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熟的”文明“小孩”
《中国社会科学报》：侯外庐在其著作中提出关于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的基本判断，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有它的早熟性，走了一条与古代希腊、罗马国家不完全相同的道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侯外庐这一观点的科学价值？
李学勤：要对侯先生的这一观点进行评价，首先需要了解现代学术史上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中国的社会史论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一个延续。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苏联、日本等地兴起，并于1930年前后传入中国。1931年，在苏联举行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会之后，相关讨论在苏联和其他地方已基本结束，而中国的社会史论战实际上是其延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相关，换句话说，是和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问题密切联系的。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据我的体会，侯先生是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奴隶社会的一种特殊发展途径，这个途径的特点就是早熟，即没有充分摆脱血缘因素。关于这个问题，张光直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文明起源的“连续与断裂”理论，与侯先生的论点相当类似。
陈其泰：侯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的途径与古代的希腊、罗马不同。希腊、罗马是属于“古典的古代”，中国则属于“亚细亚的古代”，二者在本质上都是奴隶社会。“古典的古代”走的是“革命”的道路，“亚细亚的古代”走的却是“改良”的路径，他说“前者是所谓‘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是所谓‘早熟的’文明‘小孩’，用中国古典文献的话来说，便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其命维新’的奴隶社会。旧人便是氏族（和国民阶级相反），新器便是国家或城市”。按照这一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对于无论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是适用的，但是不同的国家、民族却有不同的途径。
对于侯先生提出的这些理论主张，白寿彝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他称《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是侯外庐史学成就的代表之作，“反映了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新的阶段，外庐同志的著作是这个阶段的标志”。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张国家产生的标志之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而后来我们根据中国等地历史的实际补充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地域因素不一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可以产生国家。现在我们如何理解这两种观点？
李学勤：这里其实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侯外庐先生当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对这一学术话题的认识。应该看到，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学者，所拥有的条件与过去已经大不一样。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应该在今天的条件之下，利用新的材料，进一步把普遍原理的探索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
陈其泰：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古代希腊、罗马是属于“古典的古代”，中国则属于“亚细亚的古代”。在“古典的古代”，国家产生以后，氏族制就不存在了，不是以血缘关系而是以地缘关系为单位。而在“亚细亚的古代”，则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到家族里面，就是所谓“社稷”。殷周之际，社会有了新的内容，却保持了旧的氏族制的形式，使血缘关系在长期中国历史中造成很深的影响。这就提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侯外庐所阐述的这一理论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有学者认为：“侯先生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乃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真正秘密所在，它是把握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的钥匙。一切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特征，都可以从‘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得到令人信服的说明。”中国古代伦理思想重视道德，以“孝悌”为中心，重视“中庸”等，这些特点都可以由侯外庐所提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得到解释。“中国历史上的道德规范具有宗法制度和血缘关系的特色。这是中国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道德领域中的反映。既然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的存在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重要特征，甚至是它赖以建立的基石，那么以孝悌为核心的维护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的道德观念，自然在中国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
侯外庐学派与中国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李先生，听说您当年进入历史研究所参加工作还与侯先生有关，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段经历？
李学勤：我是清华大学哲学系1951级的学生。1952年夏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先生将我和北京图书馆的曾毅公先生一起借调到考古研究所，参加一项甲骨文材料的整理工作。该项任务完成之后，考古研究所想让我留在所里工作，但因为其他原因，我又遇上了另外一个机会。我业余曾为一位革命华侨辅导古文，侯外庐先生得知这件事后，他对我很感兴趣，让我去见他。见面之后，侯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到历史研究所来工作，我高兴地答应了。这就是我到历史研究所工作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侯先生对后学的年轻人真是爱护有加。我听说侯外庐先生通过改写一句古诗来表达自己对人才的重视，好像是龚自珍的《己亥杂诗》？
李学勤：是的，龚自珍《己亥杂诗》中有名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侯外庐十分喜欢这首诗，不过他认为国家要强大、人民要富足，不能仅仅依靠天公“降人才”，更重要的是用人者要善于发现、遴选和擢举人才，因此他把原诗的末句改为“不拘一格起鸿才”。当时，围绕在侯先生周围工作的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是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聚拢而来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大家一提到侯外庐先生，就会想到侯外庐学派，这不仅是对他治学思想的一个传承，也是对他培养大量人才的一个肯定，陈先生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
陈其泰：以侯先生为主，在其身边团结了一批与之志同道合的学者，形成一个学术界公认的学派：侯外庐学派。从侯外庐创建学派以来几十年的实践情况来看，我认为学派确实有利于学术的发展，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有利于学术攻坚。在20世纪40—50年代，以侯外庐为首的学派，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在70—80年代，又在其计划与指导下完成了《宋明理学史》。这两部书是当代中国史学的优秀成果，是侯外庐学派的巨大贡献。二是有利于学术传承。三是有利于学术竞争。正如我们不能要求玫瑰花放出与紫罗兰同样的芳香，学派各有特色，彼此相互启发、促进，这对于社会科学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今天的学者能从侯先生的治史方法中学到什么？
陈其泰：“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马恩全集》）每一时代的思想都无法离开当时的时代条件，研究者必须把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状况了解清楚之后才能对这一时期的思想学说有正确的理解。反之，将各个时期的思想学说的特点解释清楚也会有利于我们认识其产生的历史时代。侯先生在此方面非常出色，他在治史方面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就是将思想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相结合。
中国学者对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学习运用，既不能生吞活剥，也不能削足适履，要知道这个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精华与中国古代的思想优良传统是相通的。我们发掘这些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对于促进当代社会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紧密结合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听说侯先生对他的学生既爱护又严厉，他总是很巧妙地引导学生向其各自的长处发展，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李学勤：是这样子的，侯先生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一个很有特色的提法，叫做抓“生长点”。他对年轻的后辈学者有一个规范的期望，你哪一方面不够，他就指出哪方面的不足，但是他从来都是正面提出，从来不说这是你的缺点，而是说这是你的“生长点”。“生长点”的提法是非常巧妙的、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对于我来说，因为我非常喜欢古文字、古籍，他非常肯定我的爱好，但是同时也提醒我必须要重视理论。按照他的提法，理论就是我的“生长点”。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我特别清楚地记得，他曾对全所的年轻人说过：“你们青年不仅要做一个历史学家，同时还要做一个红色的社会活动家。”我想这就是侯先生对我们的期望。他本人正是这样，既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红色的社会活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