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具有百年历史的文章是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值此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之际，重温这篇文章，并且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的高度发掘其深刻内涵，揭示其微言大义与逻辑所在，有着特殊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写作背景与深刻内涵
通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人们一定会发问：这篇文章最为深刻之处何在？在笔者看来，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在于李大钊把握住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内容——唯物史观（经济史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可见，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的认知首先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他以《资本论》为本，阐释唯物史观、阶级竞争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
考察一个人的思想，必须要了解其知识背景和思辨过程。李大钊的知识背景与其留学日本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他的思辨过程确实也与日本近代思想的发展进程密不可分。李大钊针对自己的求学经历（早年就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本科），反复说明要具有法学、史学、经济学知识，并把他们看成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被李称之为“社会学”（就我的理解，即今天的社会科学），这种和马克思相近的知识背景为他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这种条件又是当时的共产党人所不具备的。
考察李大钊的思想内涵，需要有新的思维，使用新的方法，决不能孤立地罗列他文章中的观点，而是要联系他在同一时期的思想活动，分析他在同一时期的相关的文章，从认识论出发，在动态中揭示李大钊特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内在价值。
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新青年》刊出前的最后定稿，李大钊在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大会后，利用暑期，到昌黎五峰山小住。在此期间，他也同时为《每周评论》撰稿，涉及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为他所主持的《少年中国》撰稿。与《新青年》一样，《每周评论》在当时是一份领风气之先的时事周刊，代表着一个特殊的时代。它所登载的文章以时事评论为主，主要出自“新派人物”之手。该刊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至1919年8月30日被北京政府封禁，前后共出37期。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始自第28期，终至第37期。当时，李大钊在五峰山上所写的正是《再论问题与主义》。我们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再论问题与主义》两篇文章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到两文所相通的关节点正在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李大钊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他鲜明地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同时，李大钊也说服胡适，在宣传主义的过程中，滥用主义的危险固然存在，但却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明确谈到理论与现实（实在环境）的关系，“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有了这种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主义，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
二、内在逻辑及时代价值
李大钊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但在具体的理论表述中则更多地使用“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等概念，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中性的，有特定内容，又有内在逻辑关系。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它以“唯物史观”为基点，着力论证这一史观在整个马克思学说中的重要价值，并围绕它来展开对其他学说的分析，认定它“在人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占优尚的位置”。所以我们看到，李大钊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解析“唯物史观”便不足为怪了。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回顾了西方文明史上历史的唯物论者的主要论旨，还原了其发生、演变的基本历史过程，证明马克思并不是首创者，却“持有独特的史观”。李大钊认为，这种“独特”主要表现在3个问题上。其一，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离了他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其二，“阶级竞争说”也是“与他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其三，就理论要点而言，这一史观所揭示的“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是“社会组织进化论”。
应该指出，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没有把“阶级竞争说”看成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素之一，而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限定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他确实感到有些问题尚待深入探讨，一方面，两者“很有密切关系”；而另一方面，“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这说明，当他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不盲从，而是对马克思的学说采取了科学、认真和求实的态度。
从总体上看，李大钊还是从学理意义上对“唯物史观”做出了审慎、严谨的评价。他充分肯定了唯物史观“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这种贡献在于“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称的起那社会学的名称”。还“因为他发见那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的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法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显然，这里所提出的“因为”已经完全超出了“唯物史观”本身的学理意义，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深入感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价值还体现在李大钊特有的理性精神。我们看到，该文的题目“我”字当头，展现了五四反奴性的理性精神。在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感召下，李大钊一直有自己的立言原则。在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一年之前，他说：“彼西洋学者，因其所处之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则其著书立说，以为救济矫正之者，亦不能不从之而异。吾辈立言，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甲引丙以驳乙，乙又引丁以驳甲，盲人瞎马，梦中说梦，殊虑犯胡适之先生所谓‘奴性逻辑’之嫌，此为今日立言之大忌。”显然，李大钊的这段话所透露的是他对待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也是他个性化的追求。正是缘于这种追求，他在理解马克思的学说时能够保持着自我认知的独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