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法夸尔与《中国季刊》的创立*

  • 作者: 管永前 孙雪梅
  • 时间: 2013-11-24
  • 点击率: 19636

[摘 要] 麦克法夸尔以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著称于世,国内学界对其成果多有译介。但他创办并主编《中国季刊》(1960-1968),积极组织学术活动,为促进西方当代中国研究作出的努力却鲜为人知。文章考察了麦克法夸尔创办《中国季刊》的历程,介绍了他担任主编期间组织的主要学术活动,并就其推动西方中国学从政策研究向学术研究转变的历史贡献进行了简要述评。
[关键词] 麦克法夸尔;《中国季刊》;中国学
作者简介:
管永前(1970—),男,汉族,河南南乐人,经济师,北京师范大学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2006级中共党史专业 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现代中国学研究。
联系电话:13366838682
电子邮箱:gyqbac@126.com
孙雪梅(1968—),女,汉族,山东烟台人,讲师,北京行政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中西行政思想比较研究。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中文名马若德)是当代西方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英裔美籍,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以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著称于世,国内学界对其成果多有译介。(译著参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第一卷[M].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译组,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大跃进(1958-1960):第二卷[M].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译组,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M].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M].金光耀等,译.王建朗等,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评介文章参见:刘魁栋.“局外人”的探索与思考—<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评介[J].社会主义研究,1989(3).宫力.解开通向“文革”之路的历史之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评介[J].理论前沿,1989(71).李向前.旧话新题:关于中国改革起源的几点研究—兼答哈里•哈丁和麦克法夸尔两先生对中国改革的质疑[J].中共党史研究,1999(1).王海光.海外“中国学”的一得之见――关于麦克法夸尔“铁三角”理论的评介[J].理论学刊,2004(9).王海光.他山之石的启示:关于中国治史理路的再认识――兼评麦克法夸尔的“铁三角”理论[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1))但他创办并主编《中国季刊》(1960-1968)(据笔者所知,关于麦克法夸尔创办《中国季刊》的详细过程, 目前国内还没有介绍。),积极组织学术活动,为促进西方当代中国研究所作出的努力却鲜为人知。本文考察了麦克法夸尔创办《中国季刊》的历程,介绍了他担任主编期间组织的主要学术活动,并就其推动西方中国学从政策研究向学术研究转变的历史贡献进行了简要述评。

一、麦克法夸尔其人(麦克法夸尔先生与笔者的通信;“China in Transition”.Speech given at HEI on November 1, 2001; 以及http://www.gov.harvard.edu/faculty/rmacfarquhar/;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derick_MacFarquhar;Roderick MacFarquhar.)
1930年12月2日,麦克法夸尔出生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Lahore, Pakistan)。1949-1950年,麦克法夸尔在埃及和约旦的英国皇家坦克团服兵役,后到牛津大学克伯学院(Keble College, Oxford)攻读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1953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955年获哈佛大学远东区域研究(Far Eastern Regional Studies)硕士学位;1981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政治学博士学位。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麦克法夸尔先后做过报纸记者、刊物编辑、电视评论员、国会议员和大学教授。尽管职业多次变换,但他潜心当代中国研究,注重史料,长于理论分析, 撰有多部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专著,在国外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世界性理论参照坐标。

他的主要著作有:1960年《百花运动与中国的知识分子》(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1961年《中苏争端》(The Sino-Soviet Dispute);1966年《毛统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Mao);1972年《中美关系(1949-1971)》(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71);1972年《紫禁城》(The Forbidden City);1974至1997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3卷本,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其中前两卷有2种中文译本(分别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求实出版社(1989、1990)出版。第三卷据说早已译出,但未见成书。));1987、1991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四、十五卷,与已故费正清教授主编,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有3种中文译本(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992)、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1992)和海南出版社(1992)出版。));1989年《毛主席的秘密讲话》(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1991年《当代中国四十年》(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1993年《中国政治:1949-1989》(The Politics of China: 1949-1989);1997年《中国政治: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The Politics of China: The Eras of Mao and Deng);1999年《中国后毛泽东时代改革的悖论》(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2004年《中国政治》(The Politics of China);2006年《毛泽东的最后革命》(与Michael Schoenhals合著,Mao's Last Revolution)。

考察麦克法夸尔的学术之路,他的成功是与《中国季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二、创办《中国季刊》
        《中国季刊》是目前“世界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最重要的杂志”(郝平.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四十年概述[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6).),至今已连续出版49年。其间9易主编,在世界范围内发行,现由一个有59名成员、来自11个国家的知名人士组成的编委会进行管理。国外许多权威学者在《中国季刊》发表论文,阐述观点,其文章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会产生影响,甚至能够“左右国际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方向和舆论观点”,(陈燕.<中国季刊>与外国的对华研究[J].对外大传播,1997(11).)至今仍是我们了解国外当代中国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的主要窗口。
《中国季刊》今天的“辉煌”,是与创刊人麦克法夸尔早期的苦心经营密不可分的。那么,麦克法夸尔为何要创办《中国季刊》呢?

(一)创刊背景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 中国共产党政权日益稳固,西方已难以回避如何与共产党中国打交道的现实问题。当美苏两大阵营从激烈的冷战对抗渐趋缓和时,中苏同盟破裂,中印发生边界冲突,中国国内在经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的阵痛后,突然爆发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使世界为之震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逐步认识到中国问题的特殊重要性。(RODERICK MACFARQUHAR.The founding of the China quarterly [J].The China Quarterly, 1995 ,Sep,No.143: 692-696.)

正是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全球背景下,西方尤其是美国形成了对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诸方面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高潮,在研究队伍、机构、经费、资料、成果等方面出现了质的飞跃(LINDBECK, JOHN M. H.Understanding China: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M].NY:Praeger,1971:79.),且“总体上越来越倾向于科学地重新认识中国”(孙越生,陈书梅.美国中国学手册(增订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并逐渐形成一门区别于传统汉学的新学科――国外现代中国学(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在现代中国学蓬勃发展的进程中, 国外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中国研究机构、中国学专家和学术期刊。他们以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进行学术探讨,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其中,1960年由麦克法夸尔在伦敦创办的《中国季刊》, 是国外第一份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学术刊物(《中国季刊》是最早专门致力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杂志,并长期垄断这一研究领域。除《中国季刊》外,当时关于中国的文章还常出现在《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比较共产主义研究》(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及少数专业杂志上。),也是西方学者特别是欧美学者发表有关当代中国研究成果的最主要刊物。

(二)创刊经过
    《中国季刊》是1960年由总部设在巴黎的文化自由联盟(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出资、麦克法夸尔任主编创办起来的。文化自由联盟成立于1950年,1967年解散。鼎盛时期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包括“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雇有数十位全职工作人员,拥有自己的新闻社,出版二十多种显赫刊物,经常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艺术家颁奖。表面看来,“文化自由联盟”是一个争取文化自由的组织,实际上幕后操纵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可以说是文化冷战的一个组成部分。(FRANCES STONOR SAUNDER.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M].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1955年,文化自由联盟在伦敦创办了《苏联评论》(Soviet Survey)。1958年,该杂志出版了一期中国专辑,1959年又出版了关于中国公社的小册子。随后,《苏联评论》的编辑们劝说巴黎总部,中国已引起世界关注,应该拥有自己的杂志。经总部同意,时任《苏联评论》首席编辑的沃尔特•拉克(Walter Laqueur)让麦克法夸尔负责编辑一本关于当代中国的新杂志。

之所以选中麦克法夸尔作主编, 有两点原因。一是麦克法夸尔曾经为《苏联评论》的“百花运动”专集供稿,并于1958年受文化自由联盟委托,在美国编写了一本文献纪录――《百花运动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双方有过合作经历。二是在当时的英国,中国研究的圈子非常狭小,麦克法夸尔刚刚崭露头脚,正是合适人选。麦克法夸尔在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的指导下,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了东亚区域研究项目硕士学位。之后,返回英国作《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苏联问题专家大卫•佛罗伊德(David Floyd)的见习生。除麦克法夸尔之外,当时正在进行中国研究著述的其他学者多是元老级人物,如《泰晤士报》(The Times)的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 Harris)和《卫报》(The Guardian)的盖伊•文特(Guy wint(Guy wint:《曼彻斯特卫报》亚洲事务主笔,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研究员,伦敦《观察家》杂志撰稿人。主要著作有《亚洲聚焦》、《中国常识》。当时正在写作《尼赫鲁时代》。)),要他们承担这项新杂志的创办工作无疑又显得太过资深了。

麦克法夸尔当时只有28岁,由于资历浅,便由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的老前辈G. F. 哈德森(G. F. Hudson)作顾问。1961年,他们还与理查德•罗文塔尔(Richard Lowenthal(Richard Lowenthal(1908-1991),德国人,新闻记者、教授,主要研究民主、共产主义与世界政治。))和沃纳•克拉特(Werner klatt(Werner Klatt (1904-1987),出生于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避难于英国,并一直为英国政府服务,主要研究农业经济。))联合出版了《中苏争端》一书。这是《中国季刊》出版的第一本书,事实上也是当时西方有关该话题的第一部著作。(RODERICK MACFARQUHAR.Geoffrey Hudson (1903-74)[J].The China Quarterly, 1974,Apr. - Jun. ,No. 58:229-230.)

1960年3月,《中国季刊》正式出版。麦克法夸尔在创刊号中说,“中国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帝制衰落、内战丛生和外敌入侵,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主要大国……我们不能等到中国的人造卫星(sputnik)上天才意识到她更值得密切关注”,因而,“中国的发展需要严格、客观的分析。我们试图通过发表专家们的文章,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提供评论意见。我们希望激发争论。”(EDITORIAL.The China Quarterly[J]. 1960, Jan.-MaNo. 1. )

对于创刊号,麦克法夸尔非常重视。创刊号上的第一个亮点是, 麦克法夸尔邀请了当时西方中国研究领域内的九位资深前辈学者,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菲茨格兰德(C. P. Fitzgerald(C. P. Fitzgerald: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教授, 是澳洲“汉学三杰”之一。1946-50年曾生活在北京,随后于1956年、1958年又两次重访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简史》、《中国革命》、《中国高潮》。))、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Karl A. Wittfogel(1896-1988): 犹太人, 生于德国。曾任美国太平洋学会会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研究室主任,美国华盛顿大学中国史教授。主要著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毛主义”的传说》、《中国近代社会史》等。))、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斯坦纳(H. Arthur Steiner(H. Arthur Steiner:1905年2月22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1930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1948-1949年在中国从事研究。1947-1971年任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研究专长为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主要著作:《共产党中国的国际地位:外交政策的政治和思想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和问题》、《行动中的中国共产主义》、《世界社会中的共产党中国》。))等,每人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评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头十年状况进行总结和分析。(其他著名学者还包括:Howard L. Boorman(哥伦比亚大学), G.. F. Hudson (牛津大学), Stuart Kirby (香港大学), Michael Lindsay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Benjamin Schwartz (哈佛大学), Guy Wint(牛津大学)等。)另一个“压轴节目”是组织魏特夫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 犹太人, 美国当代著名中国学家, 哈佛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研究专长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思想史。主要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1951)》(1954,合著)、《“毛主义”的传说的传说》(1960)、《共产主义与中国:思想和变革》(1968)、《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85)和《中国与其他》(1996)。))展开关于"毛主义"独创性(originality of "Maoism")问题的探讨与交锋,突出了《中国季刊》“包括甚至挑起学术争鸣”的承诺(详见后文)。还刊登了一篇关于西藏的文章,题为《中国与西藏:动乱的背景》。作者为英国医疗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了1959年西藏叛乱的原因和经过,但该文对西藏的描述有多处失实,表现了对中共民族政策的误解和偏见。(PATTERSON, GEORGE N.China and Tibet: background to the revolt[J]. The China Quarterly, 1960, Jan. - Mar.,No. 1. :87-102.)最后,为吸引非专业普通读者,《中国季刊》专门设立了季度纪事和文献汇编栏目。在研究领域日益分门别类化的今天,这些资料对于所谓的专业人士也具有了重要价值。

 

(三)遭遇难题
    与如今的杂志不同,《中国季刊》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稿源紧张。为此,麦克法夸尔不得不向中国问题专家积极索稿。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大部分作者必然来自美国。早在1959年夏,麦克法夸尔得到文化自由联盟的资助,就来到美国部分新兴的中国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和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部分原因是向学界提醒新杂志《中国季刊》即将到来,主要原因还是为杂志物色作者。

有意思的是,最初几年里除记者外所有作者更愿意使用笔名(假名)。因为当时中国研究的圈子是如此之小,圈中人相互了解或彼此熟悉,为避免暴露真实身份,不得不强调假名。例如,《彭德怀元帅之解职》(CHARLES, DAVID A.. The dismissal of marshal P'eng Teh-huai[J]. The China Quarterly, 1961,Oct.-Dec.,No. 8 :63-76.)这篇文章在西方流传甚广,当该文发表时,麦克法夸尔为作者选取了“大卫•A •查尔斯”(David A[lbert] Charles)作笔名,那是玛格丽特公主(Princess Margaret)为她新生儿子起的名字。除此之外,所谓农业专家W.K.,就是英国外交部信息研究处(Foreign Office's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的沃纳•克拉特(Werner Klatt O.B.E.)博士;美国外交官莫顿•阿布拉默茨(Morton Abramowitz)更是简单地采用了他妻子的闺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分析家们,例如菲利普•布里奇亚姆(Philip Bridgham)等,以一名“中国事务学生”为名,从而可以像其他学者一样发表研究成果而不必担心暴露身份。

《中国季刊》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竞争。相比较而言,香港的《中国大陆评论》(The Mainland China Review)、《中国新闻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和印度的《中国述评》(China Report)虽颇有价值,但真正可能使《中国季刊》惨遭败北的,还是美国的竞争者。因为自从苏联成功地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后,美国设立专门研究基金,推动了中国研究的迅速发展,美国学者希望拥有自己的中国研究杂志。对此,麦克法夸尔的第一项应对之策是,建立一个包括美国各主要中国研究中心资深专家(他们已经在帮助评审文章了)在内的国际编委会(《中国季刊》从1967年3月总第29期开始,首次出现编委会成员名单:G.. F. Hudson(牛津大学);A. Doak Barnett(哥伦比亚大学);Cyril Birch(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 Howard L. Boorman(哥伦比亚大学); Jerome A. Cohen(哈佛大学法学院);Alexander Eckstein(密芝安大学);John K. Fairbank(哈佛大学); Albert Feuerwerker(密芝安大学);Maurice Freedma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A. M. Halpern(哈佛大学); Werner Klatt(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 Donald W. Klein(哈佛大学); Choh-ming Li(香港中文大学); John M. L. Lindbeck(哈佛大学); Mark Mancall(斯坦福大学); Dwight Perkins(哈佛大学); Lucien W. Pye, (麻省理工学院); Robert A. Scalapino(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 Stuart R. Schram(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Benjamin Schwartz(哈佛大学); G. William Skinner(斯坦福大学); George E. Taylor(华盛顿大学); Kenneth R. Walker(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 Hellmut Wilhelm(华盛顿大学); Mary Wright(耶鲁大学)。共25人,其中19人为美国学者。),并为他们树立一种意识,即《中国季刊》既是英国的又是美国的,因而是世界的(《中国季刊》的世界性,还可从其发行范围看出。自1960年6月第2期开始,扉页登载的杂志售价显示,发行范围至少包括15个国家和地区: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南美洲,澳大利亚,印度,以色列,巴基斯坦,日本,锡兰,缅甸,泰国,新加坡,香港,非洲和菲律宾。)。除了杰出的编委会,麦克法夸尔认为,还需要一个坚固的学术基地做支撑。凑巧的是,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OAS)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即将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CCI),那儿显然是《中国季刊》的理想归宿。

《中国季刊》面临的第三个难题是经受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文化自由联盟有关的风暴考验。由于《中国季刊》是由文化自由联盟出资创办的,而文化自由联盟从成立之初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法弗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资助的。1965年,随着这一信息的公开披露,引发了一场针对文化自由联盟的负面宣传风暴。其最终结果导致文化自由联盟解散,它所创办的大部分期刊也跟着倒闭了。(关于文化自由联盟的历史[C]//PETER COLEMAN.The liberal conspiracy: 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mind of postwar Europe .New York: Free Press;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1989.)

但《中国季刊》经受住了这场考验。麦克法夸尔认为,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自创刊之初,《中国季刊》履行了创刊号上“严格、客观分析”的承诺,编辑工作坚持学术标准,没有受到来自巴黎的试图“控制”。他后来辩解说,直到1960年代末,文化自由联盟的秘密被披露后,才知道《中国季刊》的部分资金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RODERICK MACFARQUHAR.It wasn’t the CIA[J].London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2006.Vol. 28 No. 2. 26 .)二是以英国为办刊基地也是至关重要的。当麦克法夸尔1959年游历美国大学校园时,他仍然发现,十年前那场“谁丢失了中国”的论战遗留下来的苦果还使中国学家们互相分裂对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许多曾在50年代遭受右派攻击的美国自由派亚洲学家们,又开始遭受来自左派的攻击。那些已经“丢失”中国的美国学者们,现在被指控为勾结政府,反对中国和越南。左派中的一些批评家则热情颂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中国季刊》位于伦敦,远离美国国内正在进行的辩论, 既可以毫无偏袒地发表知识分子们(例如魏特夫与史华慈)的学术辩论,又能够更加冷静地思考中国国内发生的动荡与喧嚣。

到60年代中后期,由于《中国季刊》的编辑工作、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撰稿任务和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叠加在一起,有意问鼎英国政治的麦克法夸尔深深感到,有些东西不得不放弃了。他开始压缩电视台的工作,并积极建议文化自由联盟将杂志移交给英国伦敦大学。1968年3月, 在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 Schram(Stuart R. Schram: 1924年2月27日出生,美国人,长期在英国工作。1968-1972年曾任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现代中国研究所首任所长,西方研究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毛泽东》、《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与书信集》、《对毛泽东的初步重估》、《毛泽东的思想》、《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和局限性》、《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教授的支持下,文化自由联盟(其时已解散,更名为文化自由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Freedom)将《中国季刊》正式移交给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并同意提供两年过渡经费;同时,麦克法夸尔辞去了主编职务,《中国季刊》的编辑和业务工作由卫奕信(David Wilson(David Wilson(卫奕信):1935年2月14日生于苏格兰。英国外交官与汉学家。1968-1974年任《中国季刊》主编,1987-1992年任香港第二十七任总督,并受勋为终身贵族。))接替。至此,《中国季刊》正式并入伦敦大学, 麦克法夸尔完结了一桩心愿,开始了他新的事业发展。

 

三、历史贡献
    在担任主编的8年间,麦克法夸尔以《中国季刊》为依托,通过构建学术团队、扩大社会服务、组织学术论争等方式, 扮演了一名“学术组织者”角色,为促进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是以《中国季刊》为中心形成了一支学术团队。麦克法夸尔通过召集学术会议,形成论文专集,进而转化成书的办法,使一批著名学者围绕《中国季刊》形成了一支“无形的”学术团队。1962年8月,在牛津附近的迪渠利公园(Ditchley Park),《中国季刊》召开了关于“共产党中国的文学”讨论会,这在西方尚属首次。美国汉学家、中国现代文学权威白之教授(Cyril Birch)是《中国季刊》的特邀主编,也是会议的组织者。这次会议收集到的主要论文在1963年《中国季刊》第13期上发表,计有13篇。(中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杂志1963年第12期以《英<中国季刊>举办学术会议讨论我国当代文学》为题,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报导。)这些文章后来编辑成书, 在其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是西方关于该主题的唯一一部著作。

这一模式在1964年举办的历史学讨论会(组织者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 )和1968年举办的中国共产主义讨论会(组织者约翰•威尔逊•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以及工业(组织者李卓敏, Choh-Ming Li)、台湾(组织者马克•曼考尔,Mark Mancall)、北越(组织者帕特里克•J.哈尼,Patrick J. Honey)和北朝鲜(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讨论会中反复运用, 吸引了一批著名学者参与,最后也都集文成书。

二是通过扩大社会服务的办法,促进了西方新闻界、外交界和商界人士对当代中国的了解。从1956年起,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赞助下,麦克法夸尔在伦敦举办了月度中国午餐研讨会,参加人员包括新闻记者、外交官和商人。英国广播公司监听部门(BBC Monitoring Service)的最新报导《世界广播精选》(Selections from World Broadcasts (SWB))是午餐会的主要“食粮”。后来,《中国季刊》在香港的类似服务团体包括来自美国总领事馆的专家、《中国大陆新闻概览》(Survey of the China Mainland Press (SCMP))及其他翻译系列读物(《人民日报》(the People's Daily)和《红旗》(Red Flag)杂志一度是外国人唯一能够订阅的中央级出版物。因此,对西方的研究者来说,《世界广播精选》对中国省级广播电台的报导及《中国大陆新闻概览》对走私到香港的省级报纸的翻译便倍觉珍贵。)的出品人。针对这些读者,《中国季刊》从第4期开始,新设了“最新事态发展”栏目,并尽可能采用第一手报导材料,为当时无法进入中国大陆的西方人士开启了一扇观察窗口。

三是组织学术讨论和争鸣, 推动了当代西方中国研究的深入发展。其中有两次论争,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次是1960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问题,即“毛主义”传说(legend of Maoism)的论争。参与争论的主角,是被称为美国中国学右派代表人物的魏特夫和美国中国学“自由派”代表人物的史华慈,亨利克•夏马德(Henryk Sjaardema(Henryk Sjaardema: 《国际新闻通讯――亚洲资料》主编,主要研究个体化社会中的生态学基础。))担任评论。(HENRYK SJAARDEMA.The Essence of "Maoism "[J]. The China Quarterly, 1960,Oct. - Dec., No. 4. :97-99.)纵观这次颇具政治色彩的论争,魏特夫更多地强调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一致的一面,目的是要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阴谋的产物;(KARL A. WITTFOGEK. The legend of "Maoism " [J]. The China Quarterly, 1960, Jan. - Mar., No. 1: 72-86; KARL A. WITTFOGEK. The legend of "Maoism "(concluded) [J]. The China Quarterly, Apr. - Jun., 1960, No. 2.:16-34; KARL A. WITTFOGEK. "Maoism "-" Legend "or "Legend of a ' Legend ' " ? Reply to Benjamin Schwartz[J]. The China Quarterly, 1960 ,Oct. - Dec.,No. 4. :88-96; KARL A. WITTFOGEK. Prof. Wittfogel comments[J]. The China Quarterly, 1960, Oct. - Dec.,No. 4. :99-101.)史华慈则更多地强调毛泽东的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有独创性的一面,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其说是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阴谋下获得的成功,不如说是毛泽东独创性革命战略的胜利。(BENJAMIN I. SCHWARTZ. The Legend of the "Legend of ' Maoism ' "[J]. The China Quarterly, 1960,Apr. - Jun.,No. 2. :35-42;  BENJAMIN I. SCHWARTZ..Prof. Schwartz comments[J]. The China Quarterly, 1960,Oct. - Dec., No. 4.:96-97.)争论的双方都强调文献的重要性,频频引用文献驳斥对方,但任何一方都不为对方观点的有效性所说服,结果出现相持不下的局面。这次论争集中体现了西方学术界右派和自由派的主要倾向和基本观点。按照西方学者自己的划分,这是欧美理论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次大讨论( 另一次发生在1976-77年,由《近代中国》杂志组织,主要在“左派”与“自由派”之间进行。),影响了20世纪60、70年代西方中国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走向,意义十分深远。(BENJAMIN I. SCHWARTZ. The Legend of the "Legend of ' Maoism ' "[J]. The China Quarterly, 1960,Apr. - Jun.,No. 2. :35-42;  BENJAMIN I. SCHWARTZ..Prof. Schwartz comments[J]. The China Quarterly, 1960,Oct. - Dec., No. 4.:96-97.)

第二次是1962年关于“中国之螺旋式下降”的论争。这次论争由美国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引起。对于中国大陆政权,艾尔索普是一个公认的批评家,而不是客观的分析人士。艾尔索普的文章《论中国之螺旋式下降》发表在《中国季刊》1962年第11期,在西方引起了广泛争议。该文根据逃往香港的中国“难民”提供的证据,认为中共政权很可能无法从大跃进过后的饥荒中恢复过来。(ALSOP, JOSPH. On China's Descending Spiral[J]. The China Quarterly, 1961,Jul.-Sep,No. 11.: 21-37.)《中国季刊》为此邀请了10位经济学和政治学专家(他们是:Alexander Eckstein, G. F. Hudson, L. La Dany, Choh-ming Li, Michael Lindsay, Roderick MacLeish, Frank Robertson, Kenneth R. Walker, Richard L. Walker, Yuan-li Wu.),对该文进行评论。他们的文章形成了一个专栏,发表在《中国季刊》第12期上。针对艾尔索普的论断,专家们既有谨慎的赞同,也不乏尖刻的批评。稍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份文件涉及到了这场辩论,足见它亦引起了中国国内的严重关切。

麦克法夸尔创办《中国季刊》,积极组织学术活动,其重要意义在于借助学术刊物推动当代中国研究,促进了西方现代中国学从二战以来的情报研究、政策研究向学术研究的转变。尤其是他组织的学术论争,使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进一步具有了学术深度和广度,有利于西方世界重新科学地认识中国。通过这些论争,我们还可以看到西方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观、新中国的性质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如何认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如何评价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社会发展,确实是西方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3.)
总之,在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严重对立的冷战背景下,麦克法夸尔创办并主编《中国季刊》, 积极开展关于当代中国的学术活动,为西方学者发表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争鸣提供了“学术园地”, 推动了西方中国学从情报研究、政策研究向学术研究的转变,为深化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

 收稿日期:2009-01-20

*本文承蒙麦克法夸尔先生提供部分研究资料,并经麦克法夸尔先生审阅。作者对此深表谢意!

 


 

版权所有: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党建研究基地 电话:010-68007058 68007110

京ICP备05002061号 全案支持:七星迪曼·易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