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显然，深刻理解这一思想，不仅是我国现阶段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党的思想理论研究中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侯且岸教授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进行深入分析阐述。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显然，深刻理解这一思想，不仅是我国现阶段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党的思想理论研究中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今天，受宣讲家网站的邀请，我想就“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认识论的角度，谈一谈自己的理解和体会。

一、关于逻辑和历史的一致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辩证逻辑的方法之一。其基本含义就是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相统一。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相统一既是一条辩证逻辑的基本原则，又是辩证思维的一种重要方法。历史的指,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认识客观现实的历史（包括科学史、哲学史、思维史等）；逻辑的指，历史发展过程在思维中概括的反映。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指，思维的逻辑应当概括地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必然性。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方法要求我们，在科学研究和在建立科学理论体系时，要揭示对象发展过程与认识发展过程的历史规律性；在安排理论体系各个概念、范畴的逻辑顺序时，必须符合被考察对象历史发展的顺序。

关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思想，首先是由G.W.F.黑格尔提出的。他认为，逻辑概念的发展与哲学体系的发展是一致的。但是，他把每一种哲学体系仅仅看作是绝对理念发展的特殊阶段。因此，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只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范围，其实质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批判改造了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方法，使之成为科学的辩证逻辑的方法。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基本内容大体以下几个方面。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科学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关于对象认识发展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各门科学的概念、范畴的发展与其理论的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思维科学的理论与认识史、思想史相一致；个体的思维规律与整个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相一致；儿童智力发展规律与整个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相一致。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在总的发展趋势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包含着差别。因为历史发展常常包含着无数的细节和偶然因素，甚至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表现其规律；思维的逻辑则是对历史的总结和概括，它撇开历史发展的各种细节和偶然因素，以“纯粹”的理论形态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它是“经过修正的”历史。

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运用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的方法，要求我们在科学研究中辩证地处理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相互关系。历史方法是依照对象发展的自然进程揭示其规律，属于描述性的方法。逻辑方法则用概念、范畴、理论等形式概括反映对象发展的规律，属于理论思维的方法。逻辑方法侧重从“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考察对象。它具有以下的重要的意义，只有当被考察的对象发展到成熟、各种矛盾充分暴露的时候，才能看清楚对象的各个部分、各个环节的联系，以及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才利于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获取有关对象发展到最高点的知识，是了解该对象的过去历史的一种有效手段。从成熟点看对象的过去，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对象发展的内在联系，包括那些处于萌芽状态或表现得模糊不清的东西。

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辩证关系表现在：逻辑的分析要以历史发展为基础，历史的描述要以逻辑联系为依据；任何一门科学不能只用历史方法或逻辑方法，即使是以历史方法为主的历史科学，也不能排斥逻辑方法；同样，即使以逻辑方法为主的理论科学，也不能排斥历史方法。

逻辑和历史的一致，强调思想的过程和历史的过程相互连接、不可脱节。我们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需要遵循这一原则。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认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反映了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发展理念、战略布局、战略目标。”对共产党人而言，以人民为本，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是党的基本宗旨，它贯穿于党的思想和理论始终。《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基本要求。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人”与“民”的概念一直是分离的，也是对立的。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墨子（墨翟，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墨子的哲学建树以认识论和逻辑学最为突出。他最早指出了，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存在“官”与“民”的对立，申明“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08章尚贤（上）》），“利国益民”的思想主张，赋予“民”以实在的内涵。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李大钊同样从“民”之观念切入，批判传统的专制主义政治，进而发出了近代启蒙的最强音——尊重“民彝”，赋予“民”所应有的权利。1916年5月，李大钊在《民彝》创刊号发表《民彝与政治》（收入《李大钊文集（上）》），成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重要起源。文章写道，“一以见民彝者，吾民衡量事理之器。藏器于躬，待时而动，外界所加之迷惑迫压，如何其棼且重，彼自有其纯莹之智照，坚贞之操守，有匪先民之典谟训诰所能繄障以尽，奸雄之权谋数术所能劫持以穷也。”“一以示为治之道，在因民彝而少加牖育之功，过此以往。……极其越俎之害，必将侵及民彝自由之域，荒却民彝自然之能，……则毋宁于牖育之余，守其无为之旨，听民之自器其材，自踏其常，自择其宜，自观其成，坦然以趋于至当之途之为愈也。……违此则去治日遥，泯棼之端，且惧迭起环生之无已矣。”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11月《新青年》第6卷第5、6号），这是中国第一篇分析马克思学说的文章，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它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始终是多元的，他尊重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存在，但又充分考虑文化环境、社会基础的差异，认定社会主义是一种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社会制度，而最为重要的则是尊重差异、包容差异。1920年1月，他在《星期评论》第31号（“新年号”）发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文章写道，“社会主义一语，有很多的解释”。如果“不细论，简单一句话说出他的普通概念来，就是反对现在经济组织的精神和运动。各家的学说虽有殊异，而于此点，却大抵相同。”眼下，各种学说和方法，“在欧洲遂没有得着适当的机会以为充分的试验。而在美利坚纯然一个新天地，既有丰富而且低廉的土地足以供他们的试验；又没有象在欧土的反对势力来阻挠他们，所以他们得以自由试验他们的理想。”可见，李大钊对社会主义在美国实现也充满着期待。

1920年下半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开“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课时（《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记录稿收入《李大钊文集（下）》），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及其实现的道路作出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和预见，他指出，“现代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有统一之倾向，大体的方向群趋于马克思主义。”“倾向固吾辈所宜知，然各国所有的特色亦岂可忽略。”他又说，“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种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总趋向的展望，对各国社会主义“特色”和“异点”的强调，为各国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条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认知理路，沿着这条理路进行探索，“求其适合者行之”，自然就会探寻出具有各国、各民族不同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

李大钊指出，今社会主义既“立在人类历史之必然行程上，有具有绝大势力的历史为其支撑者，则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绕日之一样确实”了。他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有力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发生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要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必须经过三阶段：一、政权的夺取；二、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三、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就夺取政权来说，采取平和的手段往往流于失败，“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但是，他同时也认为，“至若实行其手段，各不相同。有谓必须革命者；有主张不必剧烈革命者；有谓渐渐进行改革达到目的，用平和手段者。”他明确承认，“G.S.在英国带有平和性质，缺乏革命之性质。然在现代阶级争斗时代，想以平和手段，将生产完全归其管理，实属不易。”

李大钊强调，民主、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同源。他指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学说的内容上没有区别，不过在范围和方法上有些区别罢了。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标亦是这样。”他还说，“德谟克拉西（Democracy）、伊尔革图克拉西（Ergatocracy）、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在应用上有分析的必要。”

李大钊特别谈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因此，“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

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和精神不应是各自分离独立存在的部分，应当是一个文明的整体。对于国人，对精神要有更高尚的追求。因此，他把社会的改造视为“物心两面之改造”。李大钊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民“永远不会享福，不会安逸；能够安逸享福的，惟独那少数的资本家。”“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应运而生的起来改造这样社会，而实现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值，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他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人与人之间是“互助、相爱，不是谋怨仇，并为大多数人谋幸福”。他设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的精神生活应该是十分充实的。社会主义能够避免资本主义那种“恶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金钱主义气味”，促进文化艺术的真正发展，保存文化艺术的个性，“表现纯正的美”。以往，我们将李大钊的这一思想主张只限定在唯物史观的范畴加以理解，这是有失于片面的。其实，它本身所体现的正是认识论，即对社会主义的理性认知。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李大钊形成了他特有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将其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先声。

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报告深刻分析了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形势，论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光明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毛泽东以极其明确的语言，完整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宗旨，“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创造性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推进改革开放，并明确提出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命运同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81年2月，邓小平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为题，为《邓小平文集》写序言。他满含深情地写道，“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说，“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并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之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的正义事业。”

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他强调，检验和完善党的工作的“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提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概括了党和国家全部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包括一切工作的根本方向、根本准则、根本依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后来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要求全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作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深沉的忧患意识、顽强的意志品质，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实现了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的良好开局。

二、关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发展过程中，“理论与实际”“理论与实践”关系是最基本的认识论命题，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联系起来的思想纽带，具有十分重大的方法论意义。需要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理论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党经历了艰辛的探索，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体系。这个探索过程可以表述为四个阶段，即“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以人为本”，中国共产党人从经验与教训中觉醒，经历了十分艰辛的探索，终于回归到“人文”。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历史转变过程和历史的经验教训向人民负责地讲清楚。

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这就是，实践本身是否包含着思考、是否包含着反思。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于2013年6月18日启动，教育活动时间持续一年左右，活动紧紧围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自上而下在中共全党深入开展。切入点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教育活动重点对象是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二批于2014年1月开始，于2014年10月结束，这次活动更为贴近基层。根据中央统一安排，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分别联系一个县，习近平联系兰考县。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过程当中，就党的理论而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深化对群众路线理论的认知。习近平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把群众路线提到党的生命线的高度来强调，使群众路线成为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的统一，体现了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深邃思考。群众路线彰显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使党的生命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党章强调，“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从中可以看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与党的实际工作的有机结合，是根本宗旨落地生根的最好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有了这样的群众路线，我们党就能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鼎力支持。这是我们党特有的政治优势。从历史上看，我们党的生命机体从诞生之初到茁壮成长的全过程，都是与通过走群众路线来践行根本宗旨相伴而行的，因而能够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屡经挫折而弥坚，屡历风雨而更强。

群众路线不仅是党的政治理论，而且也涉及到认识论。我们一定要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否则，它的价值就没有得到真正展现。那么，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它是怎样发展，怎样与实际结合的？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在党的历史上，刘少奇特别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1941年7月，刘少奇给当时在华中局党校工作的宋亮（即孙冶芳）写的一封信《答宋亮同志》（收入《刘少奇选集》）当中特别提到，“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他提出，干部要学习理论，理论要联系实际。以后，刘少奇也是身体力行，努力转变我们党的理论准备不够的弱点。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通过了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也就是《论党》（收入《刘少奇选集》）。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同时，针对党所存在的问题，专门评析了党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阐明了群众路线的本质，表现出特有的实践理性。他强调，我们必须明白“人民群众不是划一的，各种工作是复杂的。”他提出，“我们要领导群众前进，但是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不要尾巴主义。我们要从群众原来的水准出发，去提高群众的觉悟，率领群众前进。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把最高的原则性和与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直接配合。这就是我们的群众路线。”（《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7—358页）今天我们来看，刘少奇的群众路线理论形成过程思想是有变化的，他根据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来丰富自己的理论。那么，怎么样把理论和实际真正会通结合起来？我想关键的途径就是要发现问题，使问题成为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连接点。

1948年7月，刘少奇在《中国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中谈到党的建设问题。他把群众路线的实践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他认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分折综合，形成正确的方针政策，然后再放到群众中去实行，这样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这样的基础上，把理论准备好，是要经过长期斗争、艰苦创造的。”

在联系群众的过程当中，形成的不仅是工作的方法，而且还是思想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想到的和我们思考的东西，和群众所思考所想到的东西是不是能够一致，这也是检验我们能不能使理论和实际会通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和标准。我认为，这体现了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是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实践理性，是指与我们的行动和选择有关的理性。所以，实践理性首先与我们对行动的理由和动机的理解相关。这个实践理性的提出，对共产党人确定如何来进行实践，如何联系实际，如何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仅具有思想上的指导意义，而且还有具体工作的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1962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他指出，要“进一步地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反对脱离群众”的倾向。他强调，全党要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要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指出，那种把群众运动当作是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更错误的是，有些把敲锣打鼓、虚张声势、开一些没有内容的大会、作一些空洞的大报告，看成是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他认为，其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决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群众路线”（《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页）。有人以为只靠突击性的群众运动就可以把事情办好也是不对的。实行群众路线“就要在群众中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这样做表面上似乎并不像群众运动那样轰轰烈烈，但“实际上却能够深入地发动群众和教育群众。这样做，才能够真正把群众的力量发动起来，做好工作”。他指出，没有经常工作，不把经常工作做好，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是出于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那种表面上似乎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的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

他认为，人民群众总是分成各个层次，有比较积极的部分及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部分。按照群众路线，必须照顾多数，就是后一部分，在群众中提出的行动口号以及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等，都必须是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能够接受的，启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主要就是这部分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因为中国农民占大多数，群众观点与农民观点密切联系，文化水平低的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总是从亲自看到的、亲自体验到的事情上去理解问题，所以，给群众以典型示范，才能鼓励群众行动起来，提高群众的自觉与自信，成为群众的热潮。

刘少奇把群众观点、群众关系和群众利益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群众观点是群众路线的价值导向和基础，只有树立了正确的群众观点，才能与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并进而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而努力奋斗。建立密切的群众关系，又是从群众观点到实现群众利益的桥梁和媒介，将群众路线落实到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来。“我们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观点，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是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根本不相同的”（《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3页）。而真正代表群众利益就能促进群众观点和群众关系的树立与建立，并得以巩固。所以，它是根本，是与党的宗旨相一致的。刘少奇对群众路线的这一有益探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我们在新时代开展党的各项工作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鲜明地指出：“必须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是一个单纯的作风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其关键和前提是教育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摆正党同人民群众、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坚定以人民群众为重的立场，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体察民情、集中民智、爱惜民力、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三、关于矛盾和问题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者改造世界的前提是要正确地说明世界。这当中，辩证法是认识论的生命所在，而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从辩证法着眼，观察和分析我国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自然离不开对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认知。这个认知过程是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的。分析这个过程，其中有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全文阐述了12个问题，基本思想是，把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同阶级对抗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它是一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不具有对抗性，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特别是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观点，以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方针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史增添了新的内容，对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有必要指出，在这篇讲话中，并未直接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事实上，党的八大虽然对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作了阐述，但是并没有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作进一步深入论述。在大会议程当中，也没有对主要矛盾的讨论。因此，不能说关于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在党内取得了共识。

1957年9月至10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扩大）在北京召开。全会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上，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从而导致了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正确提法，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时隔20余年，198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大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次会议是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胜利地完成了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

党的十九大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认为，“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是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的重要依据”。党章将“据此作出相应修改”。应该说，党的十九大取得的一个重大的思想理论成果，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了党对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政治论断。这为党确立的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得以实现提供了思想、制度保证。然而，我们也要认真汲取历史的教训，对这一主要矛盾的认知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更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使之深得人心。

事实证明，透过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可以激活我们的问题意识，使我们党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到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据此确立党的中心工作，采取更有效方法努力地解决各种疑难问题。应当强调，各个地区在对待主要矛盾时，也应该或者说也需要从矛盾的普遍性中去发现自身的特殊性，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原则，进行深入探索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