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认知:先进文化要论

  • 作者: 侯且岸
  • 时间: 201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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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探求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出发,以理性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先进文化的基本属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五个方面着重分析了先进文化的基本特征,从而丰富了先进文化的理论内涵。

关键词:先进文化,理性,认知,包容,传统,特殊性

作者简介:侯且岸(1953-),男,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时下,文化已成为世人思想关注的热点,而其中特别引人瞩目的又是关于"先进文化的建设"。理论界对"先进文化"的解读也显示出很高的热度。这里,我想根据自己对文化的理解,从探求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出发,以理性的、历史主义的态度阐明我对先进文化基本属性及其特征的认知。

其一,先进文化应该遵循文化自身的特殊发展规律

谈论先进文化,首先需要加以明确的就是关于文化的定义。对于文化,从古至今,东西方之间有着种种不同的理解,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天如果是从学理的角度分析定义,可能会举出几百种范例,甚至还会更多。

我想,从思维逻辑来看,对一个概念的界定,往往会涉及到与之相关的其他概念。有时,从与相关概念联系的界定当中可能会导引出有思想价值的认知,从而使概念得到比较明晰的规定和诠释。基于这种认识,我感觉胡适当年对"文化与文明"所下的定义有其特殊意义。胡适是这样界定的:"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 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我们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集》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其实,在这里还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引申,与上述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应当还包括其思维方式。在我看来,这样来理解文化比较切近其内涵,也比较简明。

对文化的界定,恐怕还要涉及到对它的基本内质的理解。这一点倒是人们在确定文化定义时容易被忽略的。从一般意义上讲,文化的基本内质表现为文化自身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这种客观属性是纯自然的,又是在各民族的历史当中形成的,它完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好恶)为依存的根据。文化的这种基本内质所体现的正是文化发展所不可逾越的特殊规律。作为高层次的先进文化,应该是尊重并遵循这一规律的典范。

笔者在教学中曾经向研究生提出过一个问题: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转型期(具体地说,在当代中国),最值得重视的文化问题是什么?学生们给出了八种不同的答案:1、如何正确理解宗教和宗教的作用?2、关于文化的包容性问题。3、深入反思"中体西用"。4、思维与认知方式的转变。5、反对文化霸权,建立文化平等观。6、摒弃先入为主的文化偏见,理解对方。7、明确文化概念的特殊规定性。8、怎样理解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显然,这些答案都突出反映了自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交汇过程中存在的深层矛盾,它们都与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有关,也都与理性认知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相联系。因此,正确地认识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认同、容忍、容纳文化的差异和独特性,都是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而围绕着对全球化的认识,这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承认文化的多样性、认同文化的差异性,也必然会涉及到文化价值问题,而判定文化之价值,则需要以"精神自由为基",才能正确"比较各种文化之短长得失"。在比较、分析中印欧文化的基础上,1936年8月,张君劢曾提出过上述见解。我们有必要加以回顾。在《明日之中国文化》的《自序》中,张君劢写道,"凡念及吾族之将来者,莫不对文化价值出路问题,为之绕室彷徨,为之深思焦虑;于是有复古之说,有全盘西化之说,乃至就文化之方面提出一种口号者,曰德莫克拉西、曰赛恩斯、曰苏俄主义、曰法西斯主义。尤之病者命以垂危,侍之者乱投杂药,以求万一之有效,岂惟不能祛病,正所以速其死耳。中华民族之在今日,如置身于生死存亡之歧路中。必推求既往之所以失败,乃知今后所以自处之道;必比较各民族在历史中之短长得失,乃知一己行动之方向。吾人研究三四千年中,中印欧民族之经过,于是的一结论曰: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乃吾族今后政治学术艺术之方向之总原则也。"张君劢又希望,对此,"愿今之当局与在野之学者共深长思之"。的确,对待文化差异特别需要容忍,但容忍应该是有前提的,这就是精神自由。

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不同文化的深入理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漫长过程。因为文化差异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始终处于变动的自然的历史过程。我们现在需要认真反思的是:在东西方之间,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我们不能容忍对方的究竟是什么?!而对方不能容忍我们的又是什么?!

当我们对于不同文化存在的差异和文化的独特性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以后,会很自然地面对一个问题,即如果这些差异和独特性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差异和独特性呢?在我看来,正确的作法应当是:认同、容忍、容纳文化差异,进而从多元的、比较的角度深刻理解文化的独特性。然而,由于确实存在着历史和认识上的局限,在理想与现实、理性与感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在东西方之间要认可这种作法,绝非易事。首先需要建立理性思维,反对文化中心主义,摒弃文化霸权。作为20世纪后半期非主流文化思潮之一,"反西方中心思潮"方兴未艾,它促使人们反思"历史积念",消除对文化差异性的误解,推进了中西文化交流。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丹斯(E.H.Dance)的观点颇有代表性:"西方对东方的误解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误解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西方国家相互不能理解,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理解,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理解"。"西方对东方的误解既有经济原因、地区原因,还有错误的地理观和宗教观作祟"。我们完全"忽视东方文化的价值"。为了真正理解东方,"我们必须完全放弃已经濒死的优越感","根据东方自身评价东方,而不是根据他们对西方的敌视和区别来评价他们"(E.H.Dance , History the Betrayer , Hutchinson of London , 1960 , PP.81---86 , 106 .)。丹斯也谈到了中国文化,"在中国思想和意识形态中,有很多传统因素可以很好地与马克思主义相调和"。"无论占统治地位的俄国式的共产主义是否成功,中国的土壤上已经在培育中国的共产主义。总有一天,西方人可能会发现,令他们感到窘困的并不是因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是因为共产主义正在成为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因此,为了掌握东方的思想进程,以及受这一思想进程制约的社会条件,即使是在政治上,我们也需要反思我们的历史积念。而且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和政治历史。除非我们拼力排除思想障碍,否则东方文化在所有形式上都使西方人捉摸不透"(同上,第102--103页。)。丹斯在40多年前的预言是相当准确的,值得深刻体味。即使在今天,"反思历史积念"的思想命题,对于在东西方之间建立起对文化差异和独特性的彼此尊重,仍有其启蒙意义。

其二,先进文化应该是包容的文化

在我看来,既然文化的基本内质是它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那么文化的发展就最需要宽容和包容,先进文化也就理应是一种包容的文化。

其实,有关文化的包容性,从认知到实践,都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难解之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它更是一个争论的焦点。

从当时的文化讨论看,涉及到文化的包容,又有一个最为凸显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新旧文化的相互关系。当时,很多人机械地把新与旧截然对立起来,割断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后者,将其彻底抛弃(这种认识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颇具代表性,其持续的时间亦相当长,影响很难根除)。针对这种非理性认识,李大钊敏锐地察觉到其中的误断。他明确表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象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 又象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确信万一有一方面若存这种妄想,断断乎不能如愿,徒得一个与人无伤、适以自败的结果。我又确信这两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新旧思潮之激战》,《李大钊文集》上,第66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新旧思潮之激战》,《李大钊文集》上,第66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李大钊在此使用"激战"一词,其中之"贬义"实在值得玩味)在李大钊的现实理想中,他曾憧憬,"国家莫大之福,莫若以新势力承继旧势力; 而莫大之害,则必为以新势力攻倒旧势力"。如果是"非铲除旧势力也,乃新势力之自杀耳"(《辟伪调和》,《李大钊文集》上,第50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处在中国近现代文化的转型时期,尤其是伴随着各种外来思潮的大量输入,如何正视新与旧的存在,的确困扰着很多人,而最能激励人心的恐怕就是要彻底"推翻旧习惯旧思想"。当时"学时髦的人,对于旧习惯,不论是非善恶,都主张推翻,说这个就是新思想"(《对蒋梦麟<何谓新思想>一文的附志》,《东方杂志》17卷2号。)。难能可贵的是,与普遍流行的看法不同,李大钊并没有如此简单化地认识问题、认识文化。他把新与旧看成是一个不可脱节、相互作用的整体,力主两者"并存同进",以理性的态度审视新与旧。从整体文化意义上讲,他所阐释的确是一种科学的、具有包容性的、合乎思维逻辑的、建设性的认知理路。如果沿着这条理路进行思索,肯定会将历史(传统)与现实更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全力避免堕入武断的思维歧途,形成僵化的思维定势。但令人遗憾的是,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进程中,有很多人为造成的悲剧,大致都根植于对新与旧的扭曲认识,从而留给后人惨痛的历史教训。

应当指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曲折发展中,文化的包容性,作为后五四思想启蒙的重要议题又一次被张闻天郑重地向中共提出来。在抗战时期,他从建立民族文化的统一战线的实际需要出发,分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和主要特征。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文化既是"民族的文化",又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上述新文化的四个要求是有机的联系着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但任何一种主义、一种学说,只要对于上述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主义、一种学说包办新文化的企图,都是有害的。新文化运动中,除抗日的统一战线外,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张闻天文集》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我们要知道:这种"为抗战建国以来服务,以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与大众的因素为自己内容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性质,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最彻底的一翼的作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张闻天文集》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张闻天的这段话对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充满理性的定位,同时也是对当时中共内部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一种严肃的批判。它对于统一党的思想认识,是及时而必要的。

就文化发展的规律本身而言,先进文化应当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领时代风气之先。因此我觉得,培育先进文化,进行文化创新,离不开最广大人民的文化实践,应该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人士。论述至此,我很想通过具体的事例来显现观念更新的必要。2001年,某省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特地拍摄了一部专题资料片《李大钊》。笔者在审看该片的脚本时发现:该片有一段关于李大钊与胡适关系的记述,中间提到1930年,胡适在《胡适文存》三集的扉页上写道,本书"纪念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并评断了胡适的这一作法,说这就体现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对此,笔者深感遗憾,希望该片编者能够改动一个字,以从根本上矫正他们的史观和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将"反"字改成"非"字,这虽然是一字之差,却展现出两种根本不同的理念。编者最终采纳了我的建议。几年来,对这件往事我总是难以忘怀。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文化研究中,一定要彻底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因为文化问题本身十分复杂,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想方式为标准衡量一切,注定要受到文化发展规律的惩罚。从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的确应当明白一个道理:要代表更大多数的人,首先就需要争取、团结更大多数的人,绝不能人为地树敌。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由于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独特性所带来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甚至易于激化。因此,特别需要讲求调和与和谐。中国共产党人适时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安民主张,并且加以广泛推扬,这是他们在文化思想上的一个划时代的理性进步,它必将成为凝集中华民族团结、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的精神动力。

其三,先进文化应该是开放的文化

文化的开放性是决定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开放亦是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

具体到中国文化,它曾有过开放。但是,到了近代,它在面对外来势力干涉、侵略的窘境之下,被迫实行自我封闭,人为地与世界文明相隔绝,从而使得思想启蒙晚出,自身的文化变革难产。尽管如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追求。作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严复首先把向西方学习、开启民智的时代命题提出来,并认为这才真正是中国的"富强之本"(参见《原强》)。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李大钊继承严复之余绪,开启了培育新文明之新理路。从历史过程着眼,应重视他在两个时期的思想,即留日时期、北京大学时期。就著作而言,应认真研究《民彝与政治》、《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新旧思潮之激战》、《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其中,《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可以视为中国版的新文明论(可与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之《文明论概略》相媲美)。其特点在于:深刻反思东西两大文明,剖析两大文明之特点,指出培育新文明之前提是自主地"迎受"西方新文明,要努力使固有之文明"变形易质",实现西方文明的中国化(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与当时的文化保守势力不同,从东西方文化的强烈对比中,李大钊深深感受到西洋物质文明的优越,"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滔滔,殆不可遏"(《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李大钊文集》上 ,第562、56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他认识到西洋"动"之文明的优越之处从根本上源于科学,高扬科学精神之大旗,要求有志青年"竭力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奋其勇气以从事于动性之技艺与产业。此种技艺与产业,足致吾人之日常生活与实验之科学相接近。如斯行之不息,科学之演试必能日臻于纯熟,科学之精神必能沦浃于灵智。此种精神,即动的精神,即进步的精神"(《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李大钊文集》上 ,第562、56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因此,李大钊抨击了时人对现代西洋文化的无知,痛感"国人对于现代西洋最有价值之学说,恒扦格不相入,诋排之惟恐不及",而以视胶执己见、夜郎自大,度量相越之远,有非可以道里计者"(同上,第566--567页。)。他惊呼:"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断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同上,第566--567页。)。"希吾青年学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同时,将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代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同上,第566--567页。)。

李大钊在这里所强调的"迎受"一词,揭示出一条重要的认知理路,即对西方文明要具有主动审视的态度,而绝不能盲从。力寻西方文明之长,以补中华文明之短。从近代文化发展的整体来看,可谓切中要害之言。这也是五四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问题。1922年,曹聚仁在总结章太炎国学思想研究时也特意提到了要"迎纳"西方新文明。曹先生认为,章先生研究"国学",目的有四:一、从速发掘"国学"之精华,解决取舍问题;二,从学科角度加以系统整理,"谋学术界的共同便利";三,摒弃"糟粕形式呆板教条","找出'国学'的真面目";四、"对于西方文化固当合理的迎纳","找得出沟通的方法"(参见《国学概论》,小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我们讨论先进文化问题,还应该建立适应时代性和现代性的新观念:随着人类生产手段、交往手段的进步,信息时代的到来,各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事实上时时都在互相作用,互相渗透。李大钊在当时就明确指出:当今之东方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李大钊文集》上 ,第560--56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东西两种文化之间,"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李大钊文集》上 ,第560--56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东西文化调和融会的结果,最后可以产生"第三种文明",这自然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又一次大飞跃。李大钊希望中国能为创造第三种文明、为人类文化做出第二次大贡献。但是,条件则是:中国人必须对于"遗袭之习惯",不论"若何神圣",都要"不惮加以验察而寻其真,彼能自示其优良者,即直取之以施于用"。并且还应当"时时创造,时时扩张"(同上,第564、571页。)。

李大钊特别以印度文明和俄罗斯文明为例,证明"东西文明调和之大业,必至二种文明本身各有彻底之觉悟,而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他明确表示:"对于东西文明之调和,吾人负有至重之责任,当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的生面"(同上,第564、571页。)。这里的"变形易质"具有深刻的含义,可以说含有溶合东西文化特点,培育中国特色新文化的内容。

今天,努力培育先进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决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因此,我们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全力汲取对我国有益的文化营养。

其四,先进文化应该是传承与创新并举的文化

就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言,必须遵循传承与创新并举的原则,任何创新都不能离开传承,任何创新都是一个艰苦的充满矛盾的过程。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文明史是不容割断的,她的文化一定要有继承,在继承中去发展优秀文化。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当年,毛泽东在其文化实践中很重视这个问题,也曾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胡乔木晚年在回忆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也曾谈到文化传承问题,说毛的"《讲话》在收入《毛选》时,是作了一些修改。讲讲有哪些重要的修改,倒是很有意义。这并不是考据,而是可以说毛主席详细考虑了哪些问题。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发展。删掉'特务文艺'之类的提法,可以讲,但并不重要。还有很重要的改动如对待文化遗产,原来只讲'借鉴',后来改为继承和借鉴,因为有的文学遗产,就是要继承,如毛主席写旧体诗词,诗体七律,词牌菩萨蛮,这根本谈不到什么借鉴,就是继承。不仅这个,还有语言,就是继承,任何作家离开历史形成的语言传统都不可能写作。语言尽管有创新,但基本是继承,不可能每一个人创造一套语言,那样的文学是不可想象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269页。)。

至于说到创新,我倒想先诠释一下对文化创新的认知取向的认识,因为今天人们对创新的认识很为模糊,且染有浓重的功利色彩。基于深入的研究,我的感悟是:文化创新要有现实性和实践性,它要回答现实中提出的问题,在实践中创新。文化创新要讲求历史继承性,离开历史,根本无法认识文化。文化创新要注重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同样应该是开放的。文化创新要含有逻辑理性,遵循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文化创新要体现自我否定性,通过自我扬弃,向着更高的层次递进。

这里,我想再以儒学的创新为例,从个案的角度进一步做深入的分析。作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贺麟联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对抗战时期新文化的展望,曾谈到如何正确认识儒家思想、看待儒家思想发展的问题。他说,"儒家思想是否能够有新开展的问题",就是"儒家思想是否能够翻身、能够复兴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化能否翻身、能否复兴的问题。儒家思想是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序言。)。显而易见,贺麟在这里郑重提出了中国现代新文化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即儒化、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的命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对于"中国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文化观念,这一命题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它揭示出中国现代新文化发展的基本目标。

贺麟看出,思想文化的发展、民族精神的弘扬是学术救国、学术建国之根本,首先有赖于个体的觉醒,是由个体所体现的。"如一个人能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他便能以自己的人格为主体,以中外古今的文化为用具,以发挥其本性,扩展其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如中华民族是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的民族,是能够继承先人遗产,应付文化危机的民族,则儒化西洋文化,华化西洋文化也是可能的"。我们最终"要求一自主的文化,文化的自主,也就是要求收复文化上的失地,争取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同上,第6页,第20-21页)。

贺麟还具体分析了"儒家思想新开展所须取的途径",今天读来,仍感颇受启迪。他说,"欲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在于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我们要能看出儒家思想与科学的息息相关处,但又要能看到两者的分界处"。"我们不必采取时髦的办法去科学化儒家思想。欲充实并发挥儒家思想,似须另辟途径"。这就是:"第一,必须以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第二,须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第三,须领略西洋的艺术以发扬儒家的诗教"。应该说,贺麟谈到的具体途径是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路径,沿着这条路径进行探索,"会使每个中国人都具有典型的中国人气味,都能代表一点纯粹的中国文化"(同上,第6页,第20-21页)。

针对于抗战的现状,贺麟更期望在抗战救国、抗战建国的基础上,实现民族文化的真正复兴。为此,他坚定地强调:"我们现在的抗战建国运动乃是有深厚的精神背景和普遍的学术文化的抗战建国运动,不是义和团式不学无术的抗战,不是袁世凯式的不学无术的建国","我们抗战的真正最后胜利,必是文化学术的胜利。我们真正完成的建国,必是建筑在对于新文化、新学术各方面各部门的研究、把握、创造、发展。换言之,必应是学术的建国。必定要在世界文化学术上取得一等国的地位,我们在政治上建立一自由平等独立的一等国的企图,才算是有坚实永久的基础。"(同上,第6页,第20-21页)。我们中国人必须明白,"学术是建国的钢筋水泥,任何开明的政治必是基于学术的政治。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上必是一个创进的学术文化的建国。抗战不忘学术,庶不仅是五分钟热血的抗战,而是理智支持情感,学术锻炼意志的长期抗战。学术不忘抗战,庶不致是死气沉沉的学术,而是担负民族使命,建立自由国家,洋溢着精神力量的学术"。因此,"要以战斗的精神求学,要以求学的兴会作战"(同上,第6页,第20-21页)。基于这样的深刻感悟,贺麟在抗战时代发表了40多篇"有自己性格的烙印"的论文,实践着学术建国的主张。这些论文在战后(1946年)结集出版,定名为《文化与人生》,他在该书的序言中特别告诉读者:他的书"有我",亦"有渊源"。"绝少人云亦云地抄袭现成公式口号的地方"。虽然"你也许看不见科学、民主、工业化等口号之重见迭出,然而如何使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弥漫浸透于人人生活中,如何使工业化有坚实深厚的精神的基础,本书或有指出进一步的努力,并提出深一层的看法的地方"。他还告诫读者:既"不作传统观念的奴隶",也"不作流行观念的牺牲品"。要格外警惕"有许多人表面上好像很新,满口的新名词、新口号,时而要推翻这样,打倒那样,试考其实际行为,有时反作传统观念的奴隶而不自觉"。要明白"从检讨这旧的传统观念里,去发现最新的近代精神。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叫做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

这里还须说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进行文化创新,首先要对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有正确的把握。从一般意义上讲,较之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是深层次的,文化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在文化积淀、历史传承异常深厚的情况下,文化创新就显得颇为艰难、曲折。中国近代文化的更新过程,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的文化创新,经历了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至今仍然没有终结,我们依旧在进行艰巨的探索。从这个意义讲,文化创新本身具有过程性,对过程的认知要特别讲求的是理性、是耐心、是容忍,绝不可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把握规律。

进行文化创新还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有效的体制做保证。为了营造这样的环境和体制,就要努力坚持"双百"方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曾经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大力进行文化体制的改革。在这些方面,我们的确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实事求是地讲,我们也将面临着新的挑战,因为这中间有很多东西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很多问题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观念更新来加以根本解决。

其五,先进文化应该是普及与高深结合的文化

毫无疑问,先进文化是高层次的文化,但它的发展需要兼顾普及与高深。也就是说,既要使大众文化得到必要的发展空间,更要为大众文化提供重要的支撑、导向,着力培育高深文化、精英文化。

实际上,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文化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我在重读《邓小平文选》时发现: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就非常重视文化工作,并对当时的文化工作,特别是军队文化工作有专门的论述。1941年5月,他在八路军129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做了题为《129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他着重分析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他对张闻天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所做的基本概括(比毛泽东的概括增加了一个"民主的"限定)表示赞同,提出要做"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和实行者"。他还特意谈到"文化工作中的缺点":"我们文化工作在高深的研究上是很不够的,但在深入底层,为大众所接受所把握这方面,又何尝够了呢"?"我们要求把普及与深造结合起来"。他对"轻视文化"、"轻视知识分子"的作法也提出了批评。我认为,邓小平的上述主张,对于我们今天做好先进文化的培育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今天,努力培育先进文化,着实需要在高深文化方面有所建树,特别是要重视理论思维和理性思维,着力在文化理论方面深入地研究和解决一系列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包括:文化的学科属性、文化与文明的定义、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文化差异的形成、文化的融合、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文化中的道德重建、文化的自觉与反思、文化心理的调整、文化管理问题,等等。

关于文化的学科属性问题,从总体上讲,文化属于跨学科研究的内容。因为它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而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又与文化联系得最为紧密。

关于文化的差异性,是文化问题的原点所在,亦是文化理论的基本问题。很多文化问题都是由这一问题所派生出来的,不少文化冲突也大都起源于此。因此,我们实有深入探讨之必要。

关于文化融合(民族、国家、地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培育先进文化,从逻辑、历史和现实诸方面,都必须对这个问题给予全面、系统的论证。

关于文化中的道德重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又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中间,需要对传统道德进行深刻的反思,对道德进行新的规范、分层,尤其是要注意在全体公民中进行社会性道德--公共道德的启蒙和培育。

关于文化的自觉与反思,是今天文化发展中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无论是正确认识异文化,还是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首先需要我们具备理性而平和的心态,绝不能狭隘地、庸俗地感情用事。

关于文化心理的调整,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所带来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其必然会影响到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方式,这就需要人们对此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关于文化管理,这是一个典型的富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它直接涉及到国家政体、意识形态和文化体制等诸多方面,较之经济、行政管理等,显得更加复杂、敏感,中共十六大虽然初步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但更需要进行专门的、细致的研究。

这里还有必要强调:文化发展的高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性的构成。只有具备了敢于反思自我、否定自我、剖析自我的基本精神,才能给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原创力、原动力。

应该说,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就曾做出过理性的反思。他提出,如果从新文化的角度着眼,"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文化也是这样,二十年(从"五四"算起,引者注)中有三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一切好的坏的东西都检验出来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4页。)。今天,对他所指示的这条"之"字路仍有必要做出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总结。

我们还看到,在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探究中,通过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理念,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仅展现出一个新的理论命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该命题的展现是以对五四以来的"文化革命"做出理性的反思和分析为基础的。所谓要构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立"文化统一战线",则正是针对五四以来"文化革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的放矢地提出的基本文化战略。实践已经证明,这一战略是正确的。

我们应当深知: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完成培育先进文化这一神圣使命,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异常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因此,必须承认: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惨痛的教训。至少须要深刻总结建国以来文化发展的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否定文化的多样性,背离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宗旨; 进行激烈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化斗争,错误地对待本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 鼓吹政治高于一切,使学术、艺术政治化; 贬低知识的价值,否定知识分子的作用; 单纯强调革命化,执政党缺乏必要的文化素养; 制造脑体对立,开展所谓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片面宣传无神论,试图消灭宗教信仰; 打倒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从根本上否定人文社会科学; 等等。

由于时代的巨变,在培育先进文化的历史过程中,我们正面临着许多需要亟待解决的新问题,而对待所有的新问题,尤其需要具备理性的认知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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