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姓名： 孙成尧
院校：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年级： 2010级硕士研究生
学科专业： 中共党史
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革命思想研究
导师姓名职称： 侯且岸 教授
论文提交日期： 2013年6月
目 录
引言
一、孙文学说
（一）反思“知易行难”
（二）论证“行易知难”
（三）“行易知难”论对革命运动的重要指导意义
二、实业计划
（一）从国际环境角度分析实业计划的可行性
（二）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论证实业计划的必要性
（三）《实业计划》的时代价值和启迪意义
三、民权初步
（一）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权初步的历史意义
四、三民主义及其他
（一）民族主义
（二）民权主义
（三）民生主义
（四）地方自治-
结语
一、新认识论
二、建设的革命
三、启蒙意义
参考文献
摘 要
从对历史的反思中我们知道，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推翻了帝制，在中国破天荒地建立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围绕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展开思考，又会涉及到一系列问题：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国家？是否有自己的发展蓝图?它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状况?为厘清这些问题，必须重温他的名著《建国方略》。我的论文尝试对《建国方略》进行解析，梳理孙中山对国家建设路径的反思，发掘他的国家思想的历史价值，以求正本清源，揭示孙中山国家思想的真实面目。
在论文的主体部分，论证了《建国方略》的内在逻辑。对于建设国家而言，首先要解放思想，反思传统的“知易行难”观，确立新的“知难行易”观，破除国家建设的心理障碍。然后，从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两方面，同步并举建设近代国家。同时，融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对地方自治的思考，完善国家建设路径。
论文从历史观的角度重新认识孙中山国家思想的重要价值。孙中山针对中国人缺失理性与逻辑思维的问题，提出新的“知行”观；在国家建设问题上，孙中明确就提出，经济与政治应协同并进，不可偏颇；从国家思想启蒙意义上而言，他第一次提出完整意义的近代民族国家概念，指出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孙中山；建国方略；“知行”；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民主义
正 文（略）
结 语
一、新认识论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一开始便集中分析和批判了“ 知易行难”的传统认识观，提出了“知难行易”的新认识观。针对孙中山提出的知行新观点，我们通常认为，孙中山将知行关系简单地用难易来加以区分和联系过于狭隘，更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特别是‘行’的基础作用、认识的来源，以及真理的标准，等等”。一般要强调实践是认知的基础，认知的检验要回归到实践中。因此，往往重视“行”，认为实践是出发点，更是最终的归宿点。
孙中山提出新的认识论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基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他强调科学、理论、逻辑推理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对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我们在讲理论联系实际时，往往把重点落脚于实际上面，忽略了理论这一前提。先要有理论才可以谈理论联系实际。孙中山通俗的解释了这一论述，专门从最普通的生活事例入手，证明科学、理论和逻辑思维的重要价值。孙中山强调，“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拾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孙中山著：《建国方略》，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4页。）
孙中山反复强调科学、理论、逻辑思维的重要性，正是抓住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所缺失的部分，他的伟大过人之处也正在这里。纵观孙中山的《革命方略》其写作过程也正是依照他的这一思路来指导实践的建国活动。他把解决国民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作为建国的首要问题提出来，其意义非同寻常。这正暗合了我们经常讲的，思想路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理论对实践活动的重大指导意义，没有革命的理论作为前提就不会有革命运动的成功。
二、建设的革命
就革命性质而论，不仅要有“破坏的革命”，更要有“建设的革命”。关于建设什么样的国家以及怎么建设国家的问题，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明确提出首先是“心理建设”（孙文学说），然后是“物质建设”（实业计划）与“社会建设”（民权初步）同步并举。孙中山之所以更看重“非常之建设”即“社会建设”，是因为国人刚由晚清遗民乍成民国国民，民众在心理素质上还未准备好，“知识程度不足”，十分需要“非常之建设”。
孙中山建国思想的最大转变便在此处。辛亥革命前孙中山认为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民国的建立便可以大功告成。然而，民国建立后的种种坎坷与挫折，加之张勋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让孙中山明白，辛亥革命的成功绝不是简单的破掉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它的成功更要是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国家的建设要破旧立新，新的国家未立起来，则“革命尚未成功”。与此同时，在如何建设国家的路径选择上，孙中山的思考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国家的建设最不能离开的便是经济建设，在孙中山眼中便是“物质建设”。中华的振兴必需要以“物质建设”为基础，要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必须对外开放，必须与外国的资本进行广泛的合作。这一正确的认识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中国的改革放开就是一例。在注重“物质建设”的同时，孙中山并未放弃一个十分关键的步骤——“社会建设”。他十分有前瞻性地预示到，民国的建立光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维持，它更应该是一个民权发达的社会。民权主义中的“自由”、“平等”概念在国民中的普及要与经济的发达相伴随，这才可以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民国。要改变民权不张的现状，孙中山认为对国民进行训练是必要程序，这也印证了“三步走”中的“训政”阶段。
三、启蒙意义
《建国方略》对国人具有启蒙意义。事实上，近代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国家观念和整体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在《民国政府建国大纲》中明确提出最终的建国目标是建立“宪政”国家。百年后我们回顾这一设想，从台湾的实例让我们看到了孙中山的设想并非是梦想，也让我感悟到了“建国方略”的重要历史价值。在人类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人类所保有的某些价值是共同与普世的，寻找到并不断地努力追求这些普世价值，是人类实现自我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更是世界潮流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