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校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但由于受到党的政治路线与知识分子政策的影响，高校党在中共体制内，经历了从1927年前的"摇篮和策源地"到10年内战中的被"边缘化"，再由抗战时期的"先锋与桥梁"到建国前的"第二条战线"，这一不寻常的发展过程。这既体现了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又反映了中共党建的特殊性；同时它也为中共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建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关键词]：高校；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

作者简介：周良书(1975－ )，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历史研究。

 

从理论上说，中国共产党本应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然而至少到一大为止，中共党员还几乎全是以学校为依托的知识分子(据可查资料表明，中共一大的13个代表均为知识分子，全国53名党员除一人（郑凯卿为武汉文华大学工人）以外，其余也都是知识分子。并且其中有31人还是在校的师生。参见《"一大"前后》（一）、（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党生来就带有的这种成分危机是可以想见的。如何消解这一危机，实现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实际上也就构成了中共与生俱来的一个重大难题。本文试图以高等学校为个案，来考察民主革命时期中共解决这一问题的思想和实践。

一

在党的创建者--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心目中，中共在高校中建党并不构成问题。这与当时他们对知识青年在革命中地位的认识有直接关联。在1920年10月的《敬告广州青年》中，陈独秀指出："在社会阶级上说起来，坏到无所不至的，恐怕就是有产的绅士；好到无以复加的，一定就是无产的劳动者及学生"(《广东群报》1920年10月20日。)。这显示了"学生"和无产劳动者处于并列的地位。李大钊甚至期盼，在新的形势下，"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孤松（李大钊）：《知识阶级的胜利》，《新生活》第23期，1920年1月25日出版。)。"先驱者"、"好到无以复加"的社会阶级，这是建党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对知识青年的总体看法。

不过在当时，中共的创建者对学生及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却显得含糊不清。事实上，在中共党内，知识分子是一个后来才确立起来的称谓。而在中共的早期文献中，可以看到有"知识阶级"、"知识阶层"、"知识界"、"智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等各种提法。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有以上几种提法混用的情况，但使用更多的还是 "知识阶级"。这就埋下了后来高校党建问题的根苗。当时的认识可能有三种发展趋向：一是知识分子是一个有别于工人阶级的独立阶级；二是知识分子不构成一个独立阶级，它属于劳工阶级的一部分；三是知识分子不构成一个独立阶级，它属于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的一部分。相比较而言，当时在第二种趋向上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最小。这在中共一大上被反映出来。

一大是中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大会统计了全国53个党员，却发现有52人为知识分子。这对于一个自号"劳工政党"的中共来说，的确是一件不通情理的事。在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大会确定"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致力于组织一个面向工人阶级的政党。同时会议对知识分子的估价也有所动摇。当时向大会提交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颇具代表性。它指出："知识分子认为自己非常重要，而无产阶级则微不足道"，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这一倾向"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因此，"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以"组织他们和促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二是要打消读书人"想成为学者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坛动"，进而"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上述《报告》表明中共已把知识分子划出了工人阶级的范畴，并对其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也颇多微辞。不过《报告》也没有排除中共在知识分子中建党的可能性。但这时来自共产国际的批评却使得问题严重化了。在1922年5月22日的一份报告中，共产国际代表利金严肃批评中共"把自己局限在单独的独立小组中，不大能从事实际革命工作，满足于像在温室里那样栽培共产主义"(《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87－88页。)。受其影响，在是年7月召开的二大上，中共即作出了走出校园，"到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大的"群众党"的决定。这在党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在1923年的《先驱》第19号上甚至有人撰文指出："过去一年的我们的活动，偏于学生当中的发展，只是病的现象。于中国的革命运动是无多大的直接的助力的。"(敬云：《青年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意义》，《先驱》第19号，1923年6月1日出版。) 这无异于要取消高校党的建设。

上述论调显然没有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在那个时候，不用说普通的老百姓，就是对中小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辩证法、唯物史观等也不免过于深奥。所以当时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社会群体，只能是依托高校的这批"五四"精英。而且，以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评判，李大钊甚至认为，"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团体发生俨然革新运动中之惟一团体。"(S.C（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出版。)如此而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站选择在高校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这也恰是中共在建党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另外，退一步说，在内忧外患的中国，有革命要求的也不独工人一家。倘单为理论上的限定，谈血统，论成分，而把其他革命阶层一概拒之门外，这显然有违一个现代政党的建党理念。更何况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本身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共要实现"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建的目标，就必须探索在各种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如何建成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问题。中共初生于高校，这本可为它解决难题提供了莫大契机，然而党对之却采取了完全回避的态度。

二

知识分子的问题可以直接影响高校党的建设，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在中共的创建时期，它更多的还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未发生实在性的影响。在大革命中，中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继续探讨，并且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关于知识分子的属性，中共明确指出，"知识阶级的学生自然是小资产阶级之产物"，其特性在于"没有经济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实庵（陈独秀）：《青年们应该怎样做！》，《中国青年》第1期，1923年10月20日出版。)。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中共的认识则有一个逐步降低的过程。在大革命失败前召开的一次中央扩大会议上，中共指出："工农群众及急进的知识者之革命运动，这是新的革命势力"；"今后'国民的联合战线'工人农民之次，便算学生是重要成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221页。)。这与中共初创时的"先驱"和"好到无以复加"的社会阶级之估价已经大相径庭。

不过中共仍视学生为革命性的力量，所以上述判断对高校党建也未真正构成制约性的影响。但是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八七会议上，中共把大革命的失败归因为党的组织成分，认为"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知识阶级"，因此强调"党和这种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彻的机会主义，必须断绝关系永不沾染"(《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页。)。在1927年9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中共又坚定认为，"现在我们党只有坚决的严厉的执行党的纪律，一下决心重新造党"(《中共中央政治报告》（1927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否则无以挽救中国革命的危局。

中共的上述论断对高校党建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八七会后形成的政治路线，也在客观上制约了高校党的发展。当时无论是"乡村中心论"者，还是"城市中心论"者，都把高校党建置于了"边缘化"的地位。前者强调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而中国的高校又大多设在城市，所以对高校党建一时鞭长莫及。更何况当时中共在乡村也一直处在国民党军的分割包围之中。而后者虽然强调城市工作，但其注意力的重心却不在高校。这主要表现为关注城市的工人运动，而轻视城市的学生运动。再加之当时"左"倾主义执行冒险政策，搞全国性的武装暴动，要求学校党员倾巢而出，参与宣传和组织工人运动。这样在国民党政府的打击下，全国各地的高校党几乎全部遭到过严重破坏。其中以高校支部为基础而成立的中共北平市委还多次陷入瘫痪状态。

不过这时"乡村中心论"者的探索颇具建设意义。因深处农村，党不可避免地要吸收大批农民入党。但在中共看来，农民中仅有人数极少的雇农属于无产阶级，而其他绝大多数者，如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等属于半无产阶级，自耕农和手工业主则属于小资产阶级(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于是中共一个与生俱来的问题--如何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建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被重新提了出来。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毛泽东提出了思想建党的新思路。一是加强党内教育，主要是从思想理论上和政治路线上教育党员，要求"党员用马克司主义的办法去作政治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二是开展党内批评，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党员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而不是"无原则的无意义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00－811页。)。毛泽东以此来克服党内的不正确倾向，从而确保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虽然这时毛泽东等还局限在农村，对苏区以外的高校党建也不会产生实在性的影响。但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提升，思想建党的政策也逐步被全党所接受。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作出规定："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规定中还强调用共产主义教育来达到"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从而在党的建设史上第一次驳倒了唯成分的论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20－621页。也可参阅赵生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既然"不问他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那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的入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三

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借着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从根本上纠正了此前对高校党建的"左"的政策。抗战爆发后，因社会动员的需要，高校党建在整个中共党建中的地位，也逐步从10年内战时的被"边缘化"返回到"桥梁"或"先锋"的位置。此后经过3年的解放战争，中共执掌了全国政权，并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这同样也离不开高校党的特殊贡献。综观1921年至1949年的高校党建，虽在土地革命时期曾一度出现过偏差，但总体而言，它对中共革命事业的贡献仍然是巨大的。

第一，高校党常处于开拓者的地位。学生党员不同于其他阶层党员的重要之点，就在于其变动不居的"流动性"。因为"学生"不是职业，青年学生从其他阶层而来，在几年的学校生活之后，最终还要返回到其他阶层中去。所以中共常把学生视为"各阶层之连锁"，把学生党员视为"种子党员"(《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关于在西安各学校建立组织及向外县发展的情况报告》（1939年8月31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4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46页。)。这在现代中国两次伟大学生运动之后表现得最为突出。一次是五四运动。它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事实上，中共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到3年就得以创建，与五四运动后青年学生"流动性"的开拓作用是分不开的。且不说中共成立前的8个共产党小组是在学生的基础上创建，就是中共成立后在全国建立的38个地方组织也是受了"五四"学生的直接影响。并且这种开拓作用还在延续，在大革命中由高校学生组建的中共地方党部也不胜枚举(大革命时期，北方的北京大学和南方的上海大学展示高校党的开拓作用。如1923年，中共党员、北大学生王岑伯受北京党组织和李大钊派遣到乐亭中学任校长。次年初，王请北工大毕业生、中共党员王德周到校任教。1924年冬，两人在该校又发展了4名党员，遂建立中共乐亭中学支部。又如，1924年夏，中共上海地执委兼区执委从上海大学派安徽寿县、凤台籍学生、中共党员胡允恭、吴云、黄天伯等6人，利用暑假回到家乡，在寿县东南乡小甸集附近的曹小郢子开办了淮上中学补习社，并在社内发展党员，遂建立中共淮上中学补习社支部。再如，1925年冬，中共上海大学党组织派中共党员王绍虞(化名刘静清)回原籍安徽六安，开展党的工作。王在六安城区先后发展党员10多名，遂建立中共六安特别支部，直属中共中央领导。如此例子还有一些，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另一次是一二九运动。这次运动后的平津高校，也如中共创建时一样，再次担起了开拓者的重任。如北师大学生曹国智、陈泽云等利用暑假返湘的机会，在长沙建立了民先队。东北大学学生刘金声、刘鹏等还专程前往西安，帮助当地成立民先组织。此外，清华的黄超显在中山大学，北大的韩天石在四川大学，南开的朱家瑜在南京大学，也都发起或参与了所在校的党组织建设。这些工作不仅为结束内战、团结抗日作了准备，甚至也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第二，对中共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构建有特别意义。前文论及，中国的经济贫弱，文化落后，所以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只能是一批依托高校的"五四"精英。正是这批知识精英为中共的创建作了理论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老一代的高校党员，如陈独秀、李大钊等，新一代的高校党员，如毛泽东、邓中夏等，均迅速由知识精英向政党精英转化，并在革命的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那些仍然在校就读的知识青年则成为了接受中共新理论的第一批群众。于是政党精英与知识青年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中共意识形态生产与流通的一种循环路径。

上述推测也并非凭空而论。以大革命时中共的机关报《向导》周报为例。据1925年11月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称，是时该刊的印数已达3万份，并在全国许多地方翻印(《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36页。)。当时《向导》周报的发行是有价销售，3万之数在那时全国刊物销售量中当居前列。但是哪些人是《向导》周报的真正读者呢？据1925年4月青年团广州地委的报告说：该刊"在广州只知识者看，一般工农群众一因国语白话，二因意义深奥，很少看得明白"(《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辑），广东省档案馆等1986年编印，第412页。)。为此广州青年团又办了一份《平民》周刊。不过虽名为《平民》周刊，但"阅者多非平民，故宣传意义，不外对非平民说：要注重平民教育"(《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辑），广东省档案馆等1986年编印，第413页。)。在中共看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介于中共上层精英和底层民众之间，恰好可以充当两者沟通的桥梁和革命的媒介。党先向广大知识青年灌输革命理论，然后再由他们深入民众中去动员。其时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广泛利用学生党员建立一支为工农服务的干部队伍，给工农群众读报、讲报，宣读和讲解党的号召书和小册子，也正是基于中共的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工农群众都是文盲的考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第三，构成了中共干部的重要来源。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高校为中共输送的干部数目的确难以统计。单是中央委员一级的人数就已相当可观（见附表1），至于一般党员干部更是不计其数了。高校像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宝库。1948年7月中共华北局给北平城工部发出批示，在强调"动员学生来解放区时"指出："只要你们在各学校留下必要的领导骨干，则老的积极分子调走后，新的积极分子很快就会生长起来，这样并不会怎样削弱学运工作。同时你们必须使干部充分了解学生群众的队伍本来就是川流不息的，改组的，即带过渡性的。他们的积极分子的新陈代谢是像韭叶一样容易，割一碴又长一碴的，不要保守舍不得向解放区输送。"(《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8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中共华北局的形象比喻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中共不仅认为青年学生在"每个政治与思想运动之初，总是起着先锋与带头作用"，"在运动中，它是产生各个方面各种干部的主要来源"，而且强调它"在今后和平民主建国时期中，将有更重大的作用，特别在城市工作中更有其首要作用"(《青年运动的方针策略及组织问题》（1946年4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6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08页。)。这也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建国前夕，单是华北大学一校就为中共培养了19194名干部。这些学生分赴党、政、军、文教等各条战线，从而成为了新中国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见附表2）。

表1        中共第一至七届中央委员中高校党员成分统计表

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届数及召开时间	具有大学文化的人数及比例	在高校入党的人数及比例	中央委员总数
中共一大（1921年7－8月）	3；100％	1；33％	3
中共二大（1922年7月）	3；75％	2；50％	4
中共三大（1923年6月）	6；43％	3；21.4％	14
中共四大（1925年1月）及其以后	8；53.3％	5；33.3％	15
中共五大（1927年4－5月）及其以后	20；43.5％	10；21.7％	46
中共六大（1928年6－7月）及其以后	22；27.5％	8；10％	80
中共七大（1945年4－6月）及其以后	24；31.2％	12；15.6％	75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表2    华北大学毕业同学分配情况表（1948年8月－1949年11月）

时   间	1948年8月－1949年3月		1949年3月－1949年11月
项   别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党务部门	1273	34.4％	1372	10.4％
军事部门	42	1.1％	3730	28.1％
文教部门	827	22.4％	2292	17.2％
政权部门	722	19.5％	－	－
财经部门	18	0.5％	－	－
技术部门	14	0.4％	－	－
工运部门	－	－	563	4.3％
转校学习	678	18.3％	1596	12.1％
南下工作	－	－	1369	10.3％
西 北	－	－	1376	10.4％
华 北	－	－	702	5.3％
内 蒙	－	－	3	0.02％
西 康	－	－	15	0.1％
自谋职业	－	－	146	1.1％
其他工作	102	3％	88	0.7％
总计	3676	100％	13252	100％

资料来源：1950年1月1日《华大生活》第15期，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史资料（1937.7－1991.12）》，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组织部等1992年编印，第237页。附注：此表因系毕业分配情况的统计，可能还有一些学生未计算在内。另据人民大学组织史资料一书的统计，当时华大实际为国家培养了19194名干部。

第四，开辟了对敌作战的第二条战线。此一说法虽被用来专指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但综观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第二条战线的赞誉也是当之无愧的。即便在土地革命时期，虽然频繁的游行、示威和飞天集会给学生运动和党的建设带来重大损失，但它对国民党政权的冲击力仍然不能小视。更何况一二九运动还直接"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在抗日战争中，高校党员不仅深入民众，发动全民族的抗战动员，而且还直接组织游击队，参加八路军的对敌作战，这为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侵略者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从反对"甄审"斗争开始，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一浪胜过一浪，如一二一运动、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救饥救寒"运动、抗议九龙暴行运动、"反美扶日"运动等等。正如毛泽东所言："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已经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4－1225页。)。

当然，有斗争就有牺牲。在民主革命时期，无数高校师生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据《北京高等学校英烈》一书记载，单是北京一市高校的在校师生或已毕业校友，就有273人在此期间为党为国捐躯。其中大革命时期46人；土地革命时期94人；抗日战争时期89人；解放战争时期44人(参见《北京高等学校英烈》（上、下册），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他们或慷慨就义，或战死沙场。每一英烈的故事，都是一段用血蘸写的历史。正是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新中国的旗帜，换得了人们后来和平与安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