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文化取向
 侯且岸

摘要：我们应该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更深人地思考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问题。就学科性质而言，进行文化取向的反思是一个必要的关键环节。文化与历史是一个整体，作为人文科学范畴的历史学，在学科性质上有其不容忽视的特殊性，这种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呈现出的独特超然于普遍的法则、规律之外，它所联系的人物、事件无一不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文化特征。在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需要展示文化的存在，厘清中共历史与文化的理路。这并不仅仅在于给中共党史研究增添一些“文化史”的素材，或者是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化工作”做一般化的梳理，而是倡导一种反思的、开放的历史观念。

关键词：历史；文化；中共党史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这种进展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中，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一个创新的学术增长点，格外引人关注:一方面，它的出现，凸显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性内涵，孕育了执政党历史研究的学术理性，使研究者从学术实践中感受到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另一方面，它的存在与发展，又确实激发起新的学术反思，促使我们结合学术实践，不断探寻新的取向，丰富和完善理论构建。因此，基于这种理念，我想就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文化取向问题做一探究，并求教于学术界同行。

一

  随着中共党史学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或倾向于接受中共党史隶属于历史学科的观点(当然，我注意到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事实上，与我的期望是一致的，这种分歧正在缩小)。在我看来，从学科性质上把中共党史定位到史学范围内考察，正是中共党史趋于成熟、逐渐规范、走向理性的表现。这种定位，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开辟出广阔的途径，有利于整体学科的建设。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在历史理念和取向指导下的中共党史学研究，经过近20年的建设，已经卓有成效，有一大批学术成果问世。内容涉及中共党史的历史科学性质、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党史学评论、中共党史学史，等等。像《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学史》、《中共党史学概论》等均属填补空白之作。中共党史研究还有必要指出，新的、历史的学术理念，也带来了中共党史研究外延的延伸，从而促进了中共党史与其他断代史、专门史的结合，进入了跨学科研究领域。以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共党史博士学位点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例，张静如教授给予研究生悉心指导，鼓励他们遵循历史的、学术的规范，敢于接触历史的疑难问题，进行深人的探索。因此，就有了王跃的((北洋军阀统治的社会与革命》、丁晓强的《近世学风与毛泽东思想萌芽》、高力克的《历史的张力—中国近代现代化思想研究》、朱志敏的《五四民主观念研究》、关志钢的《“新生活运动”研究》、王学勤的((中共党史史著评析》、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杨世文的《西方毛泽东研究评析》、杨冠琼的《当代中国行政管理模式沿革研究》、张福记的《1927一1937年中国社会经济的演化与革命》、李立志的《1949一1956年中国社会演变》、程美东的((现代化之路—20世纪后20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全面解读》、师吉金的《构建与擅变—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之变迁》、王炳林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等等。相对于传统的中共党史研究，这些课题无疑具有拓荒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共党史研究的理性进步。我们应当珍视这种进步。

  充分肯定已有的学术成果，并不意味着满足现有的学术状况。相反，我们应该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更深人地思考一系列问题。我认为，首先就学科性质而言，进行文化取向的反思是一个十分必要的环节。

  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在为唯物史观探源的过程中，曾经专门研究了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并且饶有兴趣地关注和分析了以李恺尔特(H.凡ekert)和梅理士(G.Mehilis)为代表的德国新康德主义学派与马克思在对历史科学性质认识上的重大分歧。李大钊甚至认为，新康德主义学派所提出的把史学作为文化科学的主张，“是史学在科学系统中发展的径路”。李恺尔特提出以文化取代历史，他“把一般的东西，与前同样名为自然，而把特殊的东西，名之为文化，以代历史。这个意思，就是说自然一语，由形式及内容两方面均可表明一般的东西，而对于特殊的东西，历史一语，则仅能表示其形式的方面，而其内容的方面，非用文化一语表示不可”。“自然科学以依离于价值的方法发见一般的法则为其目的，而文化科学，即历史学，或历史的科学，则以价值关系的方法，决定只起一回的事实为其任务。”李大钊对李恺尔特的评价同样很耐人寻味:李恺尔特“认为历史学是一种事实学，于详明史学的特性上，亦未尝无相当的理由，然依此绝非能将马克思认历史学为如同自然科学的一种法则学的理论完全推翻者。不过因为有了他的学说在普遍的科学原则之下，史学的特殊性质愈益明了，其结果又把历史学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地位愈益提高。在史学上，亦算是可追踪马氏的一大功绩罢了”。[1]

  我引证李大钊对新康德主义学派历史观的评述，是力图说明历史学在学科性质上有其不容忽视的特殊性，这种相对于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呈现出的独特超然于普遍的法则、规律之外，所关系的人、所联系的事无一不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从根本上说，历史学属于人文科学范畴，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历史研究也就是文化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李恺尔特将历史学视为文化科学是合乎逻辑的(就我的理解，李氏之文化科学也就是人文科学的意思)。

  从知识价值体系来看，我们也可以说，文化与历史是一个整体，两者相互依存，互为存在条件。国学大师钱穆曾经运用体相辨析揭示了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文化是体，历史是此体所表现的相。或说是现象，在现象背后则必有一体。看看种种相，自能接触到这个体。可是我们也该明白须有了这个体，才能发生种种相。”[2]他在分析民族、文化和历史三者关系时还曾说道，“我们该了解，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却是同一个实质”。“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2005年第2期不是由一个民族所产生的。因此，没有历史，即证其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历史。因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3]

  实际上，对历史与文化的认知，也是认识社会发展，特别是某一社会特殊发展规律的关键要处。联系中国的具体国情，我又想到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的一段有趣而发人深思的学术“神交”，这段交往直接导致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问世。1943年，李约瑟在中山大学访学期间与王亚南相识，做过两度长谈，并且向王亚南郑重提出了“中国官僚政治”问题。这一突如其来的问题使王亚南颇感“困惑”，没能给予明确的答复。但据王亚南回忆:“我实在已被这个平素未大留意的问题窘住了。当时虽以‘没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来奉告’的话敷衍过去，但此后却随时像有一个难题在逼着我去解答。”经过多年的潜心探究，王亚南终于写出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并且从中悟出了这项研究的奥秘所在:“在我的理解和研究上，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有许多是不能由硬套刻板公式去解明的，但提出任何特殊经济发展规律固然很难，应用那种作为社会基础看的规律去解说历史上的一切突出的社会文化事象更属不易。中国官僚政治形态这种文化事象，将和中国社会突出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等一起成为我们所提及的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规律是否正确的考验。”[4]王亚南的揭秘不仅使我们明白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真正学术含义所在，而且更使我们看重的则是这项研究命题的深刻文化内涵及其理论价值(因文章篇幅的限制，其理论价值另有专论)。

  既然历史和文化的联系如此紧密，甚至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又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在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就需要展示文化的存在，厘清党史与文化的理路。显然，对于大多数已经习惯于运用规范的传统理念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命题。需要特别指出，我们所强调的文化存在、文化理路并不仅仅在于给中共党史研究增添一些“文化史”的因素，或者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工作”的一般梳理，而是倡导一种新的、反思的史学观念。这种史学观念的建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培养理性的探索精神，从而深化研究内容，丰富对中共党史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全面认识。

二

  从科学的学术规范着眼，研究对象的界定是学科确立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然而遗憾的是，对于如何正确界定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这样一个关系学科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党史学界没能进行过深入的讨论。

  笔者在1989年曾经著文专门探讨过这一问题[5]。今天重温拙文，觉得基本观点还是立得住的，只是需要随着认识的深化，对当时的界定补充一些必要的内容，例如文化的内容。

  关于确定研究对象的标准，我认为，“对于研究对象的学科性质的正确理解与区划分类，是确定研究对象的基本标准;而考察各门学科所要解决的特殊矛盾，则是确定学科研究对象的参照标准”。“中共党史属于历史学范畴，它是中国近现代史范围内的一门党派史、政治史”。因此，确定它的研究对象，还需要考虑基本的认知标准:“一是要把中共党史看作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的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二是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中，仍然有其主体在活动。这种历史过程本身的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是统一的”。根据这样的标准，我将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初步界定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并且认为，这一界定，至少可以解决四个问题:“第一，把党史研究同对党所存在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考察结合起来，全面地反映党史的全部内容;第二，把党史作为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历史过程加以研究，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这门历史科学;第三，在党史研究中，需要加强具体的历史分析，展现历史人物，展示历史画面，从而使党的历史活动得到具体而形象的反映;第四，正确地把握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之间的区别，消除概念上的混乱，为确立中共党史学学科体系奠定基础”。

  上述观点清楚地反映了我所力图紧紧把握的历史取向，而在这中间，我特别突出“过程性”，因为“历史过程是我们坚持用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党史的基本立足点，是确立党史研究对象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随着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尤其是历史理念的整合，使我对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界定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揭示其文化内涵，反映中共党史与文化的关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产物，而且也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擅变的现象。作为两个界标: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两个佐证，同时亦是颇值得深思的两个显例。透过它们，我们需要更深刻地分析中国共产党产生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文化精神，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20世纪60年代世界的文化情绪，中国的改革与全球化，等等，我们可以引申出很多在既定思维定势之下原本“意想不到的问题”。基于此，我想将我对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界定修正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特殊条件下，以中国近现代文化擅变为重要背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

三

  史学理论的研究必须与具体的史学研究实践相结合。否则，坐而论道，理论必然流于形式，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指导功能。这一点，是我们在多年的党史学理论研究中始终坚持的学术方向，尽管取得的成效尚不显著，但它毕竟已经引起更多的研究者的关注。就我个人的学术感受来说，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还有一些中间环节，乃至相关问题需要给予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当我们给中共党史研究注人了更为多元而复杂的文化因素之后，对这些环节、问题就更有必要提出来讨论。

1.关于研究中的概念问题

  应当讲，对概念和术语的准确理解、诊释、应用，不容掺杂丝毫的随意性，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进行理论分析，需要掌握的基本要领，也是研究者必须严格遵循的学术规范之一。然而，无须讳言，确实有不少研究者在研究中误读，乃至滥用概念和术语;或者采取大而化之的武断态度，轻视概念和术语分析。其结果，我们对很多概念和术语的理解是与其本原完全相悖的。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和术语错了，那么研究实践自然偏离了正轨，其后果不言自明。我在“九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党史·党建)“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调查报告”中，曾提出该项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加强概念的规范化，深刻认识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史学理论意义”。并且指出，“党史学界对中共党史学理论存在着较大的误解。时至今日，很多研究者还不能正确地区分中共党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果，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等)与中共党史学理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历史、史学理论)之间的区别，将两者混为一谈，或者以前一种理论来取代后一种理论。这种混淆，直接影响到中共党史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可见，规范学术概念已经成为中共党史学理论建设的关键所在。

  我们注意到，在中外文化学术交流中，涉及概念和术语不清，以至影响学术交往的问题就更显突出，引人深思。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文学家周策纵教授在笔者访学时说，“我们做学问，首先需要厘清所用的概念和术语。否则，在现代学术背景之下，几乎无法开口讲话”。他还分析了国人轻视精确规范概念和术语的原因:“由于读了更多的外语，使我深深感到，从古代起，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免有两个最基本的缺失:一个是逻辑推理不够精密，尤其是在实际议论时不能严密运用‘三段论法’(Svll。即sm)。另一个缺失看来很简单，却可能更基本，我们对‘认知’的意识不够发达。从先秦起，‘是非’就逐渐变成道德词汇，不是指实之词了。‘是’、‘为’、‘乃’作为指实词，用得很不普遍和明确。汉语动词做名词用自然太多了，可是‘是’作为to be或being意义用作名词者，恐怕古代并不多见。我只不过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传统上‘认知’是什么不是什么的意识，发达得可能不充分。这两点是我去国五十年来的痛切感觉，对不对自然是另一个问题，但对我后来的治学研究，关系不小。”[6]与周策纵教授的看法引为同调，国内的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也有感于此。他在评介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PhllipBaghy)的《文化:历史的投影》一书时，赞赏著者“特别注重术语分析”，“追求精确的定义”。并且认为，“对照我们有些论著，说到‘文化’，定义式的断语不少，却习惯于采取‘就是’式，例如‘文化就是观念形态’、‘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之类。然而，下定义，做结论，应该顾及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起码要求。假如连形式逻辑也不讲，在两个概念之间来个‘就是’，便算完事，怎么令人接受这样的定义或结论呢”[7]其实，在我们的很多党史著述中，这种“就是”式不也是比比皆是吗!真正可怕的倒是:我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所以，周策纵教授才告诫我们要到传统的思维方式里面去找寻“缺失”。这确实是值得国内学人猛醒的忠告。

  美国中国学家保罗·柯文在其名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也谈到了他的困惑:“我知道我和中国史家对于历史是什么以及史家应如何研究历史，在某些假设上存在分歧。这一点我倒并不犯愁。我真正担心的是中国同行们由于对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多年以来努力探索的争论焦点不甚熟悉，对于用来表达这些争论焦点的一套惯用术语感到陌生，是否就能理解这本书的论证，从而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的确，柯文所表露的担忧折射出我们在中外学术交往中面临的困境。试想，当参与学术争论的双方对各自对方所使用的概念和术语所知甚少，不求甚解，然而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刺激下，又急于置辩，结局会怎样呢?我想，很多学术误解就是这样结成的。由此，我也充分理解了一些学人对于某些商榷，甚或“批判”所表现出的沉默。

  由于对概念和术语所造成的误解，很可能会使我们失去机会和朋友。我认为，我们对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莫里斯·迈斯纳教授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某些批判就很能说明问题。可以说，对于这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颇有见地的严肃学者所使用的学术概念，以及提出的学术观点，我们没有给予准确的理解(由于文章篇幅和论题所限，这里不作详述，相关论述可参看拙著《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但却不乏充满激情的、走形的批判。

  因此，我认为，为了保证学术研究的准确性，为了深人开展中外学术交流，应该提倡学术研究精细化。对于学术概念和术语，力求要“究其实意之所在”(严复语)，加以甄别、规范;而对于定义的界定，则要富有逻辑性和系统性。

2.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研究

  联系中共党史的实际，为中共党史学引人历史文化取向，必然要涉及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而对于研究的方法论和范式也要做出新的思考。我想以李大钊文化思想为个案，着重分析一下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研究的基本理路和基本方法。

  需要申明，我以李大钊的文化思想为个案，是因为我们对政党的文化观念、文化思想，乃至政党文化的研究必须以政党的知识精英、政党的政论家为依托，进行跨文化的整体分析。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奠基人的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精英的杰出代表，他学养深厚、贯通中西，他的文化思想和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政党的文化观念，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的文化财富。因此，围绕着李大钊的文化思想的个案研究是富有学术意义和方法论意义的。

  根据学术自身的逻辑，对文化的整合研究，首先需要借助于文化哲学，以文化哲学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构建基本的思维框架。我们进行政党文化的研究，当然也必须遵循这样的理路。在我看来，文化哲学主要是关于文化的理论、取向，涉及文化概念(其中含有诸多定义)、文化类型(其中含有多种区划)、文化与宗教、文化与教化、文化与人、文化与社会、文化与地理环境，等等。从方法论意义上，文化哲学还应当包括文化的相异性、文化比较、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文化的融合、文化的再创造，等等。由于论题所限，这里不拟对文化哲学的内容再做进一步阐发，只是想从文化哲学方法论的角度，对具体的个案—李大钊文化思想的研究做一分析。

  我对李大钊文化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以其文化调和论为基础，进而展开分析他的中西文化比较、“变形易质”的文化创造论、西方文明与马克思主义探源，以及其独特的文化性格。在具体的研究中，根据确定的研究基调，进行两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力图把文化取向作为深化李大钊研究的新视角，从中揭示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思想特点。众所周知，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但似乎人们无法想象，他也是一位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又是早期共产主义者中少有的具有保守改良色彩和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因此，他的前马克思主义阶段的思想规定并影响了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的思想和行动。李大钊思想中的矛盾之处正是李大钊研究中长期回避的地方。为了正确地说明李大钊思想中的矛盾所在，展示他的思想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就需要联系特定的文化背景来剖析他的内心世界，使人们看到他的思想的本来面目，了解他在经受外来文化撞击之下的真实思想状态。事实上，很难设想，一个对西方文化没有切实感悟的人能够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政治没有进行深刻反思的人能够根据中国文化的特点将西方文化融人中国现代新文化。正是由于李大钊对西方文化了解的广泛性，注定使他的思想带有多元化的色彩，即使对马克思主义也抱有分析和补充的态度;也正是由于他对中西文化作出了深人的比较，才使他能够乐观而公正地评判两种文化的短长。第二，挖掘思想资料，着力于从观念形态探究李大钊独特的文化观。在这方面，我从调和哲学人手，从而寻到了符合认识逻辑的真实理路。李大钊不仅从美学角度，将调和视为最美好的境界，更重要的是，他把调和看作是一种理性。在理性的指导下，他希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迎受与接受不同，它表现的是一种主动的姿态、积极的精神—引者注)。同时，将吾东洋之较与近代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8]。他笃信:中西两种文化之间，“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我们“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9]。我认为，李大钊这一独特的文化观，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新文化精神，也代表着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发展方向。

3.关于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与文化联接最为紧密的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研究。目前，这一研究尚未真正成型，且存在诸多问题。我认为，需要以中西文化互动为背景，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中，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分析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轨迹、思想方式，包括思想的弱点，探究其特殊性。同时，还要特别重视思想启蒙和思想训练问题。

  这里，我想借用刘少奇对党员思想修养和党的理论建设的论述来说明党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训练的重要性。在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领导人中，刘少奇最为重视党的思想和理论建设，重视培育共产党人的修养，尤其是思想上的修养。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就格外关注对共产党人的“思想训练”和“民主精神”的培养。他深知:“民主精神的问题很重要。中国是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一般说人民没有经过民主训练，不懂民主。而我们党内，也有很多党员不了解民主。我们与经过民主革命及几十年民主训练的欧美人民有些不同的。有些同志到地方去工作，不懂民主的一套，结果弄成一个官僚。所以—民主精神很必要，在我们党内也必要。我们要以民主精神教育中国群众，甚至在党内也有实行这种教育的必要。”他还说，我们不仅要懂得“无产阶级的民主”，还要知道“资产阶级革命提倡的民主内容”，真正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革命叫民主革命，政府叫抗日民主政府，根据地叫抗日民主根据地，干什么事情都要讲个民主”。[10]与此相联系，刘少奇亦关心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他对世界各国的政党做了比较后郑重指出，“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这些表现，是除联共党外，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党所不及的。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直到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11]刘少奇所指出的上述问题，至今仍值得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中加以深思，并从中找出科学的答案。

4.关于跨学科研究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加强历史文化取向的认识，无疑将拓展研究视角，扩大研究领域，促进研究工作的深人。同时，它也将激活中共党史学科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联系，构建新的学术基点，从而走向跨学科研究，与国际学术相联接。

  应该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共党史学界已经提出了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一些研究者意识到对某些课题作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着手进行了积极的尝试。我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北京师范大学的部分博士论文就是这种尝试的一个缩影。从这部分博士论文所涉及的学科来看，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政治学，而从学术范围来看，有的论题已经跨越了国界，伸展到国际学术领域。这里，我试举几例。李立志的论文《1949一1956年中国社会演变》是一篇颇具特色的博士论文，它为丰富我们对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如作者所述，“学界对1949年至1956年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形态变革这一层面上，然而，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研究的深化，唯有在研究由社会形态变革的外表深人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可取得。因此，本文以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为切人口，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借鉴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1949年至1956年中国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演变进行系统、深人的考察。文章涉及到社会结构方面的人口、家庭、社会组织、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演变，社会生活方面的婚姻、衣食住行、语言、文化娱乐和社会问题的演变，以及农民、工商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变迁等广泛问题”。“文章提出，1949年至1956年中国社会演变对社会现代化的影响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城市化、社会新风尚的树立、人际关系的平等化趋向、社会成员的组织化和国家政权的广泛认同，推动了社会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社会权力的萎缩、社会分工结构体系的固化和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倾向，又阻碍了社会现代化的持续推进。这一消极影响的产生，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人们还没有认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与李立志的视角相同，但历史起点不同，张福记的论文《1927一1937年中国社会经济的演化与革命》是从经济演化的角度探究1927年至1937年间中国革命发生与发展的内在根据。作者在“关于中国革命研究角度的思考”中认为，“对整个社会进行研究和分析时，应特别重视对近代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乃至整个民族生存状况的考察，尤其是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的考察。近代中国可以说主要有两个危机，一是民族危机，一是乡村危机，二者对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有着直接的影响。民族危机，我们一般给予了较多的重视，但对乡村危机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属于革命史中的薄弱环节”。基于这种认识，作者侧重于农村经济研究(这是整个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难点)，用了很大篇幅分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背后存在的种种危机，特别是乡村危机，以此来说明危机中的农村、农民生活的极端贫困，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影响并制约着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

  侯且岸的论文《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则别开生面，试图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深人探究美国学者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最初，作者的学术初衷是准备比较系统地评析美国学者关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经过研究发现，美国学者的研究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范，对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严格来说应属于以地区研究(thaRegionalStudies)为特征的中国学(theehineseStudies)范畴。因此，作者将自己的论文题目最后确定为:《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这样，也就从整体上超越了原有的研究构想，开辟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当然，这也无形中大大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如作者所言，“其难度在于:这是一项以近现代史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诸多学科，集学术发展史、学术批判和理论研究为一体”。作者将美国现代中国学视为中美思想文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文中阐明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内涵;在揭示西方汉学发展的不同路径和西方汉学研究的历史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美国的汉学研究及其向地区研究的转变;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政治背景，对美国现代中国学进行了学术史的考察;围绕着美国现代中国学发展过程中相继出现的学术批判思潮，研究了理论模式的擅变和方法论的更新;讨论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向问题，着重分析美国学者提出问题的背景和依据的方法论;联系我国学术界存在的问题，探讨了美国中国学的启示和局限。

  从以上三例，我们不难看出，跨学科研究确实大大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为我们带来了更加多彩的画面。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出现，实际上向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已经跨人新世纪的党史工作者应当积极迎接挑战。在我看来，面对挑战，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努力学习，更新知识结构;其二，努力学习，提高学术理论素养;其三，努力学习，培养跨文化研究的能力。

参考资料：

[1]《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斜年，第350一351页。

[2]《中国文化丛谈》(1)，三民书局(台北)，1984年，第32~33页。参见徐国利:《钱穆的历史本体“心性论”初探—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疏论》，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3]《中国历史精神》，香港，邓镜波学校印刷，1964年，第5一6页。参见上文。

[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4一15页。

[5]《北京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当代中国的“显学”—中国现代史学与思想新论》，人民出版社，200O年。

[6]〔美〕周策纵:《弃园文粹》，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页。

[7]〔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6一156页。

[8]《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6一567页。

[9]《新旧思潮之激战》，《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60页。

[10]《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16、311页。

[11]《答宋亮同志》，《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273一274页。

 
注：本文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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