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现代中国学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主要体现在: 培养反思精神、形成反思自觉，为研究注入内在动力；建构多样的、中间的、开放的研究范式，推动研究发展；运用"双跨"研究方法。

[关键词]美国中国学；中共党史研究；方法论
 

美国现代中国学自费正清创建以来，逐渐成为西方中国研究的主要阵地，其成果可谓洋洋大观。近二十年来其成果数量虽然不及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但是在范式转换，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教以往有了巨大的发展。因此，虽然近年来美国的中国研究在研究经费和人员数量等方面教以往有所缩减，但是透过现象看到的本质是其内在动力的存在和作用。这个动力就是美国中国学在发展过程中的方法论因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在国内重新兴起，取得了极大的成果，不仅对于以往的错误研究和错误结论进行校正，而且对新的问题和领域进行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探索，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建设问题被提了出来，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共党史的研究呈现出日渐萎缩趋势。其中既有外在的社会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自身的内部原因，特别是其方法论层面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通过考察美国现代中国学的方法论来借鉴其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

一、培养反思精神、形成反思自觉

美国现代中国学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方法论就是其反思的方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美国中国学进入到反思的阶段，这种反思不仅成为这门学科的惯例，更成为其发展的主要内在动力。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中国学界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思浪潮。1984年出版了柯文(Paul A.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该书是作者十余年对美国中国学反思的结晶。书中作者全面反思了此前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模式，指出了以费正清等为代表的"冲击--回应"模式和由这一模式衍生的"传统--近代"模式，以及"帝国主义"模式的缺陷和不足，认为这三种模式在本质上都是"西方中心主义"，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中心观"。"中国中心观"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中国研究，而且对国内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然，中国中心观的提出并不意味着美国中国学界反思的结束，相反在其提出后就引发了进一步的反思。有学者认识到"中国中心观"自身也陷入一种内在的矛盾中，即也是从一种预设的前提构建出现象的模式来研究中国历史，从而造成在中国研究中出现若干悖论，即历史事实出现与预设理论相反的情况。如何认识和克服这个问题呢?黄宗智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研究者存在着"规范认识"，因为规范认识"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黄相继写出了《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州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等著作。《华北》与《长江》等著作在国内外的中国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中国经济史、社会史和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中成为经典文献。杜赞奇在上个世纪末指出："只有审视理论的作用，才能阐明为何在撰写历史时采取反理论的态度是必要和值得的。""所谓理论，我是指在历史知识基础上的反思，包括历史概念的预设、历史学家的作用、历史再现的手段等。"(（美）杜赞奇，《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版(P9))这是对美国中国学发展的深刻总结和反思。杜赞奇的反思借鉴了后现代的思想，因此他的反思就体现了后现代的若干特征：反思权力等对于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和再现历史中的影响；强调权力等对于文本的影响；特别是他受到索叙尔的语言学影响，认为在中国研究中也必须注意和区分文本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这不仅体现了当前美国中国学界的研究动向也昭示着其发展将有一个新的突破。如果说黄宗智的反思深入到了研究主体的思维方式的话，那么，杜赞奇的反思则从后现代的视角对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进行了反思。由此可见，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反思就包括三个方面：对于研究模式本身的反思；对于研究主体思维方式的反思；运用后现代理论对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的综合反思。

与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反思相比，国内中共党史研究的反思精神显得明显不足。关于中共党史研究，张静如先生早就提出必须进行学术史的总结。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在国内中共党史研究界有学者对研究进行了学术史的总结。(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周一平著：《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湖南出版社；周一平著：《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田子渝、曾成贵主编：《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等。)但是，这种总结却并没有能够引起国内党史研究界的足够重视，从而也就未能形成一种研究者的自觉。在已有的总结中，主要是对已有成果的列举，比较偏重于党史史著、史家的研究。虽然在这些著作中学者们都将党史研究的方法作为党史学史的研究内容，但都缺乏具体的对研究模式、研究的方法和思维范式的影响层面的反思。这是目前中共党史研究中非常欠缺的部分。学术反思对于学术发展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使研究者明了前辈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和不足，从而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依据和参考。如果说对已取得的具体研究成果和不足的反思可以使后来者把握研究的动态，明了研究的方向，那么对研究模式、方法论和思维范式的反思则会使学者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克服旧有方法和范式的不足，拓展研究的视野和视角。这样，即使是在史料不变的情况下研究者也能够最大程度的展现历史本然，从而使得历史研究具有内在的动力。

那么如何进行反思，反思什么呢？这是培养反思精神，形成反思惯例必须要解答的问题。我们认为，反思不仅是对历史本然进行反思，更主要的是指对于研究范式的反思。首先要对党史研究已经存在的范式本身作出深刻反思，即这些范式中的核心概念，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所存在的问题。很长时期以来，党史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对于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其演变常常并不能够进行严密的考察和界定，只是凭借自己对于概念的大概理解就加以运用，这样研究的结果往往就经不起追问。这点在引入西方学术概念时体现的最为明显。如，有学者在应用"合法性"、"现代化"等概念时就是如此。即使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概念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如有学者从生产力视角研究中共党史时就往往把"生产力"等同与"经济"，这样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了经济发展。对于已有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缺乏反思主要体现在学者没有反思其应用范围和适当性。如在引用现代化理论和方法研究党史时，很多学者往往还是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研究方法（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亨廷顿的现代化理论和经济发展指标等）来解释党史。当然我们并不排除西方理论对解释党史的可能，但我们要追问西方的理论是否完全适用于中国。虽然学者们都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但在研究中我们看到的却还是对西方理论的不加反思的运用，这样我们看到的中共党史可能就不是党史的本然，而是按照西方理论构建起来的"西方的中共历史"。这一点往往是国内学者批判西方学者对于中共历史研究主要方面，但不幸的是在批判别人的时候自己却变得越来越像他们了。要做到对研究范式本身的反思前提是必须克服"规范认识"，即范式对研究主体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就是"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而"这样的规范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美）黄宗智，《中国经济名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黄宗智的认识应该引起党史研究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很长时期以来在党史研究中实际上也存在着"规范认识"所带来的问题。正是由于已有的理论和模式下形成的信念使得党史研究界对很多问题不作反思。如，关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的研究，毛泽东个人的著作是研究的基本史料。但在传统研究信念的支配下，绝大多数学者主要只以官方出版的文献为史料，这样文本的历史面貌和修改情况就不在研究者的考虑范围之内了，而实际上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的著作很多都是经过修改的（例如《新民主主义论》修改就达多处），那么要研究毛泽东的思想研究者不仅应当考察搜集毛泽东著作的原始版本而且应当思考修改背后的原因，这样才能够更为贴切的反映毛泽东个人某个历史时期的影响。

因此，无论从学理上还是通过与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对比，我们可以看见，对于缺乏反思精神，内在发展动力不足的中共党史研究而言，借鉴美国中国学的反思精神和反思方法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二、建构多样的、中间的、开放的研究范式

美国现代中国学第二个主要的方法论就是其一直都处于各种研究范式的建构和转换之中。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建构的范式主要有"冲击--回应"，"传统--近代"以及"帝国主义"等等。7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进入对这些范式的反思之中，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的研究研究取向。之后黄宗智明确提出中国研究处于"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黄宗智所说的"规范认识"就是托马斯o库恩在《科学认识革命的结构》中所说的"paradigm"，现在通常译为"范式"。)。黄结合自身的研究在2005年明确提出并论述了中国研究的实践取向。(参见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读书》2005年第2期)这些范式（包括研究取向）可以说是具有一定宏观性的，与这些"宏观"范式同时存在的是美国学者建构一系列较为具体的中国研究的中间范式，如"士绅"范式，"民族主义"范式，"市民社会"范式，"内卷化（或过密化）"范式，"文化权力网络"范式，等等。由此可见，美国中国研究中的范式不仅有宏观性的，而且存在若干具体层面的中间范式；从其范式的建构理路来看，他们在建构范式时首先是界定概念，而概念的来源一方面是对西方原有的概念的借鉴和改造，另一方面是借鉴改造西方概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研究的实践注入特有的涵义或在研究中创建概念。这样，美国中国学就富有了自己特色的研究范式。还有一点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黄宗智虽然提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并对此进行了长时期的反思，但他并不是要否定范式在研究中的积极作用，而是强调人们必须认识到范式积极作用之外对人们认识限制的消极作用，从而启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建构新的范式，"我们应该系统地估量这一危机，并试图探求新的认识，我们不需要倒退到纯粹的考据，或次要问题的探讨，或'纯科学'的技术手段，或极少数人所热衷的政治争论。相反，我们应该把当前的危机看作是反思既有信念和探索新观点的极好机会。"(（美）黄宗智，《长江三角州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6月第1版。(P412))

相对于美国中国学界对于范式的建构，国内党史研究的范式却存在着自身的问题。其一，党史研究的范式来源显得很单一，多数依托于政治话语，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如现实政治强调路线斗争时，在党史学界就兴起路线斗争研究范式。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就形成"阶级斗争"范式。在强调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时，便兴起现代化范式和生产力范式，最近还有学者提出了研究党史的"三个代表"的范式。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否定构建党史研究范式时对于现实政治话语的借鉴，而是想指出，如果范式的构建仅仅依托于现实政治话语将会使党史研究自身成为表面"现实"但本质"历史"的研究，仅仅只能够成为现实政治的解释工具，也就是说只能够发挥其单一的宣传和育人的功能，而其资政的现实功能将会受到极大的损害。同时，从学理上讲，范式构建的单一也使得真正丰富多彩的党史本然被屏蔽了。

其二，目前国内党史研究的范式多数过于宏观，而缺乏具体的研究范式。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学者们似乎力图构建一种范式来涵盖党史的整个过程和研究的整个领域。这主要源自于研究者的一种美好愿望，即构建一种范式解释整个历史。这样，在构建范式时是从某些具体问题具体领域出发，但当范式一旦被构建往往就被盲目地将其推广到对整个历史的解释中。于是"冲击--回应"范式就被指责不符合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传统--近代"范式，"帝国主义"范式，"中国中心观"范式等等都是如此。这里，有必要认识到：历史本身是异常丰富的，而每一种理论范式都只是不完全归纳，也就是说试图建构一种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理论范式不仅是不可能，而且是徒劳的。一旦这样做了，就必将出现"悖论"现象，而"悖论"现象的出现往往不仅仅是范式自身的问题，也是范式不恰当地被放大的缘故。中共的历史虽然只有八十多年，但其本身也是多方面的，内容是丰富的，涉及的领域也是广大的，因此构建一种涵盖整个党史和党史研究的范式对党史研究本身是无益的，也将会湮灭了党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党史研究的生命力。正是由于人们的构建一种解释一切过程的范式的幻想，就造成了各种范式本身遭到质疑，也使得各种范式在解释历史时的混乱。革命史范式也好，"阶级斗争"范式也好，现代化范式，生产力范式， "三个代表"范式也好，这些范式自身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解释力，但如果我们不考虑其应用的范围，那么任何范式都是错误的。第二，已经提出的范式依然显得过于空泛。所谓空泛就是已提出的研究范式并没有明确的内容或者说是没有明确的框架，有的只是在某种思潮影响下的新的研究角度，这往往只是一种宏观的方向。在后现代思潮兴起并冲击到历史研究时，有学者提出在中共党史研究界出现了所谓的后现代范式。但"后现代范式"中具体的研究理路和研究方法、研究框架是什么，学者们并没有加以探讨。这不能不给人一种追求时髦的感觉。依笔者所见，后现代思潮对于历史研究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而在美国中国学界其影响也是巨大的。但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学者将其运用后现代理论而对中国的研究称为后现代范式。另外，后现代思潮本身就十分复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也没有统一的内容。且不说国内党史界是否有从后现代角度运用后现代理论研究中共党史，而在整个学术界似乎都不存在所谓的后现代研究范式。因此我们不能将从后现代角度运用后现代理论研究历史笼统地称为后现代范式。否则所谓的后现代范式就将是非常空洞无具体内容的研究方向，也就不具备任何可操作性了。

针对这些问题，建构党史研究特色的范式时我们可以借鉴借鉴美国的中国学中的范式构建，实现构建的范式多样化、中间化、开放化。在构建党史研究范式时不仅借鉴现实政治话语，而且扩大范式的来源，引入、改造西方理论的范式，同时更为主要的方法是确立实践取向，通过研究实践概括出研究党史的中间概念，形成党史研究的中间范式。所谓的中间范式就是，构建的范式既不是抽象的宏观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也不是对特殊具体个别的事物的描述，而是通过对一定时期、一定对象、一定领域进行研究后，在实践的基础上提炼适合一定时期、一定对象、一定领域的具有一定概括性的中间概念，进而以此为逻辑和历史的起点形成理论，构建相应的方法，从而构建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范式。这就要有具体的核心概念，对核心概念必须有明确的界定，从而确定其功能边界，而这样构建出的范式必须是有其适用范围。在构建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式时就必须注意范式的适用范围，对此必须严加界定，否则，任何一种范式都不会有生命力，都将遭到质疑，并有可能被否定。正是由于适用范围的有限性，也就为范式的创新转换，实现一重范式向多重范式并存转变而不一定是替代和否定奠定了基础。

三、运用"双跨"研究方法

美国现代中国研究的第三个主要方法论是贯穿于其研究始终的"双跨"。所谓"双跨"就是跨学科和跨文化。二战前后，费正清建立了现代中国学。现代中国学是以地区研究为标志。关于区域研究的方法，费正清明确指出，就是"进行更为专门的多种学科的研究，即同时使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手段对世界的某一地区进行专门研究"。(（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P398))柯文在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向时，也明确指出，对这种取向的特征之一是："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美）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8月新版(P201))对于美国学者而言，中国文化是有别于美国文化的。因此他们要研究中国就要面对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中国文化。同时，他们研究中国问题，又无法摆脱美国文化的影响。这样美国中国学就具有了跨文化的特点。"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汉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借鉴的结果。汉学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中学'，对中国人来说又是西学，因为汉学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的范畴。"(汉学试论 阎纯德)美国现代中国学从整体上看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语言文字等等各个方面，而且许多学者的研究不仅能够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同时还能够经常转换研究领域。史华兹不仅深入地研究了现代中国，而且对中国古代思想有着深刻的研究，他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和《中国古代思想的世界》在海内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黄宗智不仅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而且近期他又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了法律研究。可见，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是美国中国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之一。而正是有了这种研究理路，使得他们的许多研究往往显得深入，视角开阔。

这种双跨研究对于中共党史研究也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对于跨学科研究中共党史在学术界已经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对此这里就不再论述其必要性了。在这里要强调党的是研究中共党史还应该进行跨文化研究。近来有学者开始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还有学者提出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文化取向，并认为党史研究的对象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文化嬗变的特殊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和建设的历史过程，它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侯且岸，论中共历史研究的历史文化取向，中共党史研究，2005（1）)这些不仅是对中共党史本然的客观反映，也是中共党史研究在视角和方法的一个重要突破。要认识近代中国"文化嬗变的特殊条件"，就必须看到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诞生、发展和建设还是它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是在是在古今中外文化交会、互动的过程中行进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既然研究中共党史无法脱离文化的嬗变，那么任何孤立地看待文化、看待中共历史就将无法理解，认识、再现、研究历史。

那么如何在中共党史研究进行双跨呢？从研究的主体看，美国学者之所以能够进行"双跨"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经过了通识教育和严格的学术训练。"通识教育"通过对人类文化遗产的学习，对以主修专业为中心的向外辐射，对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了解。因此，它使学习者拥有更广泛更深入的有关人文、社会和自然的基本知识；使学生能够进行有效思维，表达思想、判断和鉴别价值等方面的能力的提高。而且"在美国，培养一名合格的中国问题的专家大约需要花费7－1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他既要接受第一流的汉学训练，又要接受各种专科、专业的良好的学术教育。在美国的高等院校，一般都将高级学位授予那些接受过多学科训练，从事以中国为地区研究的研究生，而不是专门从事汉学研究的研究生"。(侯且岸，从学术史看汉学、中国学应有的学科定位，国际汉学，第十辑，任继愈主编，大象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P9))由此可见，在通识教育模式和严格学术训练下培养出来的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往往就能够在研究中做到"双跨"。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照搬苏联专才教育的模式，使我国高校通识教育受到很大的削弱。实施改革的十多年来，各高校纷纷采取措施，试图恢复过去通识教育的某些作法。但是由于旧教育体制的惯性作用和其它种种原因，通识教育依然未能够得到很好的实施。在这样教育和训练模式培养出来的党史研究者往往只能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问题有所研究，而要想对问题有所深入研究，自觉做到"双跨"则是非常难的。因此，党史研究者的培养模式和训练手段都是必须更新的。

综上所述，美国现代中国学中自觉的反思、范式的构建和"双跨"方法的运用正是其自诞生以来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成果的主要基础。不可否认，他们不论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还是在反思、建构范式和运用"双跨"研究方法上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这点并不能够遮蔽其自觉的反思、范式的构建和"双跨"方法在方法论上的意义。特别是对国内中共党史研究来说，在这方面的缺乏使得其发展缺乏内在动力，总体上研究水平的停滞。因此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研究方法论对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借鉴意义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