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介夫 1921 年1 月生于陕西绥德，汉族，曾用名白浪、白筮鼎、白可三。1938 年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至1946 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先后在《太行山新华日报》、《东北日报》任编辑、记者。1946 年至1949年，任辽宁省清原县委及长白县委宣传部长，长白县委书记。1949 年至1956 年，任通化市、营口市市委书记、市长。1957 年至1964 年任中科院化学物理所副所长、党委书记。1964 年至1972 年，任中科院化学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冲击被下放。1972 年至1978 年任北京市科技局局长、市科委主任、市委教育部副部长。1978 年至1986 年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1986 年至1993 年，任北京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1993 年离职休养。

一、从中科院化学所到北京科技局

1972年，我从中科院化学所调到北京市科技局工作。为何要到北京市的机关工作呢? 当时中科院下属的研究所和厂子很多，管理上很难面面俱到。于是，周总理指示把其中一部分单位下放到地方，以充实地方的科研力量。这一年，科学院决定自7 月1 日起，将力学所、动物所、植物所、电工所、化工冶金所、自动化所(筹)和科学仪器厂等六所一厂下放北京市，实行以北京市为主的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下放后，六所一厂在原名前冠以“北京”两字。它们的党政领导和业务工作，一律由北京市统一领导；业务方向由科学院与北京市协商确定。各所的编制定员、经费、器材、基建等，由北京市科技局汇总，中国科学院归口。这样，一部分人也随之到了各个地方工作。

1.随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出访欧美四国

我从中科院化学所抽调到北京市科技局做局长。不过，开始时还没在北京市科技局做什么具体工作，因为直到1972 年5 月，我还在“干校”下放着呢，1973 年才正式开始做北京市科技局的工作，其间的几个月仍忙着中科院的工作。1972 年五六月份吧，我刚从中科院在湖北的一所“五七”干校出来，就去忙着筹备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了。

“文革”中，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遭到否定。林彪反革命集团败露后，周恩来总理发起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自1972 年7 月起，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提醒要注意基础科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7 月2 日，周总理在接见杨振宁时，杨振宁先生认为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也不跟人家交流。此后，周总理又有四五次谈话，反映了他对中国、对科学院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工作的极大关注与焦虑。落实周总理这一正确指示，就是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的重要内容。实际上，这是当时科技战线上纠“左”的一次努力，但结果是严重受挫。

我是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筹备组的党支部书记，聂( 荣臻) 帅的秘书甘子玉是副书记。期间，经常要到全国各地做调查。我没去，恰好要随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到欧美国家进行考察和交流活动。1972 年9 月，我就到了这个考察团做一些准备性的工作。

“文革”期间，对外科技交流合作几乎完全中断。自1971 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后，美国一些科学家相继到中国访问，美国科技界人士和团体不断来信或通过其他途径，希望同中国建立联系，并邀请中国科学家访问美国。此外，已建交的瑞典、英国、加拿大等国曾多次邀请中国科学家前往访问。为了发展中国同这些国家的科学交流，并对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情况做些调查研究，外交部和科学院于1972 年6 月15 日联合向国务院报告，由科学院组建综合性的科学家代表团赴上述4 国进行友好访问。出访前，周总理做了详细的指示。

10 月6 日启程，代表团团长是贝时璋，我是副团长，代表团团员还有张文裕、钱伟长、钱人元、胡世全、李福生。我们先后访问了4 个国家的20 多个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参观了60 多个大学、研究所与工厂企业所属的研究单位，以及政府机构、学术团体、博物馆等，受到他们热情友好的接待。每个国家用两个礼拜，访问4 个国家正好用了两个月多点，一直到年底才回来。

我们通过参观、交谈，对国外高能物理、核物理、等离子体和受控热核反应、计算机、分子生物学、环境科学等方面的现状与动向；4 个国家科技发展的特点，某些科技领域的成就与动态，为科技发展所采取的措施和动向，有了一些了解。我们回国后向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汇报，对中国科研工作和国际科学合作交流提出建议。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决定不向科学界传达，以免引起“思想紊乱”，因此受到周总理的批评。

这是“文革”以来中国科学院派出的第一个科学家代表团。在组团过程中，得到周总理的直接关怀。1973 年1 月18 日，周总理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听取了我们的汇报。

2.主持北京科技工作的几件事

完成出国考察任务后，我就到北京市科技局上班了。当时，北京市的科技力量还是很弱的。因为在中科院这样大的研究机关工作了一些年，再看地方的研究力量就觉得不强。况且，又刚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看了一圈回来，更觉得北京市的科技队伍规模小、研究项目少、研究水平低。那时，北京市的科技工作也确实太需要加强了，别说追踪世界先进水平了，一些科研项目根本就没有。从国外考察回来，我对北京市的科技工作，主要有这么几个想法：

一是追赶国际先进水平。从国外回来，我首先就是积极主张成立北京市的计算中心。当时国外计算机网络已经很普及了，计算机在生产和生活中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而当时中国还没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个很大的差距。所以，我就买了两台计算机回来，先用起来，为以后建立北京市计算中心做准备。这个计算中心就在现在的和平宾馆东头，紧靠大街的地方。后来的效果虽不尽人意，但毕竟当时有了这么个搞计算的单位。

二是科学研究要将实用研究和长远研究结合起来。在美国访问的时候，丁肇中就跟我咬耳朵，说美国给你们看的多是没有什么很大价值的，应该看像玻璃纤维这些东西。当时美国已经使用玻璃纤维做电话线了。我们就想上这样的项目。结果，中央的研究单位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他们就去做这个项目了。

参观贝尔电话实验室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怪事：他们的老板雇了7 个搞生物物理研究的人。我就问，你们在电话方面都做得那么强了，那么大了，怎么搞起生物物理来了。那位老板说，将来可能会把电话和生物物理结合起来，朝这个思路进行研究也许有用，也许没有用，不就养了7个人嘛。这给我的印象很深，就是说科学研究既要搞好当前实用的，又要搞好长远的。

科学研究既为近期的生产生活服务和又为长远安排考虑，至今还是个矛盾。科学家更多的是考虑长远的东西，而政府往往要求马上见成果。中科院的一位领导用“两个口袋”来形象地说这件事，说所里的领导来时，掏一个口袋，说这个研究多么具有长远价值；等政府的领导来时，就掏另一个口袋，多讲这项研究当前的实用价值。说是这么说，但结合起来还是有难度的，所以，到现在这个矛盾还是解决得不理想，两方面都欠缺。过去，科学家就想关起门来搞研究。现在的科研人员把科研和企业需要结合起来，考虑多赚钱，这是个好现象。中科院从20 世纪80 年代初迈出了这一步，他们到中关村办了一些企业，现在有的已做得挺大的了。

这就是我当时接手北京市科技局的主要工作思路。从这时候到1978 年我任北京市副市长前，这5年工作期间留下的深刻印象不是太多，总觉着自己做的值得说的工作没几件。再说了，年纪一大，许多事都记不清了，甚至忘了。但有这么几件事还是可以说一下———

“文革”期间科研部门做研究，很多研究人员是自己买物品做实验，有的教授自己养耗子，或养别的东西。实际上，这很不合算，教授哪有那么多时间干这些事啊。我就琢磨想个办法解决这一问题。正好澳大利亚想帮中国建一个培育中心，我们也向国家计委申请了一点，就在北苑建起来了。现在，成了规模很大的实验基地，对科学实验起着很大的作用。

再一个就是唐山大地震。北京市科技局下属的地震队，为了建地震测量网，到处测量。1976 年7 月20 日前后，在北京郊区发现了许多征兆，就是像老鼠搬家这类的动物异常现象。根据经验判断，这种现象是地震的前兆，可能要发生地震。这个地震队不是很专业，对地震的强度多大，震中在哪儿弄不准。于是，就向国家地震局汇报。当时还是“文革”期间，这些单位的正常工作基本都停顿了，没人管这件事。一直磨了一个礼拜，国家地震局终于下来一个人，在市科委听我们地震队同志的汇报，我也跟着去听了。这时已经是7 月27 日了，也就是唐山大地震的前一天。国家地震局有几个人接着就去唐山开一个研究地震的会，第二天就遇难了。

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准确预报地震这个问题我们还没解决，美国等发达国家也解决不了。辽宁海城地震，没造成多大的人员伤亡，就说我们解决了地震预报的问题，这不科学。海城地震是先有很多次小震，老百姓觉得房子晃，就事先搬出来住了，后来大地震来了也就没有造成多大伤亡。而唐山地震不是这样，是突然就来个大的。

动物对地震的反应很灵敏，现在老百姓普遍都有这种认识了。但要说到人准确预报并发布地震信息的事，现在根本不可能，哪怕说3 天内有地震，也很困难。我们国家这么大，几乎每天都有地震，只是许多地震很小，感觉不到，即使能感觉到，一般也不会造成多大损失。这种情况下，要是乱发地震预报的话，工厂还能开工吗? 老百姓都睡不睡觉? 关键是太扰乱民心了。所以，解决地震准确预报问题不是短期的事。

顺便说一点，就是吴德的事。有人觉得吴德是和“四人帮”搅在一起的，但我认为他和“四人帮”之间还是保持着很大距离的，就像毛主席所说的“吴德有德”。要不为什么后来中央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的绝密方案时，吴德也参加了呢。作为当时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他不得不和江青他们打交道呀，只是吴德比较谨慎，尽量不和他们发生冲突。从江青参观北京天文馆一事就可看出来。

也不知怎么回事，江青突然对天文产生了兴趣。吴德作为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就得陪着她参观。由于北京天文馆属北京市科技局管，我也得陪着去。当时，我就看着吴德躲得远远的。江青也没在意吴德陪她去后离自己远还是近，自个“视察”得不亦乐乎，看看这个，摸摸那个。江青喜欢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她一连3 天去天文馆，可把我累坏了。我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还得陪着她转，没法休息。有一天她看的时候，我坐在一边等，结果睡着了，打起了呼噜。幸亏江青的警卫把我叫醒了。警卫说，首长在这儿参观，你竟敢睡觉。那个年代，可以说这是犯罪啊。

从50 年代到大连石油研究院，一直到70 年代北京市科技局的工作，我都是科学研究的门外汉，哪个所的科技研究我也使不上劲。主要是响应了党的“外行领导内行”的号召，在科研院所做了多年的领导工作，当时更多是考虑大的发展方向。有一些事情，主观出发点很好，但由于和实际情况有差距，效果不理想。现在想来，计算中心就很不成功，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对其两任领导我不满意，他们不好好研究机器，也没有进行北京市的计算机网络建设，都跑去做买卖了。这叫我很伤心。

1978年做常务副市长后，我仍然是北京市科技工作的顾问，还是很关心科技工作的。这方面，太阳能研究还是取得不小成绩的。从机构设置来说，北京市原来没有太阳能研究所。当时全国才两个研究太阳能的专家，都是前苏联培养的，这二人都在国家的一个部里工作。我给挖过来一个，就是龚堡同志，也就是后来的北京科学院院长。1979 年，北京太阳能研究所成立。当时所里就七八个人，都不太懂，就边学边干。我们的这一研究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这一研究能够发展得那么快，也与国家对可再生能源的重视密不可分。

遗憾的是，这一技术在北京没有推广开。有专家说，主要是北京的楼层太高，水上不去。在外地，很多地方用得很好。德国对我们的这一技术就很感兴趣，还合作搞了一个太阳能研究所，并在大兴建了一个太阳能村，效果不错。北京太阳能研究所，可以说是中国太阳能行业发展的鼻祖，对我国这20 多年来太阳能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目前，北京太阳能研究所是我国最大的太阳能专业研究开发机构，也是国家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重点研究项目的依托单位。拥有200 多名科技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科研实力非常雄厚。曾荣获过国家发明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市知名品牌等几十项奖和中国3000 多家科技院所综合评比第一名。“桑普”这一品牌就是这个研究所搞出来的。有个被媒体称为“桑普—中国太阳能第一楼”的办公大楼，是北京市发改委的奥运示范先导项目的一部分，为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提供良好的范例，也使中国太阳能综合利用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说实在的，我做的工作不多，那些科技成果都是科技工作者辛辛苦苦搞出来的。北京科学院电工所的曹凤国就是很能干的研究专家。1981 年，他发明的“增加放电爆炸力，高速加工聚晶金刚石”新技术，曾经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日内瓦第13 届世界新发明展览银奖等一系列大奖。现在，他已是北京科技研究院的院长了。

二、做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期间

1978年5 月，我担任了市革委会副主任，并担任市委常委。不久，党政分开，我就成了常务副市长，主要工作抓教育，还抓卫生和体育工作，一直持续到1986 年。

1.开办职业教育

我接手教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就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一是修缮校舍，二是让孩子们有学上。

“文革”对教育的破坏确实很大啊。不仅是教育体制的破坏，连桌椅板凳和教室也被破坏了。一些房子都快塌了，万一砸死学生怎么办? 有的学校门窗的玻璃被砸得精光，冬天透着风，根本无法上课。今天这个学校桌椅坏了，明天那个学校喊着要玻璃。我就到处抓修缮，跑修校舍、买桌椅、安玻璃的事。

让孩子有学上，是中国老百姓的重大心愿，上学和就业分不开呀，而这又与当时大批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产生的问题搅在一起。

当时高考录取率没现在这么高，只有5%，那剩下的95%没有大学上，怎么办? 再说了，初中和普通高中毕业后多数青年也没有出路。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父母文化水平不高，但都有工作; 孩子十七八、二十来岁毕业了，在家待着。父母着急，孩子也着急啊，他也不想在家待着让父母养着啊。这可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而且，这些孩子中学毕业以后，什么技能也没有。怎么办? 特别是大批的下乡青年回城后，工作岗位也没有，年纪轻轻的，也想上学啊。一些返城青年经常在我家门口等着我下班回来，整天吵吵要上学。真愁人啊!

没有职业技能怎么找工作呀? 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办职业教育，开一些中低技能职业的课，让孩子们学一个工作技能。况且中央也有这方面的精神。

这中间也碰到过许多阻力。有一次，在管教育的副区长会上，讨论是否上马职业教育时，争议就很大，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什么事都是开头难啊。等决定上马职业教育了，又没有多少校舍，只有极少数学校愿意转为职业教育。许多人不把职业学校看成是正规的学校。为了让更多的学生拥有职业技能，就在普通中学里加上职业课。中专生也有职业技能课，但当时中专学校也很少。

等辛辛苦苦把职业教育办起来了，结果学生找不到工作。原因是当时顶替现象很普遍，老子早早下来，让孩子接班干，这在那时是合法的。找工作那么难，一般厂子的职工当然想的是先把自己孩子的工作问题解决了。所以，职业毕业生的出路就成了问题，以致职业教育几乎快办不下去了。

这个过程中，刘力邦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是个女同志，很能干，前几年去世了。她原来在东城区管教育工作，后调到市教育局。刘力邦整天忙活这件事。到沈阳考察了一番，因为那儿也同样遇到了顶替的问题。历史上很多问题不是简单的哪个区域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顶替问题就是如此。

当然，也有一些学生被企业录用了，一试，发觉经过职业技能训练的学生干得比老职工还好。北京饭店就是发现158 中的学生干得好，形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不容易啊，一个很普通的中学能得到北京饭店的青睐，确实不易! 到现在158 中还是全国职业教育的典型。

普遍存在的顶替现象让我们面临着是否将职业教育下马的难题。我又想了一个招：当时许多中小学都缺乏老师，我们重点培训小学需要的美术、体育老师，很受欢迎，终于渡过了难关。一些企业也慢慢转变了用人观念，越来越多地用受过职业教育的人。就这样，职业教育也慢慢干起来了，这在全国是首创。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职业教育了，但北京地区仍是领先的，因为办得早，经验也较多。

2.开创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职业教育着眼于培养中低技能，但无法提供国家所需要的更高素质的人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各行各业急需大批专门人才，被“文革”耽误的成千上万青年有学习知识的强烈愿望。面对造就与选拔经济和文化建设急需的大批人才的时代重任，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所具备的规模和条件，远远不能承载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

当年大部分知青上山下乡时，实际上也就小学、初中毕业，现在回来了，还正年轻，特别想上学。我当时住在红霞公寓，天天晚上有人找上门来，希望解决上学问题。

有一批青年特别有耐心，整天等我下班回来，吵得我是没法休息了。我就应急先想了个招。我说，给你们办一个外语班，你们都好好复习考试，考上了就上，考不上就不能上，等毕业了，都去做小学外语老师，好不好? 这些小家伙高兴极了，满口应承说“好”。他们毕业时，我去参加了毕业典礼。结果，没有一个想当老师的，因为学外语就业面广啊，当老师的待遇相对差一些呀。我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说：“我满心希望你们去当老师，看来我的心是白操了。”

返城的知青那么多，不可能都去办这种班啊。这时候，市委教育部的赖汉学说，能不能办个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这个想法也不是突发奇想，北京以前有过这方面的探索。

1959年，原教育部曾提出过“根据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业余高等教育必须积极发展”的设想。北京地区早在20 世纪50 年代就酝酿过对自学者的学习成果进行考核。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家们在探索，我们的决策者们在思考，能不能建立起一种制度，引导青年自学成才，既满足人们对学历的要求，同时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

1977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之后，8 月8 日，他召开了科教界的座谈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应该说在我们国家教育和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和业余大学是一条腿。”这一指示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事业提供了重大的理论指导。

1978 年3 月，第五届全国人代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培养和扶持各方面的优秀人才……要建立适当的考核制度，业余学习的人们经过考核，证明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同等水平的，就应该在使用上获得同等待遇。”

既然中央有这方面的精神，可以尝试一下嘛。我觉得赖汉学的主意很好，但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怎么办? 先找一些教授开个会，听一下他们的意见。会上也有同志反对很激烈。说，上初中、高中有自学的，哪有考大学是自学成才的呢?

我们请的教授，就是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的校长，他们一听，说这个主意好，特别支持。他们办法多，如何开课、考试，就由他们负责。这几个校长就成了自考委员会的委员。于是，就搞试点。我当时特别声明，就因为是自考，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几位校长也同意我这个观点。

这件事开始看得并不是很深很远，自学考试刚一开始时，说实在话，别吹牛，当时就是想到怎么能够解决“文革”期间被耽误了的这一大批青年人的问题，让他们能有学习的机会。

很快，当时的市委、市政府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建立高等教育学历考核制度的决定》，在全国率先开办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从此，中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事业开始登上了“发展中国家办大教育”的历史舞台! 对于这样一种全新的教育形式和考试制度，我们的党和政府从一开始就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注。

1980 年5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讨论教育工作时指出，为了促使青年人自学上进，应该拟定一个办法，规定凡是自学有成绩，经过考试合格者，要发给证书，照样使用。1981 年1 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的报告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遵照执行。并决定在北京、上海、天津和辽宁四省市先行试点，摸索经验。

全国各地陆续都举行自考了，这一下就解决了大问题。办了不到两年，就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一些认识我的家长打来电话，说我给他们办了件大好事。你想，开始孩子没学上，也找不到工作，通过自学的途径考上了大学，怎么能不高兴? 自学考试就这么办起来了。这得益于一批教授的支持，像搞英语教育的许国璋，他就曾是自考委员会的委员。高教自学考试在世界上也是首创。现在每年都有十几万人参加。一些残疾人不能到考场，就派人送卷子到家里。监狱里的服刑人员也有参加考试的。

作为当时北京首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的主任，我主要是做了两件事，一是宏观上的决策，二就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要保证质量。

20 多年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选拔了大批专门人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报考人数从1981 年首次在北京市开考的2686 人，到1985 年上半年全国报考人数突破100 万人，1995 年上半年又突破300 万人，1998 年下半年突破600 万人；即使在普通高校大规模扩招的背景下，2000 年上半年，报考人数仍在增长，达到689 万人。20 年来，累计有1 亿多人次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2000 年上半年，在籍考生达到1700 万人，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了本专科毕业生290 万人、中专毕业生40 万人。

3.为建抗战纪念馆化缘

许多事都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使劲地想招啊。自考是这样，建抗战馆也是这样。

建抗战馆最早是胡乔木、邓力群提议的。他们去东北考察时，认为抢救抗战的史料很重要，应该建立全国性的抗战馆。胡乔木回来后，就和吕正操商量，最后决定建在北京卢沟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嘛。当时预算是4000 万元，但国家计委的同志说北京既有革命历史博物馆，也有军事博物馆，这个抗战馆就没必要搞得很大了，就给了1000 万元。

1000 万元实在太少了，这毕竟是个大工程。胡乔木问我，国家就给批了1000 万，还搞不搞? 我说，1000万也得搞。怎么办? 我就采取化缘的办法，以北京市副市长的名义给各省市和一些单位写信、打电话，我说，这个抗战馆虽然放在北京，但它是全国人民的，你们也得出一点。这些省市单位或多或少都给钱了，湖北省给得最多，100 万元，这个数目在当时确实不小啊。最抠门的是中国××总局，才给了6 万元，真叫人生气。

后来，陈昊苏又以个人名义向一些单位化了一些。就这些钱，才刚够一期工程的。后来又写了一些信，并多次提案，但二期工程一直无法上马，直到江泽民同志到俄罗斯访问回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才拍板上二期工程。当年，抗战馆建起来以后，谁都不想要，中央就挂个名，请市委宣传部收留也没成，最后才被丰台区收留。当然，现在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 宋传信、苏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