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朱成甲师相知已有20多年了，我们之间真正建立起珍贵的忘年学缘是因于李大钊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先生的文章和著作独树一帜，不仅对于我的学术成长助益颇深，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李大钊研究的学术走向，哺育了至少两代学人。至今，他的著述仍为新一代学子开启中国现代历史人物研究的入门之径。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遭受“文革”重创的学术界百废待兴，党史研究更处于拨乱反正之时，朱成甲先生不囿于成说，率先于1983年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其“知天命”之作——《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开敢于实事求是研究正面历史人物之先河，他着力于分析李大钊的思想矛盾，以事实为根据，解析其从“拥袁”到“反袁”的思想变化过程。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对过程和矛盾的展现，确实给时人耳目一新之感，也引发了人们对党的历史人物研究的深层思考。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朱先生焕发出沉积已久的学术灵感，他在编辑工作（时任《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编辑室主任）之余，仍废寝忘食、勤学敏思、笔耕不辍，推出轰动学界的传世佳作——《李大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版），再次赢得学界同仁的赞誉。著名学者李新、刘桂生两先生联名写序，称赞该著真正“使人们对于李大钊的理解和认识，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使这个人物更加丰富、生动、可敬、可亲、可信，从中获得更多的启示和教益”。
《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一书，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中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力作，亦是真正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弘扬科学理性的一个典型范例。在当今学术界充斥浮躁汗漫的气氛中，更凸显这一著作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示范意义。
朱先生继承中国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运用全新的史学观念和理性思维，将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李大钊早期思想放到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实际当中加以深刻认识，得出了很多前人没有认清，但符合历史真实的正确的结论。他不惧疑难，专心分析和解决了李大钊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难点问题。例如：关于“李大钊拥袁问题”、“民彝思想问题”、“青春思想问题”、“调和思想问题”，等等。
在我看来，该著富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其一，坚持从客观历史事象出发，求真求实，力戒空谈。在该书的每一章，思想的每一出处，都有翔实的背景分析，不仅说明事实是什么，而且阐明究竟为什么。在严格地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整理出李大钊早期思想发展的真实轨迹。
其二、在宏大的历史视野中，将具体的思想人物写活。该书一改思想史著作的呆板、程式化，没有把李大钊写成一个“标签式”的政治领袖人物，而是努力展现其独有的思想矛盾，把思想写得更富有逻辑。
其三，无论是知识含量，还是学术含量，都属上乘。该书虽是写李大钊个人的思想，但涉猎的领域相当广泛，包括历史学、哲学、文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等。
其四，将思想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紧紧联系起来，富有大历史感。该书虽以李大钊早期思想为主线，但同时勾画出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李大钊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高度关切，对整个社会政治、社会思潮格外关注。因此，研究他的思想变化，就必须深入到思想之外，通过对外部世界的分析，说明思想的内在价值。对此，该书做出了十分有益的尝试。
其五，文史交融、相得益彰，使思想史著作体现文学特色。该书完全改变了以往思想史著作文字的晦涩，赋予文学的笔调。如日本学者后藤延子的评价：“通过实证分析，否定过去一直通行的说法，使人仿佛在读优秀的推理小说的谜底一样，得到新知的满足，从中体会到绝妙的理趣”。全书“富有鲜明的文学情调，可以说既是研究著作，又是文学评传的杰作”。
其六，分析、考证细腻，从细腻中透出的是历史的真实和思想的深刻。如对《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一诗的解析，明确校正了过去误断所产生的根本性错误。
在《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一书基础上，朱成甲先生又受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之重托，全力撰写《李大钊全传》，于2009年李大钊诞辰120周年之际， 62万余字的《李大钊传》（上）杀青。至此，朱先生可谓穷三十年之功，初步完成了他载入史册的李大钊研究三部曲。
应该说，相对于前两部曲，朱先生的第三部曲保持了已有的特色，又充实了更多新的内容，更为坚实，体现出他独特的学术境界。学术史上不乏这样的范例，严肃的学者往往要不断反思和修正自己已基本成形的研究成果，因此学术著作会有很多修订版，通过修订，使其学术成果日臻完善。
朱先生的第三部曲是为李大钊立全传。在历史研究中，人物传记是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也是最具难度的研究方式。那么，究竟难在哪里呢？难在“实事求是”，难在它要涉及到人本身，难在著者要时刻保持客观冷静的认知态度。当年，司马迁抱定“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理性追求，不畏强暴，秉笔直书，蒙受人间奇辱而不悔，终于创作出了传世的《史记》，赢得后人的仰重。今天，这种历史理性精神的再现，才是民族学术的希望所在。与古人相比，我们固然有所进步，但现代人物传记，尤其是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典型历史人物的传记怎样才能写成信史，却仍旧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敢于尝试者真是凤毛麟角。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先生不畏艰难，敢于闯入禁区，以与众不同的书写方式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立传就着实令人钦佩。
那么，朱成甲的《李大钊传》(上)究竟有何特色呢？概括地说，这是一部具有深厚人文底蕴，以思想史为基础，融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为一体的政治名人传记。具体地说，它的重要学术价值有以下六个方面内容特别值得关注。
其一，朱先生在“后记”中告诉我们他的基本理路——努力找寻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与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一样，李大钊被视为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第三代人物的代表）。“根据我国的客观情况和时代特点，一百多年来我国的优秀人物探寻救国真理最困难、最艰苦、最为可歌可泣的阶段，就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广泛传遍以前。一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由俄国的十月革命显现其真理性与改造旧世界的强大吸引力以后，人们寻求救国真理的最艰苦的摸索阶段，实际上就已成为过去”。显而易见，朱先生给传主李大钊做出了基本的历史定位。这种定位，将毛泽东当年对中国近代先进人物的表述加以延伸，符合历史的内在逻辑。
其二，与一般的人物传记不同，《李大钊传》（上）的写法很有必要做出归纳和分析。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政治人物的传记很容易陷入脸谱化的窠臼，而在党史人物的研究上，更是形成了定势。更何况，长期以来，所谓阶级分析代替了人性的辨析，使人物严重失真。这在李大钊研究中已形成顽疾。
朱先生笔下刻画的李大钊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丰满的历史人物，他被放到中国近现代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和文化氛围中进行精细的考察，从而提供出李大钊思想变化的真实根据，使人感到可信。例如：为说明李大钊早期的宪政思想，朱先生花费了相当的篇幅研究清末立宪运动，着力说明“立宪大课堂与现代政治运动的洗礼”对李大钊思想的重要影响。
其三，朱先生特别注重拓展历史研究的人文性，倾全力深入挖掘贯穿于史的复杂的“历史人物链”，以人物证明人物，通过人物关系的连接论证人物的思想演变及其内在矛盾。传中所涉及的人物举足轻重，其中包括：袁世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梁启超、汤化龙、孙洪伊、白坚武、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高一涵，等等。
李大钊与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人物、文化人物关系十分密切，有思想上的共鸣，但随着认知思辨过程的延伸，他与某些学界泰斗反目，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认定的政治原则。其与梁启超之间的关系就是朱先生所苦心揭示的显例。在重点人物关系研究方面，朱先生设专章分析，其中以李大钊与章士钊之间的关系着墨最深。
其四，朱先生在传中特别关注李大钊的教育背景，尤其是其求学经历。从其不平凡的求知历程中理出中国近现代文化嬗变的基本线索和特点，并进而指示探究深层问题的路径。这是朱先生从事人物研究所运用自如的一条重要方法论，显示出他深厚的学术功力。
我最欣赏的就是“东京留学”一章。开宗明义，朱先生明确告知我们，“对于李大钊这段学习生活，人们不应以一般的青年学子的留学去衡量。因为他的水平，他所追求的目标，他学习的出发点、方法以至实际的身份等，都和一般的青年学子不同”。他“是为了从根本上探寻救国的政理出去留学的”。确实，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坦言，当年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因“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兴国群之良策”。而学成后又赴日本留学，是“仍感学识之不足”，“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其实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需要探究。这里姑且提出几个问题。为什么学后会“仍”感不足？“学识之不足”又表现在什么地方？日本维新时代的政策为何不适用于中国？日本的维新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其五，既然李大钊是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那么，他最看中的西学是什么，就是必须探讨的问题所在。朱先生巧妙地将“民彝”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连接起来，说明两者之间在价值体系上有其共通之处，从而提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的新人文主义命题。这为他迎受西洋近代文明，探索东西方共有的价值取向，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这同他特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也存在着逻辑和历史的连续性。
虽然这部传记仅仅是上部，朱先生为此而感到“愧疚”。以朱先生之功力，下半部正是传主的辉煌时期，定会更加精彩。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这段历史较之清末民初，更复杂、更敏感、更易变。再加上资料的匮乏，有很多问题是难以如上部那样厘清的。作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是一个难题。特别是如何展现他的思想转变？他所开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没有能给予认真的梳理，加以承继。而他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至今仍存有不少疑点。凡此种种，我们期待着朱先生和同仁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