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成为学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对它的研究也越发引起研究者的广泛重视，颇有形成"显学"之势。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具有理论形态的思想文化命题，需要用理性的态度来思考、研究这一命题。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实际，着眼于方法论，着力从学理和取向入手，对"西方文明的本土化"、"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联系"、"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集体智慧的结晶"、"对特殊规律的探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矛盾的进程与扬弃的过程"、"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等八个方面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学术思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理；思想启蒙；特殊规律

[作者简介]：侯且岸（1953-），男，北京人，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国外现代中国学。

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成为学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也越发引起研究者的广泛重视，颇有形成"显学"之势。但也必须正视：在热闹的研究中，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尤以给研究具体定位最为显重。笔者在研究和教学中特别感到：对研究者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是一个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具有理论形态的思想文化命题。我们需要用理性的态度来思考、研究这一命题。因此，我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实际，从学理和取向的角度入手，谈谈对几个与方法论有关的问题的初步思考。

思考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反映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它在实质上体现了"西方文明的本土化"，这种"本土化"应被看作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我们知道，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在实现文化交融的历史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本土化问题。虽然今天的世界已处在全球化时代，但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及其由此引起的矛盾和冲突仍旧是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

在我看来，强调外来文化的本土化，首先必须树立起理性的文化观：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容忍文化的差异性，发掘文化基因的公同性，进而深刻认知本土文化自身的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上，对外来文化采取"迎受"（李大钊语，相对于"接受"而言，更凸显其主动性）的态势，以实现文化的调和。无须讳言，在现实生活中，在文化认知上要走出的思想误区是多重性的，但优先要调整的则是文化心态（即如孙中山所强调的，要进行"心理建设"）。要摆脱传统的既定思维范式，认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实内涵，当然也就要涉及到这个问题。而在这里，摆脱对文化的所谓"阶级分析"，识透文化的"新与旧"之关系，又显得格外关键。在五四新文化时期，李大钊在审视"新旧思潮之激战"（我发现：这里的"激战"一词是贬义，参见《先进文化应是包容的文化》，《学习时报》2007年5月14日），解析理性文化观的构建时曾经说过，我们对文化应有的态度是：新旧矛盾是无法消解的客观现实，绝不能以自我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对问题做出判断。对新的思想要坚持，对旧的思想必须宽容。因此，有一种理性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在它们被传入中国之后，最初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对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知，对这些外来的主义应该保有科学的态度。还是李大钊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特别强调: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同源，两者不容割裂。而对待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他说，"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他也坦言，马氏理论也确有其不可避免的"偏弊之处"，需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予以修正。如"马氏所谓真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特指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主义思潮，引者注）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第46、67页，第68--6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同时，李大钊坦言：正是特定的历史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第46、67页，第68--6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有鉴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民主"的历史教训，陈独秀也曾经明确指出：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504页--505页。）。我们不能"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其中的道理很简单，"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他还告诫世人：一定要为建设真正意义的民主而不懈斗争，决不能把"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当成"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504页--505页。）。应当承认，陈独秀的上述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他所揭示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历史主义地认识西方民主，并且充满自信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进而从思维逻辑上看，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则是：主义如何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发生关系？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辨（参见笔者《关于"问题与主义"之公案的历史还原》一文，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6期），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个问题，它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问题和主义不可脱节，事实和理论不容割裂。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需要对话，需要相互包容。其实，回归历史，真实的历史表明：上述两者的共识往往大于分歧，他们共同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之路。胡适就明确表示: 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绝不可视之为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李大钊则认为：我的观点只是稍与先生不同。我们确实纸上谈得多，实际做得少，今后誓要向实际的方面去努力，让自己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的实境。

思考之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五四启蒙思潮延伸的思想理论成果，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除了文化观的反省之外，我还认为要同时树立起理性的历史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一定不能超越特定的历史环境，也一定不可脱离民族思维形成的特殊的历史语境。

应当说，五四启蒙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传入中国的。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适应"一战"结束后的时代潮流，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四启蒙之后，启蒙思潮的内涵便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直接促成了中国思想界的新的觉醒。而抗日战争所引发的民族救亡又进一步刺激了启蒙的深化。所以才有人说中国文化有了"新启蒙"（亦可称之为"后五四思想启蒙）。按照当时张申府的说法: "在文化上，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是综合的。如果说五四运动引起一个新文化运动，则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是一个真正新的文化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例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的接合。一种异文化（或说是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土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新思想新知识的普及固然是启蒙运动的一个要点，但为适应今日的需要，这个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却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有民族性。"（1937年5月2日《北平新报》，载《张申府文集》，第一卷，第19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今天，实在是有必要对这种突出民族性的后启蒙意义的"新启蒙"本身做出反思，力求连接起已遭遇"断裂"的近世乃至现代的思想传统。

思想上的"新启蒙"促使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新的气象，也使各种主义与具体的研究实践在各个基础性学科实现有机的结合。新一代学者(这里特指20世纪初年出生的一代学人)在这一结合中则更加关注着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性的探索，更为关注使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进一步融合的尝试（参见笔者《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学术个案看全民族的思想启蒙》一文，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8期）。在历史学研究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独树一帜，像侯外庐的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重要参照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研究。在哲学研究中，张申府全力主张发展"实学"，以推进学术的"中国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贺麟则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华化、儒化西方文化"。在经济学研究中，王亚南在翻译《资本论》的基础上，着力探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及其特有的"文化事象"--"中国官僚政治"。在政治学研究方面，毛泽东与一批在延安的知识分子推出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此外，还有萧公权比较英美政治传统，对中国君主专制主义政治的深刻解析，等等。

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集中体现了"新启蒙"氛围中孕育出现的思想进步潮流。这一点，恐怕还应是张申府说得最明白: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映了思想界的进步潮流，"更可以象征出来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毛泽东的话，"意思与新启蒙运动的一个要求完全相同"。因为"新启蒙运动很可以说就是民族主义的科学，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论中国化》1939，载《张申府文集》，第一卷，第304页。)。

的确，毛泽东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是"民族主义的科学"，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需要关注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为此，他竭尽全力，做了大量艰辛、系统的理论探索。

从1938年到1942年，他在《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集中论述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深刻反思和总结历史的教训基础上提出的一项科学命题，它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真正看作是一门能够联系中国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科学理论，用以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799页。)。为此，毛泽东提醒全党：必须"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799页。)。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今天，在我们培育先进文化，进行文化创新的过程中，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也特别需要端正对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的认识，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显然仍有其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围绕着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十分注重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学风问题"。在"延安整风"期间，他甚至于把"学风问题"视为当时全党需要重视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815页。)。为论证学风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深入浅出地谈到了他对"知识与知识分子"、"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看法，尖锐地批评了党的理论工作的落后。他认为，"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815页。)。他颇为感慨地发问："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之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815页。)显然我们没有能够做到，一百年来，也"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815页。)。要敢于正视落后，要彻底改变传统的理论观念，毛泽东要求全党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815页。)。毛泽东把这项要求同时也看作是"共产党人的责任"。

发展民族主义的科学，培育新文化，绝对离不开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因此，毛泽东当时非常看中知识分子在民族文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要求全党重新审视知识分子工作，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党组织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也要求知识分子加强思想改造，加强与工农群众的结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曾深情地谈到了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他说，"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特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进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灾难，更为深重。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他又说，"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

思考之三：按照思想史的逻辑，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

在解析这个取向之前，我们需要先明了几个有关的问题：究竟应当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具体到中国共产党内，历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今天的理解又有何不同？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理论为主。以此为基础，形成其特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历史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今天的理解不同，主要是后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扩大，注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以外的诸种主义（包括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等）。今天，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需要对这些内容做一些必要的剥离。做出这样的区分，就是要既讲清相互之间的区别，又要弄清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的逻辑要求。

具体地说，深入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位，实有必要对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一度盛行的斯大林主义及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做出反思。要知道，中共党史学界的部分研究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并专门进行过研讨。但令人颇感困惑的是：讨论只是昙花一现，没能深入地延续。

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干部的影响是相当大而深远的。不可否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信奉的那些上升到所谓"规律性"的认识--社会发展观、社会革命观，乃至社会主义观念大多都是《教程》传授下来的。对《教程》，毛泽东一直是情有独衷，倡导要认真读此书，因为"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但是在今天，我们却不能不说，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主张是有很大曲解的，迫切需要正本清源，从理论和历史的结合上做一番必要的梳理和澄清。

专门研究毛泽东的美国著名学者斯图亚特·施拉姆曾说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部问题"，而不是"外部问题"。在这里，我想对此再做一番理论的延伸。所谓"内部问题"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所带有的普世性价值观和特殊性原则在各种文明中具有不同的展现。基于此，我想围绕着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着重谈一下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列宁对俄国和中国民粹主义的批判。

我们都知道,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后半生着力研究的理论之一，也是他身后最容易引起争议的理论。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逐渐对东方社会产生兴趣，开始比较深入地研究东方问题。在研究东方问题时，他主要是以印度为背景，探究东方古代社会制度的特点。马克思在与恩格斯的通信、《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文中分析了东方社会制度的诸种历史特点，如"印度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印度的早期村社制度"、"印度社会专制制度的基础"，以及"自然灌溉因素"所决定的"政府公共工程职能"，等等。实际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论点的提出直接源于对上述特点的进一步阐释。以此为基，马克思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东方社会观，并且试图通过深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给东方古代社会的特点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说。这就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认知东方古代社会。而对于近代的东方社会，马克思一并纳入认识的视野，做出具体的预测，"英国的蒸气机和英国的自由贸易的结果"，"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也破坏了印度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恩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很显然，在这中间所包含的亚细亚古代与近现代的内在逻辑是后人所不能加以忽略的。

1857--1859年间，马克思撰写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带着自己的"苦恼的疑问"，深刻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形态发展观："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与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30页。)遗憾的是，在最近的几十年，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样一个与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密切相关的理论概念已经没有再被人慎重考虑了。

不过在此有必要特别提出的是：其实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的中国社会史（尤其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确是同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联接在一起的。但他从事这一研究直接导源于对《资本论》的翻译，以及20世纪30年代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包括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

根据侯外庐回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之前，由苏联学者提出来的，当时在苏联多次进行过讨论，争论得很激烈。在中国、日本历史学界都跟着或多或少地讨论过，但是人们并没有认为它已经解决。我在翻译《资本论》时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因此，当它被人们提出来讨论的时候，我就感到它是关系到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懂得生产方式，不弄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就不可能科学地判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30页。)。

为了弄清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真实含义，侯外庐首先做了全面的（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尽最大可能的）理论研究，他深研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马克思遗稿，由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提供俄文译本，戈宝权翻译，定名《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等经典著作。特别是后者，对侯外庐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他说，"这是我们能见到的马克思关于古代社会理论的文献中，一篇最详明的珍贵资料。我有幸在国内首先使用它。这份资料更使我增加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理论勇气。"(《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30页。)

那么，这份资料给了侯外庐哪些启示呢？据他讲："第一，这份遗稿对于古代（按：指奴隶社会）的生产形态，即东方的、古典的，是并列地论述的。这种提法，比别的文献讲得都明显、肯定。由此，表明亚细亚的（或东方的）和古典的生产方式，是古代社会'构成'的两种财产起源的路径，当是无疑的。第二，这篇文章不仅讲了亚细亚的和古典的'古代'的相同之处，也阐述了二者的相异之点。它指出，'财产的第二种（古典的）形态也正象第一种（东方的），同样地产生了（它自己的）地方的、历史的等等本质上的多样性--是更为有变动、更为具有历史性生活的产物，是原始部落之命运注定的及其曾经变态的产物------。在这里，各人的财产本身绝不是在第一种形态那样--是常由自然路径成熟的。'马克思把古典的古代，用'常由自然路径成熟'这个特征表述出来，正说明这种'发育正常的'与'早熟的'东方形态之路径的区别。第三，文章还通过城市和农村的分裂，私有关系，以及生产过程的占有关系等，详细分析了亚细亚的和古典的古代文明的具体路径的不同，指出了这两种'古代'的路径，都是由氏族公社的解体过程而生长起来的，只是第一种和公社密切结合，而第二种在后来把公社的氏族躯壳完全冲破了。"(《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列宁斯大林论中国》，解放社1950年版，第24页。)

基于这样的理解，1943年1月，侯外庐写出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研究与商榷》一文（该文原题为《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家商榷》，1945年8月发表于《中华论坛》，收入《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论证了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基本看法。

该文在阐述著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特殊认知的基础上，专门解析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起源之差别性"。在他看来，其差别主要来自国家和氏族制度的遗留，表现为财产所有权、公共权力、祖先崇拜，等等。

1942年，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为准确起见，更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重印）问世，该书前两章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争论，明确提出了自己对该理论的看法及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认识。在重印本的导读中，侯外庐的学生张岂之特别指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作者"没有直接采取当时已有的某一种现成观点，而是重新作了追根究底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结论。作者说：'土地氏族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这个关系支配着中国古代的社会构成，它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不同路径'。这一结论是作者研究中国古代的理论基石，也是读者理解本书内容的必要前提"。从准确把握侯外庐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特点的角度来看，这一解说是十分贴切的。

今天，我们在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过程中，在承认它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支配作用的前提下，恐怕还需认真探究的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对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潜在影响，这也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再谈关于民粹主义问题。列宁不仅对产生于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民粹主义思潮进行过批判，也曾经公开抨击了"中国的民粹主义"："如果从主义的观点去考察，便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反动者的理论。因为梦想在中国可以'预防'资本主义，梦想在中国可以因其落后而比较容易进行'社会革命'等等，这是完全反动的。"

应该说，民粹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脱节的。因为民粹主义者幻想通过绕开资本主义，人为地避免资本主义在东方的发生。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与民粹主义思想划清界限，这也是考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是否真正把握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历史实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民粹主义思想的认识做出深刻的历史反思。

思考之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思想理论成果应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创造的"思想力"

在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很自然地要考虑到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认识和界定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阶段性思想理论成果？对这种思想理论成果需要进行理论形态史的精细研究。这是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

笔者近几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研究，我进行这项研究的初衷就是试图真正从事实出发，超越"规范认识"（用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取代全党的思想），运用新的取向，从更宏大的范围发掘出中共的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以丰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的认识。

以我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研究为例。以往，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一般只谈毛泽东和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不涉及其他人。但我的研究发现：事实远非如此。当时中共的很多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都在思索着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这个关系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关键问题，对它的理论内涵，在党内也是有所争论的。因此，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中共主要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尤其是他和毛泽东在同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即张闻天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个报告所阐述的主要观点大大超出了当时全党的认识，丰富了全党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仍有其不可磨灭的思想理论价值。

张闻天明确地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一）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二）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三）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四）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应该说，张闻天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要求所做的归纳，不仅继承了五四文化精神，同时也超越了五四文化精神。因为从新启蒙的意义来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当更加凸显文化的民族性，着力提高"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显然，这个问题在五四时代是没有解决好的。当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要真正使民主与科学的文化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产生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恐怕更是异常艰辛、任重道远。但无论如何，张闻天将问题的实质基本上抓住了，这是他在新文化理论上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考虑到理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并且着眼于抗战文化建设的现实情况，张闻天则特别强调："上述新文化的四个要求是有机的联系着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但任何一种主义、一种学说，只要对于上述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主义、一种学说包办新文化的企图，都是有害的。新文化运动中，除抗日的统一战线外，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我们要知道：这种"为抗战建国以来服务，以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与大众的因素为自己内容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性质，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最彻底的一翼的作用"。张闻天的这段话对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做出了充满理性的定位，同时也是对当时党内所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情绪的一种严肃批判。它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是及时而必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报告中，张闻天非常重视新旧文化之关系，以及对旧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在他看来，即使是旧文化，中间亦带有"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因而"我们有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受、改造与发展的责任。这就叫'批判的接受旧文化'。所以新文化不是旧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旧文化的真正'发扬光大'。新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怪的东西，而是过去人类文化的更高的发展"。

还应专门提出的是：张闻天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深刻地总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的八个基本特征及其基本规律。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开始发展，是新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与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关系的矛盾，首先反映在先进文化人与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因此，就产生了民族、民主的思想与要求；因此，就产生了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在每一个革命运动爆发为革命之前，必有一次新文化运动（即启蒙运动）作为革命之意识上思想上的准备。同时，每一次革命又丰富了与发展了新文化运动"。在充分认识中国现代新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张闻天敏锐、清醒地发现了中国现代新文化在其演变过程中呈现的突出弱点："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迅速，是外国任何国家的新文化运动所不及的。西欧各国在几百年内完成的过程，在中国四五十年都经过了。但正因为它迅速，所以它不免带有肤浅、早熟与走马观花的弱点。也正是因为这些弱点，所以中国新文化运动，不能在一次运动过程中完成，而必须经过许多次的运动。这种运动，直到今天还在发展中。抗战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是过去历次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发展，这又表现出了它的持久性"。应该说，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曲折发展，以及凸显的矛盾，确实已经印证了张闻天的上述观点。事实上，在漫长而复杂的中国现代新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直至今日，他所揭示的那些弱点，以及由弱点招致的问题，不是还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若隐若现吗？！可以说，彻底克服这些弱点，正是培育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关键之所在。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我们对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思想进行梳理，应当特别注重分析其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以丰富和充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大家知道，还是在《毛泽东选集》出版之前，当时苏联人特别看中的是毛的《实践论》。1950年12月，该文译稿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先期发表。在《毛泽东选集》当中，他们重视的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因为文章所强调的重点正是民族的特点和民族的特性。

1981年3月，邓小平在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也曾经专门谈到毛泽东的理论贡献。他结合自己切身的体会，尤其重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对广大干部的影响，并且要求专门选编《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他还要这些负责同志向胡耀邦报告，"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

思考之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问题：深入认知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

这是今天的现实问题，也是历史上尚未真正得以解决的疑难。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曾特地向我国《资本论》全译本的译者之一王亚南所发出的文化疑问也正是针对这个问题。

当时，不仅中国学者关心着自己祖国的历史命运，西方学者同样对中国一往情深，关注着中华文明的兴衰。但与中国学者相比较，外国学者似乎更为注意从学术与社会结合的深层，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发展特殊规律的探究。他们的关注，确实有助于弥补我们在既定"规范认识"下所造成的思维缺失，培育出新的学术理论增长点。这里，我想以英国已故著名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与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在抗战时期的一段学术交往为范例，来佐证这一观点。

对我国知识分子而言，对王亚南的了解，恐怕除了知道他是《资本论》全译本的译者之一，就是读过他的传世之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解析）》（1948年10月正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再版）。作为经济学家，王亚南何以对政治学乃至中国政治史抱有浓厚的学术兴趣？解谜的话，就要从他和李约瑟的相识谈起。

根据王亚南的回忆（参见《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1943年，英国李约瑟教授因某种文化使命，曾到那时尚在粤北坪石一带的国立中山大学（在此期间，李约瑟曾在重庆与侯外庐讨论过"老子思想"，引者注）。我在坪石一个旅馆中同他做过两度长谈。临到分手的时候，他突然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要我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一扼要解释。他是一个自然科学者，但他对一般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饶有研究兴趣。他提出这样一个话题来，究竟是由于他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时对此发生疑难，或是由于他旅游中国各地临时引起的感触，我不曾问个明白，我实在已被这个平素未大留意的问题窘住了。当时虽以'没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来奉告'的话敷衍过去，但此后却随时像有一个难题在逼着我去解答。我从此即注意搜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了。"经过多年的潜心探究，王亚南终于悟出了这项研究的奥秘所在："在我的理解和研究上，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有许多是不能由硬套刻板的公式（在当时，含有批评斯大林模式之意）去解明的，但提出任何特殊经济发展规律固然很难，应用那种作为社会基础看的规律去解说历史上的一切突出的社会文化事象更属不易。中国官僚政治形态这种文化事象，将和中国社会突出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等一起成为我们所提及的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规律是否正确的考验。"

王亚南的这段学术总结表面上看是对李约瑟问题的回应，但在实质上则是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流行病--教条主义和思想的公式化的理性抨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富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它至少帮助我们解析四个至今仍令人困惑的疑难：研究中国社会必须从中国的事实、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硬套刻板的公式"出发；在整个世界文明中，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独特的，有其特殊发展规律；社会文化的作用不应被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它会制约经济的发展；中国官僚政治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现象，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对它的认知，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殊规律的把握。

同时，王亚南的揭秘不仅使我们明白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真正学术含义所在，而且还使我们看重的则是这项研究与"李约瑟思维"的内在联系。正是从与外国学者的学术交流中，王亚南悟到自己"平素未大留意"乃至不想的真问题，从而开阔了研究视野，实现了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这亦应被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思想启蒙"。

这一学术范例告诉我们：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深刻地认知中国之特殊性。它不仅是历史的任务，也同样是现实的任务。

思考之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如何反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根据时代特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必要的修正与创新？

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然包含有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含义。但现在的问题在于：究竟对"当代"如何理解？对"当代"的背景又怎样去把握？我以为，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回归到"20世纪80年代"，一定要反思作为这一思想时代关键背景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这种认知取向的话，我们又怎么能从心底珍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特殊的珍贵？！

应该承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理性特征之一就是从思想、理论到实践彻底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回归"。实际上，逻辑和历史是一致的。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痛苦的磨难中开始了最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的理性成果之一就是《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知道: 2006年，正是该决议发表的25周年。看来，实有必要联系实际的问题，认真重温它的基本精神。

我们说，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不能离开"决议"的，更不能从"决议"退步。从方法论意义着眼，"决议"既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明确指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背离，及其产生的思想理论误区。"决议"勇于承担历史责任，毫不讳言党在实践当中的失误，而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亦进行了深刻的解析。"决议"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的境界。也正是在这样的理性认知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理论探索中才逐步提出了"邓小平理论"、"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理念。

今天，随着时代的变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完善理论时需要对理论进行创新，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以为，有必要明确对理论和创新的认知取向，构想必要的方法论原则。这里，我主要诠释一下理论创新的认识取向。基于深入的研究，我的感悟总结起来就是：理论创新要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它必须回答现实中提出的问题，在实践中创新。理论创新要讲求历史继承性，离开历史，根本无法认识文化，而对于文化的茫然，则必然导致对历史的虚无。理论创新要注重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所体现的精神同样应该是开放的。理论创新要含有逻辑理性，遵循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理论创新要凸显自我否定性，通过自我的扬弃，向着更高的理性层次递进。

思考之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进程、不断扬弃的历史过程

我们注意到，目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很注重毛泽东对中国化的"提法"上的变化。这种研究取向一直是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基本取向，人们始终把关注的目光聚焦于"第一次出现的提法"之上。其实，提法的变化并不值得过分在意，倒是应当更加重视问题，要把概念（注意是特定的"概念"）放置具体的思想变化进程中去阐释、理解，甚至于还要深入到对经验教训的历史反思之中去辨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曲折。

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有必要在研究中借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出现的两个"历史决议"的方法。比如，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以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从中汲取历史教训为基础，分析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危害所在，说明它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决议》进而对这些错误思想根源做出了深入分析："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里的"等等"是需要进一步加以展开的，这是重要的思想理论任务，引者注）。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今天来看，这段论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仍有其不可忽视的方法论意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乃至曲解同样不能被人为地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之外。这是客观历史给予的警觉，我们须格外珍重。

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能回避的就是对毛泽东的思想误区进一步做出合乎逻辑的解析。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往往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冲动"（参见《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当然，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至少也要通过深入的历史分析，对毛泽东所具有的反"民粹主义"思想，以及他后来的"思想反复"进行梳理，进而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矛盾进程。毕竟具体的历史事实表明：毛泽东的实际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明显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语）。

再有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过程，恐怕也要做一些理性的深入研究，从而展现思想上存在的矛盾和反复。比如，抗战结束前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就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又明确将市场经济问题鲜明地提出来，并且要中国人彻底解放思想，走出"姓社与姓资"对立的思想误区。这些思想只能放到历史进程中才有可能认知清楚。

与此相联系，对毛泽东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和实践，我们也需要做出深刻的反思。为什么当年毛泽东没有能够坚持按照《共同纲领》的基本发展思路走下去，像周恩来提醒的那样，"不折不扣"地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从而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必要的条件（1950年6月16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曾指出，中国社会将经过新民主主义建设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团结的基础在于伟大的《共同纲领》，我们的美满前途是社会主义，只要将《共同纲领》一条一条不折不扣地加以实施，中国必然会由新民主主义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同年4月，他还曾批评有人由于对新民主主义缺乏切实的认识，不相信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而是彻底改弦更张？其理论原因究竟何在？

思考之八：探究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作为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基本关系

根据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状来看，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待深入，而作为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06年初，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马克思主义理论"被确立为法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等二级学科）亟待规范。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具有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我们需要充分尊重客观事实和特殊规律。

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对研究的方法论的研究并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认识，研究的历史深度有待加强。对学科的认知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学科体系、课程体系都有待建立。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这方面加大研究力度，特别是要允许各种具有不同取向的研究存在，形成研究中的相互竞争，从而打破封闭，开创新的研究局面。

对于学科建设，也必须进行深入的思考、研究和储备。而这方面的研究比起学术方面的研究似乎更有难度，因为一个学科的确立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需要时间，需要有牢固的学术支撑，需要多学科的相互配合、相互融合。

就具体学科而言，作为二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如何贯彻"通识教育"理念，以历史为基础、以文化为背景构建其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是眼下亟待解决的难题。应当引起有关各方面的足够重视，对此进行专门的研讨，从而明确学科建设的基本方向和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