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文化生命力的延续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听说最近侯先生的文集也在筹备出版中，他的《中国思想通史》也已出版多年，至今仍有相当的生命力，依然是很多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必备的参考资料，您怎样看待它的当代价值？您认为他的学说在当代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学勤：我认为《中国思想通史》的价值与地位在整个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历史上是不能抹杀的，其中的精华以后还会传承下去。任何一项科学的成果，都只能是历史上的一个环节，《中国思想通史》当然也有时代局限性，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当时我们所作的分析评价，也许今天看来并不完全正确，这也说明它只能是一个环节，但是这个环节是不可少的，它对以后的影响还会继续下去。我认为《中国思想通史》这部书还应该继续印下去。它对今天学术研究的意义首先就表现在如侯先生所提倡的那样，把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读者从这部书中得到的并不只是思想史方面的知识，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透过思想看社会发展的历史，这就是它在方法上的独特意义。
侯先生的工作继承了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统绪，侯先生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继承这个统绪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这也是1950年代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的先声。侯先生的著作在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前承中国社会史论战，后启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十分重要。
陈其泰：包括侯外庐先生在内的一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整个20世纪史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把整个研究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使中国历史研究的面貌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今天研究他们的著作，学习他们的治学精神，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因为这对今天的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治史方向上，我们可以从侯先生的成就中得到很好的启发。尤其是两点，一是思想史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发掘古代唯物主义优良传统。这个是侯先生组织《中国思想通史》编写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我们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将其中优良的、精华的部分发掘出来、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我们今天创造新文化、新成绩的一个动力。二是发掘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我们今天建设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的。这个学说并不是一般的舶来品，它是马克思、恩格斯详细研究人类历史，吸收人类文明的优良成果之后创造的科学理论。这个理论包含东方民族可以接受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思想，古代的唯物主义虽然没有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高度，但它是通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
今天重新研读侯先生的著作，对我们在治史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发掘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即用中国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新鲜理论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摒除教条主义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觉得我们当代的青年学者可以从侯先生的品德、文章中汲取怎样的养分？
李学勤：无论在做人、做事，还是做学问方面，侯先生都留给我们非常丰富的精神遗产，值得当代学者认真学习和继承。我们每个人如果能在历史的伟大运动中起一定作用，生命就是有价值的。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国梦，我们如果能为民族的复兴多做一点事，即使是非常微小的，但是在这点上尽一个环节的作用，就是好的。如我刚才说过的，任何的科学工作都只可能是一个环节，真理是没有穷尽的，它总是不断发展的。如果能在这方面做一点工作，我们就应该知足了。
永远的追忆 学术的传承
侯外庐先生视弟子如家人，其谆谆教诲如涓涓细流滋养着他所关爱的年轻学者。而生活中的他，又有着怎样的长者面孔？今天我们就与侯外庐先生的长孙——同为学者的侯且岸先生一起追忆这位长者是如何在生活中言传身教，使学术的传承如星星之火接续流传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侯且岸先生，您作为侯外庐先生的长孙，同时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文史学者，能不能从您的角度为我们介绍一下生活中的侯先生呢？
侯且岸：我祖父生活在一个中国学术从“旧学”到“新学”转变的时代。当时，新学教育还没有完全成熟，祖父幼年生活的地区仍是非常封闭的。他曾提到，小时候在私塾接受初蒙教育，后来到永济学堂才开始接触到一些新学的东西，例如数学。新学的知识让他大开眼界。作为一名当时的年轻人，他有着非常强烈的求知欲，也曾想过留学日本，但因各种原因最终未能成行，而转赴法国学习。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开始关注您祖父的学术史的？
侯且岸：我是到西北大学随张岂之先生做博士后研究后开始萌发对祖父的过去，包括史学研究的兴趣。由于我长期做李大钊研究，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中共早期较少有人重视理论方面的探究。我祖父是一个例外，他从翻译《资本论》入手，关注理论的探究和哲学的思考。他的理论视野是怎样逐步形成的？这成为我一度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当我发现他和李大钊的关系后，感到非常兴奋，这一发现促使我开始对祖父的学术情况做了一些调查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过李大钊先生对侯外庐影响很大，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侯且岸：我的祖父有很强的理论兴趣。我认为这个兴趣是有人激活的，而李大钊就是他的引领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一直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和研究，并且影响了大批青年学生，我祖父侯外庐就是其中之一。据他回忆，他在留法前曾多次直接受到李大钊的指教。我对李大钊有过一定研究，我认为李大钊有强烈的理论兴趣。传统的中国文化缺乏一种西式的逻辑思维，在旧学传统教育培养的中国人身上，很难生成西式的逻辑思维和理性。但是李大钊的文章是富有逻辑性的。章士钊就曾高度评价李大钊“温文醇懿，神似欧公”，认为他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可以和欧洲知识分子相媲美。所以我认为他从李大钊身上受到一定的感染与影响，使他不满于理论的贫乏，表现出与其年龄不大相符的理论兴趣。
《中国社会科学报》：侯外庐当时翻译《资本论》花费了巨大精力，后来他转向史学研究，成绩斐然，这二者之间是否有关系？
侯且岸：通过十年翻译《资本论》，侯外庐学术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从翻译中收获很多，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他在回忆录中总结道：“《资本论》是凝结马克思四十年心血的一部煌煌科学巨著。我从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超群出众、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资本论》的理论和《资本论》本身所体现的方法论，是应予同等重视的。我个人在逐字逐句的推敲中苦下了功夫，才得领悟此中意义。翻译较之一般的阅读，其益处即在于它更严格地要求我们去理解、去重述理论的全部由来，更深入地要求我们去领会理论的阐述过程，乃至理论本身的逻辑构成。在我年轻的时候，想做学问，身为中国人而要摆脱中国传统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的束缚，是非常难的，况且我这个蒙馆读经出身的知识分子。我常自庆幸，十年译读《资本论》，是对于我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宝贵训练。这方面的收获，决难以任何代价换取。”同时，我还觉得这是跟他所处的时代相关。我曾以抗战时期的学术个案作为研究对象写过一篇文章来探讨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发展情况。通过研究，我发现当时有一代人，他们出生在20世纪初，求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五四”之后，他们纷纷出洋留学，到30年代左右回国，在40年代纷纷成名。他们后来成为各个学科领域中泰斗式的人物。例如我祖父、王亚南、贺麟等。我觉得他们的成功，是时代所造就的。留学使他们得到一个难得的国际视野，回国之后，他们又将这种国际视野与深厚的中学底蕴根基结合起来，真正达到中西融合的境界，所以令他们成为大家。我祖父翻译《资本论》后，在40年代，一下子就发表了很多影响深远的作品，这说明他的积累到一定时期，就会爆发出来。他翻译《资本论》时，涉及了大量其他学科，这种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学术构架，为他日后的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思想史研究涉及许多跨学科的知识和视野，往往需要非常广博的学术背景才能做好。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的史学研究既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也是他学术个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同时，他在做学问的过程当中还保持着一种天真和执著，并能够将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觉得侯外庐先生对自己家人在教育方面有什么要求？他对您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有影响吗？
侯且岸：我觉得他在学术方面确实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他对我们并不严厉，他并没有给后代施加什么压力，也不是非要我们继承他的学术。所以他的子女有做科学研究的，也有做其他工作的。他很随和，并不是一个把自己观念强加给子女的人。但是我自己走上研究之路，当然受到了他的熏陶和影响。因为耳濡目染，我很早就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兴趣，这使我后来尝试着做了一些研究。如果说做多年研究之后，有什么特别心得的话，我想还是祖父所概括的那三个词，即求是、决疑、自得。我是在学术研究中逐渐体会他的这种学术品格，走出自己的“显学”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照片上看好像侯外庐先生总是不苟言笑，您觉得他在生活中也是很严厉的人吗？
侯且岸：一般人可能会认为我祖父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他确实有严谨和严厉的一面，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是充满慈爱的。其实，他是一个很平和的人，富有理性，且不失仁爱和慈祥。我最大的感受来自他在教育方面给我的印象。他与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有时学生吃住都在家里，被视为家庭中的一员、学术上的知己。他对学生有着发自内心的挚爱。这种爱不是像对孩子的宠爱，他也是很严格的。但是他善于发现每个学生身上的特点，因材施教，鼓励学生扬长避短，向自己的专长方向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