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遵循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对李大钊在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理性的反思，深入分析了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特殊理路、理论内涵、西学背景、思想特征，同时明确指出了李大钊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论缺失。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本文着力论证了李大钊当年未参与社会主义“论战”的缘由，深刻揭示了“问题与主义”讨论之后所呈现的思想升华，特别是认识论命题的展现。本文认为，李大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的先驱。
〔关键词〕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反思
关于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一直是李大钊研究中引人关注的问题。早在25年前，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与北京大学联合在北京隆重召开了“李大钊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学术讨论会，成为李大钊研究史上一次重要的盛会，对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如今已25年过去了，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有些问题确实还有待于进一步解析。结合在研究中存在的疑惑，尤其是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本文试对这一思想再做深层的探析。
一、关于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理路
在五四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感召下，李大钊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然而，他的认知理路却是和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不同的。一方面，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对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有所了解。另一方面，他从与胡适的讨论中得到启示（下文将做专门分析），更重视从学理意义上对社会主义做深入的理论探究。
笔者在研究中还注意到：1920年下半年，李大钊并没有参与因罗素来华所引起的“上海共产党”方面和张东荪、梁启超等进行的所谓社会主义“论战”，他只是通过一篇短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以及对罗素的观点被曲解感到不满[《社会主义下之实业》，原载《曙光》1921年第2卷第2号，收入《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354页]，而后便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深入的理论研究之中。
今天看来，他的取舍是正确的、理性的。事实上，当时所谓的“论战”实质上是“语录战”、“情感战”，于实际的理论研究不仅无补，反而有害。“论战”的双方各守己见，在论争中游离了主题，争论的焦点并不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是凸显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手段上革命与改良的根本对立。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李大钊认为，尽管“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原载《曙光》1921年第2卷第2号，收入《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0页]，但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必须要进行“学理”上的探究。就在罗素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的当月底（1921年1月），他发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一文。他在文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是必然的，但是绝非易事，所以必须要做认真的研究。“为了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应首先翻译各国最简明扼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著，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因此，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相继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前者在启事中申明，这是一个研究马克思学说，“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后者的宗旨则说得很明白：“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5、486页]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设有唯物史观、《资本论》、社会主义史、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等研究组。同时，还建立了各种语言的翻译组。罗章龙曾担任德文翻译组组长。据他回忆，蔡元培校长“对德文翻译极感兴趣”，“对德文组非常关心”。[《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4页]我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但“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资本论》是巨著。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不够，但很想翻译，开始是直译，参加这个工作的有一位北大教授和德文组的同学”。[《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5页]从罗章龙的回忆，我们可以了解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早期的翻译活动，而且他们对马克思著作的翻译是从德文原版开始的。他们将《资本论》视为理解社会主义，乃至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线索。
社会主义研究会决定编译“社会主义丛书”，分甲种和乙种，翻译社会主义研究集，发表社会主义论文。据李大钊的介绍，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后，即“邀请罗素博士作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演讲”。“在现阶段应着力介绍优秀书籍，组织编辑研究丛书，作为它的第一编已出版《基尔特社会主义》一书”。“目前正在翻译中，今后将陆续出版的书籍还有数种”。[《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原载《新支那》（日文）1921年1月27日，收入《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可见，李大钊主张的理论翻译是充满包容性的，他并不十分介意被时人视为对立的社会主义观，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宗教社会主义等。恰恰相反，他要通过翻译不断丰富学理，并努力把这些有争议的理论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
二、关于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富有其特殊的理路和理论内涵，这一内涵的形成正是他与胡适进行“问题与主义”关系的讨论的结果。他们之间的讨论是有益的交流，其实是共识大于分歧，完全没有像后人演绎的那般根本对立。如今，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党史学界已经基本接受了笔者在10年前的观点。[《关于“问题与主义”之公案的历史还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6期]
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关于“问题与主义”讨论中的“主义”究竟是何物。事实上，它所涉及的主义是当时人们格外关切的现实的反映——社会主义在中国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完全忽略了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要知道，在讨论中，李大钊将问题提升到认识论的高度来认知，正确地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大哲学命题，从而开启中国共产党理论史之先河。也就是说，透过“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表象，我们捕捉到李大钊思想的真正超越，并从中真切地感受到理性的生成。因此，笔者认为，考察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需要建构理性的思维，使用“理在事中”、“实事求是”的方法，才能获取真谛。我们绝不能孤立地罗列他的文章的观点（事实上，我们以往的研究就是这样做的，习惯于用教条化的标准，将李大钊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学说简单对号入座，如果没有达到想象中的“一致”，就被归于“不成熟”，这已成为研究者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而是要联系他在同一时期的思想活动，分析他在同一时期的相关文章，围绕具体问题，梳理思想脉络，展示思想变化。这里，笔者想就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一关键性的认识论命题进行初步的个案分析，还原当时的历史，从动态中揭示李大钊特有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观”的内在价值。
大家知道，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原载《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6号（第5号因“五四”拖期至1919年9月方才出版），收入《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页]一文在《新青年》刊出前的最后定稿，李大钊在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大会后，利用暑期，到昌黎五峰山小住。在此期间，他也同时为《每周评论》撰稿，涉及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为他所主持的《少年中国》撰稿，即《“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发表于1919年9月15日，第1卷第3期）。在与自然的接触中，五峰山胜境为他营造了良好的心境，他还撰写了游记和诗文。李大钊以滦河为喻，自称为“新生活的创造者”。以往我们在研究中，往往忽略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背景和创作环境，今天看来，的确是一大缺失。
与《新青年》一样，《每周评论》也是当时一份进步的政治刊物，只是它所登载的文章以时事评论为主，主要出自“新派人物”之手，栏目包括“国内外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其基本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该刊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至1919年8月30日被北京政府封禁，前后共出37期。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始自第28期，终至第37期。涉及的文章包括：胡适的《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第28号）、《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第31号）、《三论问题与主义》（第36号）、《四论问题与主义》（第37号），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第35号），知非（蓝公武，早年留学日本、德国，曾翻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957年逝世）的《问题与主义》（第33号）。
李大钊当时在五峰山上所写的正是《再论问题与主义》。因此，必须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再论问题与主义》两篇文章联系起来考察，而使两文所相通的关节点正在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关系。
在讨论中，胡适所责难的主要是“主义与实际”的脱节。他在文章中首先指明了当时思想舆论界的主要“危险”。在他眼中，当时“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做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载《每周评论》1919年第31号，收入《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他专门以社会主义为例说明“主义”的弱点在于使“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而“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因此，要谨防有人用“抽象名词来骗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胡适在这里是有所指向的，特指皖系军阀王揖唐，其时任众议院议长，也在奢谈“社会主义”抗战时期，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48年9月被处以极刑]
胡适非常担心人们会曲解他的意思，所以特别说明：请读者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他特别告诫人们，绝不能“避难就易”。要懂得，“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页]
对此，李大钊坦然承认，“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笔者注）后发生的觉悟”。[《再论问题与主义》，原载《每周评论》1919年第35号，收入《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从与胡适的讨论中，李大钊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他鲜明地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同时，李大钊也说服胡适，在宣传主义的过程中，滥用主义的危险固然存在，但却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当然，李大钊也耐心纠正了胡适的某些偏颇，他坚信主义和问题是不可分的，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主义的引导。“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至于对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也没有绝对化。他并不否认，在问题的“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54-55页]
笔者观察到，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也明确谈到理论与现实（实在环境）的关系，甚至对马克思有所批评。“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要知道，正是有了特定的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4页]
应当指出，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着力分析的概念同样是耐人寻味的。李大钊没有提到共产主义、列宁主义、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是他的疏忽，还是他缺乏有关的书籍参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其实，这正好说明李大钊在选择、在分辨。最后，他尝试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最富思辨价值和实在意义的《资本论》、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上。
论述至此，笔者还想引证一个理论研究的具体历史范例，对李大钊所开创的学理研究之路，做进一步的论证。在李大钊的影响之下，青年侯外庐迈出了他整个人生的重要一步，从德文原版翻译《资本论》。[如前所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虽开始了《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但进展的效果并不如意李大钊显然是感觉到的，他特别希望有更多的有志青年能够担当此任因此，侯外庐的出现颇令他欣慰]李大钊全力支持他努力去做理论的研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五老”[“五老”即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之一，侯外庐的开创之功中凝聚着李大钊的鞭策与教诲，让他终身受益。
1922年2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请李大钊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说，“马克思的学说很深奥”，实在“不敢说对于他有什么研究”。“大家现在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很想研究，但是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不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甚至于关于他的著述，仅仅只看过一遍的，这样的人也不能找出”。他表示：假以时日，“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他告诉听众，“马克思的大著作是《资本论》”，须把它“系统的研究一下”。[《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59、63页]
李大钊几次向侯外庐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他曾反复说过：“拼上半生的功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1924年，当侯外庐听从李大钊的教诲，决意翻译《资本论》，从理论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真义时，李大钊给予了明确而坚定的支持。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的侯外庐，经同乡高君宇[北京大学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中共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介绍，与李大钊相识，开始对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
为了帮助侯外庐进一步开阔理论视野，补充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李大钊介绍侯外庐结识了时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陈翰笙（早年留学美国、德国，1921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25年，开始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为共产党工作，后加入共产党）。他还将自己的西文书籍借给侯外庐，其中就有布哈林的《唯物史观》英译本。我们从中亦可以了解，李大钊能够直接阅读英文原著。
在回忆录《韧的追求》中，对和李大钊的最后一次会面，侯外庐做了详细的追述。这是最难忘的一面。当时正值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遭北洋政府通缉，已避难于苏联使馆的兵营（具体地点应是中俄庚款委员会办公室）。两人见面的地点约在东交民巷道升洋行。侯外庐回忆，李大钊是登梯子越过一堵矮墙过来的。他向李大钊表示，“很想先在理论上追求真理”。李大钊说：“先从理论下手也好。”同时强调，应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入手，赞同侯外庐翻译马克思德文原著的打算。正是这次会面，用侯外庐晚年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决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和道路。”1927年，他留学法国，开始了长达10年的翻译历程。
应当特别提及的是：在侯外庐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李大钊的两位同乡，河北乐亭人王思华和李乐光给他以特殊的帮助。前者是他的合作者。1930年由法归国后，经陈翰笙介绍，侯外庐结识了同为留法学生的王思华，俩人志同道合、相互信赖，共同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并分别在1932年、1936年正式出版。后者李乐光，时为中共地下党员，与王思华私交甚佳，暗中帮助侯外庐找回了当年不便带回国内，留在德国柏林由成仿吾悉心保存的《资本论》第一卷（20章）译稿。同时，他又承担了译著的出版任务。要知道，李乐光是李大钊的族侄，这份亲缘似乎预示着李大钊的在天之灵也在保佑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硕果。
三、关于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西学背景
李大钊是一位颇具世界眼光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有其丰富的西学背景，但他又特别注意对西学的科学态度，既有包容，又有批判。李大钊的视野开阔、涉猎广泛。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源自于对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探究，源自于从西方文明对唯物史观的全面把握。
社会主义学说毕竟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为了弄清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异同，更有效地使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的新文明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桑西门的历史观》《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等文章中，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欧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比较研究。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涉及到的社会主义流派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外，主要包括英、法两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派别，其代表人物有：空想社会主义鼻祖、英国人道主义者和文学家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1478—1535），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1771—1858），英国艺术社会主义者、政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Ruskin，1819—1900），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1795—1881），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作家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Kingsley，1819—1875），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作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1834—1896），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CharlesFourier，1768—1830），法国经济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蒲鲁东（PierreJosephProudhon，1809—186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路易·勃朗（LouisBlanc，1811—1882）。
在上述人物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李大钊花费了很多篇幅，着力对19世纪英国的社会主义流派加以评论，而其中介绍得最为集中、最为详细的一位是约翰·罗斯金，其次是罗伯特·欧文。对于欧文，人们比较熟悉，而关于罗斯金，人们比较陌生。据英国学者欧内斯特·巴克所著《英国政治思想：从赫伯特·斯宾塞到现代》一书的介绍：罗斯金“在传播为社会主义鸣锣开道的思想所做的工作超过任何其他英国作家”。罗斯金“宣扬在唯物主义时代精神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很有必要发现和信任明知的统治者”；他是“希腊经济学理论的信徒”，“抨击对财富的崇拜和对竞争的迷信”，主张“用合作（‘如同一家人一样’，柏拉图也是这样类比的）代替竞争”；他还“力求以道德来阐释政治经济学并给予政治经济学以应有的地位，即把它作为一门从属科学，忠实地为政治学这门主要科学服务”，并“同伦理学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很显然，罗斯金的社会主义学说带有浓厚的人本色彩。
李大钊对罗斯金的评价很高，称之为“英国之艺术的社会主义者”、“静的英雄”，与培根、卢梭“在思想界上打破悖谬间真理之路”，是“重道德、精神”的“人道社会改造家”。他指出，罗斯金“发明其艺术哲学与其社会改造结合之要领”，“如新之文艺复兴”[《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293页本版《全集》更正了该文的发表时间这是李大钊的一份非常重要的讲稿，课程讲授时间在1923年9月至1924年4月此后，李大钊到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李大钊尤其推崇罗斯金主张的“心物调和改造论”。他说：“马克思（Marx）即主张阶级斗争者，以为欲改良劳动者之生活，只在阶级斗争。此纯由物质方面去改造。托尔斯泰（Tolstoy）主张从心的方面去改造。罗斯金（Ruskin）主张心物调节，故二者均须改造。”[《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2、295页]他又说：“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我们于此可以断定，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过一日消灭，不过因他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终至不能实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3页]李大钊还特地引用罗斯金的名言做《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的立论。该文的开篇语即是罗氏的话：“竞争的法则，常是死亡的法则。协合的法则，常是生存法则。”李大钊认为，“这是互助的思想”，“是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的思想深受罗斯金学说的影响。他的“物心两面改造论”实际上源于罗斯金；他强调“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精神改造”、宣传“互助”思想，也是依据了罗斯金的学说。
我们尤其需要重视的是李大钊对近代英国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他并没有因为当时对改良主义的批判，就完全忽视费边社会主义的作用。相反，他更发掘出罗斯金的人文社会主义，甚至由此比较引申，发现了唯物史观中包含的某些“偏蔽”，并试图以救其偏。
李大钊也着力考察了18—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思潮。他从历史观存在的差异出发，比较深刻地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及其差异。他认识到：“‘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不但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一样重要的价值，而且科学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产儿。”[《桑西门的历史观》，原载《社会科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4号，收入《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7页]“空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不同的点，就在两派对于历史的认识的相异——就是历史观的相异”。[《桑西门的历史观》，《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7页]空想社会主义“主张依人间理性的力量能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把他的根据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桑西门的历史观》，《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8页]“立在这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向科学的社会主义进化的程途而为开拓唯物史观的道路者，实为桑西门”。[《桑西门的历史观》，《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8页]
李大钊发现，作为自由人道主义者，圣西门发展了孔多塞的知识论，特别分析了宗教的作用。他发见了“进步”的历史法则：“依桑西门的见解，宇宙一切的现象，形成一个有统一的全体，各种科学的任务，在各于其特有的范围内，发见其统一，即在探究现象间的因果关系。”[《桑西门的历史观》，《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0页]“历史的现象，如以之为一个全体而观察之，则以个个独立象而表现的诸现象间，必有何等统一，必有何等因果关系。关于此点，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无何所择。恰如自然科学以发见现象间的因果关系为任务，历史学不能不脱于单纯事实记述的范域，而进到因果关系统一之点。换言之，即是不可不以历史为一科学。这样子历史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弄得明白的时候，历史的法则便能建立。依此法则，凡历史的过程，均能明快以为说明。不宁惟是，被确立的历史法则，不但说明过去及现在，并且说明将来。”[《桑西门的历史观》，《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0-411页]
圣西门提出的“历史法则”也就是历史规律，这种法则的确立使历史成为科学。“由历史抽绎出来的法则，为组织的时代与批评的时代的递嬗，亦可以说是建设的时代与革命的时代的递嬗。中世是一个组织的时代。继续此时期的，乃是一个批评的、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到了现在才渐次终结。继续这个时代的，必是另外一个组织的时代”。[《桑西门的历史观》，《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页]
李大钊还认为，“桑西门有两个历史观：一为知识的历史观，一为经济的历史观。他的知识的历史观，很强烈的表现于他的初期的著作，嗣后他的思想发生变化，经济的历史观，乃以取而代之”。[《桑西门的历史观》，《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页]桑氏认定，“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历史。本此思想以解释历史，便是知识的历史观，后来承继他的知识的历史观而发扬光大之者厥为孔德”。法兰西革命后，桑氏“确立一种历史的法则，认历史过程，惟有经由产业组织的变化，才能理解，将来的社会，亦惟依产业发达的倾向，才能测度。这就是他的经济的历史观。后来承此绪余而建立唯物史观的学说者，厥为马克思”。[《桑西门的历史观》，《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413页]
李大钊赞赏“桑西门认产业者阶级为社会的基本阶级，为历史的原动力。他以此阶级的发达及其社会的地位变动，说明法兰西的历史”。[《桑西门的历史观》，《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5页]
值得提出的是，李大钊同样重视在社会发展中精神的积极作用。他考察了圣西门对历史目的性的认识，明确提出，认识历史的发展，除了从经济入手，还要重视“历史上显著而最可注意的事实”，把握住“协合精神的继续的扩张”。“历史的发展，是由孤立向联合进动，由战争向平和进动，由反抗向协合进动。将来的计划，是依科学的原理组织成的协合”。“协合的原理，是将来社会发展的键。社会的主眼，在生产生活必要品，社会生活的终局目的，‘在地球的共同利用’”。[《桑西门的历史观》，《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6-417页]
四、关于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特征
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始终是多元的，他尊重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存在，但又充分考虑文化环境、社会基础的差异，认定社会主义是一种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社会制度，而最为重要的则是尊重差异、包容差异。
很长一段时间，在“阶级斗争扩大化”思维的驱使之下，我们的思绪极端而偏执，表现在思想上就是要按照阶级的标准，全力从字里行间寻找“对立面”（敌人），进行立场坚定的革命批判，并且自以为这种“批判”就代表着“正确”。根据这样的思路写党史，人们所聚焦的是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论战”，从中塑造出心目中的“胜利者”。但从研究中笔者发现，李大钊明确反对这种人为造作的“对立”，力主理性地包容差异，因而形成了其特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在他看来，必须承认各种不同因素在思想上的共存，不可妄想灭尽所有反对的势力，在共存基础上求得同进。1919年3月，他在《每周评论》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将上述观点理论化，确信思想包容的最高境界是：“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应该说，李大钊的这一和谐思想不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指示了方向，同时也为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因此，他没有选择无休止的论争，而是全心于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究，形成了自己理性的社会主义观。
在介绍美利坚社会主义运动时，李大钊这样写道，“社会主义一语，有很多的解释”。如果“不细论，简单一句话说出他的普通概念来，就是反对现在经济组织的精神和运动。各家的学说虽有殊异，而于此点，却大抵相同”。眼下，各种学说和方法，“在欧洲遂没有得着适当的机会以为充分的试验。而在美利坚纯然一个新天地，既有丰富而且低廉的土地足以供他们的试验，又没有像在欧土的反对势力来阻挠他们，所以他们得以自由试验他们的理想”。[《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原载《星期评论》1920年第31号，收入《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4-195页]可见，李大钊对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实现也是充满着期待。
1923年，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李大钊在分析“行会社会主义”时，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及其实现的道路做出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和预见。他指出：“现代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有统一之倾向，大体的方向群趋于马克思主义。”“此倾向固吾辈所宜知，然各国所有的特色亦岂可忽略”。他又说：“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9、248页]这种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总趋向的展望，对各国社会主义“特色”和“异点”的强调，为各国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条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认知理路，沿着这条理路进行探索，“求其适合者行之”，自然就会探寻出具有各国、各民族不同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
李大钊指出：“今社会主义既立在人类历史的必然行程上，有具有绝大势力的历史为其支撑者，那么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桑西门的历史观》，《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8页]他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有力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发生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要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必须经过三阶段：一、政权的夺取；二、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三、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就夺取政权来说，采取平和的手段往往流于失败，“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原载《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1923年第3号，收入《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页]但是，他也同时认为，“至若实行其手段，各不相同，有谓必须革命者；有主张不必剧烈革命者；有谓渐渐进行改革达到目的，用平和手段者”。[《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他明确承认：“G.S.在英国带有平和性质，缺乏革命之性质。然在现代阶级争斗时代，想以平和手段，将生产完全归其管理，实属不易。”[《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5页]
李大钊强调，民主、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同源。他指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学说的内容上没有区别，不过在范围和方法上有些区别罢了。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标亦是这样”。他还说：“德谟克拉西（Democracy）、伊尔革图克拉西（Ergatocracy）、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在应用上有分析的必要。”[《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原载《新青年》1922年第9卷第6号，收入《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
李大钊特别谈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因此，“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自由与秩序》，原载《少年中国》1921年第2卷第7期，收入《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6-327页]
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和精神不应是各自分离独立存在的部分，应当是一个文明的整体。对于国人，对精神要有更高尚的追求。因此，他把社会的改造视为“物心两面之改造”，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民“永远不会享福，不会安逸，能够安逸享福的，惟独那少数的资本家”。“社会主义就是应运而生的起来改造这样社会，而实现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社会主义释疑》，原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11月13日，收入《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7-458页]他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人与人之间是“互助、相爱，不是谋怨仇，并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247页]他设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的精神生活应该是十分充实的。社会主义能够避免资本主义那种“恶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促进文化艺术的真正发展，保存文化艺术的个性，“表现纯正的美”。[《社会主义释疑》，《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8页]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不难看出，在每一个问题上其实都反映出我们曾经受到规范认识的驱使所造成的误区。我们的分析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有事实根据的假设，如果这些假设能够成立，那我们所看到的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形态。而这个形态所呈现的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另一种不同的思想传统。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的全过程，根据对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还原，我们力图用客观历史事实来佐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过程应是始于先驱者李大钊的。近20多年来，在分析和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一直有一种权威的观点颇具影响力，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而成于邓”。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历史过程，还是从理论逻辑来看，都应当重视李大钊在探索实践过程中的先驱作用。
从学术史的发展角度着眼，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本应有更系统、更精彩的发挥，趋于完善。然而，确实令人遗憾，由于当时革命活动的影响，他没有机会静下心来延续深入的理论研究。最近，笔者看到了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彭述之的回忆录（根据法文版翻译，尚未正式出版），谈到了这方面问题。1924年6月，李大钊和彭述之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曾经是北大学生的彭述之向李大钊表示：近年来为何看不到他发表五四时期那样严谨而富有激情的文章？李大钊的答复是，北方的工作使他力不从心，心里感到非常不安。彭述之遂提出建议，希望他在会议结束后最好留在苏联一段时间，搜集资料，构思理论。果然，这次会议后，李大钊滞留苏联近半年之久。过去，我们对这段历史语焉不详，彭述之的回忆算是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
作者单位：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北京 100044
本文原载《北京党史》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