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廉云 山东临清人。1923年生于北京南苑。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共、民革交叉党员。先后在北京市自忠小学、北京小学、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北京市九十九中学、市教育局、积水潭医院、第一传染病等单位工作。
1979年后，任民革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副主委。1997年离休。曾任民革中央常委，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1923年，我生于北京南苑。我的父亲张自忠先生是一位军人。从出生起，我便和母亲过着漂泊不定的随军生活。父亲隶属西北军，西北军不打仗的时候，家眷跟着军队，打仗的时候再送到安全的地方。我们也就随着父亲带兵作战的路线从南苑到张家口，再到集宁（平地泉）、包头、太原、西安，再到河南开封郑州一带，一直到1930年，我们来到北京，先后住过司法部街后身、兵马司和府右街崇善里。椅子胡同4号，是父亲在北京的最后一所住处，也见证了我们一段幸福、安定的美好时光。
从府右街椅子胡同到天津
1935年初春，在母亲李敏慧的主持下，我家买下了府右街椅子胡同4号一座大宅院。“买新房子了，我们要搬家了！”当时还是孩子的我，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接下来的日子，母亲和管事的人找来了木厂子的刘掌柜，精心商议和安排对大院进行大修。此时正值初春季节，院子里的树绿了，花也开了，有梨花、桃花、海棠、丁香，加上满院子忙忙碌碌的工人，一派兴旺景象。一年后，我们又买下东邻的一片宅子，拆去旧房重建后，与椅子胡同4号连成一体，成了东院和东客厅。
1935年初夏，我们搬进了新家。我们搬进新家这年，父亲任察哈尔省主席，一年后又调任天津市市长。他是军人从政，仍兼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母亲常带我们到张家口、天津小住，父亲也不断来北京开会办事、探家。家里经常非常热闹，特别是父亲在家的时候，他总将最喜爱的两个孙子（大哥廉珍的儿子）叫到身边，和孩子们聚在一起玩耍。闲暇之余，父亲也与家人到中山公园坐茶座，教孩子们打小型高尔夫球，带大家看京剧，去香山骑毛驴登山。
我们搬到椅子胡同刚过了两年，卢沟桥的炮声响了，北平陷入了惊慌混乱之中。事变发生后的几天，叔叔大着胆子提出，全家是否到天津去躲躲，当即遭到父亲的反对。后来局势日趋紧张，母亲和叔叔就又托平时敢对父亲直言的李清海表大爷，再次向父亲提出全家去天津的事。李大爷回来对母亲说，父亲听了沉默不语，没再说反对的话。
大约7月20日前后，我们草草收拾了一些手边用的东西，全家分批乘火车去了天津。为了避免举家离平给社会带来影响，哥嫂带着孩子先走，母亲和我们后走。我们没有在前门车站上车，而是到东便门车站上的车。东便门虽是小站，上车的人相当多，人们都很慌张。这次离开北平，没想到，我们一走就是9年；在这9年里，我的家庭遭到了极大的不幸；我自己也经历了很多事情，从一个完全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成长为有自己想法和判断力的青年。
我们走后，家中只有父亲一人了。我们一家和叔叔一家来到天津后，父亲匆忙来到天津的家里，看了我们一面，马上又去了北平。这一去，父亲将要面对的危机是我难以想象的，期间所受的屈辱和痛苦我也是很多年后才知道的。
父亲1940年牺牲后，王泠斋先生（七七事变时任宛平县县长）有一首凭吊挽词：
当年镇孤城，众口几成虎。
旬日走边关，身危心更苦。
忠贞本天性，谈笑见肺腑。
临沂方一战，心迹也可睹……
这几句话，形象地勾画出1937年父亲滞留北平时的处境。
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父亲被困北平后，音讯全无，我们全家都十分惦念他。
9月初的一天，叔叔突然告诉我们说，父亲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由北平脱险到了天津，晚上要回来，嘱咐我们不要声张。天黑的时候，大约晚上8点多，父亲果然回来了，他穿着便装戴着礼帽，看上去很是消瘦，坐在椅子上沉默不语。
以前在北平，父亲每次回家，大家笑啊，说啊，家里都特别热闹，可这个晚上家里十分严肃，全家人进屋向他问安，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后来，大家都退了出来，房间里只剩下父亲、母亲、叔叔、廉瑜姐和我，大家相对无言，气氛凝重。过了一会，父亲让廉瑜拿来了纸笔，给美国教授福开森写了信，感谢他在北平的帮助。然后把母亲和叔叔叫到一边，告诉母亲说，以后有事就找叔叔商量，把家事全部委托给了叔叔。
临别时，父亲又给了我们几个堂姐妹每人一点钱，说，这些做为以后你们结婚的嫁妆。实际上，他这就是在安排后事了。
天全黑了，父亲穿上长袍，戴上帽子，走了，默默地走了。弄堂里住着4户人家，我们怕别人发觉，都不敢送他，只送到楼下，没出大门……我不知道，这一别竟是永别。
父亲走后一直没有消息，听人说，他留在南京，备受舆论责难，后来经冯玉祥、李宗仁、宋哲元等先生的帮助，才得以赴前线重新指挥旧部作战。
1938年6月，母亲患病。叔叔派宋茂堂给父亲送信。当时，父亲已从台儿庄撤下，到了驻马店整训队伍。父亲给母亲回了一封信，让宋茂堂缝在衣领上带了回来，字很大，34个大字，大意是：接七弟信，知你患病，盼望你安心治疗，多加保重，能早日恢复健康。
因为母亲患重病，我们一直滞留在沦陷区。1939年，我们从天津搬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这一年，父亲派人到上海来看我们。廉瑜把我和她的合影带给了父亲，父亲在前线见到照片非常高兴。
1940年初，父亲给我和廉瑜写了封亲笔信，字体很大，我记得最后几句是：“大时代的孩子，以求知识，求经济独立……”在枪林弹雨的前线，父亲还惦记着我们。
廉瑜和我多次要求去前方看望父亲。4月15日，通过33集团军驻上海秘密办事处（处长李广安）电台跟父亲联系，准备带我和廉瑜到湖北前线看望父亲。正当我们紧张地做动身准备的时候，突然接到父亲给叔叔拍来的电报：“待一个月后与云瑜同来可也。”我们估计，前方又要打仗了。我绝没有想到，这封推迟一个月见面的电报，竟成为父亲与我们最后的联系……
正当我们急切盼望着上前线之际，父亲却作为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指挥部队与日军转战于湖北战场，不幸于5月16日在宜城十里长山前线壮烈牺牲，时年50岁。 当时，上海《申报》刊登了一条非常简单的消息，报道父亲阵亡。我年纪还小，头脑简单，认为一定是父亲又打了胜仗，所以日本造谣说他阵亡。
过了些天，叔叔、廉珍哥嫂和廉瑜突然都来到我房间，叔叔进门就哭着问我：叔叔对你好不好？疼不疼你？我对这样突如其来的问话和悲伤沉闷的气氛还没有反应过来，叔叔就说：“你父亲在前线指挥作战殉国了。”我顿时堕入了万丈深渊。好几年了，我一心等待父亲凯旋，好好孝顺他，他怎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呢？我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放声痛哭起来。廉瑜也哭成泪人，伏在我身边。这时母亲已经病重，正在怡和医院住院，所以全家人都无所顾忌地放声痛哭……
大约又过了两个来月，为父亲流的泪还没有擦干，母亲又告病危。弥留之际的母亲常常喃喃自语：“师长回来了……”“师长”是副官们对父亲的称呼，母亲平时和副官们说话时，也这样讲。病中的母亲带着对父亲的思念走了。刚刚将母亲的遗体在殡仪馆的灵堂里安放好，廉瑜和我便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我们把近三个月来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所有痛苦，全部倾吐出来。此情此景，终生难忘。在经历了痛失亲人的巨大悲怆后，我对书上常见的“热泪滚滚”这个字眼有了切肤的体验，我觉得自己不止是在流泪，而且心都在滴血。
1946年暑假，我从上海回到北平，又回到了离别9年的家——椅子胡同4号。带着对父亲的思念，怀着年轻人的一腔报国热情，我同廉瑜商量用纪念款办些实事。纪念款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国民政府给父亲的一笔抚恤金，再一个就是家里出的一笔钱。刚开始，我们商量用父亲的名字办个托儿所，最后办成了自忠小学，于1948年开始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