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从严治党的命题，也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人经历着国际、国内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错综复杂的问题，经受着执政的考验。因此，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要求“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由此，我想到一系列问题。党的建设科学化不应单纯是制度构成的科学化、组织建设的科学化、工作方式方法的科学化，就如同现代化不仅是物质生活的现代化，还包括精神生活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概而言之，科学化必然包含人文性和包容性，真正体现人的作用。
我这里所谈的人文不是西方人文主义之人文，不是Humanities。而是从中国语言文字的内涵出发释义，化特指人的改变。大家知道，化如果不加人旁的话，也念化。从倒人也，即改变。人之变亦可称人文。“人文”二字最早见于《周易?彖传》。“贲卦?彖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文字意义上看，这里的文所体现的也是变，人世之变，其人文性的本质是人自身的变化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正确认识，离开历史无法完成。
二、党的建设科学化中的人文性
在党的建设中，人文性主要表现为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和自身修养。我们所强调的“忧党之心”和“兴党之责”如何才能得以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党性”。而“党性”更应被看作是一种理性、一种修养。
在党的建设中，党性训练是提高党员修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今天，党性这个政治概念应该如何界定？党性是否包含着理性和科学性？它与人文性是否矛盾？我们需要回到历史当中去寻找答案。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党自身建设的思想理论研究用心最多、建树最多的，应属刘少奇。以至于到今天，当我们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时，如果从党的思想理论层面寻求历史资源的话，恐怕首先想到的还是刘少奇和他的以“理性”和“修养”为主要特征的党的建设思想。
研究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历史，对党的真实特点的认识、理解，应当是党的建设当中无法回避的“起点”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似更要强调以事实为起点，而不是以理论、以某些人为的标准为起点）。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中国社会、文化土壤上的现代政党，它不能不带有深深的胎记和传统的烙印。中国革命需要先进政党领导，才能取得胜利，但中国的先进政党又是要通过艰苦的斗争锤炼、建设，才能够逐步克服自身弱点，进而走向自觉、成熟。从思想史的角度着眼，对于这一点，我们应有足够的理性认知。然而，在党诞生的初期（甚至相当一段时期），党内对自身的真实特点还不可能有完全清醒的、准确的认识。直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着手分析中国的军事斗争、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无产阶级的基本特点。
与毛泽东进行探索的同时，党内其他领导人也在思索着同样的问题。抗日战争中，刘少奇着重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实特点等问题，曾经进行过进一步理性思考，他不仅正确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点，同时亦实事求是地剖析了它的无法避免的弱点。尤其是对后者的解析，至今还能使我们从中得到启迪，进而引发出许多新的联想。
刘少奇从完善党内民主的角度，揭示了党内民主生活不够健全的主客观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生活的国家，我党在过去大部是处在极端秘密环境中，同时还由于某些同志有不正确的思想和对于党内民主的不正确了解，所以在党内民主生活上还没有养成一种习惯，以至在客观条件可能时，亦不能很好的很正确的实现民主生活”（《党内团结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页）。
从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着眼，其最深刻的内涵就是如何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刘少奇一直十分关注着这一具有知行意义的“难题”。在他看来，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党的思想理论准备不够”，另一个就是党内有“假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对于后者，刘少奇评论道，“对
于这种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假布尔什维克，是不能仅仅从他们的词句，从他们表现的形式去识别的。他们可以在言语上表现得比什么人都有更多马列主义，在形式上也可以表现的比什么人都更革命，然而他们最怕实践的考验，最怕用批评的精神去检查他们的工作。”《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
在研究中，我发现：刘少奇在分析问题和阐述理论见解时，非常看中的就是联系历史，从历史中寻求智慧，从历史中展开思想，从历史中总结教训，将历史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这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认知方法。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刘少奇借着分析“党的理论准备不足”问题，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欧洲人，讲的是欧洲话，用欧洲文字写书，讲的是欧
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事情，也讲到中国的事情，但讲得很少，
所以现在把马克思主义搬到中国来，不是翻译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变成中国字，而且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革命，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今天看来，刘少奇的这段话是何等明智、绝妙！他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命题，而是一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理路（包括方法），一条赋予历史智慧的认知理路。
1948年7月，刘少奇同当时马列学院的学员深谈理论学习的方法和要求，他特别告诉学员：“我们学习，不仅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而且要联系外国的实际；不但要研究现在的实际，而且要联系历史的实际”。而当有人对要求学西洋史提出疑问时，他明确地回答：“不学不行。因为学习西方历史是为了读懂马列主义”（《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36页）。
刘少奇把共产党员的人格修养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去理解，提倡在继承当中的“扬弃”。他举例说，“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封建思想家在这里所说的是他自己修养的过程，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圣人’。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也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论共产党员修养》，《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7页）总之，“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这是我们超越古人的地方。
那么，承担历史“大任”的共产党员的人格修养究竟包括哪些重要内容呢？刘少奇明白地告诉我们：真正的共产党员应当“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
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刘少奇还分析了共产党员对待缺点和错误应有的理性态度。在他看来，这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态度，也是共产党员应有的修养。其中，要特别提倡的是：“冷静的辨识和思考”，“不盲从，不随波逐流”；“不抱机械的绝对的态度”，“不是主观地、机械地、捕风捉影地在党内乱斗一阵，也不是有‘斗争’嗜好”（《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需要特别强调，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刘少奇将“公共精神”的培育作为共产党员人格修养的关键。他特别重视对共产党人进行“公共观念”的教育，并且有意识地将这种观念引入党的建设之中，要求党员具备自觉摒弃“旧社
会的私有观念”的修养。（《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同上，第210页）
直到建国以后，他还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并且把以“公共职责”为上，服务和服从于“公共利益”作为共产党员标准的重要条件之一。（《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同上，第550页）
上述思想构成了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内涵丰富、充满理性，且富有人文性，是他留给后世中国共产党人的珍贵的精神财富。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蒙受冤屈，遭到残酷迫害，他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也被诬蔑为“黑修养”，惨遭厄运。以至于今天年轻一代的共产党人已经很少有人会再提起这一理论，这种对党的建设优良思想传统的无知是历史的悲哀。当然，它也更应是一种悲壮的启示。
三、党的建设科学化中的学科性
就学科性而言，我不由得想到现时中已成定型范式的党的建设研究。如果说这种研究迫切需要注入理性成分的话，那么最应优先考虑的就是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要努力使已经被习惯性分离的“党史和党建”重新整合起来。让党的建设联接党的历史，使党史与历史相通达，形成广阔、开放的学科领域。
事实上，这不仅是学科性的需要，也应视为党性的要求。党性不仅表现在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性，严格的纪律性，以及对党的忠诚，还应该体现在具有理性修养和科学态度，善于思考，具备分析问题的能力。这样来概括共产党人的党性，反映了时代的需要，政党的健全发展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必然选择。
如果这个定义成立，自然引出党员的理性修养问题。共产党员的理性修养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是历史问题。理性修养亦是一个人文历史的概念。提高共产党员的理性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对党员开展必要的历史文化教育。通过历史和文化的教育，对党员注入不可或缺的认知理性。只有他们掌握了判断、理解和分析问题的历史观、方法论，才能对所遇到的问题产生深刻的认识。
那么，历史和文化教育究竟应从何处入手呢？我认为，针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现实思想状况，尤其要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观和思想原则，深入进行党的“历史决议”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