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迈斯纳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作者: 管永前
  • 时间: 2016-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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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莫里斯·迈斯纳对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性质和特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成果给予了比较中肯的理论概括。他系统地提出了毛泽东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乌托邦”观念以及“民粹主义”倾向之间的相关性,并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作了冷静的思考。尽管国内学界难以完全认同迈斯纳的解读,但不可否认,他的确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启示。
〔关键词〕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乌托邦”;“民粹主义”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1931—2012),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系教授。从20世纪60年代起,迈斯纳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中共党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对毛泽东时代及以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性质和特征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以自己独特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成果给予了富有深意和比较中肯的理论概括。他的主要著作有《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探寻(1978—1994)》《毛泽东:一个政治和知识分子的肖像》等。迈斯纳的研究特色在于,他系统地提出了“毛泽东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乌托邦”观念以及“民粹主义”倾向之间的相关性,并表达了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担忧。这些观点曾被中国学术界严重误读,遭到很多人的批评和指责。正如侯且岸所言,“我国学者难于同迈斯纳沟通,大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不太了解迈斯纳的学术思想,没有能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认识迈斯纳的学术观点,这就使得对迈斯纳的商榷流于简单化,没有真正抓住实质”。[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173-174页]本文不打算对这些复杂的论辩过程作出评判,而是试图通过迈斯纳提供的独特视角,来理解毛泽东以及整个毛泽东时代,并通过对这些历史和思想遗产的思考,探寻其中所蕴含的启迪和意义。
 
一、毛泽东主义中的“乌托邦”观念
在国外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中,“乌托邦”是一个较常使用的分析概念。迈斯纳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一书中,用了较大的篇幅,探讨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同他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乌托邦”观念的关系。他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毛泽东主义是继承并在某些方面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积极的幻想,同时又是带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轻蔑地称之为乌托邦的许多特征的一种学说”。[[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张宁、陈铭康等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迈斯纳最核心的观点是,毛泽东试图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其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列宁主义的,而是具有空想色彩的“乌托邦主义”。
首先,毛泽东主义具有某些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观点。例如,毛泽东主义并不认为经济落后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障碍,反而认为它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优越性。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的特点或优点是“一穷二白”,处于前工业社会的中国,正在为全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开辟道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主义对于那些与现代经济发展有关的组织和制度都很厌恶,这一点与19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也有相似之处。对专业分工的偏见、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大规模集中化组织形式的反感、对所有官僚主义现象的坚决反对态度,以及对于正规高等教育的不信任”。迈斯纳指出:“肯定‘落后的优点’同马克思对历史客观决定性力量的坚定信念是不完全一致的,或者说,这种观点就意味着历史发展的结果依赖于‘主观因素’,即那些富于献身精神的人们及他们的思想觉悟、道德价值观与行动。”[[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张宁、陈铭康等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其次,毛泽东主义具有排斥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倾向。迈斯纳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出现了一些类似乌托邦的观点,产生这一现象的关键,是如何看待现代资本主义。从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看,它不具有自发性,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而被迫卷入的。因此,“毛泽东主义的论述一般倾向于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相提并论,并把他们都看成是外来的入侵势力,从而试图从其他地方寻找改造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排斥,必然导致他“总是倾向于在那些最少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社会领域中寻找社会主义的源泉”。[[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张宁、陈铭康等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7页]
第三,毛泽东主义把苦行价值观作为实现乌托邦的精神追求。迈斯纳发现,毛泽东意识到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并不能保证共产主义一定到来,所以他反复强调,只有自觉地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完善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普及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并在普及过程中使之内在化,并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共产主义才会实现。因此,毛泽东在社会历史观上更多地强调意识的作用,“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更多的是对理想的追求,没有多少目的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必定实现的信念,并不建立在对客观历史规律作用的坚定信心上,而是以建立共产主义为物质前提的同时,相信群众的革命能动性和他们具有自觉追求并实施共产主义目标的决心”。[[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张宁、陈铭康等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这样,毛泽东把努力工作、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价值观作为实现乌托邦主义的精神动力,通过践行苦行价值观,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未来。
那么,如何理解迈斯纳所认为的毛泽东主义的“乌托邦”观念呢?由于历史认知和思想方式的原因,近代以来中国人一般是在贬义的意义上使用乌托邦这一概念。在很多人看来,“乌托邦”意味着“空想”、“不现实”,甚至等同于“政治幻觉”。但在西方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中,“乌托邦”一词既可以用来指人类希望的顶峰,又可以用来指人类愚蠢的顶峰。在道德上,它或许是“福地乐土”,而在历史上,它也可能是“乌有之乡”。秉承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无论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到康德的“道德世界”,“其实都在某种人性有限的假设下,把最纯粹的期望寄托于理想层次的乌托邦,而把失去乌托邦导引的世俗生活看成是行于昏昧之中的堕落”。[萧延中:《美国学者视角下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读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批判精神是乌托邦的核心,它蕴含着人类无限思想张力的独特内涵。乌托邦是一个使人沉思而不是使人行动的超历史的范式,它不是对未来明确的强制性规定,而是蕴含着现实道德批判的准则,是向美好未来表达一份充满信心的不灭祈望。显然,迈斯纳绝非单纯在理论上研究毛泽东构建乌托邦的抱负,而是充满了对这项事业的意义和历史价值的赞赏:“毛泽东主义的时代将作为伟大的乌托邦插曲之一记载在世界历史上,试图理解马克思主义在现在世界的命运和乌托邦作用的人们,不管其政治信仰如何,都将继续关心毛泽东的历史”,“如果说毛泽东主义没有在中国创造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它确实造成了一个持久动荡的革命形势,为达到(或至少是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提供了可能性。如果马克思要改变世界而不是简单地解释世界的指令是衡量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的话,那么,与列宁主义者相比,毛泽东最后或许可以被认定是一个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张宁、陈铭康等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同时,迈斯纳对毛泽东乌托邦思想的积极意义也是高度肯定的。他认为, “毛泽东的空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遗产改造为在现代中国历史环境中切合革命需要的学说,这是必不可少的”。毛泽东思想中创造性的东西来源于他的乌托邦思想,“在革命胜利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很多独特的东西之所以形成,同1949年之后毛泽东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不是舶来的思想珍玩,而是一种与现代和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紧密相关的历史现象”。[[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张宁、陈铭康等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我们的时代,是共产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经历着可怜的目标贫乏和令人震惊的缺少幻想的时代……毛泽东主义的乌托邦思想的烙印可能不再和政治有任何关联,但它确实具有历史上的意义,它的意义应当用历史上的和从人的角度能理解的语言来领会”。[[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张宁、陈铭康等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二、毛泽东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倾向
“民粹主义”是迈斯纳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常用的另一个术语。他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存在民粹主义倾向,并试图通过这一特殊的视角,来理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种种现象。他的主要观点是,在毛泽东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阐述中,大多数有特色的东西实质上可以归结为民粹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从未完全压倒中国的民粹主义论调,民粹主义的影响是毛泽东主义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迈斯纳认为,在试图厘清毛泽东主义与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时,单纯对中国共产主义者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进行注释式地考察,把它们同经典马列主义者的著作加以比较,是十分不够的。而跳出正统的意识形态领域之外,用更广阔的理性和历史的观点来探讨毛泽东主义,可能更为有益。例如,19世纪俄国的民粹主义思想,就是一种有启发性的观点。探索毛泽东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联系,与其只把毛泽东和他的马克思主义前辈做比较,不如把毛泽东主义思想的一些成分,与某些在“前列宁主义”革命运动中已明确表明的普遍观点和问题联系起来。[ Maurice Meisner,“Leninism and Maoism: Some Populist Perspectives on Marxism-Leninism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 45(1971),p. 3.]尽管迈斯纳将毛泽东主义和俄国民粹主义做比较,但他并不认为毛泽东受到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毛泽东不像列宁,他没有读过赫尔岑(Herzen)或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的著作。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也没有任何阶段可以与占据了列宁早期大量时间的反民粹主义论战相比。确切地说,讲毛泽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关系,是就“它们某些独自显露出来的、相似的革命思想方法和具有某些共同的问题和困境而言的”。[ Maurice Meisner,“Leninism and Maoism: Some Populist Perspectives on Marxism-Leninism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 45(1971),p.4.]
俄国民粹主义是19世纪初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理性派生物,一般指大约在1850年到1880年之间,即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知识分子中发生广泛影响之前那段时期的思潮和运动。民粹主义者以“人民”的代言人登场,“人民”实质上被解释成广大农民群众,他们被称为资本主义掠夺的主要受害者。民粹主义者设想,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广大农民群众天生的愿望和革命能量释放的自然结果。民粹主义者对于农民社会主义潜力的信赖,是与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力量侵入的担心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有逐渐破坏俄国传统的乡村村社(village mir)的危险,而在现代社会重建社会主义,村社正是理想化的集体社会组织。[ Maurice Meisner,“Leninism and Maoism: Some Populist Perspectives on Marxism-Leninism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 45(1971),p.4-5.]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民粹主义者坚信,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才具有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可能,因此有必要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者的中心论点是,国家和官僚机构是一种内在的邪恶现象。国家应被视为一种异己力量,它在社会里产生了“违反人道”的阶级区分,阻碍人类真正团结一致。民粹主义者不信任一切大规模的,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组织。他们幻想的无官僚政治的未来社会主义,是依靠现代产业内部有组织的结合,以及按照传统的农民公社的原则,建立一个“生活和劳动”的联合体。[ Maurice Meisner,“Leninism and Maoism: Some Populist Perspectives on Marxism-Leninism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 45(1971),p.6.]与这种深刻的反官僚政治倾向紧密相关的,是对知识和职业专门化的普遍敌视,包括正规的高等教育。虽然民粹主义者是知识分子,并且多数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他们却表达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不信任。
民粹主义还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强烈的反城市倾向,把现代城市描述为西方资本主义贪污腐败、丧失人性的创造物;二是充满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这种精神在俄国19世纪70年代“到民间去”的运动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当时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确曾离开城市,尝试和农民群众“结合”。[ Maurice Meisner,“Leninism and Maoism: Some Populist Perspectives on Marxism-Leninism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 45(1971),p.6.]
迈斯纳认为,如果从俄国民粹主义的视角考察毛泽东主义,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很多共同点。就一般意义而言,毛泽东主义的“民粹主义”,视“人民”为有组织的整体,大力赞美他们自发的革命行动和集体潜力。[ Maurice Meisner,“Leninism and Maoism: Some Populist Perspectives on Marxism-Leninism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 45(1971),p.19.]毛泽东主义虽然是进行阶级分析和不断进行“阶级斗争”的学说,但它也设想过中国人民,或至少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潜在统一的“无产阶级”而存在。毛泽东主义非常著名的“相信群众”的观点,实质上表达的是对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或者说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角——农民群众的信任。虽然毛泽东的革命经验有助于强化他思想和行动的农村导向,但在农民证明自身革命价值很久之前,毛泽东就很自然地为他们所吸引了。对“生活与劳动结合”,以及“生活朴素”、“劳动努力”等农村传统的深情眷恋,在毛泽东半个世纪以来的思想和行动中,由隐约变得清晰了。
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把农村和农民群众作为革命源泉的倾向,自然使他感到城市是污浊之源。对城市的敌意当然与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客观条件有很大关系。当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以农村为基础,进而把农民当作“革命人民”进行颂扬时,中国的城市仍然是“传统儒家制度、西方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正式的和象征性的堡垒”。[ Rhoads Murphey,“Man and Nature in China”,Modern Asian Studies,Vol. I,No. 4 (October 1967),pp. 325-326.]从革命的农村包围并最终压倒不革命的城市,无疑使毛泽东更坚定了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显露出来的反城市倾向,特别是他对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能力的怀疑。[ Maurice Meisner,“Leninism and Maoism: Some Populist Perspectives on Marxism-Leninism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 45(1971),p.21.]
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主义中那些倾向农民的思想仍居于支配地位。对农民的革命长处,毛泽东始终津津乐道,同时对正在迅速成长的城市工人阶级的政治作用,他明显保持沉默。实践中,城里人反而被下放到农村以“无产阶级化”,并向农民学习诸如奋斗、勤劳、朴素等“无产阶级美德”。至少从“大跃进”以来,毛泽东主义的经济政策更多地是注重农村的工业化,而没有注重潜藏着“修正主义”的城市的工业发展。此外,若将中国革命的经验放到世界范围内去考察,按照毛泽东独特的世界革命的观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落后国家是“革命的农村”,它们最终将包围并压倒经济上先进但政治上反动的欧洲和北美“城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矛头主要就是指向新兴的城市精英、文化和科技知识分子,特别是以城市为基础的共产党官僚。正如施拉姆所言,“‘文化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农村反对城市、农民反对工人的运动”。[ Schram,Mao Tse-tung .New York: Praeger 1966,p. 318.]
迈斯纳考察发现,毛泽东曾提出中国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革命相对来说没有什么负担。这一点与俄国的民粹主义者更为相似,后者认为俄国是一个没有历史传统(西方式的历史传统)的国家,因而比其他国家更潜藏着革命性。毛泽东宣告中国是“一张白纸”,他在“空白”中发现了中国特有的革命创造力,并在其中看到了未来社会主义的伟大希望。[ Maurice Meisner,“Leninism and Maoism: Some Populist Perspectives on Marxism-Leninism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 45(1971),p.24.]
迈斯纳还注意到,毛泽东主义的其他几个方面与民粹主义有更大的相似性。这些方面包括:他对官僚主义和官僚们深怀敌意;一般不信任大型组织(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他强调地方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他极端厌恶专业化(和一切有分裂“人民”危险的事);他的思想中浸透着他大半生特有的英勇革命、自我牺牲的浪漫色彩。
迈斯纳从上述标准出发,对照毛泽东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得出了毛泽东主义中确实存在着民粹主义倾向的结论。对于迈斯纳将“民粹主义”作为毛泽东思想一个重要特征的观点,经常引起中国读者的误解。因为在我们的常识中,“民粹主义”是受到过列宁批判的错误思潮。由此,20世纪90年代起,当有国内学者使用这一概念评价毛泽东时,曾经引发长时间的学术争论。[蒲国良:《国内学术界关于毛泽东有否民粹主义色彩的论争述评》,《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有学者指出,迈斯纳作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可以算作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代表人物,是站在“纯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自成体系地解释毛泽东农民观的有限的西方学者之一。[韩洪洪:《关于西方毛泽东研究中两个学术概念的辨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也就是说,他的信仰基础不是别的,正是他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以其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去评价毛泽东主义,是迈斯纳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特色。用“民粹主义倾向”来概括和解释毛泽东本人思想的特征,本身并不具有纯粹的贬意,也不含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不敬。另外,就“民粹主义”一词的本意而言,也不完全是贬义。作为一个政治词汇,根据不同的语境可以有多种译法,除“民粹主义”外,还可译为“平民主义”、“大众主义”、“民众主义”、“民本主义”,等等。其基本语义是“眼睛向下”,亦即更加关注社会下层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民粹主义”相对应的是“精英主义”和“贵族主义”。当把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直接引用到现代中国历史情境中,需要进一步细致地探讨。我们不能一见“民粹主义”的概念,就自然而然地与贬义相联系,而应当把它看成一个规范的政治思想史“难题”和重要的思想流派,加以审慎深入的研究。[萧延中:《美国学者视角下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读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三、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迈斯纳所谈的后毛泽东时代,也就是邓小平时代。迈斯纳将邓小平时代置于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进行研究,认为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具有内在的历史连续性和逻辑结构上的相似性,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一笔巨大而复杂的遗产,后毛泽东时代的许多思想观念以及实际做法表现出与毛泽东时代的相同之处。例如,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执政、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目标,并且同样面对在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同其目的之间的矛盾,等等。
迈斯纳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毛泽东主义的某些方法和习惯已经越来越不适合当代中国的情况。邓小平的理论和政策,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理论,以及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很大的区别。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社会经济非政治化、政治生活非激进化的趋势。与这种情况同时出现的是“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实际上已消除了所有空想和偏见的成分,是“更加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张宁、陈铭康等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这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毛泽东主义存在诸多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方面,新理论强调经济决定论及客观发展规律。迈斯纳说,“毛泽东以后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显著、最普遍的特点之一就是开始信奉历史及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在世时,毛泽东主义是以唯意志论为特点的,它相信用正确的思想和觉悟武装起来的人民能克服物质障碍,按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改造社会。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代表性观点,则是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看成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对待它应和对待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一样”。[[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张宁、陈铭康等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其次,在社会主义发展方式方面,新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是以缓和、和谐的方式进行的。迈斯纳指出,毛泽东主义将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看作是“连续不断地同过去进行彻底的革命决裂,对现实进行实质性的改造,并在他所设想的一个接着一个的不断的革命中尽可能迅速地实现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觉悟的改造”,强调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长期性,并将其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动力,而与此相反,新的理论将社会发展“看作是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渐的和缓和的发展过程,它的每一个阶段都反映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张宁、陈铭康等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新理论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发展而非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建设,提高生产力,而其他矛盾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和平的方式逐渐得到解决,因此社会发展是和谐进行的。
第三,在社会主义发展政策方面,新理论强调实行改革开放,调整经济结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迈斯纳称邓小平为“实践派”、“改革派”。改革派用市场机制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用市场关系模式对城市工业经济部门进行改造。此外,开放政策重新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吸引外国投资者。而在农村, “生产责任制”被作为新的农村经济政策推广,集体劳动被个体农民的生产所取代。国家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并颁布了鼓励发展农村市场和专业户的政策。总之,“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新的农村经济政策所产生的经济结果都是十分显著的”。[[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李玉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7页]
对于中国新时期取得的许多积极成就,迈斯纳坦率地表示,“毫无疑问,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邓小平时代将是一个最成功地创造了经济发展记录的时代”。[[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李玉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8页]但是,他在对后毛泽东时代可能产生的问题作了冷静而深刻的思考后认为, “只要粗略地看一下毛泽东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及思想倾向就能发觉,毛泽东所提倡的平均主义几乎完全被否定了;取而代之的政策……显然会带来更大的社会不平等。日益扩大的工资差别,重新强调物质奖励,计件工资,奖金等,无疑扩大城市工人的经济差别。在工厂里,强调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的权力,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管理方法,严格‘劳动纪律’,这些都可能拉大管理人员与工人的差距。由于重新把知识分子看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工资、地位都提高了,这也许能带来短期的经济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它必将促进官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大众之间的分化,并使他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张宁、陈铭康等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更让迈斯纳忧虑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发展,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将会面临共产主义理想弱化甚至缺失等问题。迈斯纳指出,“在人民共和国早先的几十年间,那时中国还很贫困,物质匮乏成为其追求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各种景象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今天,当中国从经济匮乏状况急速转变到一种相对富裕的境域时,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乌托邦景象则几乎被人们遗忘。正当社会主义的客观情景被逐渐现实化之时,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观意志则有所消解”。[[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张宁、陈铭康等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他担心,“发展经济的手段变得越来越像最终目的了”[[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张宁、陈铭康等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社会主义目标则被推延到更为遥远的未来,“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等同于现代化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如果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发展生产力,那么,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又表现在何处呢?中国现今的政治、思想领导人相信他们正在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迈进,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对此信念的真诚。但有人会问,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和他们宣称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否一致呢?”[[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张宁、陈铭康等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他忧心忡忡地分析说,“当马克思主义被简化成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时,当其理论实质被‘实事求是’这一法则作了新的定义时,当社会主义本身实际上等同于现代经济发展时,理想主义被明显淡化也就在所难免了”。[[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张宁、陈铭康等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
迈斯纳显然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决心和能力,但一个外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能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可能产生的问题有这样深刻的预见,还是有相当见地的。这对我们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关系,必须防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误区,防止现代化建设偏离社会主义方向,防止丧失社会主义理想,尤其要预防和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分配不公平、官僚化、教育不公平等问题。
  
四、初步结论
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迈斯纳提出了“乌托邦”和“民粹主义”问题。其出发点是,试图以“乌托邦”和“民粹主义”当作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特殊角度,为深入探寻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在联系和区别提供参照系。迈斯纳的研究目的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割裂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联系,而是从方法论角度做出新的尝试,深入探究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联系和区别。[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迈斯纳提出“乌托邦”和“民粹主义”问题是在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迈斯纳等美国学者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领域中的新问题,这引起了他们的好奇。但是用马克思主义又很难解释“文化大革命”,这又引起了他们的困惑。因此,他们试图超越正常的思考范围来解决认识上的困惑。这种文化心理在美国的中国学家身上是普遍存在的,而在迈斯纳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所以,他把“乌托邦”和“民粹主义”视为“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很多现象的思想渊源,例如“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问题、毛泽东对于青年人的特殊信任、相信和鼓励群众的自发性、反对官僚主义问题、企图绕过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等等。但是迈斯纳并没有把毛泽东思想与“乌托邦”和“民粹主义”划等号。[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尽管他的分析概念和研究范式遭到了很多批评和置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研究的课题是最为复杂的课题,他所关注的问题也是最为核心和重要的问题。不管他的方法论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有多么“怪异”,但他的确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启示。就算我们不能完全认同迈斯纳的解读,至少可以从他的分析中得到某些有益的思考和启示,以拓展我们的思维空间和理论视野。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北京 100089
本文原载《北京党史》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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