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明 1929年12月生于北平。广东南海人。1944年考入北平市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46年7月在张家口入党。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任北平地下党中学委员会小委员会委员、南城区书记。
建国后任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业组组长、北京市化学工业局副局长、北京市经委主任、工业部部长、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庭。我父亲小时候曾在法文学堂念书，学过法语，后来考上了法国人办的平汉铁路（即京汉铁路），做列车行李员。由于常年在京汉线上跑车，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她有江南女子的那种温柔，善良，长得也很清秀，皮肤好极了，同时又很坚忍，很能吃苦，无私地爱丈夫和孩子。她文化不高，但读过私塾，认得字，还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她和我父亲一共生育了八个孩子，但不幸的是，排行一、三、五、七的都夭折了，我本来是排行老二，后来就变成了老大。
日伪统治下的北平
1929年12月我出生在北平，是我父母的第二个孩子，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在没满月的时候因病夭折，我就成了家里的长子。我的童年是在亲戚长辈们的娇宠中度过的。父母刚结婚的那些年，我家的日子还算小康，父亲在平汉铁路上工作，一个月可以挣几十块大洋，那时两块大洋可以买一袋白面，这在当时就是很不错的收入了。父亲常常在跑车时路过德州，有时还从那儿给我们带烧鸡回来，有时还有西瓜，我们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我的童年记忆，是一段很短暂的无忧无虑的时光。这段美好时光到日本人来了以后就戛然而止了。
1937年7月，日本人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时国民政府机构纷纷南撤，北平沦陷了。日本人强占了铁路，我父亲听从国民政府的安排，从北平撤退到武汉。在武汉，政府就把他们这些人就地遣散了。父亲从武汉绕道香港，很费了一番周折，才回到北平。回北平后，父亲也没有找工作。当时北平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再去铁路上干就意味着给日本人做事。我父亲虽然是个本分胆小的老百姓，但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上十分鲜明，他坚决不给日本人干事。对日本人的仇恨，到老年以后他都没有改变。父亲没有了固定收入，我们家也就没有了经济来源。我曾跟着父亲去宣武门外一带摆过地摊儿，卖一些小商品，挣些家用钱。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真是很艰难。后来，我家住的房子也从原来的三间变成两间，最后变成一间，我们一家六口人就挤在一间屋子里。那段时间，我的同学来家里找我，我们家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只有请人家到外边的大街上说话。
我家住在卧佛寺街的时候，我们的外院就住着几户日本人，他们不是军人，可能是日军家属的什么人。每次回家都要经过他们的院子，我心里非常别扭，虽然他们和我们相安无事，但是这种情形天天在提示着我，我们是生活在被日本人统治的土地上，我们的家园已经被人占领了。
在日本统治时期的北平，老百姓的日子就是度日如年。那时候在北平城里，常常是走在大街上，突然看见一队日本兵，肩上背着刺刀，耀武扬威地过来，就得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等他们走过去，才敢出来。如果当面碰上，他们就会找你麻烦。可以说，做一个亡国奴，你连在自己祖国的大街上行走的自由都没有。
到日本统治的后期，情况更糟。城里买不到粮食，白米白面都要给日本人充作军粮，老百姓只能吃混合面充饥。混合面不是正经的粮食，是喂牲口吃的东西，做成窝头是灰黑颜色的，捏不成团儿，吃的时候剌嗓子，实在难以下咽，吃下去后还不好消化，拉不出大便。即使是这样，还得半夜就去排队才能买得到。我那时经常约上我七姑的孩子刘书麟，还有邻居的几个小伙伴，头一天晚上不睡觉，拿着铺盖卷到粮店门口打地铺，先占上位置，等第二天天一亮，粮店开门，还可以抢个先。要是等到天亮再过来买，肯定是买不到的。那时我的大妹妹玉明还半夜去排队买过盐，因为城里物资缺乏，买什么东西都要排队抢购。那时生活在北平的人大都有过半夜排队抢购的经历。这也是我少年时期印象最深的事了。
自从北平沦陷以后，我们家每况愈下，经常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即使在这么艰难的生活条件下，我的父母仍坚持供我读书，没有让我辍学。我父亲虽然有点儿大男子主义，但他为人正直，在对待日本人侵略中国这件事情上爱憎分明，这一点对我影响很深。他一直鼓励我要好好念书，要学真本事，要自立，为人要正，将来凭自己的本事挣钱养家，不能依赖他人，不能搞歪门邪道。
立志工业救国
日本人来以前，在老师和大人们眼里我是一个无忧无虑只知道用功读书的好孩子。日本人占领北平后，首先是父亲失业了，家里从大房子搬到小房子，看见日本人扛着枪在街上走，现实的危机一下子摆到眼前，我的思想开始有了变化，不得不去想以后如何生存，我的前途会怎样，我的家会怎样，我对自己的未来有一种焦虑感。灾难可以加速人的成长，在国破和家境败落的现实面前，使我这样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迅速成长，我第一次感到生存的危机。
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我从小学读到了初中。我上学时一直比较喜欢理工科，我很崇拜爱迪生，想做爱迪生那样的人，以后当个工程师。随着年龄的渐渐增长，我开始思考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在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都陷入危局的双重灾难下，我慢慢地萌发出“工业救国”的思想。
我们那个年代的相当多的青年学生，都有着“工业救国”或者“科学救国”的情怀。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进入了黑暗时期，20世纪初的中国更是积贫积弱，那时的中国政府在外交上一直是软弱无能的，每次和外国打完一仗下来，结果就是割地、赔款，中国不断地被世界列强抢夺、瓜分，被占领，被凌辱。到1931年日本人占了东北三省，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彻底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作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是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的。可以说那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是憋着一股气的，这股气是对中国近百年来所遭受的这些欺凌的一种无奈，一种愤懑，同时这股气也催生出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变法图强，建业兴邦，目的就是要强国，要独立，不再当亡国奴，不再受人欺负，这是我们那一代中国人甚至还包括前几代中国人的共同梦想。
那时许多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总是落后挨打，就是因为没有发展起像西方列强那样强大的近代化工业，没有重工业，就造不出坚船利炮，没有坚船利炮就无法和西方列强抗衡，甚至连日本这样一个弹丸之地的岛国我们也打不过。所以在那时，我心中所怀有的也是这样一种情结就是“工业救国”，我认为我们国家只有工业发展起来，才谈得上强国，强国之后才有能力把日本人赶跑，才可以真正独立，不再做亡国奴。
1944年，我初中毕业。当时我已经是一个15岁的少年，从童年时的无忧无虑，经历国家被侵略者占领、家境急剧变贫困的双重苦难，慢慢地有了对国家命运和自身前途的思考，在对个人命运的焦虑和对国家前途的危机感当中，我不断地接受各种知识的熏陶和残酷现实的教育，我逐渐地萌生出“工业救国”的思想，这也是当时大多数的青年学生所共同怀有的报国思想，它也正好和我想做爱迪生的个人理想相吻合。因此，初中毕业我报考了北平市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市立高工），报考时我只报了这一个学校，它的考试在所有考试之后，如果考不上就没有学上了。但我相信自己一定能考上。后来也真就考上了。
不当亡国奴，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最刻骨铭心的感受，也是我们那时最迫切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