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师生关系是高校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并且师生间的互动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校内得以传播和运用的重要途径。在这个特殊"社会"中，"校长"问题最为复杂，而校内的工学关系则更能体现中共建党理念的核心问题。本文试图对校内的上述"社会"关系作一番考察，以便更为客观地反映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在高校中建党的真实状况。

[关键词]：校长；教工；学生；高校党建

作者简介：周良书(1975－ )，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历史研究。

高等学校是中国社会的敏感部位。社会上的政治势力、党派斗争、思想取向，均易感染于校园。这使得高校往往得风气之先，成为社会生活的晴雨表。同时，高校本身又是一个由校长、教职员、学生组成的小社会，并且小社会里的人物互动还构成了一组与众不同的社会关系。这自然也是高校党建史研究应当关注的内容。

一、"主义"训练中的师生互动

师生关系是高校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一类思想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最先是大学生受到感染，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影响到教授阶层"(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和保守》，《历史月刊》（台北），第29期（1990年6月），第145页。)，这足以反映青年学生对师长构成的深刻影响。同时党也认识到，"在学校中的斗争要获得胜利，没有教授、教员大多数的支持参加是不可能的"(《青年运动的方针策略及组织问题》（1946年4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6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为此，中共还总结出许多通过学生争取教师的办法。一是高分政策，要求在校党团员把功课读好，取得师长的信任。二是激励政策，以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感化教授，取得他们同情与支持。三是联络政策，"把感情搞好，尊重他们，到他们家里去开会，他们也借陪客资格参加听，以教育他们"。四是以其喜欢的学生做公开工作，并"时常请他们做小型讲演"，以便在工作的实际中促其转化(《北平学委工作计划》（1948年1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7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55页。)。这些工作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比如，在建国前夕中共领导的"护校"斗争中，"有教授出来和同学一起担当放哨站岗的，教授太太送夜点心给协岗同学的事"(《关于学联与学运的报告》（1949年初），《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9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当然，师生的影响也是相互的。并且，师长对学生的促动有时可能还更为直接。比如在中共创建时期，像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高君宇、黄日葵、范鸿劼、何孟雄、刘天章、王濡廷、王懋廷、谭鸣谦、谭植棠、朱务善、李梅羹等一大批北大学生，就是接受了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影响，最终发展成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另一批北大学生，如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则是受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终难合为一气。

也正因为此，中共十分重视在高校从事一般性的教学活动，以培育潜在的信仰群体。比如在上海大学的课堂上，瞿秋白讲授过社会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社会学（即历史唯物主义），蔡和森以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讲授《社会进化史》，张太雷讲授过《帝国主义论》和国内外时事，安体诚讲授过现代经济学，施存统讲授过《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以及工、农、青、妇等社会问题，恽代英讲授过帝国主义侵华史，邓中夏讲授过工人运动，萧楚女讲授过外交问题，杨贤江讲授过青年问题，董亦湘讲授过《唯物史观》以及民族革命问题。正是有了这批教员的宣传和教化，使得大革命时期的上大一跃而成为继北大之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又一个重要策源地(据查：在1925年4月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中，中共责令各地交通干事与中央交通干事通信时，直寄上海英租界上海大学何尚智转洪鸿或由钟祖之转亦可（钟祖之为中共中央组织部代号）。另据郑超麟（时任《向导》、《新青年》校对工作）回忆：当时连两刊的一些文章都带有上海大学讲义的味道（《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王凡西也认为，北大和上大是当时中共高级干部两大供应站（《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上述思路随后在中共自主创办的各类高校中得到更好体现。在1938年3月的《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中，毛泽东指出："我们不在乎像其他学校那样照着书本一章一章地来上课，而在乎学习一种作风，一种方向。陕公的校长和教职员，他们都是从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出来的，所以你们在陕公里可以学习到一个方向--政治方向，同时又可以学习到一种作风--工作作风。"(《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108页。)中共甚至还要求"学校当局及教员必须全力注意使学生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这种实质具体地应用于中国环境的学习。学生的是否真正领会（理解、认识、懂得），以学生的是否善于应用为标准"(《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这也反映了党依靠师长的知识与人格以教化青年学生的明显意图。

其实从另一角度看，在知识分子党员中间，"师生"关系有时可能要比"同志"关系更利于党的团结。这尤其表现在中共建党的初期。据朱务善回忆："在我们党初组织的时候，在我们党员中不少的常常表现出很幼稚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那时我们很少懂得党的纪律，一切偏重于感情。我记得邓中夏和几位同志在工作上发生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引起对邓中夏同志个人的不满，他很生气、消极，并且要求退党，他说：'我不对，dismiss me.'。蔡和森同志那时在北京，我们一同邀请邓中夏同志到守常（即李大钊同志）家和解。这样的和解，我记得在守常同志家对好几个同志举行了好几次。"(朱务善的回忆，参见《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1辑），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由此可见，在"同志"关系难以维系时，"师生"关系的重要性就体现了出来。李大钊之所以能够充当矛盾双方协调人的角色，倒并不因为他是中共的领导人，而恰恰由于他是同志们的老师。因为当一个同志要求退党，就意味着他要告别组织的约束，这时领导人的权威就并不那么重要了。

不过，当"师生"关系与党的组织原则发生冲突时，情况就会大不相同。早年中共党内曾出现陈独秀"家长制"形象，就是一个很显明的例子。据包惠僧回忆，那时"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他的意见。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 包惠僧的回忆，参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6页。)。至于后来米夫利用王明等中国学生巩固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地位，而王明等中国学生则借米夫之力谋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虽然其性质与陈独秀"家长制"现象截然不同，但所反映的无非是一样的问题。不过这已经超越了中国高校党建史所要的讨论范围。

二、学生运动中的"校长"问题

在高校的"社会"关系中，最为复杂的是在校长与学生之间。比如杨中明在对1922年全年发生的123次学潮的调查中，就发现有49件是涉及校长与学生的关系( 杨中明：《民国十一年之学潮》，《新教育》第6卷第2期，1923年2月出版。)。也许是因为校长是一校之长，学校能否办好，多半取决于他，所以校长的去留与选择，就成了全校师生最相关切的事。比如，在1919年至1922年全国有案可查的70件与校长有关的学潮中，驱逐旧校长的就有48件，而排拒新校长的则占18件(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90－91页。)。我们姑且不论学生驱、拒校长是否符合教育原理，但学校风潮一起，校内校外有校长希望之人，不管其有无真才实学，都不免要引学生自重，于是党派簇出，校园内也就从此纷扰不断。

值得关注的是，在驱、拒校长风潮中崭露头角的一批新青年。比如夏之栩在1922年湖北女师驱逐校长风潮，高尔柏、高尔松在1922年交通大学排拒校长风潮，全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侯绍裘在1920年夏，也被南洋公学开除，罪名即是"举动激烈，志不在学"。侯自称"举动激烈"是实在的事，不必否认；"志不在学"，虽无证据，但"我实在不高兴再到那里去读书了"。这就注定他要由校内的学生运动而走向校外的政治运动了。事实上，这些新青年中许多人后来的确成为了共产党内的中坚分子。

自1927年执掌政权后，国民党就开始以"校长"作为控制学界的一个重要筹码。尤其在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时期，为配合其政治上的野心，陈曾对各校作有计划地侵据。"对大学校长人选的派任，一手包办，安插私人，布置亲信。其中少数无法攫取者，也多方刁难（扣押经费，严加督饬），使其自退，或更遍布爪牙（训导主任，教授）包围操纵，行动蛮悍，一时极为学术文化界人士所不满"(《国民党在西北各大中学统治情况》（1946年），《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6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654页。)。比如1943－1944年西北地区大学的校（院）长就完全为国民党人所包办（如下表）。

表：          1943、1944年西北区的大学情况调查

校名及所在地	校（院）长	备            考
西北工学院（城固）	赖 琏	陈立夫的妹丈，CC的重要分子。镇压学生，手段极为毒辣。
西北农学院（武功）	周伯敏	于右任的外甥，不学无术，教授、学生对之极为反对，后被迫辞去，曾为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
西北大学（城固）	胡庶华	陈立夫的亲信，曾任湖南大学校长，三青团中央团部副书记长。
西北师范学院（兰州）	李 蒸	传属朱家骅系，诡谲奸险，1943、1945年的两次逮捕学生，皆为主谋。曾为三青团中央团部副书记长。
甘肃学院（兰州）	宋 恪	在甘肃势力甚大，极反动，兼甘肃三青团分团干事长。
西北技艺专科（兰州）	曾济宽	极反动，陈立夫亲信。
西北医药专科（兰州）	不 详	为陈氏亲信盘据，学术思想毫无自由。
西北医学院（汉中）	不 详	为陈氏亲信盘据，学术思想毫无自由。

资料来源：《国民党在西北各大中学统治情况》（1946年），《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6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654－655页。

陈立夫的做法也使得一些开明人士大失所望。在1939年的武功农专事件中，校长辛树帜拒绝回校就职就是一例。1939年春，西北联大农学院北迁与农专合并组建西北农学院，由原武功农专校长辛树帜任新校院长。辛树帜办校素有成绩，且对学生救亡运动，也取开明态度，学生自由阅读各种书报，向不干涉。但原联大农学院院长CC系张某，却趁辛离校期间，在学生中大肆活动，并鼓动学生反对辛树帜回校。辛树帜闻讯后，痛感教育界污浊不堪，竟滞留西安不愿回校值事。结果是国民党调不学无术的周伯敏担任新学校院长以平息武功农专事件(《中共陕西省委青委工作报告》（1941年17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5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86－588页。)。

辛树帜之不愿回校是值得思考的。它反映了学生与校长冲突的另一方面内容。这也高校党建史研究难以回避的事实。其实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大学校长也确有其难言的苦衷。他们不仅深处校内党派斗争的中央，要经受各种派系的严酷斗争，而且还得应对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因为学运一到，教授可以参加也可不参加，但校长则必须直接面对。他们夹在政府与学生之间，处境往往相当尴尬。在北大，蔡元培以其地位与个人魅力，可以用不断的辞职来作为武器。不过这一点，并非是每个校长都能够做到的。然而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我们向以学生运动作为批判事件的标准。于是一批颇具"中间色彩"的大学校长，如胡适、蒋梦麟等自然要被冠以反革命的罪名。这既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也不能体现中共在高校的建党策略。事实上，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并"不希望革学校的命，把学校都办成'抗大'、'陕公'一个样，而只是在承认和利用现行学校制度的前提下，来组织自己的力量。"( 蒋南翔：《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第一次青年工作会议上关于学校工作的报告提纲》（1939年8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4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79页。)

三、高校党建中的"工学"冲突

在高校党建史研究中，校工和学生的关系也同样不容忽视，因为它涉及到中共建党理念的核心问题。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共自然要把工人列为优先发展对象。中共的第一个工人党员即是武昌文华大学的校工郑凯卿。此后，中共更是加紧了对校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特别是在党内唯成分论盛行的时代。比如，1931年12月中共北平市委曾指示把校工视为重点，并要求在指定时日前成立各校的校工支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北平市委目前工作计划--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职运、农运、反帝斗争》（1931年12月18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1936年》，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编印。)。

其实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党内就一直充斥着一种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情绪，认为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完全是知识分子包办"，这种组织成分是党内机会主义的"策源地" (《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比如，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中说："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知识阶级。……我们党和这种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彻的机会主义，必须断绝关系永不沾染。"(《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页。) 在1927年9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中共更进一步提出了排斥知识分子以改造党的设想。报告说："智识分子在目前整个的革命潮流中或者完全消极，或者公开叛变，放出消灭C．P．的理论，这自然是革命发展的结果，也是与机会主义有关系的，我们相信革命继续发展下去，还有许多智识分子都有这个危险，现在我们党只有坚决的严厉的执行党的纪律，一下决心重新造党。"(《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一时间工人党员成了偶像，而知识分子却成了机会主义的代名词。这给以学生为主体的高校党员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比如在平津，"机械的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此倾向不出工人同志而是反出于学生同志。或是说知识分子完全要不得，或是专门注意于数字的比例（如知识分子参加指导机关不得过五分之一，十分之一等）"(《新错误倾向之纠正》（1928年1月），《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6月－1928年12月》，中央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编印。)。但是，"不要知识分子帮助，工人同志又无办法，这实太机械执行政策之。知识分子受打击，现在消极"(《彭述之关于顺直省组织的谈话》（1928年1月5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6月－1928年12月》，中央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编印。)。

不过在特殊的环境下，中共在学生和校工关系问题上有时还会陷入另一种尴尬局面。这在1928年12月厦门大学学生与校工的冲突中有直接反映。原来厦大学生向水房要水洗澡，但水房门已关闭。"学生乃用力攻打水房门，因水房工人（是同志）系在室内睡觉。后门被攻开，水房工人乃与学生发生口角，继而相互殴打。"堂堂大学生受了工人殴打，当然是怒发冲冠，于是次日煽动同学签名，提出要学校当局开除工人，计签名的学生有百余人。

"我们的同志--工友，始不敢向团体报告，及到签名纸张到我们的学生同志时，学生同志去问他，他才将情形详细说出来。当时支部会决定我们这次斗争的目标要设法转到学校当局方面去，由水房工人发一告全体学生及各界书，内容将此次与学生冲突的经过和工友平日生活的痛苦细述出来，驳斥学生的无理欺侮工人，及要求学校当局改良工人待遇"。但结果没有成功，工友"大概寒假时一定会被当局开除出去"(《十二月份厦门工作报告--政治状况、党的组织、厦大工友的斗争》（1929年1月），《厦门大学党史资料（第1辑）》，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党史编委会1988年编印，第179－180页。)。这与此后发生的汽车票减价斗争也相类似：时厦大学生向汽车公司要求减价未遂，结果引发与汽车工人的"双方殴击，互相受伤。这一风潮，遂形扩大"(木天：《厦大学生汽车减价的斗争》，《烈火》第2卷第1期，1930年1月1日出版。)。

上述事件表明校内工学之间的一致斗争，还需要党的启发和引导。因为只有把学生的不满与工人的痛苦提升到阶级的觉悟，校内的统一战线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于是伴随着中共宣传和教育的深化，校内的工学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到解放战争时期，同样是厦门大学，也是相类似的事件，然而却造成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表明中共在校内的宣传和教育已经收到了的成效。

1948年12月22日，厦大百余名校工，因每月所得薪米不能维持个人生活，在与学校当局交涉未果后，遂发动了全体罢工。一时间"钟声止息"，"厨房断烟"。"当此年终岁暮，学生们似正在埋头于学业考试的准备，现又碰到这些麻烦，莫不叫苦连天"( 参见厦门《中央日报》1948年12月23日。)。不过"叫苦连天"的学生却未对校工表丝毫不满，相反还抱极大同情站出来与校工一起抗议。一个学生记下了当时的场景："'同情心'激动着每一位同学，大家异口同声地在群贤楼前喊出了：'停课支援！''节食一天，以慰问工友！'当我们将'慰问'的稀饭送到他们行列的面前时，他们感动得说不出半句话来。彼此的'心'都沸腾了，并且热烈地互相交流着。"这样在工学的一致斗争下，"学校不得不全部接受了他们这合理的要求"(参见《江声报》1948年12月29日《学生园地》。)。而厦大工学关系的改善，校内统一战线的形成，也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在高校建党的成功。

总之，校长、教职员与学生间构成了校内多重复杂关系。这其中，师生关系是高校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并且师生间的互动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校内得以传播和运用的重要途径。在这个特殊"社会"中，"校长"问题最为复杂。由于代表学校当局，又贵为一校之长，校长不仅深处在校内权力角逐和党派斗争的中心，而且还被列为学生革命运动所侵犯的目标。相比较而言，校内的工学关系更能体现中共建党理念的核心问题。是工学冲突还是工学统一，这似乎成了中共在高校建设成功或失败的一个重要分界。所有这些都是高校党建史研究中必须展开讨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