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和谐文化" 推动文化繁荣

  • 作者: 侯且岸
  • 时间: 201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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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本文坚持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以中国文化发展的复杂过程为背景,着力从"民族性与开放性"、"中华文化传统"、"传承与创新"、"认知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等四个方面论证了和谐文化的特征及其对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推动作用,以期深化对中共十七精神的认识。

关键词:培育、和谐、文化、文化发展

作者简介:侯且岸(1953-),现任北京行政学院教授、研究生部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根据我的理解,中共十七大在文化方面所着力强调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努力培育"和谐文化",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围绕这一特定的时代主题,我想联系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具体地研究和讨论四个问题。

一、理性认知文化的民族性与开放性

我们知道,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民族性是文化最基本的属性,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不能离开民族本身。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作为五四精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特别强调中华文化的民族性特征。

毛泽东尤为重视解决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鲜明地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结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显然,在这里毛泽东用辩证的科学的态度看待民族文化,既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又把民族的文化看成世界的文化。

与分析文化的民族性问题相对应,毛泽东特别批评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回顾中国现代文化史,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培育过程虽然处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但它却直接造就了"后五四时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文化大发展,这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在党内外所坚持的开明、团结的文化统一战线政策的强力实施不无关系。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确立中共文化工作的发展方向,张闻天在反思的基础上多次回顾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艰难历程,并且向全党郑重提出了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

张闻天论证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基本特征,即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的这一观点主要体现在1940年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也参加此次会议,并发表了讲演,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做的报告(《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此报告是会议的主报告,收入《张闻天文集》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当中。

张闻天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要求所做的归纳,不仅继承了五四文化精神,同时也超越了五四文化精神。因为从新启蒙的意义来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当更加凸显文化的民族性,着力提高"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显然,这个问题在五四时代是没有解决好的。当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要真正使民主与科学的文化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产生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恐怕更是异常艰辛、任重道远。但无论如何,张闻天抓住了问题的基本实质,这是他为中国新文化理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考虑到理论的系统性,并且着眼于抗战文化建设的现实状况,张闻天则突出强调:"上述新文化的四个要求是有机的联系着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但任何一种主义、一种学说,只要对于上述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主义、一种学说包办新文化的企图,都是有害的。新文化运动中,除抗日的统一战线外,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我们要知道:这种"为抗战建国以来服务,以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与大众的因素为自己内容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性质,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最彻底的一翼的作用"。张闻天的这段话对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充满理性的定位,同时也是对当时中共党内所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情绪的一种严肃批判。它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是及时而必要的。

毛泽东同样关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文化统一战线的关系。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特别提到要建立文化统一战线:"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培育新文化,不仅需要"文化生力军","摆开自己的阵势",还需要"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今天,他的这一关于文化统一战线的思想仍然有其珍贵的现实价值。

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培育和谐文化,进行文化创新,理应视为民族大业。因此,它离不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文化实践,应该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一定要彻底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因为文化问题本身十分复杂,企图以"非此即彼"的思想方式为标准衡量一切,注定要受到规律的惩罚。从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确应当明白一个道理:要代表更大多数的人,首先需要团结更大多数的人。

中共十七大报告则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一思想显然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将历史上的"文化统一战线"的主张进一步深化,并使之更具人性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从中华文明民族化的过程,我们还要看到,民族性与开放性并不是对立的。相反,它们的关系应当是相辅相成。一种完全封闭的文明绝不可能造就文化的繁荣。

还是在五四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特别重视对外来文明的吸收,产生了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思想主张。他们既不排斥西方文明,又不盲从于西方。

应该说,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与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两种文化,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要正确对待这种差异,就必须超越传统"中体西用"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建立理性的认知取向。因为传统思想范式很容易将人们引向两个极端:要么简单地排斥别人,要么简单地否定自己。

与当时的文化保守势力不同,从东西方文化的强烈对比中,李大钊深深感受到西洋物质文明的优越,"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滔滔,殆不可遏"(《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李大钊文集》上 ,第56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他认识到西洋"动"之文明的优越之处从根本上源于科学,高扬科学精神之大旗,要求有志青年"竭力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奋其勇气以从事于动性之技艺与产业。此种技艺与产业,足致吾人之日常生活与实验之科学相接近。如斯行之不息,科学之演试必能日臻于纯熟,科学之精神必能沦浃于灵智。此种精神,即动的精神,即进步的精神"(同上,第564、566--567页。)。因此,李大钊抨击了时人对现代西洋文化的无知,痛感"国人对于现代西洋最有价值之学说,恒扦格不相入,诋排之惟恐不及",而以视胶执己见、夜郎自大,度量相越之远,有非可以道里计者"(同上,第564、566--567页。)。他惊呼:"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断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同上,第564、566--567页。)。"希吾青年学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同时,将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代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同上,第564、566--567页。)。

李大钊在这里所强调的"迎受"一词,揭示出一条重要的认知理路,即对西方文明要具有主动审视的态度,而绝不能盲从。力寻西方文明之长,以补中华文明之短。从近代文化发展的整体来看,可谓切中要害之言。这也是五四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问题。1922年,曹聚仁在总结章太炎国学思想研究时也特意提到了要"迎纳"西方新文明。曹先生认为,章先生研究"国学",目的有四:一、从速发掘"国学"之精华,解决取舍问题;二,从学科角度加以系统整理,"谋学术界的共同便利";三,摒弃"糟粕形式呆板教条","找出'国学'的真面目";四、"对于西方文化固当合理的迎纳","找得出沟通的方法"(《国学概论》,小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我们讨论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问题,还必须建立适应时代性和现代性的新观念:随着人类生产手段、交往手段的进步,信息时代的到来,各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事实上时时都在互相作用,互相渗透。李大钊在当时就明确指出:当今之东方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 ,第560--56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东西两种文化之间,"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 ,第560--56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东西文化调和融会的结果,最后可以产生"第三种文明",这自然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又一次大飞跃。李大钊希望中国能为创造第三种文明、为人类文化做出第二次大贡献。但是,条件则是:中国人必须对于"遗袭之习惯",不论"若何神圣",都要"不惮加以验察而寻其真,彼能自示其优良者,即直取之以施于用"。并且还应当"时时创造,时时扩张"(同上,第564、571页。)。

李大钊特别以印度文明和俄罗斯文明为例,证明"东西文明调和之大业,必至二种文明本身各有彻底之觉悟,而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他明确表示:"对于东西文明之调和,吾人负有至重之责任,当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的生面"(同上,第564、571页。)。这里的"变形易质"具有深刻的含义,可以说含有溶合东西文化特点,培育中国特色和谐文化的内容。

今天,努力培育和谐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决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我们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努力汲取对我国有益的文化营养。

二、继承文化传统,包容文化差异,营造文化繁荣的氛围

我们说,和谐文化是一种理性的文化、自觉的文化、包容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亦是先进的文化。

在我看来,中华文化传统具有多元的、丰富的内涵。儒家所力倡的"和"与"中"便是一对合理的、重要的认知取向。《论语》子路篇载,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在《论语》学而篇中又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而《中庸》则更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论语》雍也篇中,孔子还谈到了"中":"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可见,中庸才是人的最高的道德境界,也正是人们最缺乏的道德风尚。应该承认,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和"与"中"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基本概念。《中庸》就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显而易见,"中"与"和"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另据杨伯峻考证(参见《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和'与'同'是春秋时代的两个常用术语。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晏子对齐景公批评梁丘据的话,国语郑语所载史伯的话都解说得非常详细。'和'如五味的调和,八音的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等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出滋味; 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等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乐曲和谐。晏子说:'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去其否。'因此,史伯也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同'就不如此,用晏子的话说,'君所谓可,据亦曰可; 君所谓否,据亦曰否; 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杨伯峻还认为,孔子和有子所讲的"和"有其相通之处,都有"恰到好处"的意思。

这里还特别有必要指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学有百家之学,故有百家争鸣。在儒家之外,道家亦很重视"和"。《庄子》天下篇就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和"的必要性与基本价值:"以聏合欢,以调海内"。这里,聏做和讲,并含亲昵之义,意思是说,要以和的态度赢得各方的欢欣,使各方都能满意。显然,庄子关于"和天下"、"调海内"的思想要比儒家更为广泛、更具社会性,中国近代调和思想的形成在这里似乎是找到了源头。不过我们也同样会从中发现问题,中国文化的很多特有概念和深邃思想随着文字的消失而失传了。

我认为,从现代文化发展的角度着眼,应当给"和"赋予更为积极的思想意义。因为"和"是一个多元概念,而"同"则强调的是一元。"和"承认并容纳对立的各方的存在,而"同"则不能容忍出于异端。显而易见,"和"是符合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规律的。

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中,五四时期的思想家蔡元培、杜亚泉、李大钊等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传统,都曾提出了"文化调和"论。蔡元培在确立北京大学的办学方向时,力主"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梁漱溟赞许蔡先生的"兼容并包","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 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正是"坦率真诚,休休有容"(参见拙著《当代中国的"显学"--中国现代史学与思想新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22页。)。李大钊在详细论述东西文明之异点的基础上,诠释了自己的"文化观"。他认为,"调和"是人生最美好的理想境界,"调和者,美之母也"。他把"调和"视为理性的体现:"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参见拙著《当代中国的"显学"--中国现代史学与思想新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22页。)。

但是不可否认,尽管"和"与"中"是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元素,但在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中,却始终存在着传统与反传统的矛盾乃至斗争,"和"、"调和"、"中庸"又都曾是被非议和抛弃的文化理念。今天,着眼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这一神圣的文化使命,我们最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理性认知这种矛盾、斗争、非议、抛弃对培育"和谐文化"所必然产生的潜在影响,并且在文化实践中倾全力消解这种影响。

如果将我们的视野聚合到中国现当代文化,分析传统与反传统的矛盾和斗争恐怕无法离开"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无法离开特殊的中国革命文化。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斗争理念的驱使,在文化上,人为地设置了许多对立面,立足于"革命"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批判。今天,虽然"革命"的年代已经过去了,"革命"人物也已经逝去了,但这种"革命"的批判意识,却并没有随之完全消失。相反,它仍然对现实生活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产生着消极的社会作用。而就"和谐文化"而言,其特有的危害乃至破坏性,更不应低估。

与曾经盛行的斗争哲学相关联,这里还值得提出反思的就是"矫枉必须过正"的过激意识。最早主要从政治上使用这个说法的是毛泽东。1927年3月,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针对有人批评农民运动中严重存在"过分"、"乱来"的问题,明确提出:"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上,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7页。)。显然,毛泽东是坚定地站在农民大众一边的。这段颇富过激意识和感情色彩的话,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农民运动,而且甚至成为几十年后左右"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念。

应当说,这一段真实反映毛泽东特有激情的话一直是颇富有争议的。如果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还有一些值得理解的因素,那么,后来把它作为普遍、永恒的真理加以宣扬就必然堕入荒谬,引发灾难。如果说从物理学的意义上,"矫枉过正"还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在社会乃至文化意义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过正"就无疑是充满谬误的幻觉了。

三、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有机结合

培育和谐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前提是要确立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良性关系。与这个问题直接相联系,首先需要对新旧文化的本质进行理性的剖析,从而彻底走出二元对立的、绝对化的思想误区。

其实,这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进程中早就有所涉及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难解之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个问题曾经在思想文化界引起过激烈的争论,李大钊参与了这场争论,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这些见解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其特殊的思想价值,而且也是对后人进行的一种深刻的理性启蒙。

处在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时期,尤其是伴随着各种外来思潮的大量输入,如何正视新与旧的存在,的确困扰着很多人,而最能激励人心的恐怕就是要彻底"推翻旧习惯旧思想"。当时"学时髦的人,对于旧习惯,不论是非善恶,都主张推翻,说这个就是新思想"(《对蒋梦麟<何谓新思想>一文的附志》,《东方杂志》17卷2号。)。难能可贵的是,与普遍流行的看法不同,李大钊并没有如此简单化地认识问题、认识文化。他把新与旧看成是一个不可脱节、相互作用的整体,力主两者"并存同进",以理性的态度审视新与旧。从整体文化意义上讲,他所阐释的确是一种科学的、具有包容性的、合乎思维逻辑的、建设性的认知理路。我们沿着这条理路进行思索,肯定会将历史(传统)与现实更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全力避免堕入武断的思维歧途,形成僵化的思维定势。但令人遗憾的是,事实上,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人为造成的悲剧,大致都根植于对新与旧的扭曲认识,留给后人惨痛的历史教训。

深入探究新与旧的关系,自然离不开对两者基本性质的规定。李大钊告诫人们,我们"须知新旧之质性本非绝异也"(《调和之法则》,《李大钊文集》上,第55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因为"隶于新者未必无旧,隶于旧者亦未必无新也"(《调和之法则》,《李大钊文集》上,第55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如果将"思想"作为划分新旧的基本标准的话,也就注入了理性的成分,划定了认知范围,触及到问题的本源状态,从而为进一步探究、规定新与旧的性质和关系提供了特殊的逻辑理路。所以李大钊进而分析道,"然即人之思想而察之,有徒务进步而不稍顾秩序与安固者乎?有徒守秩序与安固而不求进步者乎?盖无有也。为其进步即行于秩序安固之中,秩序与安固亦惟进步而始能保也。"(《调和之法则》,《李大钊文集》上,第55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基于此理应当明白:"世所称为新者,必其所企关于进步者较多之人也。世所目为旧者,必其所企关于秩序与安固者较多之人也。苟此解为不谬,则知此二种人但有量之殊,安有质之异?此其相较,正与进步与秩序、安固之为同质异量者相等。精确言之,新云旧云,皆非绝对。"(《调和之法则》,《李大钊文集》上,第55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据此,李大钊批评了时人惯常的非理智作法:"何今之人口讲指画者,动曰某派也新,某派也旧,某人也新,某人也旧,似其间有绝明之界域,俨若鸿沟者然。别白泰纷,争哄斯烈,驯致无人能自逃于门户水火之外。相崎相峙,相攻相搏,而不悟其所秉持之质性本无绝异,且全相同。推原其故,殆皆不明新旧性质之咎也"(《调和之法则》,《李大钊文集》上,第55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那么,新与旧究竟应当如何相处呢?它们的常态应该是什么样呢?在李大钊的思想世界里,两者并存之下,唯一可行的就是"调和",新旧调和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的趋势。不过,这种"调和"有其特定之内涵。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调和者,乃思想对思想之事,非个人对个人之事。个人与个人,意见情感,稍有龃龉,可由当事者以外之第三者出而调停之,和解之。思想与思想,若有冲突,则非任诸思想之自为调和不可。盖其冲突之际,不必有人与人之交涉,即同一人焉,其思想亦有时呈新旧交战之态也。然则欲二种之思想,相安而不相排,相容而不相攻,端赖个人于新旧思想接触之际,自宏其有容之性,节制之德,不专己以排人,不挟同以强异,斯新旧二者,在个人能于其思想得相当之分以相安,在社会即能成为势力而获相当之分以自处,而冲突轧轹之象可免,分崩决裂之祸无虞矣。"

显而易见,李大钊在这里所倾力阐明的是实际上是思想上的容忍,也只有容忍,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矛盾的激化。可以说,他所揭示出的道理,正是中国新文化发展最需要具备的基本精神。当然,不可否认,实现新旧调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

中共十七大报告郑重提出,"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广大人民中"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种对传统的容纳与过去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完全视为旧文化,彻底抛弃旧文化的作法相比,的确是一种全新的、理性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是推动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的思想前提。

四、遵循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不断探索,努力推进文化繁荣

我们说,和谐是文化发展规律中不可缺少的核心因素。探索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也必然要涉及到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差异性、特殊性,及其特殊的制度和环境问题。

对文化的界定,恐怕要涉及到对它的基本内质的理解。这一点是人们在确定文化定义时容易被忽略的。从一般意义上讲,文化的基本内质表现为文化自身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这种客观属性是纯自然的,又是在各民族的历史当中形成的,它完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好恶)为依存的根据。文化的这种基本内质所体现的正是文化发展所不可逾越的特殊规律。作为高层次的、先进的和谐文化,应该是尊重并遵循这一规律的典范。

笔者曾经在教学中向研究生提出过一个问题: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转型期(具体地说,在当代中国),围绕着探索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最值得重视的文化问题究竟是什么?学生们给出了六种不同的答案:1、如何正确理解宗教和宗教的作用?2、关于文化的包容性问题。3、深入反思"中体西用"。4、思维与认知方式的转变。5、反对文化霸权,建立文化平等观。6、摒弃先入为主的文化偏见,理解对方。

显然,这些答案都突出反映了自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交汇过程中存在的深层矛盾,它们都与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有关,也都与理性认知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相联系。因此,正确地认识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认同、容忍、容纳文化的差异和独特性,都是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而围绕着对全球化的认识,这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中共十五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充分认识到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重视对文化问题的研究,重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探索,重视对文化的塑造。

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专门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他特别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又根植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 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的促进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是我国文化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十五大以后,他又把中国共产党人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三个代表"的重要内容之一鲜明地提出来。

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在阐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一论断,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既规定了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又指出了建设、发展先进文化的方向和归宿。

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满怀信心地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他特别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

应该说,真正实现上述美好的愿景,还需要做大量具体、艰苦、细致的工作。今天,中华文化发展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期,有许多新问题等待我们去探索、去解决。我们期待着在探索中使中华文化真正走向繁荣。

具体来讲,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

据此我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需要深入研究文化的市场化问题。与西方国家不同,从20世纪60年代始,西方国家经历了深刻的、现代的文化革命,而我国当时则正在进行所谓的政治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就无形中更拉大了双方在文化生产力水平上已存在的差距。就文化领域而言,这种差距是全方位的。我们对此一定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还不能不与制度、体制发生联系,因此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制度和体制对文化发展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中共十七大坚持"改革开放"毫不动摇,特别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相联系,文化立法、执法方面的问题亦十分突出,在文化体制、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等方面有诸多法律需要制定,以取代现行的所谓"管理条例"。例如:在文化市场管理方面,目前还只有一个国务院颁布的《文化市场管理条例》,需要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出具有更强操作性的各种文化市场(像演出市场、娱乐市场、图书市场、文化旅游市场、艺术培训市场)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又如:要具体完善知识产权法,树立理性的知识产权意识,发展版权产业(Copyright Industries)或知识产权产业。以美国为例,一般来说,美国的知识产权产业可以算是涵盖了"创意产业"内容,其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具有知识产权的创意经济上。据统计,到2001年,美国的核心版权产业为其国民经济贡献了5351亿美元,约占其国内总产值的5.24%。(参见刘润生等《美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我们还应该看到: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网络技术已经越来越普及,作为具有文化革命鲜明特点的网络文化已经开始成为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应当充分认识网络文化的特点,主动利用好网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管理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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