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侯外庐诞辰110周年。侯外庐早年曾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并在留学期间翻译德文版《资本论》，回国后继续从事翻译，成为我国最早的《资本论》译者之一。本文结合他的译事，揭示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史事和学缘，以期丰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深入传播的历史认识。

例一，“理论导师”指导下的翻译

侯外庐翻译《资本论》，得益于李大钊的指导。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李大钊是他们的“精神领袖”、“理论导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历史地位的真实写照。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十分重视对马克思原著的翻译和理解，着力进行“学理”上的探究。1921年1月，他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是必然的，但是绝非易事，所以要做认真的研究。“为了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应首先翻译各国最简明扼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著，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1922年2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请李大钊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说，“马克思的学说很深奥”，实在“不敢说对他有什么研究”。“大家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很想研究，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不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甚至于关于他的著述，仅仅只看过一遍的，这样的人也不能找出”。他表示：假以时日，“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他告诉听众，“马克思的大著作是《资本论》”，须把它“有系统的研究起来”。

李大钊几次向侯外庐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他曾反复说过：“拼上半生功夫研究《资本论》，也不一定能得其要领。”1924年，当侯外庐听从他的教诲，决意翻译《资本论》，从理论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义时，他给予了明确而坚定的支持。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的侯外庐，经同乡高君宇（北京大学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中共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介绍，与李大钊相识，开始对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

为了帮助侯外庐进一步开阔理论视野，补充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李大钊介绍侯外庐结识了时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陈翰笙（早年留学美国、德国，1921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任教期间，经李大钊介绍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已是中共党员）。他还将自己的西文书籍借给侯外庐,其中就有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的英译本。我们从中亦可以了解,李大钊能够直接阅读英文原著。

在回忆录《韧的追求》中，对和李大钊的最后一次会面，侯外庐做了详细的追述。这是最难忘的一面。当时正值“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遭北洋政府通缉，已避难于俄国使馆的兵营（具体地点应是中俄庚款委员会办公室）。两人见面的地点约在东交民巷道升洋行。侯外庐回忆，李大钊是登梯子越过一堵矮墙过来的。他向李大钊表示，“很想先在理论上追求真理”。李大钊说：“先从理论下手也好”。同时强调，应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入手，赞同侯外庐的翻译马克思德文原著的打算。正是这次会面，用侯外庐晚年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决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这里还应特别提及的是：在侯外庐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李大钊的两位同乡，河北乐亭人王思华和李乐光给他以特殊的帮助。前者是他的合作者,1930年由法归国后，经陈翰笙介绍，侯外庐结识了同为留法学生的王思华，俩人志同道合、相互信赖，共同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并分别在1932年、1936年正式出版。后者系李乐光(字白余)，是当时中共北平党组织的负责人，与王思华私交甚佳，暗中帮助侯外庐找回了当年不便带回国内，留在德国柏林由成仿吾悉心保存的《资本论》第一卷（20章）译稿。同时，他又承担了译著的出版任务。要知道，李乐光是李大钊的族侄，这份亲缘似乎预示着大钊的在天之灵也在保护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从这段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经历中，我们既感受到幸运之神的眷注，又感悟到老一辈思想传播者的艰辛。今天的青年一代应该从中做出更为理性的思考。

严谨的翻译是需要特殊条件的。在当时动乱的中国，根本不可能获得通过翻译掌握西学的基本条件和必要环境。因此，侯外庐果断地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留学法国。1927年夏，侯外庐赴法留学，进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开始学习德文，试译《资本论》。1928年，正式动笔翻译经恩格斯审定的《资本论》德文第四版。同年，经成仿吾介绍，侯外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选择德文版翻译，就是要尊重马克思的原著。当时中国人接受西学、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语言上主要是依靠日文和英文。这中间，产生的问题很多。最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学术理论的本义。

李大钊当年留日，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想通过深入的文化考察，正本清源，真正认知西方文化的真义。因此，他特别反对时人“群趋于扶桑”，“以和化为荣”，追求“简便易行”的浅薄之举。相对于李大钊一辈人，真正深入到西方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腹地，的确给侯外庐的翻译工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他珍惜在巴黎的每一寸光阴，使自己的学术追求变成了“有责任的信仰”。也正是由于此，三年的留学生活中，他甚至没有得空美美享受西方文明古都的多姿多彩的风貌。这种留学生活更是今天的学生所无法想象的。

大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遇到的困境，侯外庐在翻译实践中也切身体验到了。几十年以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那段难忘的时光：在法国，我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除了上图书馆，除了为党做一些必要的工作，几乎足不出户。巴黎是西方文化荟萃之地。我在巴黎附近生活了三年，一次不曾参观卢浮宫、凡尔赛之类的名胜，一次没有进过剧场去欣赏法兰西的戏剧和音乐。我只有远望埃菲尔铁塔，而从未得闲去登临其巅。我把在法国享受到祖国享受不到的自由，全部献给了学习和翻译《资本论》的工作。付出如此代价，换来的成果是，两年试译，译完第一卷二十章。不过，侯外庐的思想和精神确实是充实的，60多年后，他仍然可以清楚地列出他在巴黎大学所修的课程，尤其是围绕《资本论》的翻译在课外获得的完整的西学知识。“德文、法文之外，还涉及西方古典哲学、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诗、数学、机械学等等”。另外，“我精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补读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亚当·斯密、萨伊、西斯蒙蒂、李嘉图等人的著作”。

例二，研究《资本论》中的中国人

赴法留学之始，侯外庐全力翻译《资本论》（德文版），在两年多的时间中，他译完第一卷前20章。1930年春回国，继续从事翻译工作。此时，他着重就过去翻译中存在的疑点进行深入研究。“以一个细处为例，第一卷第三章（货币与商品流通）的注释第八十三，马克思引用了《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所录的一位中国官员的奏折。德文版《资本论》所示这位官员的译名为Wan-Mao-in 。我的清史知识不够，初译时对这个官员一无所知，在法国时就想查实他的姓名和职务，苦于手头没有资料。回国后，查阅过陈豹隐先生的译本（陈豹隐先生翻译出版过《资本论》前三章，1932年时，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与我同事），陈先生是音译为‘王蒙尹’的”。

侯外庐进一步回忆道，为了彻底弄清事实的真相，“我和王思华请教了研究财政史的崔敬白先生，崔先生愿意和我一起查材料，最后才确定，马克思提到的Wan-Mao-in ，是名列《清史稿》列传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王茂荫和Wan-Mao-in 音同，是否就能断定无误呢？我还是放心不下，直到买到一部《王侍郎奏议》，研究了王茂荫的经济主张，货币改革主张，这才断定Wan-Mao-in 即王茂荫无疑。在研究王茂荫货币改革主张的同时，通过查核王茂荫生平经历，得到过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了解到，王茂荫曾在清政府血腥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出谋献策，充当过帮凶”。谈及合作研究的崔敬白先生，侯外庐说：“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为了核实王茂荫——这个《资本论》注释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他也是穷追不舍的。他和我曾有许多封讨论王茂荫的通信。可惜，历尽沧桑，崔先生的来信在我颠沛流离的生活途中失尽”。

从侯外庐的上述回忆，我们至少可以明了以下五个问题：其一，与阅读译本不同，侯外庐先是从翻译的角度发现问题。作为译者，必须忠实于原著，对原文中涉及的所有人物都要有精确的把握。因此，他把翻译和人物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其二，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侯外庐就尝试研究王茂荫，但囿于资料的限制，真正的翻译研究始自1930年春。他和王思华的译本于1932年9月以“国际学社”名义正式出版。其三，侯外庐与王思华、崔敬白一道,不仅考证了王茂荫其人，而且还研究了他的经济主张、货币改革主张、生平和政治活动。显然，侯外庐不满足于对这个历史人物做一般性的了解。其四，侯外庐的查考，基础资料较为翔实，涉及《清史稿》、《王侍郎奏议》等。其五，侯外庐的考证和研究，得到了财政史专家崔敬白先生的倾力相助。他痛惜两人之间有关王茂荫研究的学术通信的遗失，并引为终生憾事。应该说，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史的憾事。

说到这一考证和研究，还必须提到郭沫若，他清楚地了解侯外庐的《资本论》翻译和对王茂荫的考证，并且格外关注此事。在回忆与郭沫若1938年在重庆会面的情景时，侯外庐说，当时，“郭老向我披露，他在日本时，确有翻译《资本论》的心愿，只是由于没有地方出版才作罢的。所以，他一向注意国内《资本论》译况。郭老说，他1932年在日本，从《世界日报》上知道我和王慎明（即王思华）出版了第一卷上册译本。当时，我在该报发表过一篇杂谈翻译过程的文章，其中一段，谈及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一条注释中所提的清代官僚王茂荫名字的考证过程。连这样一个细节，郭老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告诉我，读了我的文章之后，他还曾托人向王茂荫在安徽的家族做调查，进一步核对我的考证。我对他研究问题的严谨、周密，不禁佩服之至”。

例三，思维方式的改变与史学研究的独创

对《资本论》的翻译使侯外庐的学术研究得以贯通中西，形成自己鲜明的理性特色。概括起来，我想有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需要引起重视。首先，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解。他敢于怀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曲解。其次，确立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起点。再次，对中西文明的差异性有了深入认知。

我注意到，近年来，有些人把侯外庐看成 “教条主义者”。实际的情况正好相反。他努力尝试的是把马克思的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事象相联系，实事求是（他以王国维、章太炎为楷模，继承清代朴学传统），做出自己的判定，以求“自得之学”。

通过十年翻译《资本论》，侯外庐的学术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在回忆录中总结道：“《资本论》是凝结马克思四十年心血的一部煌煌科学巨著。我从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超群出众，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资本论》的理论和《资本论》本身所体现的方法论，是应予同等重视的。我个人在逐字逐句的推敲中苦下了功夫，才得领悟此中意义。翻译较之一般的阅读，其益处即在于它更严格地要求我们去理解，去重述理论的全部由来，更深入地要求我们去领会理论的阐述过程，乃至理论本身的逻辑构成。在我年轻的时候，想做学问，身为中国人而要摆脱中国传统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的束缚，是非常难的，况且我这个蒙馆读经出身的知识分子。我常自庆幸，十年译读《资本论》，是对于我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宝贵训练。这方面的收获，决难以任何代价换取”。

有了《资本论》全面的“思想训练”，直接促使侯外庐在史学研究中显露出非同一般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个性。在侯外庐独特的学术思维框架中，他关注着对一般规律的研究，但更注重对特殊性的探讨，他的学术兴趣始终紧紧围绕着探究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的特殊，从中发掘出问题，进而在研究中实现研究范式的创造性转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学术未沾染上任何教条主义气息。相反，他努力与教条主义划清界限，即使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他也没有任何退缩。例如，他始终坚持着他对生产方式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特殊理解：“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劳动者（力）二者的特殊结合方式。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来表述，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马克思接着就据此概括作为特定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点”。而当有人指责他的观点与斯大林的说法相悖，违背马克思主义时，他则明确表态：“斯大林的说法我不懂”（《韧的追求》，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7——229页）。在20世纪40年代，这样做需要自信的理论勇气。事实上，这种对特殊的深刻认知，伴随了他一生的史学研究实践。

从学术思维发展的逻辑着眼，认知、整合概念是学术研究中一项最基本的工作，作为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治思想史者，侯外庐尤为重视此项工作，他的研究总是同厘清概念联系在一起。他的学生何兆武回忆道，“侯先生在他的研究过程中，习惯于深入钻研每一个重要概念的确切涵义；每每遇到一个重要概念时，不弄清楚，不肯罢休”（《侯外庐纪念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这种执着，筑造了他不懈的学术追求。

揭示概念问题，不能不联系侯外庐的《社会史导论》。这是他研究中国社会史的第一篇论文。在这篇确定其研究导向文章中，他围绕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性质论战各方所引用的方法论，做了一个总的批判”。其中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资本主义。侯外庐一方面提醒人们，“《资本论》里用资本主义这一范畴甚少见，而做形容词用的是取Capitalist，如资本家的社会，资本家的生产，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即生产方式）的一社会，就是因为资本主义是按一个诸制度并存的构成看待”（绝非所谓“纯而又纯”）。“这种严明的方法论，实在是认识一社会构成（不是社会制度）的先决条件”（《侯外庐史学论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3页）。

另一方面，他从对生产方式的认知入手，直率地批评了当时国内外学者对“生产诸力”、“生产方法”，以及它们与社会性质的关系的误读，为进一步论证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提供了理论前提。以此为基础，侯外庐进一步做了“理论延长工作”，合乎逻辑地提出并论证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由厘清概念到提出问题，是侯外庐的基本学术理路，他所力图深入揭示的很多学术疑难大都是由对概念的不同理解所引出的。

在史学思维中构建起唯物史观，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为了有别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使唯物史观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得以充分展现，侯外庐提出了一条特殊的认知理路：将社会史研究同思想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在反思、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时强调：“我向来认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不可或缺，而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1页）。如今，这一理路已成为被学术界认同的侯外庐学派的主要学术特征。

由此，我又联想到一个问题：今人在评价侯外庐的学术贡献时，尤其看中其思想史研究的成果，那么对他的作为“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又应该如何评价呢？对于这个问题，白寿彝有着独到的见解：“外庐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主要是在社会史方面而不是思想史方面，他的代表作应该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后来，《中国思想通史》写得那么大，量那么多，但写这书的史学思想是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指导的（《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纪念侯外庐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页）。这是非常中肯的评断。确实，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侯外庐的学术思想的话，他的社会史研究的价值更值得重新认识，而与《资本论》翻译的内在联系，似乎更不应予以完全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