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拉铁摩尔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中国研究

  • 作者: 李晔
  • 时间: 2013-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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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文•拉铁摩尔与费正清都是传统汉学向美国现代中国学转型时期的重要要推动者。费正清作为学院式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创始人,其学术贡献主要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而20世纪30年代则可以看作他学术积累的重要时期(包括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在哈佛大学任教)。相比而言,拉铁摩尔以其丰富的学术成果和出色的学术实践活动,堪称20世界30年代美国中国研究的"领军人物",并以《太平洋事务》为主要阵地推动了"单枪独马"式的美国中国研究。今天,我们应该赋予拉铁摩尔在美国学界应有的学术地位,肯定他在20世纪30年代为推动传统汉学向现代中国学转型做出的早期贡献。

关键词  拉铁摩尔   传统汉学   美国现代中国学   学术转型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是著名的美国中国学家,曾经长期生活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他担任过蒋介石的政治顾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他对中国问题的论述曾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舆论界,成为中美关系史中的重要人物。他留给人的印象是 "非常有趣"、"相当友善"、"心神专注",而且"会讲流利的中国北方话"。他是一位略带"神秘色彩"的人物,与费正清不同,他并未给世人留下详尽的回忆录。在美国,他曾经是一位非常"敏感"的人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同太平洋学会一起成为人们刻意回避的话题,因为在麦卡锡事件中,他被指控为美国的"头号俄国代理人"、 导致"丧失中国"的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策划者。然而,无论如何,拉铁摩尔是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开拓性人物,他的学术著作在历经了半个多世纪后仍然焕发着独特的魅力。在本文中,笔者通过与费正清的对比来分析他在20世纪30年代对美国中国研究的特殊贡献。

一、从传统汉学向美国现代中国学转型时期的学术贡献

美国现代中国学正式形成于二战之后,是 "一门以近现代中国为基本研究对象,以历史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研究的学问" (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它源于传统汉学(Sinology),又与传统汉学有着重要区别:从研究内容上看,传统汉学注重对古典文献、传统文化的研究而现代中国学(China Study)更加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从研究方法上看,现代中国学的研究更加注重实地考察以获取第一手资料,并且具有跨学科的特征。

20世纪30年代,美国中国研究发展的总体特征是处于"学术转型" 的关键时期:即从注重古典研究的传统汉学,向以侧重现实性和地区性为特点的"现代中国学" 转变。国内较早从事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侯且岸先生认为:1925年太平洋学会的成立可以看作这一转变过程的起点,1941年远东协会的组建是其终点。太平洋学会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具有学术转向标志的学术团体",它的出现使"传统意义上东方学、中国学研究开始走出古典语言文学、历史、思想文化的纯学术研究壁垒,转向侧重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新领域,从而揭开了地区研究的序幕。"(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0.36.)

推动传统汉学向现代中国学转变的主要因素是美国现实政治的需要,准确地说是战争把"对于中国、日本问题的研究在美国扎下了根" ([美]费正清. 费正清自传(中译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M].1992.166.) 。当时的美国政府急需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研究材料,"因为他们将会在那个地方卷入一场战争,可是他们对那里知之甚少。"([美]FoVo菲尔德.从右到左:我的自传(中译本)[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155.)中国是远东地区的主要大国,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密切相关,于是,美国政府开始扶植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中国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这就决定了30年代的美国中国研究与传教士时期的中国研究有了明显的区别:凸现出"地区性"和"现实性"的两大特征。对中国的地区性研究(Regional Studies),是哈佛大学对二战所做出的反应之一,所谓"区域性研究"或"地区性研究""是指进行更专门的、跨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即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方法,集中对世界某一特定地区进行研究。"([美]费正清. 费正清自传(中译本)[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400.)这一点充分体现出了美国的学术传统--实用性。

以拉铁摩尔、费正清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学家,对美国中国学走上独立发展道路起到了关键作用。保罗•o埃文斯曾经打算考察几位现代中国的介绍者(包括拉铁摩尔、斯诺、费正清等人)的职业和生活经历,以此为基础,去"探究他们把了解来的中国知识具体化的共同因素和个性因素"([加]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中译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序言.)。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共同因素"是:第一,他们都注重对中国的实地考察,采用了 "实证研究" 的方法,;第二,都注重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使他们与欧洲那些依靠二手资料来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传统汉学家有了非常明显的区别。

拉铁摩尔与费正清是美国杰出的第一代中国学专家,他们的学术经历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从年龄上看,拉铁摩尔比费正清大7岁(拉铁摩尔出生于1900年,费正清出生于1907年)。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实践活动和学术成果加以比较:

 
 
拉铁摩尔
 
费正清
1925年
第一次到中国的内蒙边疆
在威斯康辛大学学习(1925——1927年)
1926年
开始第一次在中国内陆边疆的长途旅行
 
1928年
 
出版了处女作《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为了寻求赞助,第一次回到美国
在哈佛大学学习(1927——1929年);决定从事外交史领域的研究
1928——1929年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修了八个月
1929年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以海关为研究起点
1929——1930年
 
在中国东北游历了9个月,受哈佛—燕京学社和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赞助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1930——1933年)
 
1932——1935年
1932年到内蒙古考察,出版《满洲:冲突的摇篮》,1933年回到美国成为《太平洋事务》的编辑
初次来华,在中国先后考察了北京、洛阳、大同、开封、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汕头、香港和广州,这期间师从蒋廷黻,执教清华
1936年
与卡特访问莫斯科
获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中国海关的起源》
1937年
访问中国延安
在哈佛大学开设有关东亚历史的课程
1938——1941年
在霍普金斯大学的佩奇国际关系学院任教;兼任《太平洋事务》主编;
1941年7月到重庆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
1941年倡导组建了远东协会
 
 

 
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学术成果:
拉铁摩尔
费正清
1928年出版了处女作《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发表了《亚洲内陆的商路》
1930年出版《鞑靼高原》
1932年出版《满洲:冲突的摇篮》;发表《内蒙古的汉族殖民》
1933年发表了《中国新疆》、《黄金部落》
1934年出版《满洲的蒙古人》,发表《门户开放还是长城距防?》、《内蒙古的一座景教城市遗址》
1935年发表了《游牧人的道德缺陷》(中国刊物《天下》、《蒙古的王公、教士和牧人》
1936年发表《内蒙古民族主义的衰落》、《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陆地与海洋对日本的影响》、《日俄关系》
1937年《中国长城的起源》、《内蒙古的分割线》、《内蒙古:中国的、日本的还是蒙古的?》
1938年《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和服与头巾》《中国边境的蒙古人》、《升起的太阳——下降的利益》、《内蒙古与外蒙古的交汇处》
1940年《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1931年,完成学士论文《1850—1854年英国对中华帝国海关起源的政策》
1933年完成第一篇研究论文《1858年条约签定以前鸦片贸易的合法性》(1934年7月发表于《独立评论》)
1936年完成博士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1953年修订为《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出版)
1948年《美国与中国》成为他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研究内容上看,拉铁摩尔从边疆学入手来研究中国,费正清以海关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国,二人相得益彰。边疆学与海关学都是现代中国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都具备了现代中国学的两个最基本特征:现实性和地区性。

拉铁摩尔以"边疆地缘政治"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国。20世纪30年代,他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边疆学"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从事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研究。20世纪20、30年代,以"边疆"为历史现象的典型,用"边疆"去解释整个历史过程,成为美国历史界的新风气,差不多支配了整个的美国历史界。(参见[美]欧文•拉铁摩尔著,赵敏求译.中国的边疆[M].正中书局.1940.引言.)拉铁摩尔把这种新的史学方法引用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中,以"边疆观"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但他又不完全局限于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注重联系中国的现实问题。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具备了现代中国学的特点--即现实性和地区性,成为美国现代中国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此基础上,20世纪40年代后,他开始从事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研究,并首创了一整套"中国边疆地缘政治"的概念。

1932年,当日本制造伪满洲国事件正达白热化的时候,他出版了《满洲,冲突的摇篮》。这本书把该地区的现代国际关系史与中国早期的历史紧密相连,使他"有资格获得在地缘政治学方面具有创新的思想家的殊荣"(美〕费正清著,黎鸣等译.费正清自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54.) 。1934年,他出版了《满洲的蒙古人:他们的部落分配,地理分布,与满洲人和中国人的历史关系及目前的政治问题》,认为"满洲国"的创造,意味着试图建立一个亚洲的陆地力量。它完全是暴力的无意义的产物,其战争之火将烧向蒙古。( A.J.Grajdanzev, Reviwed Work(s), Pacific Affairs,No.3.(Sep.,1935),p. 367.)

1934至1941年,拉铁摩尔在《太平洋事务》发表的文章大部分是关于中国的满洲和内蒙古问题的,带有明显的现实性,文章如下:

《中国的内陆大门》(The Inland Gates of China) 发表于1935年第4期。文章指出,中国的海上大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西方的压力下衰落,现在被日本击碎。中国的命运将在很大程度上被朝向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内陆大门所决定。他以"地缘政治"的观点分析了日本侵华对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力量和国民政府的影响。(Owen Lattimore, The Inland Gates of China, Pacific Affairs,No.4.(Dec.,1935),p.473.)

《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The History Settingof Inner Mongonlian Nationalism)发表于 1936年第3期。文中分析了在内蒙古、外蒙古和日本统治下的满洲的蒙古人的认同感。他得出的结论是:过去三、四十年中或多或少不现实和浪漫的民族主义随着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而产生新的变化,不再只是在俄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影响范围内自治与独立的程度问题,而从经济层面来说是只是有没有殖民开发的问题,从政治层面来说,是社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程度问题。民族主义,古老的民族主义已经消失了。(Owen Lattimore, The History Settingof Inner Mongonlian Nationalism, Pacific Affairs, No.3.(Sep.,1936),p.405.)

《中国的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供给线》(China's Turkistan-Siberian Supply Road) 发表于1940年第4期。文中指出,中国西南部的印尼和缅甸供给线关闭后,土耳其斯坦到西伯利亚就成为中国在西北的重要进口物资的路线。日本海军已经封锁了中国的海岸线,中国的"生命线"已经基本关闭。拉铁摩尔个人认为,中亚陆路交通线路不仅可行而且从其优点来说有潜在的益处。他相信尽管有政治困难,但这条线路的使用会增加,对抗日战争将大有益处。( Owen Lattimore, China's Turkistan-Siberian Supply Road. Pacific Affairs,No.4.(Dec., 1936),p.393、 412.)遗憾的是,拉铁摩尔所设想的关于中国中亚大陆交通线的设想并未实现,不过他对中国物资供给线的预想基本上是正确的。

1940年,他出版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此书开篇就对中国边疆的范围作了宏大的描述:"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又从帕米尔高原南下,到达分隔中国与西藏的高寒地带,在这个范围内所包括的是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是亚洲中部的隔绝地域,世界上最神秘的边疆之一。"他把中国的边疆分为三种,"南方是一个开阔并有无限深度的边疆,而北方则是一个想要关闭却未能真正关闭的边疆。位于中国西南部的西藏则是第三种边疆地区,它的历史是受那个难以逾越、无法侵入的地理环境特征支配的。"(欧文·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135.) 他首次在书中展现了中国各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风貌,揭示了中国内地与边疆地区的依存互动关系。费正清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欧文展开他丰富的想象力,把观察结果同已知事实相结合,建立起了历史理论的城堡。无所成就的汉学家们可能会嘲笑他,可是他早已超出了他们的研究范围,堪称是一位蒙古问题专家"。(〔美〕费正清著,黎鸣等译.费正清自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55.)

拉铁摩尔以边疆解释中国的历史虽引发了一些争论,但对美国学界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他提出的一整套"中国边疆地缘政治"的概念在今天的历史学界依然在使用。拉铁摩尔以"中国边疆地缘政治"为切入点,对中国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的解释,早已冲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汉学、东方学的束缚,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和现实性的特征。这样,他以自己颇深的造诣和丰富的论著为现代中国学增加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2、研究方法上都采取了"实证研究"的方法。注重对中国的实地考察,这是"现代中国学"的主要研究方法。通过仔细比较,可以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的学术实践活动还是有所区别的。

费正清的学术实践活动基本是以大学为学术平台展开的。他出生于比较富裕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青少年时代受过良好的美国式教育。哈佛大学更是造就了他"那种超越中西部地域的抱负和眼界"。 他的性格中有受其父亲的熏陶而爱交际的一面,对政治活动持积极参与的态度,同时具有极强的学术组织能力。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与在中国长大的拉铁摩尔相比,成长背景和教育背景使费正清能够充分利用美国社会的各种资源,并且在美国社会中的活动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从哈佛--牛津--清华--哈佛,费正清一直在"学术界的上流社会" 顺利地发展。因此,他更有条件在大学中开创现代中国学研究的新领域,从而成为 "美国中国学之父"。

然而,拉铁摩尔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经济原因,他未能进入自己理想中的英国牛津大学学习。19岁的他再次回到中国时,还曾经是一个"极度沮丧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上海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后,开始在中国的内地旅行。他并没有上过真正的大学,只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修了八个月。后来,他在回首往事时,认为 "由于没上过'真正'的大学,我才避免对事物持僵化的观点"(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8-9.) 。被称为"徒步历史学家"的拉铁摩尔是"唯一一位曾在蒙古、新疆和东三省这些中苏之间的边境地区广泛游历的美国人"(同上,22.)。 他以其丰富的学术成果和充满传奇色彩的旅行经历,被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认为"相当于攻读一个博士学位",同样得到了美国学界的认可。 可以说 ,拉铁摩尔在早年是一位典型的"实践型学者", 他的成功更多靠的是个人的"悟性"和在勤奋实践中得到的"真知"。

不能否认的是,同样是杰出的美国学者,但由于成长经历与教育背景的不同,拉铁摩尔与费正清在美国高等院校中事业的起点是不同的。1938年,拉铁摩尔到霍普金斯大学的佩奇国际关系学院任教,这是个"规模很小"而且资金相当有限的研究院,这种条件决定了他在这里不可能发挥出太大的学术能量。这样,担任《太平洋事务》的编辑工作就成为他进行学术实践的重要方式。而费正清事业的起点在哈佛大学,1937年,他开始在母校哈佛开设有关东亚历史的课程,"回美国进入哈佛大学是一条通向未来灿烂之路的开端"([加]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中译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52.)因此,不同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决定了20世纪30年代的拉铁摩尔与费正清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为现代中国学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3、与费正清相比,拉铁摩尔更早地取得了较多的学术成果,在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影响更大。

从学术成长经历来看,费正清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40年代以后,之前的整个30年代可以看作他学术积累的重要时期,其活动主要集中在大学学习、到中国考察、完成博士论文、在大学中任教。1926年,当拉铁摩尔开始第一次在中国内陆边疆的长途旅行时,19岁的费正清还在大学里接受正规的教育。1932--1935年,在费正清第一次来华考察期间,拉铁摩尔已经出版了《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满洲,冲突的摇篮》这样颇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在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发表文章的报刊包括美国纽约的《地理评论》、《亚洲》、《太平洋事务》;波士顿的《大西洋月刊》;中国上海的《天下》;英国伦敦的《地理杂志》、《国际评论》、《泰晤士报》等,其学术影响非常广泛。

综上所述,与费正清相比,拉铁摩尔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学术成果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更加重要,堪称20世纪30年代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二、以《太平洋事务》为平台进行学术转型的实践

20世纪30年代,美国中国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研究的分散性"。 1936年,费正清在初次来华回国后,曾对这一时期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中国问题研究的大致规模和人员情况进行了了解(包括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他发现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没有多大进展,"研究当前局势的人不懂汉语,懂汉语的人却一味研究中国古代史"([美]费正清. 费正清自传(中译本)[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165.)。由此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高等院校并不是中国研究的中心。

在美国中国研究的学院式时代到来之前,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中心是太平洋学会和哈佛-燕京学社这两个学术团体。哈佛-燕京学社资金充足,但 "紧随欧洲模式",保留了较多的传统汉学的研究特点。而太平洋学会却是"纯粹美国阵营"。虽然"这一阵营散布各处,缺乏基金",但是它却成为美国中国研究实现学术转型的重要载体。在美国高等院校尚未建立亚洲问题研究中心之前,它不但成为"对于太平洋地区和远东的独立研究的最重要的唯一的来源",而且 "实际上单人独马地推动了亚洲地区的研究"([美]F•V•菲尔德.从右到左:我的自传(中译本)[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149.)。太平洋学会这种"单人独马"的研究形式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中国研究的分散性。拉铁摩尔正是在这种分散研究的状况下,在担任《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季刊)主编期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研究走向现实性和地区性。

《太平洋事务》从1934年第1期--1941年第2期由拉铁摩尔任主编。这六年的时光,他的编辑工作和学术研究是协调的,是他一生中都感到非常快乐的日子,也是《太平洋事务》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较为辉煌的一段时期。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1934年拉铁摩尔任主编后,《太平洋事务》的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

第一,非常关注研究中国问题。1934年--1941年是该刊物发表的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文章数目最多、内容最为丰富多彩、涉及领域最广的时期。内容包括中日战争、中国土地问题、经济状况、中国历史、中西文化、文学、法律、外交关系、社会面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此外,还有大量书评介绍有关中国各个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关注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

第二,具有明显的"反日"、"反中国内战"的倾向。作为主编,拉铁摩尔的观点在刊物中有所体现。20世纪30年代他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美国以战争物资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政策。《太平洋事务》也反映出了他的"反日"倾向,刊登的反日的文章比亲日的文章多。拉铁摩尔坚定地认为国共两党应该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不要发生内战,因为"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在一个统一战线之下才能生存下来"。1937年,他亲身到延安实地考察,回来后他觉得中共领导人对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严肃认真的。赞成中国的统一战线,也代表了当时太平洋学会的大多数美国会员的看法。

第三,追求自由、公平的学术理念。拉铁摩尔任主编期间,各种冲突的观点都可以在《太平洋事务》上公开争论。他认为"这是一个充满争端的时期,我们必须正视这些争端",并表示"只要我当编辑,我肯定将继续发表引起争论的稿件以及对这些稿件的答复,在这些文章中人们可以猛烈地相互批评。"(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32.) 这体现了他追求自由、公平的学术理念。刊物的撰稿人可谓"形形色色","正统的国民党人"、"左翼进步的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及"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这些中国作者都曾在《太平洋事务》上发表过文章。

第四,介绍"红色中国"。 拉铁摩尔反对所谓"红色威胁",而是把中国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加以介绍。《太平洋事务》 刊登了一系列介绍和分析中国的共产主义的文章,包括乔治•泰勒对《生动的中国》(斯诺著)的书评(1937年第1期)、爱德加o斯诺的《中国华北的苏维埃社会》(1937年第3期),爱德华o卡特对《红星照耀中国》的书评(1938年第1期)、围绕《红星照耀中国》引发的争论及斯诺的回复(1938年第2期)、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华北的八路军区域》(1941年第2期)。值得注意的是,越是了解中国的美国学者,越是倾向于美国接纳中国的共产主义势力,拉铁摩尔与费正清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大致相同。因为只有了解中国的美国人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存在共产主义的原因。应该指出的是,他们形成这样的看法并不是因为"同情"或"偏袒"中国共产党,而是他们认为一个统个一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然而,另人遗憾的是,1941年7月,拉铁摩尔因为被罗斯福总统派到重庆担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不能再继续担任《太平洋事务》的主编,这对《太平洋事务》来说是另人惋惜的,拉铁摩尔自己从政的这段经历也并不愉快。此后,刊物的主编几易其人,从1941年第3期开始,主编换成了爱德华•卡特(Edward C .Carter),1943年第1期又换成了威廉姆•霍兰德(William L.Holland),1945年第1期又换成了爱德华•卡特。在拉铁摩尔卸任之后,《太平洋事务》的风格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问题的讨论在该刊物中逐渐变得"低调"。有关中国的文章不仅在数目上减少,而且大多讨论中国的经济或文化问题,很少涉及中国敏感的政治问题,更见不到介绍中国共产主义的内容了。当然,这种变化的另一原因是受到战争形势的影响。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开始关注对日本的研究,并且把日本作为单独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放在中日关系中去研究。由于上述原因,《太平洋事务》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辉煌一页结束了。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肯定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转型时期,拉铁摩尔和他主编的《太平洋事务》完成了特殊的历史使命,其主要贡献在于:

1、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中国研究 ,为中国学进入学院化研究时代奠定了基础。40年代后,随着学院式研究时代的到来,美国中国研究的主要阵地由学术团体转移到高等院校中。

2、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展的时代特色。20世纪30年代,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是重要的学术转型时期。《太平洋事务》发表的中外学者有关中国的最新研究成果,向世人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宏大背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共产党和红军、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各种思想的激烈交锋。可以说,30年代的《太平洋事务》成为向海外展示中国的重要窗口。

3、极大地影响了美国舆论界。在美国如果没有报道,就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人们没有兴趣,就不会有舆论;没有舆论就不会有政策。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目的一是教育民众,二是参与公共政策。《太平洋事务》在让美国公众了解真实的中国,从而形成正确的对华政策舆论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尽管拉铁摩尔自己不认为存在这种影响,但它在现实中还是存在的。

三、拉铁摩尔的个人特质与学术成就

为什么拉铁摩尔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如此之多的学术成就?当然离不开所处时代背景的推动,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造就出来的第一批现代中国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他的个性因素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许多学者已经对一些因素做过详细论述,例如注重实地考察的实践基础、多种学科融会贯通的知识基础等。在本文,笔者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1、"中国化的美国人"的独特思维

拉铁摩尔是"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的美国人", 1900年出生在美国,不满周岁就随父母到了中国, 1岁到12岁的童年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12岁时去了欧洲,直到28岁2时才第一次回到美国。他虽然是美国人,受到的是西方教育,但是由于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中国和欧洲度过的,他已远离了纯粹的美国社会、纯粹的美国教育背景,以至他的妻子埃利诺在与他初识时,错把他当成是个有趣的"英国人"。可见,在拉铁摩尔的身上,美国人的味道太少了。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人的天性、更象英国人的"观察世界的方法"、在实践中又把自己看作"中国同事"的行为方式。他的确是一个 "与众不同"的美国人。他的思想方法是自由奔放的,观察问题的角度乃至研究方式都是创新的,从而摆脱了美国人在研究中国问题上的一些的局限性。应该说,他具有一个"中国化的美国人"的独特思维。日本学者毛里和子评价说"他的思想言论很有可能与其说是站在美国的立场去观察亚洲,毋宁说是站在亚洲的立场去观察美国。"([日]毛里和子.论拉铁摩尔[J].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48.)

长期在中国的成长经历、旅行生活和政治生涯,在拉铁摩尔的身上打下了深刻的中国烙印。中国是不仅是他成长的地方,也是决定他人生方向的地方,这一切都注定了他的"中国情结"--一生的命运都与中国紧密相连。

2、从中国内部来认识中国历史的独特视角

这归结于他在华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旅行阅历。20世纪30年代前后,美国青年周游世界成了风气,到过中国的人也有很多。但是,游历中国终究不同于在中国的成长经历。他自己曾说,"通过与中国商人打交道--这些商人本身同中国的军阀政客有矛盾,我开始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3.),由此认识到帝国主义、意识到阶级差别。这样,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西方人,能够能够从中国内部来认识中国历史。在学术实践中,他实际上已经做到了后来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提出的"移情"(empathy),即把感情转移过来"设身处地"地去想。做到"移情"的基础是体验中国生活,了解中国。这种研究方法被后来的西方学者所推崇。

3、重视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

由于在中国的特殊经历,使他摆脱了一些美国人拥有的白人优于黄种人的偏见。他非常尊重中国学者,重视与中国学者的交流。这一点以1940年出版的《中国亚洲的内陆边疆》一书最具代表性。书中参考了中国许多著名学者的著作和观点,包括王国维、顾颉刚、傅斯年、丁文江、竺可桢、李济、王毓铨、冯家升、陈翰笙、冀朝鼎。其中身为中共秘密党员的陈翰笙和冀朝鼎是拉铁摩尔的"左派中国朋友",也是他在太平洋学会中国会员里"最亲密的朋友"。 拉铁摩尔认为自己受陈翰笙的影响很大,以至于最终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中国经济史学家冀朝鼎提出的"经济关键区"概念对拉铁摩尔的边疆史观影响深刻,例如,他认为农业支配中国,水利支配农业,因此,必然地水利支配中国历史的许多现象。此外,年轻的边疆史专家冯家升也给予拉铁摩尔以学术上的帮助,给他提供资料、帮助他阅读中文材料。

综上所述,在20世纪30年代,就个人发展角度而言,拉铁摩尔以其丰富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实践活动,堪称这一时期美国中国研究的"领军人物"。从现代中国学的发展角度来看,30年代的拉铁摩尔与费正清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为现代中国学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前者以《太平洋事务》为主要阵地来推动"单枪独马"式的美国中国研究,后者主要在大学中为美国中国研究的学院化时代的到来做准备。但不论何种方式,二者毕竟是"殊途同归"。因此,今天我们在谈到费正清是"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者"的时候,不要忘记另一位重要人物--欧文•拉铁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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