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周年之际，我们党面临着日益复杂的执政环境，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肩负任务的艰巨和繁重，面对着种种考验，因此，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主要从中国政治体制特殊性的角度分析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的迫切性。
关键词：执政党建设 紧迫性 加强
作者简介：刘智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在全国执政六十周年之际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国际、国内、党内三个角度分析了党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执政环境，直面继续前进的重重困难，不回避问题和矛盾，突出强调了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肩负任务的艰巨和繁重以及必须面对的种种考验，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反映出党中央浓厚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更重要的是，这说明党中央对客观环境的发展变化和党内存在的问题有着清醒的把握，对执政党建设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位置较之以往有了更理性、更明确、更深刻、更自觉的认识，所以，此次全会对新形势下继续推进执政党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的角度分析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的迫切性。
一、党执政治国的角色意识更加明确
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的紧迫性首先体现出党执政治国的角色意识更加明确了。在一段时间内，党作为执政党的角色并不突出，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一角色日益明确。
从1949年到现在的六十年里，党是中国社会实际上的执政者，但对这一角色的自觉体认却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原因之一是历史造成的，长达28年的革命过程，使党的领袖和各级干部适应和习惯了革命斗争的思维和手段，即使在夺取政权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执政党之后，这一角色上的转换也不能不是艰难的。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里，党的奋斗目标先是在阶级斗争和发展经济之间徘徊，然后是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在党本身受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的同时，党作为执政者的角色也模糊不清了。原因之二是体制造成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延续到和平建设时期，而且经过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这一体制已经日益巩固和成熟，这一方面说明这一制度安排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但也不能不指出其难以革除的弊端：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入政府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掌握权力、担负领导职责之后，党政之间的界限就消失了，党融于政，党趋于行政化和官僚化，党的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行政和社会、经济的具体事务中去，职能庞杂，党执政者的本来职能模糊了，党作为政治组织的独立性和作为政党的政治属性都淡化了，党已经没有精力和动力管党，甚至党不管党，随之而来的权力对党的干部的侵蚀和腐败的出现都使党的远大理想和使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执政党执政治国的角色意识自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略。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局面开始改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的奋斗目标明确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初步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放弃了革命和斗争的意识形态，开始自觉地担当起执政治国的使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党坚定地排除政治和思想上的各种干扰，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推动国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在经济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也对政治（其中包括执政党的建设）、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有所忽略，发展是不平衡的，说明党执政治国的理念和方式还处在发展之中，还有待完善，党对自己的角色定位还有待清晰化。实际上，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小平同志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做出了“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这样著名的论断，从而提出了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党的建设和反腐败的思想，这使得党作为执政党的角色意识开始逐渐清晰起来，促使党开始超脱出经济问题之外，思索自身的问题。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的确是党建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它意味着党在抓经济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自身的建设，自觉地从作为执政者的角度，站在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从提升、改革和完善自身入手思索如何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的问题。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了进一步，说明党的执政治国的角色意识日益清晰了，明确指出发展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在内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这不但标志着党执政治国的理念正在逐步走向成熟，更说明了党的执政治国的角色意识更加明确了。毫无疑问，尽管经济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作为执政党就应该考虑更加全面更加广阔的发展，一个仅仅能够发展经济的党还是不全面的，党只有站在更高的政治的高度，才能更好地实现对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领导。十七届四中全会就在全面分析了国际国内新形势的基础上，更深刻地指出了执政党建设对于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意义，把党的建设提高到了更高的层次上。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决定》所说：“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对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的认识更加理性和客观了，其潜在的含义是：如果党不能努力改革进取，完善自身，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就有可能丧失执政的地位。
回顾党执政六十年的历史进程，可以说，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党经过实践和理论探索上的挫折和坎坷，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已经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逐步转型，使党的治国理念和方式更加适合中国的国情，党作为执政党大角色意识日益明确，正在形成中国特色的执政党治理模式。
二、执政党的职责意识更加清醒
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的紧迫性还体现在党对自己的领导职责的认识上。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表现出中央浓烈的忧患意识，《决定》号召全党要居安思危，常怀忧党之心，可谓用心良苦。实际上，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的背后是清醒的职责意识，如同邓小平所说：“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十七届四中全会则更加尖锐具体地指出：“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
中国共产党这种沉重的职责意识既是它从诞生以来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表现，也是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的反映。和西方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不同，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党执政的期限、内涵和范围比西方的执政党都要长久、深刻和广阔得多，党领导的范围不仅仅是政府，还包括了经济、社会、法治、文化、军事、生态等各个方面的所有领域，党领导的层级不局限于中央政府，而且包括了地方各级直到最基层的政府，也既是说，党的领导是全面的、全方位的，它是中国社会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很自然地，党在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和资源的同时，也承担着其他类型的执政党所不能想象的复杂而繁重的领导职责。而且，作为居于全社会核心地位的领导党，中国共产党的党风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不仅关系党的形象，更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可以说，在当代中国，只有共产党，而没有任何别的政治组织可以担当起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才可以理解“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深刻内涵，才能领会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方面的建设成功与否的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它不仅仅关系到一个党的兴亡，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废。苏共的失败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其导致的后果远远不是一个政党的失败所能概括的：不但苏共自己失去了执政的地位，而且连带着国家的瓦解，社会经济的倒退，民族的分裂，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灭亡。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才可以理解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的“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是全党的重大政治责任”的深刻含义。
毫无疑问，担负着如此重要职责的党，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改革和完善自身，不断提高执政治国的能力和水平，也就无法承担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所以，党只有时刻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才能“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必须看到，职责意识不同于权力意识，其一，只有权力意识而缺乏职责意识，就会忘记权力的来源，不能正确地使用权力，而只有树立起正确的职责意识，才能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其二，只有时刻保持清醒的职责意识，才能认识到党肩负使命的伟大和神圣，不断学习，勇于进取，勇于改革创新，不断地提高执政治国的能力和水平，为实现党的远大理想而奋斗。
三、形势的变化使执政党建设的任务更加紧迫
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的紧迫性更体现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上。十七大以来，中央就不断强调加强党的建设的紧迫性。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党的自身建设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而时隔两年后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向全党发出迫在眉睫的呼吁：“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
做出这样严重的判断既是出于党中央经常保持的忧患意识和职责意识，也是出于对党所处的执政环境演变的分析。从世情看，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就处于剧烈的变化和调整之中，“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这对中国来说既是难得的趁势崛起的机遇，但如何应对错综复杂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也是对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挑战和考验；从国情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发展和最激烈的变革，“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我们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中国社会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迁、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对参与政治和民主权利的渴望等等都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党情来看，中国社会稳定而持续的发展说明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和党的建设状况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
还应该看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紧迫性还来自于以下两点，其一是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带来的，它容易使党产生惰性和暮气，在指导思想和理论上陷入停滞和保守，滋生腐败现象和特殊利益，从而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所以，长期执政的党必须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更新思想，以自觉主动地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以便集思广益，科学决策；必须改革干部选拔任用的机制，把优秀的人才集中到党内，吐故纳新；必须坚决反对腐败，从制度上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运行。其二是党的建设不仅是政治建设的一部分，更是其中心环节，也是政治建设的重点和突破口，应该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的建设方面的制度创新带动整个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和创新，改革政治体制中不适应形势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部分，使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更加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和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
必须看到，执政党建设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如何选拔、培养和塑造国家领导阶层的问题，一个在思想、文化、政治素质、决策水平、执行能力等各个方面都堪称优秀的领导群体才能摸索出适合自己国情的治国之道，带领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走在世界的前列，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国家的领导阶层之间的竞争。从这样的角度，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在当前国际国内剧烈变化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执政党建设的重大意义和紧迫性，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全党同志，尤其是肩负领导责任的各级领导干部才能时刻不忘人民的重托和党的使命，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党中央《决定》的精神，在具体实践中落实《决定》的各项部署，把党的建设扎扎实实搞上去。
四、难度与挑战
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新的关于加强党建的决定，对党的执政地位的忧虑可谓溢于言表，用心良苦，但其在实践中的效果还有待人民的检验。
从根本上说，党的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标准之一就是腐败和特权现象得以遏制，但说实话，如果从这个角度衡量的话，我们的成果可谓乏善可陈，不仅腐败现象没有遏止的希望，特权现象也依然在各个领域根深蒂固地发展着。那么，为什么党内高层如此重视，文件频发，警告叠出---从陈云的“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到邓小平的“这个党不抓不行了，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再到今天的“执政党的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可以说忧患意识贯穿始终，但却见不到实效呢？进一步说，如果说见到了实在的效果，就不会有今天的椎心泣血式的忧虑，而是应该感到欣慰的吧？所以，党的建设的步履维艰应该是党内外不争的事实。
作为执掌大权的政党，要使其保持清廉的政风和一贯亲民的做派而不使形成脱离民众的老爷习气和权贵阶层，就必须时刻保持来自党内和党外的两种压力和制约，而且这种压力和制约应该是刚性的，有实质作用的，而不能是弹性的表面化的。如果这两种压力流于形式，党的建设就难以收到成效。
先说党内的压力。党内的压力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中央高层的，一是来自党员群众的。
由于党内的权力体系是高度等级化的，下级的权力来自上级的授予，所以，高层的政治压力如果有其威力的话，是很有效的。比如中国的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出于对党要变质的担忧，不断发动对党的干部的批判和改造运动，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对党内领导干部的政治高压，撇开其他后果不说，党内基本上没有形成特权现象，干部和人民之间有距离，但没有现在那么大。从党员群众的压力来看，由于当时浓厚的政治斗争氛围，党员群众还是能够在斗争中指出和揭发领导干部的问题，也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制约。
但存在的问题是，毛泽东晚年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如何改造党的问题上，而忽略了如何建设国家和发展经济，作为一个执政党，可以说是迷失了目标，一个整天被改造和批判的党，忙于党内的斗争，不可能完成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中心转移，放弃了阶级斗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党的干部成为领导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党内的两种压力随之消除。在以经济发展衡量一切的前提下，党的上级对干部的要求也随之转移到经济指标上来，对政治方面的要求自然降低了，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强调党的建设，但以经济为中心冲淡了政治的准则，流于形式在所难免。而党内来自党员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在党内斗争的氛围消失以后，也日益淡化了，特别是一般单位的党政合一体制下，党的领导决定着党员个人的升迁和命运，谁还敢于批评？吹捧还不行呢！党内风气的败坏是自然的。
党内的两种刚性压力的失去，使得腐败和特权现象失去了政治上的规范，难以遏止是必然的，仅依靠司法和检察的力量只能是事后的处理，而无法做到事前的预防，党的决定中指出的党内的种种弊端事实上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的被人们在心理上接受的正常现象。
再说党外的压力。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党外的压力是微弱的，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是民主党派，二是新闻舆论，三是普通群众。1949年建国之后，毛泽东很快就意识到走上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出现了腐败的危险，他接连发动了整党整风的运动，不惜重拳治贪，杀了刘张，不断地要求地方和军队里尽快开展抓大老虎的运动，惩治了一批干部。到了1956年，毛泽东发现这种党内的自上而下的压力似乎失去了作用，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和成为特权阶层的危险并没有消失，于是他采取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整风，请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和新闻舆论给党提意见，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还是失败了，不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由于对党外政治力量的整肃，没人再敢讲真话了。经过毛泽东的实验，证明发动群众的自下而上的方式的不能成功，再也不敢请党外群众来帮忙，从此以后，我们便彻底放弃了这一方式，整党都是所谓的关门整风了。
在既无党内压力，也无党外压力的环境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就成为一个十分具有弹性的艰难的事情了，在这样的局面下要取得进展，只能依靠那些自觉的对党的事业真正忠诚的忧党忧民的领导干部来落实决定中的要求了，但在物质和经济利益之上，理想、信念、原则缺失的今天，这样的好干部应该是凤毛麟角了，大部分则是对中央的精神敷衍塞责而已。
在不改变政治体制的前提下，要把中央的决定精神贯彻下去，真正把党的建设搞上去，让人民群众看到实质性的变化，仅仅依靠党的干部们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还是应该从上述的两个压力入手。
先说党内的压力。尽管今天人们对毛泽东当年的政治运动议论纷纭，但在那个年代，保持了基本的社会公平，没有形成特权和官僚阶层则是事实，美国学者奥尔森认为，恰恰是毛泽东的这一做法保证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因为长期的党内高压，没有特殊利益阶层的存在和对改革的阻力，客观上有利于邓小平的改革。而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尽管伤害了大批干部，但在大清洗结束之后党内失去了对干部的政治压力，在苏联很快形成了特权贵族阶层，脱离群众，最终葬送了党的命运。
这说明保持党内的压力是使党不改变颜色的必要手段。当然，我们不能再继续使用毛泽东的政治运动的大批判的方法，更不能使用斯大林的残酷手段，而是应该解放思想，探索一种制度化的长期的党内上级对下级的保持压力和制约的机制，把党的政治原则和理想信念贯穿进去，落实到制度上。而从党员群众的压力来看，应该探索和试验改变目前的党组织和单位合一的模式，尝试党组织的属地化管理，这样，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会由于党员和领导的利益没有关系而能够真正开展起来，形成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氛围，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员的民主权利才能落实，而在目前的单位制度下，党员的民主权利受制于领导的行政权利，是只能受到压制的。
而党外的压力由于民主党派的特殊性和群众组织的不能独立，都不会有什么实效，真正能够起作用的就是新闻舆论，应该允许有良知的媒体，学习西方的舆论监督，自由调查和揭露腐败特权现象，形成对领导干部在舆论上的压力，帮助他们更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
总之，如同党的决定所说，党担任的职责的繁重真是世所罕见，只有结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从制度创新上下功夫，总结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探索新的途径和机制，使党时刻都能够受到自身的和外在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如毛泽东所说，使党不堕入历史的周期律，不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