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简称"I.P.R."） 成立于1925年7月的美国檀香山，由国际总会和各国分会组成，总部初设在夏威夷，后迁往纽约，1960年被迫解散。它的创立不仅是太平洋沿岸国家外交领域的一件大事，也是美国中国学界的一个里程碑。从自身的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学会扮演着一个十分特殊的角色：它既是学术研究机构，又是民间的外交机构，成为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达成共识，化解矛盾，从而实现民族谅解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对于这样一个"出色的学术机构"(〔美〕费正清著，黎鸣等译.费正清自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399.)，本文主要探讨太平洋学会在20世纪30年代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和中美文化交流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一、背景分析
1、从学术背景来看，20世纪30年代，正是美国现代中国学从传统汉学中分化出来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所表现出的总体特征是"过渡性"，主要体现在：从注重古典研究的传统汉学，向以侧重"现实性"和"地区性"为特点的"现代中国学"过渡。太平洋学会作为一个学术团体，成为推动这一学术转向的重要阵地。同时，隶属于太平洋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如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费正清（John King Falrbank）等在美国现代中国学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因此，太平洋学会在这个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不可忽视。
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1933-1941年间，在欧文·拉铁摩尔(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蒙古学家、边疆史学家，1933-1941年，任《太平洋事务》主编。)担任国际总会发行的刊物《太平洋事务》的主编后，是学会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黄金时期"。学会的研究内容涉及当时中国问题的一些重要现实领域，如农村土地问题、满洲问题、中日战争问题、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等等。这一时期，学会中汇集了各国的名流学者，如美国边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经济学家F.V.菲尔德与W.L.霍兰德、中国著名学者胡适、刘大钧、陈翰笙、何廉、钱端升，等等，通过中外学者的密切交流，学会成为中西方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对民国时期的学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从时代背景来看，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研究的需求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发展。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历史性的时代背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美国在华利益不断膨胀的需要，美国的一些大财团与基金会，如纽约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都曾赞助过中国问题的研究。由此，20世纪20年代末期，美国中国研究的学术基础薄弱的情况开始有所改善。如，始建于1919年的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便下设一常务机构以促进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建于1928年的哈佛-燕京学社很快发展成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于1927年下设中国部，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文藏书已达135，000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美国中国学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3-14.)
然而，此时美国整个东亚研究得力量还十分薄弱，更无论中国研究。各大学致力于这一领域研究的专业学者不足50人，这是与远东地区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十分不相称。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内外的中国问题专家只有以一小批人，"他们大多数人作为外交官、学者或新闻记者在业务上彼此认识。他们几乎是互有'交往'，尽管只是在社交或业务性场合的聚会"(〔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第四版）[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334.)。由此可见，对于美国政府的需要来说，中国问题专家在数量上是相当缺乏的。面对此种状况，费正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6个月就郑重指出：我们国家面对着亚洲战争的阴影，美国人将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制定对日本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因此，加强对东亚，特别是对中国的研究，引起美国政府与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势必将会有较大的发展，一批隶属于太平洋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便在美国学界崭露头角，如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费正清（John King Falrbank）、乔治·泰勒（George E. Taylor，又名戴德华）、菲尔德（F.V.Field）、毕森（T.A.Bission）等。
二、主要贡献
1．指定了对远东地区研究的长期计划
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所支持的这个学会的长期研究计划，几乎涉及到美国政府急需了解的各方面问题，其中包括人口、土地占有、农业技术、工业化、家庭、殖民机构、民族运动、劳工组织、国际政治关系、商业投资等。这项研究计划的研究成果为美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提供了极大的参考价值。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学会被例外要求直接地为政府机构服务，人员和藏书早已被匆匆地集中起来以便研究掌握远东问题。
令人高兴的是，学会始于1936年的大量研究，"在1941年已经接近尾声。同时他们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关于资源、政府经济以及日本、中国、缅甸、泰国、福摩萨、荷属东印度、马来亚等问题的最新情报……来自约十二个部的官员，可以得天独厚地使用太平洋关系学会图书馆"。太平洋学会所掌握的熟识远东问题的专家、记者和企业家们的广泛知识，就由政府支配使用了。(〔美〕罗斯·Y.凯恩著，张晓贝等译.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86.)
2．注重与高等院校合作培养亚洲研究专家
学会注重与高等院校的合作，以为培养亚洲研究专家、重视语言训练做准备。
在美国，太平洋学会"首创"并推广了教授俄文和中文的新方法和新教材，以后在许多大学中继续得到推广。 学会总秘书卡特为这项工作 做出了较大贡献。他调查了当时美国高等学校中文的授课情况，在1929年出版了专题研究报告《我们大学课程中的中国与日本》(China and Japan in Our University Curricula)。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又对美国高等学校学生入学时的中文和日语水平进行了一次调查，以掌握美国高等学校的中文和日语水平。作为研究成果，1931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了他的《关于西方学生入大学之中文和日语学分的报告》(College Entrance Credit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forOccidental Studnts :A Report)。
学会的负责人意识到，在对东亚现实问题的研究中，英文已经没有优势，学习中文与日文已经成为迫切任务。英文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的时代已经不能延长多久，太平洋关系专家不具有外国语言知识就能担任研究和教育工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美国政府和大学迫切需要从头开始学习训练亚洲专家。为此，学会特地在纽约的国际秘书处安排了能干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以在语言学习上提供便利条件。
太平洋学会的语言培训工作得到了基金会的赞助。1936年，学会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了一项为期3年的赞助，以做中文实验。"我们的计划并不准备
培养汉学家，而是使从事研究和活动的人们能够使用中文这个工具，因为不熟悉语言是一个严重的障碍。"(〔美〕F.V.菲尔德著，竟耘等译.从右到左--我的自传[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156-157.)这个实验促进了中文教学在大学的推广。在研究向英语学生讲授中文的教学方法实验中，基金会对学会最大宗的支持项目，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翻译和出版。其中出资最多的是汉学家魏特夫(K.A.Wittfogel)主持的"中国历史选译"，自1939年至1947年共出资18.7万美元。(资中筠.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A].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资中筠集[C]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87.) 原计划选译秦、汉、辽、金、清史，但最后只完成了《辽史》。相对而言，这是收效最小的。出资不多，但影响较大的是翻译包括胡适的《中国思想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内的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著作。由德克·卜德(Derk Bodde)翻译的《中国哲学史》在西方学界问世后，成为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后来又陆续被译成法、意、西、南、捷、日、朝等多种语言，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据说在西方大学中，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之书。
太平洋学会在美国高等学院中推广有关中国知识所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除了翻译中国历史文化著作外，学会还将出版的书籍、会议报告及会刊中发表的文章有意识地推荐给美国高等院校的学生使用。在当时，太平洋学会的出版物是讨论和研究远东问题的唯一刊物，几乎垄断了向大众提供讨论问题的资料。为了得到学会提供的资料，订阅学会的刊物是一个主要途径。对于一个开始专门开始研究远东的青年来说，"最好成为这个组织的会员"。除了提供资料外，学会还与大学中的学者和教师建立密切的关系，以为学会和政界和商界培养人才。
3．赞助美国学者来华考察
学会领导认为中国学家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争取基金会的资助，以获取真实的印象和丰富的资料。学会将这类工作称为"社会工程"，菲尔德曾经一度着迷于这样的工作。例如，学会曾经为纳粹德国来的流亡学者魏特夫寻找保证和经费，使他能够马上开始长期准备实现的研究计划。
太平洋学会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资助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在学术领域，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并且使学会拥有丰富的远东地区资料，在远东研究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政治领域，学会在美国政坛上的影响迅速提高，对战时中国问题拥有一定发言权，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4．出版大量与中国相关的书籍
"二战"后，美国掀起了出版有关中国书籍的热潮。美国人阅读的书籍十分广泛，涉及几大洲和众多领域、众多课题。有关中国的读物可谓浩如烟海，销售量也相当大。这种出书的热潮，一方面因为"二战"之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与作用日益重要；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年里，很多美国人以各种各样的身份来到中国--商人、外交官、政府官员、记者、学者、志愿者，甚至只是好奇的旅行者，数量非常之多。回国后，他们写了大量的在华时期工作和生活的回忆录，使美国图书市场上有关中国题材的图书数量猛增。为此，学会也在书评栏目加大了推介的工作力度，发表书评的数量开始增多，并且经常向国内外读者推荐学会成员重要的新作。
1933至1941年，在《太平洋事务》的各期目录与书评中，重点推介了以下与中国有关的书籍：
1.F.V.菲尔德主编：《太平洋地区经济手册》(Economic Handbook of the Pacific Area)。这本著作是太平洋学会成员八年的研究成果，是第一本在一册的范围内就能介绍太平洋地区经济状况的书。
2.L.A.Lyall：《中国》(China)，一本建立在研究中国经典和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基础之上的书，从多个角度反映了外国入侵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影响。
3.欧文·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太平洋事务》编辑的最新作品，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新作。
4.W.L.霍兰德：《太平洋问题，1933》(Problems of the Pacific，1933)，太平洋学会1933年班夫会议议程。
5.W.L.霍兰德：《太平洋区域的商品控制》，对最近商品控制计划与实验的专题论丛。
6.〔英〕G.E.哈伯特：《东方工业对西方的影响》，牛津大学出版社。英国分会提交给第六届太平洋学会会议文件，是关于远东日本贸易的最新研究。
7.林语堂：《吾国与吾民》，赛珍珠描述为用英文所写的关于中国最好的书。
8.Lowe Chuan-hua：《面对中国的劳工问题》，1933年班夫会议文件，描绘了中国今日工业与劳工问题的复杂画面。
9.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关键区》，1936年由美国分会赞助，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出版。
10.陈翰笙：《中国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业危机研究》，1936年纽约出版。
11.林语堂：《中国报业及舆论史》，1936 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2.霍兰德编辑：《太平洋问题，1936年》，学会第六次会议议程，包括会议讨论的摘要和一些有选择的文件。
13.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伦敦出版，1938年初纽约兰德公司出版。一个有能力而且友善的观察者--斯诺生动地再现了令人惊奇的中国苏维埃历史。卡特亲自为该书撰写书评，发表于《太平洋事务》1938年第1期。
14.卜凯（J. Lossing Buck）：《中国土地的利用》，1938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5.《美国的远东政策与中日战争》，1938年美国太平洋学会发行。
16.《农业中国》选自中国作者的原始材料，太平洋学会秘书处编辑翻译，R.H.Tawney推荐。
17.T.A.Bission: 《在中国的日本》,1938年纽约。
18.《太平洋学会关于远东冲突的调查研究》，纽约太平洋学会发行。
19.卡尔森少校：《中国军队：组织与效率》(The Chinese Army : Its Organization and Military Efficiency，1940年)。
20.劳伦斯·罗辛格：《中国的僵局》，1940年美国太平洋学会，纽约21.T.A .Bission：《美国对远东的政策（1931-1940）》。
22.陈翰笙：《工业资本与农民》。
23.《对外国利益有特殊参考的上海与天津》，伦敦剑桥大学1939年。
与此同时，《远东观察》推荐书籍的工作步伐也在加快。1941年10月，该刊物创办了《太平洋学会关于太平洋地区的书架》（IPR Bookshelf on the Pacific）专栏。开设该栏目的目的是，"现在战争已经来到了太平洋，来到了美国，美国公民应该让自己知道太平洋地区，应该从每一个观点的角度出发知道太平洋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IPR Bookshelf on the Pacific, Far Eastern Survey, Vol.10,No.24.(Dec.22,1941), p.285.) 栏目介绍了学会关于各国研究书籍，其中美国在远东的利害关系一栏有：《美国的远东政策：1931-1941》( T.A.毕森) 、《美国的远东贸易》(Ethel B.Dietrich) 、《我们的远东政策》( 美国分会手册) 。有关中国研究的书籍：《中国的僵局》（罗辛格）、《华北的日本》（戴德华）、《经济的上海：政治的抵押品》（罗伯特·贝奈特）、《中国的军队：组织与效率》（卡尔森）、《中国的地理基础》( G.B.Gressey)。此外，美国分会也特别推荐中国会员的书籍与文章：如刘大钧的《中国的蚕丝工业》、《宋氏姐妹》、《中国重新站起来》、《1940-1941年中国年鉴》等新书籍。
学会通过推荐这些美中两国学者的著作，承担着向美国民众普及中国知识的任务，也向国际展示了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对于使美国公众舆形成积极的对华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