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史学研究者来说，最基本的修养之一是要具备史识。如果没有史识，同样不会产生信史。而说到史识，让我不由得联想到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新史学的认知。
梁启超认为，与传统史学相比较，"新史学"之"新"，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史学之魂"--史识的注入。他说，"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新史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6页。关于魂魄之别，据《左传·昭公七年》："人生始化曰一。既生魄，阳曰魂"。古人把魄看作是阴神，魂是阳神；魄是先天的，随形而生，魂是后天的，随气而生；魄为附形之灵，魂为附气之神。就我的理解，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神则特指思想的境界。引者注）。
梁启超用中国传统语言一语道破了新史学之本质，使人茅塞顿开。沿此思路，我进一步想到，他的话毕竟还是对一般史学而言，具体到思想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研究，就更需要寻找其主导之魂。那么，这种随气而生的理性之"魂"的史识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假如不是泛泛而论，对它又应如何加以概括和表述呢？在我看来，这无疑应当从中国史学传统中去发掘，它本身应当具有珍贵的精神价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且具有特殊的民族形式。基于这一认知取向，我认为，"实事求是"便是这"魂"的最为确切的表征。
一
围绕着在研究中遇到的疑难，本文首先要对"实事求是"做一学理的还原。
对于"实事求是"这一术语，从表面上看，时下学人乃至世人似乎已是耳熟能详了。其实，我倒并不以为然，想特别指出的是：时至今日，人们恐怕并没有真正完整准确地理解它的历史涵义和学理涵义。无须讳言，不难看到，中国传统史学和近现代史学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都与背离"实事求是"而失魂有关。相反，在总结和反思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时，却并没有真正把"实事求是"放到史学之魂的精神高度加以充分认知，掘其精奥。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学术界也没有能自觉地对"实事求是"的本义和引申义、学理意义与政治意义做出必要的定义，给予明确的区分，以至于混淆了其本义。如此一来，在错综复杂的史学研究中迷失方向便难以避免。更有甚之，在现实生活中，"实事求是"往往被赋予了特有的实际意义，被庸俗化了，而这种庸俗化也会反过来影响和制约学术研究。因此，深刻审视"实事求是"的精神价值，为"实事求是"正名，的确是当今深化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作为中国史学认识论的根基，"实事求是"乃由东汉史学家班固首倡。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陕西扶风人，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在编撰《汉书》时，班固为河间献王刘德（汉景帝之子）立传，赞其收集古籍、明知深察的治学精神可佳，称其美德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信其必"留其真"于世。
在班固眼中，刘德对中国古典文化力求精深义达，在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的基础上，才从中去求得正确可靠的结论。因此，要全面理解"实事求是"，首先是不能离开"好古"的前提。"好古"（注意，不是"厚古"）就是要善待、尊重历史事实和历史传承，不允许随意歪曲、篡改历史事实，割断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这里有必要记住：在这方面，历史上确实留着惨痛的教训。
应该说，班固所言"实事求是"，从文字学和语源学的角度解析，其本义则有特定的含义。从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可知："實，富也。"由贯会意。而"富，備也。"即指富裕。 "事"与"史"同列于史部（该部首内仅此二字，说明两者意义相类）。释为，"事，职也（"职，记微也，识常也。"）。""史，记事者也。"至于"是，直也"。《说文解字注》又做进一步的解释："以日为正则曰是"，"天下之物莫正于日也"。显然，着眼于史学逻辑，从对字义的训诂更凸显出"事"的历史性和丰富性。在此特定意义上，实事求是基本可以等同于实史求是，后者又是前者的延长。离开丰富多彩的事物本身，离开对事的详细历史记载，完全不可能最终求得正确的结论。我想，班固的本义亦在于此。文字的解析，也是历史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章太炎当年就将小学视为历史研究的基础。他特别告诫从学者："要之，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参见《白话与文言之关系》，《章太炎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针对于"实事求是"的理解，这实在是至理名言！
需要指出，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东汉史学家着意强调"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绝非偶然的心血来潮，它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根源。我们知道：自秦统一以来，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章太炎另有"洞见"："其实非只废绝百家，亦废绝儒家（孟子、荀卿之书，汉武以后不立博士也）"《与柳翼谋论学书》，《章太炎学术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都是专制主义政治对古代思想文化的莫大摧残，其恶果在于，从根本上模糊了真实的历史事实，从而使后世忘却民族完整的历史。汉代知识分子格外尊重历史（还有司马迁作《史记》亦可为证，他立志创出"实录"，留下信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力图倾全力挽救业已惨遭灭绝的古代文化学术，当然要力行"实事求是"，并努力使之成为整个学界不可逆转的学风。从这个意义上讲，"实事求是"体现着中国文化学术的生命力所在，反映了中国学术史发展之必然。
汉代以后，宋明理学（道学）在学术界执牛耳，为矫正其偏，清代学界倡扬小学、朴学，针锋相对地提出具有唯物特征的基本理念--"理在事中"，与"实事求是"相得益彰，使得汉清两代学术得以有机融合。有清一代学者专注于考据，促使"实事求是"之学风再度流行，他们更注重尊重和依据事实，须臾不离古书的本义。到了清末，国故学之集大成者章太炎引领风气之先，更明确表示"治经专尚古文"，本治小学，"非为慕古，亦欲使雅言故训，复用于常文" （参见《自述学术次第》，《章太炎学术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他明确将自己的学术宗旨归于"趣在实事求是，非致用之术"（《官制索隐》，此言容易引起歧义。太炎先生并不完全否定"致用"。这是需要格外留意的）。他坦言：清代学术中，姓氏、刑法、食货、乐律之学，无一不见衰微。"此皆实事求是之学，不能以空言乱者，既尚考证，而置此弗道乎"（参见《自述学术次第》，《章太炎学术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其实，在学术发展过程中，不仅需要审视"实事求是"之学，而且更要珍视为学的"实事求是"，太炎先生敢于公开申明"趣在实事求是"，更显现其学术志向的洒脱与精神境界的高尚，与西方学术为知而知的学统有异曲同工之妙，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迪。
二
有鉴于中国历代的优秀学术传统，我们从事思想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应当怎样传承和光大"实事求是"之风呢？我以为，有以下五个涉及学术思维和史学方法论的问题值得探究。
（一）、史不离事，"理在事中"
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从事实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力求厘清事实的本质。如前所述，我已经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了史与事的内在联系。这里，由于着力于思想史研究，想于此进而引伸到理与事的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清初思想家李塨曾提出过"理在事中"的重要命题。作为反理学的颜李学派的主要代表，李塨之学"以实用为主，惟自命太高，于程朱讲习，陆王证悟，皆谓空谈"。时人认定，如"存其说，可补诸儒枵腹高谈之弊"（参见《清史列传》卷六十六，儒林上）。关于"理在事中"，李塨认为，"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别为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论语传注问》）？从李塨的论证，我们不难看出其特有的反理学特征。然而，更让我们看重的则是，他没有将事与理从根本上割裂开来，加以对立，而是视其为相互关联的整体，有理必有事，理在事中。
李塨关于"理在事中"的思想见解为我们在思想史研究中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提供了必要的方法论原则。在实际的研究中，研究者必须努力学会从事实出发，从事实中推理，将事实和推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力戒先入为主的空论、泛论，全力避免蹈入"以论代史"的桎梏（此问题重大，容另文专论）。
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中，空论、泛论几乎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我注意到，即使是西方的中国学家，在研究中也未有幸免。当然，要求异文化的人完全"实事求是"，确非易事）。在根本不考虑历史事实、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的情态下，很多著述流于程式、套语，成了"语录集锦"。为世垢病，是很自然的实情。因此，对这种不正常的现状，研究者应该用行动予以自觉的抵制。
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中，对政党理论的研究无疑应是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但问题在于，研究的出发点是既定的理论范式和理论观点，还是具体的历史事实和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我认为，显然应是后者。
然而，由于传统的思维范式的影响，也由于完全脱离了历史事实本身，目前所流行的研究远没有把历史和文化内容深入地发掘出来。这里，我试图通过对刘少奇独特的党的建设思想的研究，说明研究中思维范式转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更深层面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特点的分析，必然会触及到党的思想理论，在这方面，刘少奇从历史事实中看到的问题颇为严重。1941年7月，他在与宋亮（即孙冶方，当时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工作）的通信中谈到了"中国党的理论准备不够"，而且"特别是我们党的主观努力不够，二十年来，我党虽有极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缺乏理论的弱点仍旧未能克服"（《答宋亮同志》，同上，第275页）。刘少奇还在多篇文章、讲话中不厌其烦地反复分析这个问题，足见他对这个问题的特殊重视，也证明这是党需要百倍努力加以克服的重大弱点。
刘少奇特别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产生初期对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的两种"偏向"，而"党的理论准备不够"，又是直接同这两种"偏向"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这两种偏向都是错误的。"一种是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的重要性，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与优越性。他们都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确解决与正确联系"（同上，第271页）。
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并没有一般化地泛泛而议，而是继续做了具体的历史还原，将问题回放到党的历史当中去深刻认识。他看到，"在中国党内上述两种意见的对抗，当时是前一种获得胜利的，在党内相当造成了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结果，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这是必须纠正与反对的。这与我党直至今天的理论上的准备与修养仍然一般不够的现象，是有密切关系的。它给了党内以极坏的影响。在当时，党内关于理论与实践同时并重的正确的意见，是没有得到发展的。"（同上，第273页）
刘少奇理智地认为，虽然造成党的理论准备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党的主观努力不够"。"党没有自觉地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准，并把这当作当时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再加上"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有鉴于此，"缺乏理论的弱点"，需要我们"以极大的努力来加以克服" （同上，第275页）。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时，刘少奇警示全党，要将"理论准备不足"当成党"必须记取的历史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我们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关于科学的马列主义的思想上的准备是很不够的。在过去历史上我们最吃亏的地方，就是在革命运动的指导上还不免发生错误，因而就使运动遭到部分的有时甚至是严重的不应有的损失"（《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页）。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立90周年庆典之际，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中，我们真是应该沿着刘少奇的思路继续认真地反思："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我们至今解决得如何？！而在学术研究上，又有何种成果可以无愧告慰先人呢？！
（二）、由小观大，由表及里
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不难发现中西方的思维差异。这种差异亦影响到我们的历史思考。一般来说，西方人的思维更为讲求"指实性"，其过程往往是从具体到抽象。他们描述一个事物，则是从小到大的，像信封的书写顺序，要先从具体的人名写起，就是显例。相比之下，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缺乏"指实性"。为进一步说明此问题，我要在此先引证已故美籍华裔学者周策纵的看法。
已故的周先生以其博学通达和独特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红学研究享誉美国学术界，一直是我崇敬的长者。1999年春，我在美访学，特别想了解他对美国汉学的真实想法，聆听他的教诲。我把访谈的主题很快切入到美国的中国研究。但周先生在明白了我的意图后，并没有直接进入这个主题，而是把话题转向了思维认知领域。他对我说，"我们做学问，首先需要厘清所用的概念和术语。否则，在现代学术背景之下，几乎无法开口讲话"。他还给我分析了国人轻视精确规范概念和术语的原因："由于读了更多的外语，使我深深感到，从古代起，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免有两个最基本的缺失：一个是逻辑推理不够精密，尤其是在实际议论时不能严密运用'三段论法'（Syllogism）。另一个缺失看来很简单，却可能更基本，我们对'认知'的意识不够发达。从先秦起，'是非'就逐渐变成道德词汇，不是指实之词了。'是'、'为'、'乃'作为指实词，用得很不普遍和明确。汉语动词作名词用自然太多了，可是'是'作为to be或being 意义用作名词者，恐怕古代并不多见。我只不过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传统上'认知'是什么不是什么的意识，发达得可能不充分。这两点是我去国五十年来的痛切感觉，对不对自然是另一个问题，但对我后来的治学研究，关系不小。"
正是在周先生的激励下，我开始越发重视对学术思维的思考，并进而深入到以中西文化为背景的对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研究。
回到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我想再通过一些事例说明如何借鉴指实性思维，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引发出对重要的思想史问题、理论问题的深层思索。
例一，从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给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报告（收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我发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透过这些事实，了解到党的早期组织的真实思想状况。这份报告本由中共一大的实际主持者张国焘所述。该报告开宗明义，提到组织的构成。"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报告首先描述了"北京的社会生活"。"北京的人口不超过九十三万，可以大胆地说，有一半以上是游手好闲的人。的确可以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北京是公认的所谓政治中心，似乎当地居民应该关心一切政治问题，可是，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知识界的人士认为，改造社会时必定会运用他们的知识，科学事业会使他们获得有影响的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广泛的教育。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非常重要，而无产阶级则微不足道，他们的这种倾向极为明显，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关于工人阶级的思想状况，报告专门提到了"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教他们识字，同时，还教他们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为了扩大思想影响，将被查禁的《劳动者》周刊"改名为《仁声》"（请读者注意：这个改动，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之下，意义非凡）。我所列举的上述事实，在权威的、一般的党史著作中都很少被提及，该报告也没有引起研究者应有的重视。然而，这些因人废言，长期被忽略的历史事实却都能引发出令人深思的问题。诸如国情、市情问题，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与思想觉悟，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早期党组织的思想建设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等。
例二，从张国焘对瞿秋白俄文水平的置疑，看中共早期领导人与共产国际代表的思想交流。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关系。在研究中，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即中共早期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如何进行比较深入的思想交流（换句话问，他们的思想交流能深入吗？因为共产国际代表都不懂中文，中共早期领导人则基本不通俄文）？更具体的问题是：运用何种语言进行交流？是否通过翻译？但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从专业历史文献中找到满意的答案。倒是在看了张国焘的回忆后，逐渐理出了一些线索。在《我的回忆》中，张国焘记述了他在1921年底至1922年初远赴莫斯科，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其中就专门谈到了语言交流的困难。他写道，会议几经周折，"过惯了东方刻苦生活的代表们，对于衣食住行等等的艰苦倒不甚介意，最关心的却是大会将于何时举行及如何举行。大家又都想趁此机会多作考察，可是又苦于无法找到适当的翻译人员。例如在五四运动中与我同时充任学生代表的瞿秋白，原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毕业生，任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到俄国已经一年多，俄语虽尚欠流利，但已可应付。他当时患有严重的肺病，住在医院里不能常出来。此外在东方大学肄业的刘少奇、彭述之等八个青年，原是上海外国语学校学生，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到莫斯科还只一年，俄文程度尚差。华侨中也有少数的布尔什维克，但只能说些'洋泾滨'俄文。即整个共产国际中的俄国人，也找不出一个中国语专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身在莫斯科，却无法对于俄国一切情形做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就我个人来说，确是感到非常遗憾。譬如当时由瞿秋白译成中文后油印分发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文字既不通顺，且有许多不妥当与费解之处；我虽用英译本对照着来读这个重要文件，也不敢自信已全部读懂了。"（《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196页）。应该说，张国焘的这段回忆还是可信的，因为他所回忆的内容并不涉及当时的党内斗争和个人利害，没必要使用"曲笔"。这段回忆亦显得相当珍贵，告诉后人的这些事实都触及到中共早期领导人与共产国际领袖人物的思想交流。如果连是时事关革命大局的共产国际二大决议都因语言不通而理解不清楚的话，那对整个中国革命意味着什么呢？！其实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那些在中国土地上纸上谈兵、指手画脚的国际代表又是怎样同中共接触和交流的呢？马林和魏金斯基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一般是用英文（无法想象他们的英文水准。我只知道：魏金斯基曾在美国生活多年）交谈，马林和陈独秀的脾气都属暴躁一类，效果如何，可想而知了。难怪陈独秀抱怨，为什么共产国际不能派一些高水平的代表来中国？他所指望的"高水平"也许就包含着语言水平，最好是熟悉中文，了解中国文化。
例三，从"西湖会议"和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争论，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对于与国民党的合作，在中共内部是有矛盾、有斗争的。其实这不足为奇，有争论亦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中共的政策转变需要一个过程，理解和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也确实需要时间。但在很多党史著作中，人们在看到那些被告知的"决议"时，却很难看到对问题的争论，尤其是在党的会议上的争论。对于关心思想活动、思想矛盾的人来说，这不能不引起极大的困惑。
倒是从一些回忆和档案材料中，我们可以粗略看到事态发展的端倪。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据罗章龙的回忆，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后者称陈是"火山"）在"西湖会议"上争论得很凶，以至于中央的会议都不能进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26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这样一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就成为十分艰巨的任务。应该说，当时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在少数，陈独秀、张国焘、邓中夏（中共二大选出的中央五执委中的三人，笔者注）等人都有自己的看法。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就曾给维经斯基（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写信，说明反对加入国民党之理由：两党宗旨不同，国民党联美、联张、联段，国民党是争权夺利之政党，不能容纳他力，各区同志强烈反对，已无加入的可能（同上，第222页）。
为了缓解矛盾，李大钊出面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据张国焘的回忆，西湖会议上，他和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蔡和高两人亦是中央执委，笔者注）都坚决反对马林的共产党员无条件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但"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向我们疏通，认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争执的两全办法。结果，这次会议并未以文字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互相谅解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先生所提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同上，第344页）。陈独秀并"提议让李大钊先生留在上海一些时候，以便共同进行与国民党建立联系"（同上，第346页）。
在档案材料"斯内夫利特笔记"（马林笔记）中同样显示出中共三大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依旧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很多人（如张国焘、蔡和森、林育南、"长辛店工人代表"）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不理解，认为这是想"要搞垮中国共产党"。瞿秋白向马林解释说，"一些同志倾向于尽可能疏远国民党，必须看到支配他们思想的细微论据"（同上，第461页）。而李大钊则主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我们已加入国民党，但还没有工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同上，第470--471页）。换言之，如果我们步调一致、努力工作的话，就是大有希望的。这里，李大钊用非常含蓄的方式，理性地说服那些持有异议的同志。最终，使他们接受国共合作的现实，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
（三），解析"微言"，立于"小学"
思想史研究需要解析"微言"（即深奥的、没有明白表达的隐语），须还原文字，须合于事实，这都与中国传统学术"小学"有关。在研究中，我曾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陈独秀和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家章太炎同时也都是大学问家、思想家。他们在学术研究中所特别关注的学问之一竟然都是"小学"。前者在其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不顾病痛折磨，奋力编写的是《小学识字教本》，从事着音韵学研究；后者孜孜以求，终其一生的学术根基立于"小学"。这一现象所包含的学术意义、文化意义颇值得今人玩味，当另专文再论。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白的，这就是他们都认定"小学"乃实事求是之学，是中国文化学术之根。
我们还知道，从语言文字中也可以推断史实、证明史实。清代学者戴震的《字义疏正》和章太炎的《订文》，都提供了有益的指导，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汲取思想养料。
为明确说明我的观点，这里再举一个关于"繇"字的例子。繇源于徭。《说文解字》释繇为随从。《说文解字注》进一步详解，繇亦用为徭役字。"傜役者，随从而为之者也"。又据《康熙字典》，汉高祖常繇，而汉文帝繇费以便民。近代思想家严复特别看重"区别定名之事"，在翻译《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时则根据时代的变化，使用了"自繇"的概念。这个译名表明了人身的解放，让人感受到历史的变迁和思想的进步。
在中国近代，解析微言的范围要远远超出古代，不仅包括中文，亦涉及西文。同时，既要考虑西方文化的本源，又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学术。当年，李大钊赴日留学，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在日本（近代中西文化转换的中介）真正弄清楚西学的原委。因为当时有很多西学知识是从日本贩入中国的。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一方面倾心于西方法学，另一方面亦十分关注国内的制宪。他不满地道出实情，"吾国治法学者，类皆传译东籍。抑知东人之说，亦由西方稗贩而来者。展转之间，讹谬数见，求能读皙文而通者，凤毛麟角矣。继兹而犹不克自辟学域，尚斲斲以和化为荣，或虽守西籍而不克致用，汉土因有之学，非将终无以自显，不亦羞神州之士而为学术痛耶"（《<自然律与衡平律>识》，《李大钊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羞于"以和化为荣"，立志于"自辟学域"，李大钊特别重视从比较宪法学的角度，透过历史背景，对制宪理念、方法进行研究。他对比美国的制宪史，说明中国的制宪必然要经历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情况恐怕远比美国复杂。他解释说，"北美合众国长治久安之宪法，遂以改造于若辈之手，至今论政者传为佳话。愚之举此，以证新邦缔造之初，所制宪典，缺憾恒多未免，必经行之若干岁月，中间遭遇若干险阻，明达之士，烛识幾先，而谋以妥慎之方，总救其敝，方能奏长治久安之效也。愚非敢谓吾国今日与美国费府会议时情形相同，惟于经验一点，此等史迹，实足诏吾人以觉醒。彼自《联邦条规》施行以迄费府会议，中历十年。吾自"南京约法"以迄今兹，才弥五稔。以时日计之，适当其半，而以其间遭遇之险阻言之，其与吾人以严厉之教训者，千百倍之"（《制定宪法之注意》，《李大钊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在建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以后，他对马克思主义同样抱有严谨科学的态度，尤为重视对概念、理论的解析。例如：他对民主和专政的认识就很有代表性和启发性。李大钊对我们所视为民主的概念做过专门的研究，但他一般不随意使用这一特定概念。因为他深感："Democracy这个字最不容易翻译。由政治上解释他，可以说为一种制度。而由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去观察，他实在是近世纪的趋势，现世界的潮流，遍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几无一不是Democracy 底表现。这名词实足以代表时代精神。"（《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在北京中国大学的演讲》，《李大钊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2006年版，第1页）。
他认为，"民治主义，与Democracy的语源相符合"。但是，"现代的民主政治，已不含统治的意思，因为'统治'是以一人或一部分人为治者，以其余人为被治者；一主治，一被治；一统治，一服从，这样的关系，不是现代平民主义所许的。故'民治主义'的译语，今已觉得不十分惬当。余如'平民主义'、'唯民主义'及音译的'德谟克拉西'，损失原义的地方较少。今为便于通俗了解起见，译为'平民主义'"（《平民主义》，《李大钊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116页）。
这里还应特别提及，1919年1月，李大钊曾著文分析"平民独裁政治"（当时对阶级专政的一种译名，笔者注）。他说，"俄、德起了社会革命，世人又造出一种新名辞来，叫做什么'平民独裁政治'，就是说这种政治是平民一阶级的'狄克铁特'（Dictator）。这话骤然听了，似乎可以成理，仔细想来却是非逻辑的。君主、贵族、资本阶级可以独裁，平民怎么能够独裁呢？平民不能尽化为君主、贵族、资本家，而君主、贵族、资本家都可以化为平民。平民政治的真精神，就是要泯除一切阶级，都使他们化为平民。你们若想做平民，那个不许你们来做？我们若想都做你们一样的贵族，是万万不能的。你们若想保存你们的阶级，那就是你们要独裁。所以我说只有君主、贵族、资本家的独裁政治，断乎没有'平民独裁政治'。"（《平民独裁政治》，《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页）李大钊的这段话表明，他完全不同意"平民独裁政治"的提法，因为它不合民主主义的逻辑，有悖于民主宪政的"真精神"。在他看来，平民政治就是"德谟克拉西"，即Democracy。它的最终目的在于消灭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的统治。"现代德谟克拉西的意义，不是对人的统治，乃是对事物的管理或执行。我们若欲实现德谟克拉西，不必研究怎样可以得着权力，应该研究管理事物的技术。"（《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在北京中国大学的演讲》，《李大钊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四），立足现时（事），反思历史
从现时问题出发，在历史过程中反思，着意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洞达未然。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也是它的基本目的所在。
这里，着实有必要重点分析一下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存在的两个重要的历史决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一般意义上，人们往往将其视为政治性文件。但我认为，它们是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思想史文献。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着眼，承史即诚实，在经历了磨难和灾难之后，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失误、错误，对自身的行动做出深刻的省思，并将反省付诸决议，这本身就是坚守实事求是的创举，也是非常典型的历史研究范例。它终将永久载入史册，启示后人。但遗憾的是，今天在中共党员中间，知道这两个决议的人似乎越来越少，甚至有人非议这两个决议。
在我看来，这两个决议的核心内容是立足现时，反思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第一个决议主要是反思中国革命。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在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就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弻时负责召集。经过历时11个月的准备，反复修改，数易其稿，终获认同。这一《决议》特别指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因此，"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样的表述在政治文件中已经久违了，引者注），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做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决议》着重分析了"左"倾错误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的表现，以及"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应当说，整个分析是理性的、求是的、负责任的。
还应指出，这个《决议》的理论价值突出表现在对"左"倾错误的思想表现、思想方法的剖析，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而对犯错误的党内同志的恳切态度，又表现出政治上的理性和成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益。
第二个决议最引人注目是反思"文化大革命"。1981年6月27日，在时隔36年之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在历时一年多时间里，党内各方面人士畅所欲言、充分酝酿，先后经过中央书记处、4000党员干部、40多位党的负责同志、中央政治局、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的多次讨论，几经修改，七易其稿，最后终于形成了得到全党确认的"党的历史性决议"。如此重视总结党自身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决议》非常明确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我一直以为，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回归到20世纪80年代，一定要反思作为这一思想时代关键历史背景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承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理性特征之一就是从思想、理论到实践彻底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回归。实际上，逻辑和历史是一致的。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痛苦的磨难中开始了最深刻的反思，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这种反思的理性成果。我们看到，"决议"既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明确指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背离，及其产生的思想理论误区。"决议"勇于承担历史责任，毫不讳言党在实践当中的失误，而对于毛泽东的错误能够进行深刻的解析。"决议"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就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的境界。也正是在这样的理性认知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理论探索中才逐步提出了"邓小平理论"、"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理念。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中重新审视两个决议，我觉得至少有三个主要特点需要在认知过程中给予充分的重视。首先，两个决议都是以"实事求是"为指导思想做出的。早1941年5月，毛泽东就针对中国革命的实践，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无独有偶，在1978年12月，为准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又郑重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而开启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
其次，两个决议都涉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问题。它告诉人们，对领袖及其思想的评价至为关键，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必须对历史负责。因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但没有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当时只提"以毛泽东同志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专门论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其中最富有理论价值的部分是论证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同时指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再次，两个决议所反映的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为了保证其科学性，"决议"是通过民主的形式，经过党内同志畅所欲言，深入研究，在群言的基础上群策群力，逐步形成的。它有力地证明：只有集体智慧才是党的思想发展中产生思想力的源泉。
（五），求真求实，原始察终
历史研究之美在于求真求实。历史事实与历史真实虽仅一字之差，但却有着很大的区别。无须讳言，在现实的历史研究和对历史的宣传中，有些事实会被人为地回避，有些事实会被人为地歪曲，有些事实甚至会被人为地篡改，从而极大地危害了历史的真实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研究是一种有责任的、公共的研究，它要求研究者不应抱有任何偏见，既不能"因人立言"，也不能"因人废言"（在思想史研究中，最应立以为戒）。它要求研究者正本清源，原始察终。它也要求研究者一定要出于良知，排除干扰，努力地还原历史的真相（尽管再现历史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中，需要予以还原的历史事件不胜枚举。我在这里仅述一个显例，即"问题与主义论战"。
今天，透过上世纪50--60年代的激情批判，我所想到的最迫切的理性追求，就是要努力回到历史的真实，让真实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曾经发生的一切。因此，我详细地研读了那份只出到第37期的《每周评论》。它真实地记载了那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读后的心情自然是格外沉重的。着实令人感到惊异的恐怕是历史的批判者根本就没有对这份杂志有起码的尊重，他们并没有完整而准确地研读历史文献，就异常急切地抛出了毫无根据的政治结论。
让我们还是回到历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每周评论》是当时一份进步的政治刊物，它所登载的文章以时事评论为主，主要出自新派（在保守派眼中的"过激派"）人物之手，栏目包括"国内外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其基本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该刊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至1919年8月30日被北京政府封禁，前后共出37期。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始自第28期，终至第37期。涉及的文章包括：胡适的《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第28期）、《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第31期）、《三论问题与主义》（第36期）、《四论问题与主义》（第37期），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第35期），知非（即蓝公武，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逝世）的《问题与主义》。
胡适在文章中首先指明了当时思想舆论界的主要"危险"。在他看来。当时"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吗？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做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在文章中的确重点剖析了"主义"，但并没有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倒是抨击了"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他说，近来北京的很多报纸，甚至于日文报纸，"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同上）。但在我想来，这确是一个反面的"教训"。他告诫时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胡适对于当时所流行的"空谈主义"一直存有一种特有的、极度的反感，再加上北洋皖系政客们的参与，就使得这种反感更为强烈，从而直接导致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今天，这个历史背景是需要讲清楚的，否则便无法对事件做出合乎逻辑的、历史的澄清。
我注意到，胡适力倡建立科学的思想范式，不要盲目地迷信"抽象名词"，要从事实出发，努力去思考现实中的问题。针对中国传统思维的惯性，他特意从人的思维过程入手，列举了"清谈"、"空谈"乃至"高谈"的不良思想现象，并将这种种现象归咎于"畏难求易"。针对于此，他专门阐释了思想发展演变的基本过程："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救方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的。不如此，算不得舆论家，只可算是念书手。"（《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非常担心人们会曲解他的本意，所以特别说明：请读者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胡适很重视李大钊和知非的意见，将他们视为挚友。在《三论问题与主义》的开篇，胡适写道："我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承蓝知非和李守常两先生长篇的文章同我讨论，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得更透彻明了，还有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胡适甚至说，蓝君与李君的观点与"他并没有冲突"。在《每周评论》第33期，胡适主动转登了蓝知非与他商榷的文章，并且专门加了按语，特别说明知非已将自己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者注）转载在《国民公报》上，而"知非先生的议论，很有许多地方可以匡正我的原作"。我想，恐怕只有五四时代的学人才会有如此的气度，毕竟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如今，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今天的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于用"两军对垒"的思维去看待一切，也就很难理解那时的学风了。
在上世纪的30年代，胡适对当年的讨论曾做过深刻的反思，但却表示不改初衷。他依然自信自己当年的主张是正确的："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 ; 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 ; 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抽象名词的迷信。"（《三论问题与主义》）
作为所谓"论战"的另一方，李大钊的态度亦是很值得玩味的。他同样尊重胡适，以一种调和的态度参加讨论。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他和胡适等同仁刚刚经历过有关新旧思潮的讨论。他深知"调和"的重要价值，也明了"新旧并存同进"的道理。1919年3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12期著文《新旧思潮之激战》，阐明了自己的调和立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象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象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确信万一有一方面若存这种妄想，断断乎不能如愿，徒得一个与人无伤、适以自败的结果。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显然，李大钊是持这样的理性态度，同胡适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他就说，自己的主张可与胡适的主张"互相发明"（《再论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坦然承认，"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向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者注）后发生的觉悟。"（《再论问题与主义》）
从与胡适的讨论中，李大钊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他鲜明地提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同上）。同时，李大钊也说服胡适，在宣传主义的过程中，滥用主义的危险固然存在，但却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同上）。
当然，李大钊也耐心纠正了胡适的某些偏颇，他坚信主义和问题是不可分的，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主义的指导。"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至于对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也并没有绝对化。他并不否认，在问题的"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同上）。
通过上述对历史的复原，可以不难看出，从20世纪50年代始，由于现实政治等原因，"问题与主义"的讨论的性质被彻底扭曲了。为了满足当时的政治需要，可以人为地随意改变历史，以至武断地无限"上纲"，加入了众多莫须有的"罪名"。到后来，以革命名义的批判者基于对资产阶级的政治义愤，已经根本不会耐心考虑这场争论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史实了。
现在，我们才终于明白："问题与主义"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一次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讨论。在讨论当中，李大钊和胡适的分歧并不大，甚至可以说共识大于分歧。即使是分歧，也并不是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只是在具体认知上还不够辩证和全面罢了。正如李大钊向胡适所清楚地表白的那样：其实，我的观点，"有的和先生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如有未当，请赐指教"（同上）。
从研究实践中，我深深地感悟到，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的思想研究是一个巨大的难点。因为它确实考验着每个研究者的史识与史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