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冰，1921 年12 月7 日生，河南省伊川县人。1938 年入党。同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在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抗大六分校、太岳抗日根据地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豫西工作。解放后，在河南和团中央工作；1956 年至1966 年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文革”初期第一次被打倒。1970 年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5 年再次被打倒。1978 年调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79 年并任甘肃省副省长。1982 年任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1983 年任省委常务副书记。1986 年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88 年任第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3 年任第八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顾问。
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团代会、青代会
我第一次来北京是1949 年4 月中旬，我作为河南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团长来的北京，那时候还叫北平，正是国共代表和平谈判期间。我从河南来北京，可是费了老大劲。因为当时新乡、安阳还未解放，我们只能取道刚解放的山东，代表团从河南省委所在地开封先是经陇海铁路到徐州，再走津浦路到济南，在济南受到了山东分局青委书记刘导生同志的热情招待。
因为路不通，第二天，我们骑着毛驴驮着行李走了好几天才到天津。天津市青委的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几条大街，这里的街道是斜的，容易使人转向，我们这些人都没有见过大城市，什么都感到很新鲜，回宾馆后发现郑州市青委书记陈友文同志不见了。我们着急了一夜，他还未回来，票已买好，第二天我们必须走，我只好委托天津市青委的同志帮助找他。我们到北平的第二天，陈友文同天津代表团一块来了。还没进北京就把人丢了，陈友文“丢失”，成了河南代表团的一大笑话。
到北京后，如今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感受，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城市，觉得北京很大很开阔，方方正正的，路上跑着有轨电车（西直门以外的郊区跑的是烧木炭的公共汽车），觉得很好，比天津好。我们代表团住在王府井南口路东的一个三层楼上，楼是木板的，走起来晃晃荡荡的。当时的中央青委就在我们东边的一座两层楼办公，这是一个航空站。冯文彬、荣高棠、蒋南翔、黄华都在这里办公。李昌当时是北京市青委书记，不久就调到上海华东局去了。我对北京的印象很好，但有一个现象觉得不可理解，就是王府井以南，特别是靠近东交民巷那里有块开阔地，垃圾堆积如山。
1949 年4 月11 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央美术学院礼堂开幕，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毛主席为大会题词。冯文彬在会上作筹委会工作报告，蒋南翔作《团章》报告，任弼时代表党中央讲话，讲了几句，因为身体不适，由大会秘书长荣高棠代为宣读。
大会开了一周，选举出冯文彬为书记，蒋南翔、廖承志为副书记的第一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纲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章程》，决定以《中国青年》为团中央机关刊物。
在大会期间，有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吃了晚饭后，一位同志说：“荣高棠秘书长去舞会了。”我们这些人都没参加过舞会，也想去看看。上边说不行，几个代表就不干，闹着要去。我对他们说，别闹了，不让去就别去了。虽然我是团长，但他们也不听我的，继续闹，那时候没有太多上下级的观念。结果还是去了，上边派了个车送我们到怀仁堂，到了门口，大概是新华门，警卫不让进。我们说话很冲，说我们是团代会代表，要参加舞会。过了一会，出来两个同志接我们进去。到了会场，我们看到桌上摆着一些吃的，大概是橘子、花生之类的，我们进去后，有的同志坐下就吃。领导一看，几个不认识的青年在那吃，看了我们几眼。过了一会，周恩来周副主席就过来问我们，“你们是哪里来的呀？” 我们答说我们是团代会的代表。周副主席笑着说：“你们是团代会的代表呀！欢迎你们。” 我们这些人中的洛阳市团委书记马吉林，问周副主席，和国民党的谈判怎么样了？周副主席笑答：“正在谈。”等周副主席走了后，我就批评马吉林：“你这样问周副主席，没礼貌！”马吉林满不在乎地答：“我问问都不能问啊。”
大约是18 日或19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在香山接见了参加团代会的全体代表，我们兴奋地一大早乘上破旧的大卡车（缴获自国民党）直奔香山。毛主席接见我们时，我们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拥挤着想和毛主席握手，我在后面，没有机会，深感遗憾。之后朱总司令给我们讲话，介绍了正在举行的和平谈判的情况。当时以张治中为代表的国民党代表团住在六国饭店，如今六国饭店的原有建筑已拆除，原址处又建了一个宾馆，就是现在的华风宾馆。
我们都知道蒋介石虽然“引退”到他的老家溪口，李宗仁任代总统，但实际还是蒋介石控制着南京政府，蒋介石想利用和平谈判从而达到隔江而治、保存力量以图东山再起的目的。朱总司令讲到如果南京政府拒绝在我们提出并经两党代表团协商一致的八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协议书上签字，我解放军一两天内就打过长江，向全国进军。我们大受鼓舞，在回城的路上，我们在卡车上齐声高唱《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隔了一两天，21日，我们在广播里听到了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书上签字的消息，听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下达的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天，解放军就在五百里江防线上横渡长江。23 日，就传来了攻克南京的消息。南京国民政府宣告灭亡，我们长期以来为之奋斗的人民大革命终于胜利了！ 那时的心情真是欢欣鼓舞！无法用语言来描述那种高兴劲儿！
团代会之后，就是中国青年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为青代会，时间到了5 月，刚好又是五四运动30 周年，我接着参加了这次大会。我和《吕梁英雄传》的作者马烽住在一起，记得茅盾当时是主席团成员，大会选举了廖承志为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他同时又是团中央副书记。周恩来副主席在大会上作了《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 后改名为《学习毛泽东》）的讲话，我记得讲了好几个小时。
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
1949 年4 月是我第一次来北京，跟北京有缘，1953 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点名把我调到团中央，我正式来到北京工作。1956 年我又调到清华大学工作，一直到1978 年，一共有25 年。在北京25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从事大学教育工作，之前的我从1939 年到1955 年绝大多数时间都从事青年工作，我亲历、亲闻、亲见了我国青年运动的大多数事件。回首自己从事的青年工作历程，我认为1949 年的这次团代会在青年运动史上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我党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青年工作，共青团的组织早在1920年就建立，也比较健全，一般的党员都是通过团员发展而来，有一段团员可以直接转党员，团员的发展非常严格。因为共青团的性质、定位不是很明确，因此有人就批评共青团是“第二党”。1935 年一二·九运动前后，李昌、刘导生、赵德尊、陆平等人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开始开展得很不错，发展了不少青年抗日积极分子，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参加了革命。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延安成立了西北青年抗日救国会，之后各地陆续都成立了青救会。民先和青救会一开始都影响颇大，调动了青年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据我所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青救会组织中有一个青年抗日先锋队组织，我所在的太行山根据地就有青抗先，青抗先是个武装组织，发挥了特殊的积极作用。后来这个组织被划入人民武装委员会，青救会此后就没起多大作用了，1942 年、1943 年也就自行消失了。
1946 年10 月，党中央发出建立先进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民主青年团的提议。1948 年9 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为迎接战略大决战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会议提出加强工会、青年、妇女工作等问题。在总结过去共青团和青救会工作的历史经验上，经过三年的试点，在1949 年元旦正式发布了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
1949 年1 月，我从河南宜阳县委书记的岗位上调至豫西区党委任青年工作科科长。刚开始就我一个人，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裴孟飞跟我谈话，说：“根据中央部署，区党委决定建立青年工作机构，暂设青年科，你为科长，先筹备建立青年联合会，你任筹委会主任，现在就开始工作，为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准备。你的工作由戴季英同志领导。” 戴季英是区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戴曾是四方面军张国焘的保卫部长，抗战胜利前夕他曾任河南省委书记。结果戴季英跟我说：“你找我，我找谁？谁给你分配、布置的工作，你就找谁去。” 我只好找其他的老同志请教。老同志们都说，你先把人找齐，先搭个架子。豫西区党委驻地在鲁山，我就跑去找鲁山县委书记刘湘萍（谢富治夫人），刘湘萍要我找县委副书记纪登奎，我就这么认识的纪登奎。接着我又到洛阳地委找了地委书记杨维屏。我正在奔波青联会的筹备工作时，1949 年3 月，中共河南省委成立，我被任命为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书记由宣传部副部长岳明兼任。刚开始也是我一个人，通过组织部调了几个干部把机关架子搭了起来。4 月，我便来到北京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明确解决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团和党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团的性质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先进性和群众性相结合的青年组织。团和党的关系就我个人的理解有三层，第一，党领导团。第二，团的工作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其特点。第三，团的工作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发挥青年特点来开展。这些结论的得出总结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主要总结了共青团、青救会、民先队等青年组织的实践经验，明确了团组织的性质、任务、职能，明确了团组织与党组织的关系，明确了团的工作特点，这就为建国后60 年来，青年工作坚持正确的方向和不断发展，更好发挥青年作用奠定了基础。
（苏峰访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