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太平洋学会堪称美国学界从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的先行者，为西方人客观了解与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学术团体的主流观点代表了西方学界的一种进步潮流，也曾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探讨太平洋学会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之间的关系，既可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提供独特的西方文化视角，也可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现实借鉴。
[关键词] 太平洋学会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客观真实 对华政策
作者简介：李晔：女，1974年生人，黑龙江人，河北省秦皇岛市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现代中 国学。
通信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066004
邮箱：liye200287@yahoo.com.cn 电话：15076098262
一、太平洋学会简介
1925年7月，太平洋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简称"I.P.R."） (中文名称有多种译法，20世纪20年代，曾称之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20世纪30年代以后则有多种名称，如"太平洋国际学会"、"太平洋学会"、"太平洋关系学会"、"太平洋国际协会"、"泛太平洋学会"、"太平洋会议"等，在一些美国学者的回忆录中也将其译为"太平洋关系学会"、"太平洋关系研究所"。本文称之为"太平洋学会"是采纳了国内较早从事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侯且岸先生的提法。)成立于美国檀香山，由国际总会和各国分会组成，总部初设在夏威夷，后迁往纽约，1960年底，由于"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国际总会被迫解散。历史上的太平洋学会曾经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学术组织。在35年的生命历程中，学会共举行了13次国际性会议，出版了在亚太地区，特别是远东地区研究领域享有声誉的两个刊物--《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ris)(该刊物1928年由学会总部的国际秘书处负责出版，初为月刊，后改为季刊， 在20世纪30、40年代成为颇有影响的国际刊物，1960年国际总会解散后，由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整理并出版发行，至今仍是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资料。)与《远东观察》（Far East Survey）(1932年由美国分会出版，以发表经济类文章为主，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完成了美国学界大部分有关亚太地区国家的国际性研究项目，出版了大量学术专著与流行手册，为美国的亚太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战"后，美国的一些大财团，如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为了发展海外经济投资，扩大资本输出，先后设立各种基金会资助海外研究。由此，一些海外研究机构在美国纷纷建立，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在美国学术领域颇具影响的两大学术团体--"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美国政府的重要"智囊"机构--"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国际汉学研究重镇哈佛-燕京学社(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太平洋学会可视为这类学术团体中的一部分。
然而，相对于同时期的其它学术团体而言，太平洋学会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与"对外关系委员会"相比，太平洋学会摆脱了"欧洲中心观"的束缚，前瞻性地预见到了太平洋地区在未来世界中的重要性，并发现了中国这样一座"尚待开发的大金矿"。与哈佛-燕京学社相比，太平洋学会摒弃了欧洲传统汉学研究模式的影响，开创了以实用主义为特征的"纯美国式"风格，注重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在学术史上，太平洋学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具有学术转向标志的学术团体"(侯且岸.认知中国：文化研究的路径 [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第268页.) ，推动了美国现代中国学从传统汉学中分离出来。由此可见，太平洋学会既不同于美国政府的"智库"机构，也不是单纯的学术性团体，其特点是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热点问题的讨论，实现了"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兼容，这使学会能够较早关注当时中国最为热点的现实政治问题--共产主义。
1933年至1941年，著名的美国中国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蒙古学家、边疆史学家，1933-1941年担任《太平洋事务》主编。)担任《太平洋事务》主编后，学会迎来了中国问题研究的"黄金时期"。他成功地将《太平洋事务》转变成一个反映时事消息和多种观点的活跃刊物，各种冲突的观点都可以在这里公开争论。其中，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话题引起了学会的浓厚兴趣，成为《太平洋事务》讨论的重点内容之一。由此，介绍与研究中国的共产主义成为学会在美国学界的一大特色。
二、太平洋学会的研究活动和主要贡献
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在西方被认为是一种"红色威胁"，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真实情况更是很少被西方人知晓，但此时的太平洋学会就已经开始尝试着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报道与初步的研究，包括在《太平洋事务》等会刊上发表介绍或评论性的文章、发表书评、出版相关书籍、通过学会组织人员到中国共产党统治区域进行实地考察、也曾努力尝试用学会中的进步观点对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这些工作为美国人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1．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介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在中日战争的宏大背景下，共产主义运动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一大特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给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参考，太平洋学会中的进步学者发出呼吁：为了客观地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必须了解长期被封锁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此，学会在《太平洋事务》上发表了一系列左翼进步新闻记者(他们被誉为美国现代中国研究的"拓荒者"，参见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研究战时中国的报道，向世人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和红色区域的"神秘面纱"。由此，太平洋学会成为美国从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的重要开拓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纳撒尼尔·佩佛(Nathaniel Peffer)曾写到："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尽管有很多著述和谈论，但实际上我们对它还是知之甚少。因为这些著述或谈论，有的是宣传，有的是专门的辩护，有的是主观臆断，有的则是道听途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就取决于你更愿意相信谁--或出于意气相投，或出于足够尊敬，以接受其聪明的判断"。(Nathaniel Peffer, Reviewed Work(s), Pacific Affairs,No.2.(Jun.,1935),p.223.)由此可见，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消息封锁和歪曲的宣传，在美国流传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传言，以至于人们很难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样，在中国进行实地采访与报道的外国新闻记者便成为人们获得消息的最主要来源。由于太平洋学会自由奔放的学术理念和较高的声望，一批著名的左翼新闻记者和进步作家成为学会的重要撰稿人，如阿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 Isaacs)、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Nym Wales)、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他们对中国真实而生动的报道，为学会培养了一批关注中国革命的美国热心读者。
阿格尼丝·史沫特莱是较早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西方记者。她是个"志愿者"，愿意为在中国主持正义而奋斗不息。她认为，"中国需要一个适应本国国情的开明执政者，这只能是一个铁的共产党政权"，而且，"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给予中国所需要的一切"。(〔美〕费正清著，黎鸣等译.费正清自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92.)太平洋学会对于史沫特莱的报道始终给予了关注，曾经多次推荐她的作品。1934年，她撰写的《中国红军的长征》(China's Red Army Marches)在纽约出版。该书努力地为美国读者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进行革命的过程，让人们看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历程。1935年，学会在《太平洋事务》上发表了纳撒尼尔·佩佛(Nathaniel Peffer)为其撰写的书评。虽然，佩佛对于史沫特莱的一些观点不能表示赞同，例如，他认为书中所描绘的"中国农民大众遭受的社会不公是虚构出来的，它有时非常感人，有时是如此夸张以至于让人难以致信"，但他也同时承认该书是"令人印象深刻、丰富多彩和富于戏剧性的"(Nathaniel Peffer, Reviewed Work(s), Pacific Affairs, No.2.(Jun.,1935),p.225.)。这表明史沫特莱的观点在美国虽受争议，但还是有相当多的读者能够接受她的作品，因为她毕竟把相对真实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者呈现在美国人眼前。
与追求正义理想的史沫特莱相比，美国新闻记者哈罗德·伊罗生(伊罗生20岁时就开始了在中国从事报道的记者生涯，并在上海获得了许多有关中国革命的第一手资料。需要指出的是，他虽然算不上托洛茨基分子，但其观点却深受托派的影响。)则更注重揭露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和报道日本敌占区的一些见闻。1935年9月，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之际，他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中指出："与当今世界其它重要话题相比，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事实，或许被无知所带来的扭曲与蒙蔽得更为严重"。他驳斥了某些美国人的错误认识，即"对于中国来说，'共产主义'学说是'舶来品'，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共产党努力的失败证明了中国文化土壤对于外来学说的贫瘠"。他的结论是：只有打破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束缚，中国革命才有复兴的希望。(H.R.Isaacs, Perspectiv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Marxist View, Pacific Affairs, No.3. ( Sep., 1935),p.269、282-283.) 这里所提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束缚，主要指被神圣化的苏联革命模式与革命理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与控制，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的确在探索着符合中国特殊国情的革命道路和理论。，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伊罗生能够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做出较为客观的估计是非常难得的。
1937年9月，《太平洋事务》发表了埃德加·斯诺撰写的《中国西北的苏维埃社会》。该文的主要观点是：尽管中国西北地区的物质条件是有限的，但在苏维埃组织的领导下，那里实行的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平等主义"，这一点已被其实行的经济政策所证明。(Edgar Snow, Soviet Society in Northwest China ,Pacific Affairs,Vol.10, No.3. ( Sep.,1937), p.266、275.)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Nym Wales) 在延安访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洛甫（张闻天），这次名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支持统一战线--洛甫访谈录》的谈话纪录也在《太平洋事务》上发表。在韦尔斯看来，张闻天曾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是中国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采访中，张闻天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简要地介绍了中国革命从1898-1937年近40年的发展历程，解答了西方人的一些疑问，如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详细内容见Nym Wales, Why the Chinese Communist Support the Unitied Front :An Interview with Lo Fu, Pacific Affairs,Vol.11,No.3,(Sep.,1938), pp.314-322.)这篇谈话记录使美国读者以最直接、最可靠的方式获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中国革命一些重大问题的真实看法与态度，无疑成为美国人了解中国革命的可靠消息来源。
除了关注中国共产党，学会也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1941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撰写的《华北八路军的控制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在国民党对延安进行消息封锁的情况下，该文介绍了华北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战争，特别是"百团大战"的真实情况。斯特朗在文中表达了对华北八路军的信心："无论将来是否发生内战，了解他们的人都将毫不怀疑，深受游击战争鼓舞的华北人民自己终将找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新途径"(Anna Louise Strong, Eighth Route Region in North China, Pacific Affairs, Vol.14, No.2. (Jun.,1941), p.165.)。
此外，学会还发表书评向读者推荐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籍。1938年，《太平洋事务》发表了学会总秘书爱德华o卡特(爱德华o卡特（Edward C. Carter）：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太平洋学会的创办者和组织者，1933年至1946年任学会总秘书，是学会的灵魂人物。)亲自为该书撰写的书评。他高度评价道：这部书"无论对于斯诺自己的记者生涯来说，还是对于理解今天的中国来说，都是一个时代性的标志"。斯诺虽并非共产主义者，但通过与中国农民的亲密接触，中国人的性格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Edward C. Carter, Red Star Over China, Review Author[s], Pacific Affairs,Vol.11, No.1. (Mar.,1938) , p.110.)《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出版和推荐工作是非常成功的，此书能够成为轰动西方的传世之作，太平洋学会功不可没。
1936年9月，学会在《太平洋事务》上刊登了一份书目，专门介绍了20世纪20、30年代东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共产主义研究的成果，包括《中国的农业经济》（1928年出版于莫斯科，1930年译成中文）、《中国历史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发展史》（1932年译成中文）；陈翰笙(陈翰笙（1897-2004）：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经济学家，太平洋学会中国分会重要成员，1936年-1939年，曾在纽约太平洋学会国际总会的《太平洋事务》工作。)撰写的《中国农业问题》、《中国的地主与农民》（1936年出版于纽约，英文版）和《阎西山在山西的土地制度》等。这些研究成果大部分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的历史、社会、经济等问题。这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书目，为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线索。
综上所述，学会发表的文章报道和介绍了长期被国民党封锁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犹如绚丽的焰火划破了苍茫的暮色，为处在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人们吹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美国，许多思想激进的人开始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兴趣，而他们消息的主要来源即是这些为太平洋学会撰稿的左翼新闻记者的报道。不仅如此，学会还为美国乃至全世界读者奉献出了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流作品，如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甘德·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史沫特莱的《中国在反击》、爱泼斯坦的《未完成的中国革命》等。这些进步作家的书籍对美国民众所形成的中国印象及对华舆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所报道的中国共产党的朝气蓬勃以及朴素的平均主义，不仅使太平洋学会的理事们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抗战表示同情与支持，而且也在美国民众中产生极大反响。时至今日，这些文章与书籍仍然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珍贵参考资料。
2．对中国共产党区域进行实地考察
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加强，许多美国人以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华，或因对东方的兴趣而来华旅行，或因战争的需要而来华工作，或作为教育与医疗的志愿者，或在中国定居，或以学者身份来华实地考查。在高峰年份中，"在中国的美国人达到大约1.3万人"(〔美〕哈罗德·伊罗生著，于殿利等译.美国的中国形象[M]. 北京：中华书局,2006.145.)。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太平洋学会组织和推动了到中国共产党区域的实地考察，以获取第一手资料与真实印象。
太平洋学会中的美国学者突破了传统汉学建立在西方文献史料上的研究方法，开始注重中国的实地考察和运用中国的文献资料，出现了像欧文·拉铁摩尔这样的"实践型学者"，实现了在中国研究的方法上突破与创新。学会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也不例外，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是建立在对共产党区域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于西方人来说，其客观性与可信度还是较高的。
共产党区域被西方学者称为"新中国的试管"，当时的延安被誉为"政治上的世外桃源"。欧文·拉铁摩尔曾回忆道，"人们都试图到那边去：不仅有好奇的外国人，还有数以百计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和学生。"( 〔日〕 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50.) 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延安在那遥远的地方闪闪发光，另人神往。"美国花旗银行北京分行经理霍尔(Martel Hall)对延安的印象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区域，人们的思想更为活跃，人人都有坚定的信念"。(〔美〕费正清著，黎鸣等译.费正清自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326.) 在国统区一片萧条的氛围中，那远方生气勃勃的延安的确成为令人梦想的地方。
太平洋学会同样对延安充满兴趣。为了获取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印象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学会的一些重要人物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1937年，时任《太平洋事务》主编的拉铁摩尔与学会的助理编辑、研究员毕森(T. A. Bission)一同到延安考察。他们希望在中国"弄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并且不是了解人们在说什么，而是他们在做什么。" 延安之行后，拉铁摩尔坚定地认为：中共并不是"苏联的工具和傀儡"，中共领导人对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严肃认真的，国共两党应该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因为"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在一个统一战线之下才能生存下来"。他真诚地希望中国能够团结一致抗日，不要发生内战。(〔日〕 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51、52、66、67.) 为此，他反对所谓"红色威胁"这样的"美国式的过分简单化的倾向"，还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美国以战争物资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政策。拉铁摩尔支持中国抗战、赞成统一战线的观点，也代表了当时太平洋学会内部多数美国会员的看法。
此外，因学会的关系曾经到过中国共产党区域的美国人还包括：太平洋学会的"撰稿人"、美国海军退役军人卡尔森(Karlson Evan F.)，曾任官方中国前线的观察员，著有《中国的双星》(Twin Stars of China，纽约1940) (这里的"双星"指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该书介绍了国民党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情况，讲述了很多关于八路军游击战争的故事。)；太平洋学会会员、作家戴因(Deane Hugh Jr.)；国际著名记者、作家、学会撰稿人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学会撰稿人、作家蓝格(Olga Lang)，著有《中国的家庭与社会》(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赞助，1946年耶鲁大学出版）；进步女作家、太平洋学会短期会员、撰稿人史沫特莱，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到延安、山西前线等地采访，并随新四军转战华东和华北，著有《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等；新闻记者、进步作家、太平洋学会撰稿人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尼姆·韦尔斯；著名作家斯坦因(Stein Guenther)，著有《红色中国的挑战》；太平洋学会的赞助人、作家安娜·路易斯特朗)，曾长期担任英文《今日苏俄》的编辑等。( 此处参见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编著,台湾黎明公司编辑部译.太平洋学会调查报告[R].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3. 294.)
这些实地考察与访问，打破了长期以来国民党对共产党区域的消息封锁，使美国学者获得了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向世界宣传了客观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和共产党区域的情况。从学术史上来看，注重对中国的实地考察，采用实证研究，这是美国现代中国研究区别于传统汉学研究的重要标志。由此看来，在以实证方法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域，太平洋学会具有开拓性。
3．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从20世纪40年代起，初于二战形势的迫切需要，太平洋学会逐渐成为美国政府的"智库"，对战时中国问题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学会在美国政坛的影响也随之迅速提高。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学会内部始终存在争议，但是以拉铁摩尔、费正清为代表的进步政治观点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中美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1）发表时政评论，影响公众舆论。在美国，没有舆论就没有政策。美国人从事中国研究的目的：一是教育民众，二是参与公共政策。太平洋学会在让美国公众了解真实的中国从而形成正确的对华政策舆论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费正清(J.K.Fairbank)：被誉为"美国现代中国学之父"， 1947年出任美国太平洋学会理事。)在美国分会出版的《远东观察》上发表了一系列对华政策的评论性文章，成为太平洋学会中发表对华政策评论的权威学者。他认为"中共决不是莫斯科的傀儡"，肯定了中共在改善农村经济，"解放"农民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并强调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自由主义信念。(〔美〕费正清著，黎鸣等译.费正清自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391.) 从1946年起，他就在美国舆论界公开主张美国应该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尽快与中共达成一定程度的谅解。1947年，他在《中国的前途与美国的政策》中指出：美国支持蒋介石只能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逐渐站到中共一边，中国的未来不允许把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强加给中国，共产主义不适合美国却适合中国。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最终必定失败，因为中国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的支持。(John K. Fairbank，China's Prospects and U.S. Policy，Far Eastern Survey，Vol.16,No.13.(Jul.2.,1947)，p.145-149.) 1948年，当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江河日下，他指出："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那些忠心耿耿的共产党人的运动，也是纯朴直诚的中国人民的运动。"如果一味盲目地反对这场革命，那么美国很快就会被一场强大的群众运动撵出亚洲。由此，他认为"对于美国来说，观察中国的政治形势，从而坚持灵活的外交策略是至关重要的。"(〔美〕费正清著，黎鸣等译.费正清自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395.)
（2）为政府提供政策理念。作为远东研究领域的权威，太平洋学会曾给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抗战胜利后，学会的主流政治观点是要求在中国成立联合政府。1945年6月，已进入政界的拉铁摩尔写信给美国总统，指明美国援助蒋介石的对华政策是在帮助国民党镇压其反对派，这种政策将迫使苏联援助中共而导致中国的内战与分裂，并敦促美国政府尽快修改援助蒋介石的对华政策。同时，他在《纽约时报》撰文，抗议美国对中国现行的援助法案，提出援华物质应分给中共一部，并主张战后应建立一个"强大、统一和独立"的中国。此后，他在给总统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应该在联合政府的方式下统一，在这个联合政府中，中共应有真正的权力。拉铁摩尔的政治倾向代表了当时学会会员的一种普遍观点，他们已预察到中共实力将不断壮大，如果美国政府扶蒋反共，势必将卷入无穷尽的纠纷。应该说，这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判断。
（3）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华政策的个案--华莱士使华。1944年，美国政府出于对日作战的现实需要，认为有必要同中共建立联系。这一年，熟悉中国情况的拉铁摩尔以战时新闻处代表的身份，与范宣德(范宣德(John Carter Vicent)：也译作文森特，曾被聘为太平洋学会理事，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一起陪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华莱士之行促成了"美军延安观察组"--"迪克西使团"的诞生，被视为美国同中共领导人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使团"中的美国外交官在长期被国民党封锁和歪曲的共产党区域，获得了"最新、最准确的"情报：人人充满自信，士气高涨，有一种民主和平等的气氛。并且，他们预言：共产党在中国将存在下去，中国之命运将属于他们，建议美国在继续承认和支持蒋介石的同时，也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给予一定的军事支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在中美关系史中具有进步意义的"华莱士使华"，却成为"麦卡锡主义"指控太平洋学会影响美国政策、"有利于中共"的一个典型罪证。
笔者认为，太平洋学会"反蒋独裁"、"反对中国内战"、希望中国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联合政府等进步的思想与言论，的确对美国政府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产生了积极影响，"华莱士使华"可视为一个例证。事实上，"麦卡锡主义"指控太平洋学会为"丢失"中国负责，就是将作为美国民主党在远东的重要智囊。但是，"智库"的作用不能"贬低"，更不能人为地"夸大"。太平洋学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又是有限的，因为这一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各方政治力量的平衡，不可能完全听从一个"智库"的意见。然而，也正因为政府并未被完全采纳太平洋学会的意见，美国才真正地"丢失"了中国。
三、太平洋学会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终极关怀
太平洋学会最终被迫解散的命运折射出了一个左翼学术团体在美国的尴尬境地。尽管曾经被"麦卡锡主义"指控"亲共"，但学会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并非出于"同情"或"偏袒"，而是因为共产主义在远东地区的重要性。拉铁摩尔曾经坦言道："我不是研究共产主义、甚至中共的专家。……但在1930年代，我认为共产党在远东是个极端重要的课题"。(同上，253. ) 这句话道出了学会介绍与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终极关怀--将其视为一种"客观存在"，让美国公众了解真实的中国，从而希望美国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对华政策。
客观地反映和研究中国是学会始终坚持的重要学术取向，目的在于能够协助美国政府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对华政策以维护国家利益。这一贯穿太平洋学会始终的"灵魂"性宗旨是由美国实用主义的学术传统决定的。学会中的学者们深深懂得：只有根植于深刻认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美国单方面决定的基础上，才能做出经得起现实考验的政治决策。在中国抗战时期，多数会员的观点是倾向于接纳中国的共产主义势力，主张给抗战中的中共提供一些必要的援助。抗战胜利后，会员们的普遍观点是：在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容纳中国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而美国不应该再进一步介入中国。在他们看来，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为此必须把中国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而加以重视，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立场。
只有真正了解中国的美国人，才能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存在共产主义。因此，越是了解中国的美国学者，越是倾向于美国接纳中国的共产主义势力。对此，太平洋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与费正清的看法基本一致。他们认识到：虽然'共产主义'不适宜于美国，但它适宜于中国，这源于中美两国之间文化与社会的深刻差异。费正清指出，"帮助美国人民接受共产党中国的现实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必然需要"( 转引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所.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M].北京：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69.)，这是一种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对华政策观点。或许，某些美国人的确不愿意承认"共产党中国"这一客观事实，但对于外交政策来说，任何企图回避现实甚至背离现实的做法都是对国家利益的一种损害。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与"共产党中国"打交道已经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麦卡锡主义"对太平洋学会的错误指控，已使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此历史应该铭记。实践已经证明，任何建立在主观臆断基础上的对外政策都是注定要碰壁的。
综上所述，太平洋学会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开拓了美国学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而且在今天也带给我们重要的现实启示：中国的文化与社会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中国的国情也有其特殊性，承认并尊重这一点，对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