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槐，男，回族，1917 年6 月生，河北任丘人。1937 年7 月，为国民革命军第29 军战士，参加卢沟桥抗战。1938 年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8 月至1948 年12 月，历任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总会副主任、主任，晋察冀边区回民抗战建国总会主任，冀中军区回民支队政委，保定警备区政委等职。1949 年2 月至1958 年9 月，先后任第十一区（今宣武区）区长、北京市回民工作队队长，市民政局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民委主任等职。1958 年10 月起，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靠边站”。1977 年12 月至1979 年5 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1979 年5 月至1989 年，任国家林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顾问等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及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回民学院院长、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中央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绿化基金会常务副主席等职。1995 年7 月离休。
1948 年12 月16 日，北上接管北平的彭真等人途经保定。当时，我任保定警备区政委。由于我在冀中的工作（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回族干部，我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组织和发动冀中回民群众和汉族群众团结起来，互相尊重，携手奋斗，共求解放） 经历，组织上决定让我到即将解放的北平市做民族工作。此次开赴北平，不由得想起1937 年7 月底撤出卢沟桥时的情景，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暗自说：为了新中国新北平，一定要努力工作。
化解隔阂 尊重政治权利
1949 年1 月31 日，北平和平解放。
（中共北平） 市委任命我为第十一区（今宣武区）区长，负责这个回民聚居区的工作。同时，市委决定成立回民工作队，由我任队长。这个工作队的同志，部分是我从冀中回民支队带来的，市委组织部又陆续介绍了北平地下党组织的一些回族同志。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党的民族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后，彭真同志曾专门指示过，他说： 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民族工作只能做好，不能做坏，一定要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对民族、宗教问题要慎重，看准了的事情就要积极去做。
我们的工作从访贫问苦开始。我带领大家分别深入到回民聚居的牛街、天桥、花市、南中街、豆芽菜胡同、德胜门外等地区，挨家挨户到回民家中嘘寒问暖； 还召开回民各阶层座谈会，听取反映。经调查，1949 年，北平市有回族6.6 万余人，80%以上是小商贩，很多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失业现象很严重，就业门路太窄，主要靠“ 两把刀” （ 一把
卖牛羊肉，一把卖切糕）、“八根绳”（挑筐做小生意），养家糊口。由于国民党散布“共产党消灭回回，消灭宗教”的谣言，回族群众对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了解，和汉族之间的隔阂也很深。
3 月下旬，我们向市委提出了一些做好回族工作的建议。4月初，市委向华北局并中央报告了关于回民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意见。4 月30 日，上级批示同意，并给我们提出：要肃清回奸、回霸；吸收回民中的进步分子参加人民政府工作；回民中应兴应革之事，必须经绝大多数回民自愿；认真领导回民中学，作为提高回民文化、培养回民干部的园地，以供开发大西北之用。根据这一精神，市里决定改回民工作队为回民工作委员会，我任主任，金雅如、冯英（ 马春光）、李恕、马务本、刘震宇等同志为委员。
工作刚开始时，难呢！ 有人造谣说“ 马玉槐修改《古兰经》，修改五时（伊斯兰教规定的每天五次礼拜），不准收‘海提业’（布施）”，等等。我们采取座谈会、报告会等方式反复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此，严格要求回族干部遵守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每逢“主麻日”和“开斋节”，回民工作委员会的干部都要到清真寺去做礼拜，接触群众，宣传政策。
1949 年7 月7 日，北平市各界回民7000 余人举行纪念七七事变的大会。我主持大会，借机宣讲了党的民族政策。10 月2日，我主持回民学院举行的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大会，各界回民6000 余人参加。回族代表刘格平、杨静仁、吴洪宾、马坚（ 北大教授）及白寿彝（北师大教授）等应邀出席。他们在讲话中一致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民族压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各民族要亲密团结，恢复发展生产。通过这些群众集会，宣传了新政策。
民族团结首先是政治上要平等。旧中国，回民身上有两条政治绳索：一是不承认回族是中国的独立民族，二是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政策。国民政府承袭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回族人民采取的政策，还把回族同胞称作“回教徒”。更为甚者，回族人民连成立自己的民族团体、言论自由等最基本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解放后，回族第一次被称为少数民族，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权利，历届人民代表会议都有回族代表参加，回族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宣武、东单、东郊、昌平等区县都有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副区县长。此外，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部门，也配备了少数民族干部。
在1949 年8 月9 日召开的北平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有回、满、蒙、藏等少数民族代表41 人参加，占代表总数的7.26%，其中回族代表13 人。这些比例都是很高的。许多回族知名人士，如李恕、马坚、白寿彝、杨明德（原西北中学校长）、赵炳南（中医外科专家）、李德寿（老工人）、马连良（京剧演员）、工商界常子久、马祝三，伊斯兰教界杨明远（阿訇）等都当选为人民代表。金雅如当选为第八区（原第十一区，今宣武区）区长。大会主席彭真还特地同少数民族代表合影留念。有9 位少数民族代表在会上提出的“请政府对北平市回、蒙、藏各民族加强文化教育、经济、福利等工作的议案”，受到重视。同年11 月30 日、12 月1 日，回民工作委员会分别在牛街和花市召开大会，传达代表会议决议，有3000 多人参加。我们还在同和轩饭庄组织工商界回族知名人士20 余人进行座谈。
回民工作委员会还结合摧毁旧政权（反动党团骨干人员登记，清匪反霸斗争） 建立新政权的工作，随时揭露批判敌人破坏民族团结的事实。这样，不仅了解了情况，教育了群众，安定了群众的情绪，而且逐步消除了回族群众的各种疑虑，民族纠纷也越来越少。1949 年共发生违反民族政策、引起民族间不团结的事件48 起，如在德胜门外回民聚居村马甸，当地驻军因有人不了解回民生活习惯，在村内杀猪，引起回民不满；西郊海淀的树村土改时，回民与汉民分得地主的房子后同住在一个院，因生活习惯不同，发生了纠纷。对这些事件，都本着民族团结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进行了妥善处理。之后，民族纠纷越来越少，影响最大的也就是1951 年1 月《光明日报》发表的杂文《语无伦次的山姆大叔》所引起的一起。这个杂文的本意是揭露美帝国主义假道义真侵略的嘴脸，但由于把伊斯兰教的圣人穆罕默德与美帝相提并论，严重伤害了信教回民的感情。他们就到市民政局反映，扬言要砸毁光明日报社。我立即向市委汇报，彭真、刘仁非常重视这件事。由于市委正确引导，冲突化于无形，并通过此事进行了民族团结的教育。这也算坏事变好事了。
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北京市还有满、蒙、藏、朝鲜等少数民族，1950 年1 月将回民工作委员会撤销，在市民政局设立民族事务科。1956 年成立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由我兼任主任，贺一平、载涛（满族）任副主任。据统计，刚解放时全市有满族3.1 万人，蒙古族1000 余人，还有少数藏族人。当时统计的满族的人数偏少了，由于辛亥革命后的排满，许多满族人不敢承认自己的民族身分。结果几年后再统计时，人家认识到咱们党的民族政策好，好多人又恢复满族身分。
恢复生产 改善回民生活
要真正实现民族平等，在推行政治平等的同时，必须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经济生活。为了帮助回族群众逐步改善贫穷落后的面貌，回民工作委员会从实际出发，帮助他们恢复发展生产。在有关单位的配合下，我们开展了以下工作：
清理原中国回教协会北平分会信用合作社财产。解放前，中国回教协会北平分会曾以信用合作社的名义，侵夺回族群众3127 名社员的股金2700 多万元（法币）。解放后，广大社员要求人民政府对这项财产进行清理。首先，全体社员选举了社员代表，召开社员代表大会，选举杨益三、杜冠武、平博斋等回族群众代表人物成立了“清理回协信合作社委员会”。经过清理，使回族群众认清了这个所谓“ 信用社”欺骗剥削的本质，维护了群众的经济利益。共查出：房产7所（140 间）、象牙人、玉瓶等23件，售出价款1100 万元（旧币）。社员代表决定用此款办回民生产事业，1950 年成立了北京市回民生产委员会。在回民生产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办了回民印刷厂、回民毛巾厂； 帮助张谦（ 阿訇）、魏育才（ 阿訇）、马冠儒（ 工商界） 三人建立了新中国橡胶厂；在牛街建立了回民妇女缝纫组。
组织回民消费合作社。为解决物价波动、回族群众买粮难和增加福利等问题，组织了北京市回民消费合作社。经过社员代表大会选举，回民代表杨益三（ 市代表）、杜冠武（ 区代表） 等人组成了社委会和理事会，在牛街、朝内和朝外等回民较多的地区成立了总社和分社，经营粮食、煤炭、百货、副食等。合作社每月都有盈余，如牛街合作社，截至
1950 年底盈余1842 万元（ 旧币）。合作社的建立，既方便了群众，又起了平抑物价的作用，受到回族群众的欢迎。
扶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对回民经营的制革、织染、棕毛等17 种手工作坊行业，大力给予扶植，使之从1950 年的81户增长到1951 年的251 户，从业人员由256 人增加到530 人。此外，帮助一些珠宝古玩行业、饮食业、小商贩等转业，配合商业局、北京市兴业投资公司组织牛街行业成立畜产联营小组。为解决回民失业问题，动员106 人
到察哈尔（1952 年撤销，辖区并入河北、山西）、绥远（1954 年撤销，辖区并入内蒙古） 参加农牧生产，组织劳动大队100 余人参加修路、挖河工程等。
土改使回族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当时还是郊区的西红门、小红门、马甸、常营、蓝靛厂等回族聚居区或与满汉群众杂居的村有40 多个。据1949 年统计，共有回族农民1841 人，大多数为贫农、上中农，大多户为半农半商，春秋季务农，夏冬季做小买卖，一般生活都很贫困。1950 年春，郊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贫苦的回族农民和汉族农民一样，分得了土地、房屋等胜利果实。
当时市委领导很关心民族工作。就业是民生之本。做好北京市少数民族尤其是人数最多的回民的就业，意义重大。市委书记彭真曾指示一定要打开回民的就业门路，第二书记刘仁同志更是亲自领导抓这件事。
记得是1951 年“光明日报事件”后没多久的一个晚上，刘仁同志来电话，要我到先农坛。那晚明月当空，我们边散步边谈，一直谈到深夜。谈话中，我说：怕因为民族习惯或说话引起像“光明日报事件”那样的争端，很多单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敢或不愿意招收回民。刘仁同志说：对于不尊重回民和伊斯兰教的问题要向政府反映； 你们也要设法教育回民，解决问题绝不能采取打架斗殴甚至群众性的暴力行为； 至于各机关单位的问题，市委、市政府要告诉他们，在招工用人时不但要向回民开门，而且应优先照顾；你们先找些青年，最好识些字的训练训练，然后介绍到用人单位。我说：好，我们要对回民进行了解，用其所长，有组织地介绍就业。
说起刘仁，我不由得想起了我们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那是1942 年8 月初，也就是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后不久，冀中区党委组织部长刘亚球同志告诉我，区党委决定让我到分局组织部去负责接待转移到路西的干部，并说：“给他们发的路费，买瓜果的钱不予报销。”我就到平山县下东峪村分局组织部招待所驻地，开始做接待工作。到来的同志如实地报告了路费支出情况，在田野里吃了老乡的粮食而放钱的，我都给报销，但对买了瓜果吃的不予报销。对此，同志们有反映。两天后，时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刘仁同志知道了此事，把我叫去，很严肃地说：“谁说的瓜果钱不许报销？ ”我说：“刘亚球同志说的。”他说：“刘亚球要你去死……” 我觉得此话刺耳，立即回答说： “ 如果党的事业需要我去死，我就死。” 他说： “ 这（指不许报销瓜果费） 是党的事业需要吗？ 这些同志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露宿山野，爬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路西，党组织应该关心、慰问他们，况且他们哪里有钱补交瓜果费呢？ 发的路费不要再审核了，算报销了。”大家得知刘仁同志的这一指示，很受感动。60 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温暖。
发展教育 培养各类人才
刘仁同志在和我谈回民就业问题的最后，他还说：“除此之外，还有个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问题。成达师范和西北中学合并组成回民学院了，在经费上可以给你些优惠待遇，你们要努力达到一流水平。除少数考上大专院校的学生继续深造外，大部分中师、高中水平的知识分子，要分配到西北，为建设大西北服务。回民小学的问题解决了，这很好，今后要抓好。因为，一个民族要提高文化素质，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还有个问题，你们不是说满族中有不少过去的王公贵族的子女，靠卖祖业维持生活，现在没什么可卖了，生活很困难，又不愿干体力劳动。这要进行教育，讲明一个脱离劳动的民族是不能生存的，更不能发展，他们过去靠吃皇粮，后来靠卖祖业，这是绝对不行的，应改变轻视和鄙视体力劳动的观念，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然后也和回民一样安排就业。”
刘仁同志关于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谈话，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在为全国培养少数民族人才方面，回民学院功不可没。北平解放后，成达师范、西北中学以及燕山中学这三所回族学校（均历史悠久，在国内外穆斯林中有较大影响）的师生对旧教育制度不满，强烈要求人民政府接管。征得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同意，1949 年4 月7 日正式接管成达师范学校，由我任校长，杨明德任副校长，即着手改造。此时的西北中学和燕山中学仍然处于苦苦挣扎的状态，回民群众强烈呼吁要求政府改为公立，与成达师范合并，成立回民学院。市委统战部长崔月犁对此也非常重视，他和我一起到华北人民政府高教委反映了回民师生的意愿和市委的想法，得到批准。1949 年10月6 日，回民学院正式成立。之后，规模日益扩大，面向全国招生，在校生最多时达到2400 多人。设有中学部、师范部、阿拉伯文专修班（ 后发展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成为有史以来回民的最高学府，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人才。截至1983 年，回民学院（后改为回民中学）毕业生累计1.8 万余回民学院多人，遍布全国各地。
如何落实刘仁同志关于通过培训提高回民就业能力的指示，我们没有经验。为了取得经验，1951 年5 月，民政局采取座谈会的形式办了两期短期训练班，每期10 天左右，吸收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和积极分子参加。学习座谈的内容是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联系实际如何解决少数民族就业的问题。两期共77人（男34 人，女43 人） 参加学习，其中回族72 人，蒙族5 人。学习结束后不久，经与劳动部门联系，介绍其中的青年到电车公司、银行等单位参加了工作。这样的单位，在旧社会少数民族尤其是回族是根本进不去的。这件事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影响很大。在总结短训班经验的基础上，决定举办少数民族政治训练班（以下简称政训班）。市民政局于1951 年6 月8 日以民族字第1431 号文报市政府，张友渔副市长批示同意。
政训班设在东四清真寺后院，我兼任政训班主任，马务本（市民政局民族事务科长） 兼副主任，民族事务科的干部兼政训班秘书、班指导等，他们都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讲课，做思想工作。在牛街回民学院二附小、西单清真寺等处设临时上课点。当时招收的学员大多是小商贩、做临时工的或无业青年妇女以及一些在业青年，故设业余班和整日班（ 吸收文化较高适合培养成为干部的青年）。业余班每期四个月，整日班每期半年。政训班刚起步时，一无专门经费二无编制。经费是从民族事业费中开支的，讲课教员从领导到一般干部都是业余兼职，包括整日班的工作。除本人工资外，无任何报酬。但大多数同志无怨言，仍勤勤恳恳的工作。学员听课都在露天，搬个马扎一坐，就开始上课。1953 年后又设了文化班、会计班，这才借用小学的教室。随着培训工作的开展，学员日益增多，最多时每期达1000余人，教学工作逐步走向正规。自1951 年至1957 年共举办19期训练班，培训回、满、蒙族学员7600 余人，分配到机关、企业、学校工作，还有一些人分配到宁夏、甘肃、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作出了贡献。
对于和民族工作紧密相连的宗教工作，党也很重视，并且很谨慎。为了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政府先后拨款修缮了雍和宫、牛街礼拜寺、天桥清真寺、广济寺等。同时，广泛团结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在刘仁同志的亲切关怀下，著名的阿訇达浦生、马松亭先后从香港回京。达浦生阿訇后来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在亚非会议期间，曾任周总理的顾问。还有著名阿訇杨明远、管华庭、安士伟、马树田和大喇嘛博音德勒格尔、金巴降错、罗卜桑西拉布等，先后当选市人大代表或市政协委员，这调动了宗教界人士的积极性，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为扩大对外交往，加强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中央曾多次派我率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出访埃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十几个国家。这些出访，对于增进了解和友谊，争取国际支持，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都有积极的作用。
当今世界，民族、宗教问题冲突越来越多，有的导致国家的分裂，有的影响世界和平。我们民族团结的局面来之不易，一定得好好珍惜。
（宋传信访问并整理，参阅了《马玉槐文集》等资料）【责任编辑张小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