主义，什么党，亦不要说些过于骇人听闻的言辞。我们要把主义的实质，就各种日常问题指示出来，使听的人容易而且乐于接受。"(恽代英：《学生运动》（1924年10月11日），《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页。)
中共认为，开展统一战线团体工作的关键，就是"掌握其领导机关，把它变成进步青年去（或共同合作）团结教育广大群众的据点和为群众服务的工具"(《青年运动的方针策略及组织问题》（1946年4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6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18页。)。其步骤一般如下：（1）事先有充分的准备，建立进步青年在广大群众中的威信，培养自己群众领袖。（2）提出的竞选纲领，要适应广大群众的要求，主要是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3）在领导机关中，要配备中间力量的代表，甚至要吸收各种群众集团的代表人物（如行帮、重要院系首领等）参加，以便结成进步青年与中间群众垂固的同盟。（4）对反对分子，采取孤立政策，在进步力量与中间力量联合之下，可给予一定的安插，其目的是麻痹他，并迫使他们跟着我们走，至于各种代表的比例，依据敌友我力量对比而定。
当争取到某一团体的领导权后，中共要求立即运用它来扩大群众基础。一是把重心放在为解决群众切身利益的服务性工作上，如改善伙食、卫生、文化娱乐、救济互助等。二是贯彻民主作风，一切决定都应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并且要经过群众中的酝酿讨论。三是要根据群众的需要和环境的可能来规定具体工作内容，不得超出一定的可能范围，以避免遭受打击。如果不能取得某一团体的领导优势时，"则争取否决权，使这类团体不被反动派利用来进行活动"；"如连否决权都不可能取得时，尽量利用其一切弱点，扩大宣传"，"等待时机成熟时，改组他们的领导为群众领导" (《青年运动的方针策略及组织问题》（1946年4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6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19－420页。)。
其要义即在于联合团结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正如1948年4月《新星报》的一份社评指出："国共斗争不免在校内争取青年，但大部分学生是站在客观立场，谁能抓住这些中间分子，胜利谁属。"(《论处理学潮》，《新星报》1948年4月15日社评。)这也符合历史的事实。根据中共北平学委1948年1月的调查："在北、清、燕三大学内，中间分子人数仍在30％以上（计北大、清华中间中及中偏右共645人，占全人数2400人之33.5％。燕京中间中及中偏右250人，占全人数900人中之27％弱。师院中间中即有400人，占全人数1400人之30％），这是相当大的数目字，其他工作较差之学校，中间分子数量之大，当远超过此数"(《北平学委工作计划》（1948年1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7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53－554页。)。
只是当时中间派别的分化已经非常明显。一派倾向于共产党，如民盟，而另一派则倾向于国民党，如青年党。因此，"对于进步党派（如民盟）的青年团体，基本上应予以支持和帮助，经过他们形式去组织青年群众，对于民盟所领导的青年组织（青年运动委员会，青年联谊会）应使之成为民盟青年盟员和青年干部的组织，并努力去团结那些没有组织起来的青年"；而对于接近国民党的党派，中共虽然仍视其为统一战线的对象，但是却要求"在青年中削弱其影响，揭露其反动性、投机性，推动与争取其进步方面。我们应当派人进去工作，以便了解内情，进行思想分化，争取他下层群众和干部"(《青年运动的方针策略及组织问题》（1946年4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6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22页。)。
事实上，国民党后来的作为也的确让青年党大为恼火。他们"无一处不感觉到一党专政的作风依然未改，青年党在各省市所受到的压迫与歧视，并未稍减于前"；甚至在国民党内有"中央妥协，地方不妥协"、"上级买帐，下级不买帐"的口号，"国民党开放地方政权的诺言，迟迟未能实现，因而不能不引起青年党同志的怀疑与愤慨"(《中国青年党第十一届全代会闭幕》，上海《中华时报》社论1847年9月10日。)。这进而导致了青年党内部的分裂。当时四川省党部的魏时珍、姜蕴刚、周谦冲等一批教授派支持李璜。他们利用在教育界的地位和影响，领导一部分年青党员，与拥护曾琦的失意官僚、政客相对抗。这些人因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甚为不满，"攻击政府甚烈"，有"青年党左派"之称(《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青年党在四川动态"的专报》（1947年6月30日），《中国青年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08页。)。这也恰是当时中间营垒分化的一个缩影。
总之，自少年中国学会内与青年党的关系破裂始，中间虽经过了与国民党的两次合作，与青年党的一次合作，但中共始终没有停止同其他两党进行争夺知识青年的斗争。而在20多年的三党竞斗中，思想交锋、党团制度和统一战线，三者交相辉映、互动发展，共同确保中共在国、青两党的攻击下立于不败之地。这或许也是中共能够脱颖而出，并不断成熟和壮大的一大秘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