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做出框架性分析之后，需要进而转向更深入、更具体的思考，这就要探究一系列个案。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亦或是现实的角度，五四时期出现的"问题与主义"之辨，都可视为一桩"凸显之案"。可以说，它的影响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始终。
然而，由于错综复杂的各种原因，特别是认知取向的缘故，这桩"公案"仍未得到公正的对待，人们对它的认识亦在"云雾"之中。
我认为，为了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对当年的"问题与主义"之辨做出实事求是的评判，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弄清其中的真正的思想文化内涵。
一、传统的定论
从历史上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在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著作中，提到"问题与主义"的著作并不多，有代表性的是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该书完稿于1930年6月。邓中夏在书中将"问题与主义"确定为"资产阶级学者"与"社会主义信仰者"的"首次论争"。不过，他并不认为论争中的"主义派"就是"马克思主义派"，而那些"社会主义信仰者在当时派别是极为分歧的"。可见，这种看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
建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宣传中，最早给"问题与主义"做出判案的是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12月版。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特殊的一年。当时，全国性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刚刚展开）。该讲义指出，"五四爱国运动后不久，1919年8月，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评论，公开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胡适恶毒地谩骂主义是没有用的，谈主义的人都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胡适所抨击的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他的'一点一滴'的主张，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同上，第23页）而"李大钊立刻给胡适以有力的反击，明确地指出了主义是解决问题的观点、理论和方法，不懂得主义，就不懂得事物的规律，结果'问题'也无从谈起。中国问题，必须先求根本的解决，'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这个研究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主义"（同上）。因此，"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第一次反攻，它打击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歪曲和诬蔑，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这次争论以后，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走上了妥协投降的道路"（同上）。
从上述论点来看，至少可以做出以下几点明确的判断：其一，胡适所反对的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二，他的主张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其三，"问题与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的第一次"争论"；其四，经过争论，无产阶级思想打退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1954年以后，随着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全面展开，对胡适的批判不断升级。这当然也就更影响到对"问题与主义"的评价。
1959年1月，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问世。该讲义在前述《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为题，进一步提出，"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日益广泛，影响日益扩大，并逐步地引导人民群众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在文化思想上关于中国的前途应该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开始突出起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为了维护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就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企图阻止和妨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并破坏它在群众中已经发生的革命影响。"（第33页）"1919年7月间，资产阶级右翼代表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动文章。开始公开仇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同一时期，美国反动哲学家杜威到中国来讲学，胡适又一连发表了7篇贩卖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文章，大理宣扬美国的反动腐朽的'金元哲学'"。"胡适的所谓'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目的，是企图用实用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来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伟大的指导意义，以便把广大人民群众引向和反动势力妥协的道路上去"。"为了回答资产阶级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攻，李大钊在1919年8月间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严正地驳斥了胡适的反动谬论，并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要走的道路"（第33页）。该讲义特别指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次思想论战。这次论战，打击了资产阶级右翼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歪曲和攻击，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次争论，标志了'五四'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从此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就开始公开地走到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妥协投降的道路上去了"（第34页）。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讲义作者的措词更加激烈。同时，亦使用了新的"定义"，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定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次思想论战"，并且标志着"'五四'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我们还能看到，讲义作者把"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同俄国十月革命和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潮有意地加以联接，从而直接导出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仇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结论。这些历史的"判定"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在发生着它的"特殊影响"。
20世纪60年代，在高等院校的公共理论课教学中，中共党史开始取代中国革命史，需要依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编写新的教材。因此，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的指示，从1960年7月开始，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协作编写成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初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该讲义对"问题与主义"争论的描述基本上沿袭了上述讲义的写法。但它也强调，作为"五四运动中的右翼"，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否认真理的普遍性，大力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荒谬观点；用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用庸俗进化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积极宣扬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实质上是关于中国是否需要革命，是否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争论。这次论战，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显而易见，在这里的政治评价中，更注重的则是阶级斗争与革命。可以说，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情势下，对"问题与主义论战"的评判又一次升高了"政治调门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中共历史的研究开始了一系列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但至今仍令人不能平静的是，对"问题与主义"的评价基本上还是沿用了"传统的说法"，只是做了一点点"微调"而已。比如：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仅仅是将所谓"论战"改作"论争"，稍稍修饰了一下过去惯用的"激烈政治话语"，具体分析的内容则基本重复既往，并无新的求实之意。
二、历史的真相
今天，透过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激情批判，我所想到的最迫切的理性追求，就是要努力回到历史的真实，让真实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曾经发生的一切。
因此，我详细地研读了那份只出到第37期的《每周评论》。它真实地记载了那场对"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读后的心情自然是格外沉重的。着实令人感到惊异的恐怕是历史的大批判者们根本就没有对这份杂志有起码的尊重，他们并没有完整而准确地研读历史文献，就异常急切地抛出了毫无根据的"革命的政治结论"。
现在，让我们还是回到历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每周评论》是当时一份进步的政治刊物，所登载的文章以时事评论为主，主要出自新派（在保守派眼中的"过激派"）人物之手，栏目包括"国内外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其基本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该刊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至1919年8月30日被北京政府封禁，前后共出37期。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始自第28期，终至第37期。涉及的文章包括：胡适的《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第28期）、《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第31期）、《三论问题与主义》（第36期）、《四论问题与主义》（第37期），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第35期），知非（即蓝公武，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逝世）的《问题与主义》。
胡适在文章中首先指明了当时思想舆论界的主要"危险"。在他看来。当时"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吗？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做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在文章中的确重点剖析了"主义"，但并没有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倒是抨击了"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他说，近来北京的很多报纸，甚至于日文报纸，"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同上）。但在我想来，这确是一个反面的"教训"。他告诫时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胡适对于当时所流行的"空谈主义"一直存有一种特有的、极度的反感，再加上北洋皖系政客们的参与，就使得这种反感更为强烈，从而直接导致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今天，这个历史背景是需要讲清楚的，否则便无法对事件做出合乎逻辑的、历史的澄清。
我们注意到，胡适着力提倡建立科学的思想范式，不要盲目地迷信"抽象名词"，要从事实出发，努力去思考现实中的问题。针对中国传统思维的惯性，他特意从人的思维过程入手，列举了"清谈"、"空谈"乃至"高谈"的不良思想现象，并将这种种现象归咎于"畏难求易"。针对于此，他专门阐释了思想发展演变的基本过程："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救方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的。不如此，算不得舆论家，只可算是念书手。"（《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非常担心人们会曲解他的意思，所以特别说明：请读者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胡适很重视李大钊和知非的意见，将他们视为挚友。在《三论问题与主义》的开篇，胡适写道："我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承蓝知非和李守常两先生长篇的文章同我讨论，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得更透彻明了，还有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胡适甚至说，蓝君与李君的观点与"他并没有冲突"。在《每周评论》第33期，胡适主动转登了蓝知非与他商榷的文章，并且专门加了按语，特别说明知非已将自己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者注）转载在《国民公报》上，而"知非先生的议论，很有许多地方可以匡正我的原作"。我想，恐怕只有五四时代的学人才会有如此的气度，毕竟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如今，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今天的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于用"两军对垒"的思维去看待一切，也就很难理解那时的学风了。
在上世纪的30年代，胡适对当年的讨论曾做过深刻的反思，但却表示不改初衷。他依然自信自己当年的主张是正确的："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 ; 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 ; 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抽象名词的迷信。"（《三论问题与主义》）
作为所谓"论战"的另一方，李大钊的态度亦是很值得玩味的。他同样尊重胡适，是以一种调和的态度参加讨论的。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他和胡适等同仁刚刚经历过有关新旧思潮的讨论。他深知"调和"的重要价值，也明了"新旧并存同进"的道理。1919年3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12期著文《新旧思潮之激战》，阐明了自己的调和立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象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象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确信万一有一方面若存这种妄想，断断乎不能如愿，徒得一个与人无伤、适以自败的结果。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显然，李大钊是持这样的理性态度同胡适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因此他就说，自己的主张可与胡适的主张"互相发明"（《再论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坦然承认，"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向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者注）后发生的觉悟。"（《再论问题与主义》）
从与胡适的讨论中，李大钊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他鲜明地提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同上）。同时，李大钊也说服胡适，在宣传主义的过程中，滥用主义的危险固然存在，但却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同上）。
当然，李大钊也耐心纠正了胡适的某些"偏颇"，他坚信主义和问题是不可分的，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主义的指导。"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至于对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也并没有绝对化。他并不否认，在问题的"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同上）。
三、求实的反思
通过上述对历史的复原，我们不难看出，从20世纪50年代始，由于现实政治等原因，"问题与主义"的讨论的性质被彻底扭曲了。为了满足当时的政治需要，可以人为地随意改变历史，以至武断地无限"上纲"，加入了众多莫须有的罪名。到后来，以革命名义的批判者基于对资产阶级的政治义愤，已经根本不会耐心考虑这场争论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史实了。
现在，我们才终于明白："问题与主义"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一次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讨论。在讨论当中，李大钊和胡适的分歧显然并不大，甚至可以说共识大于分歧。即使是分歧，也并不是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只是在具体认知上还不够辩证和全面罢了。正如李大钊向胡适所清楚地表白的那样：其实，我的观点，"有的和先生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如有未当，请赐指教"（同上）。
今天，如果认真地反思历史，我们首先要静下心来问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在当年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在那场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中，胡适究竟宣扬了什么呢？他的思想价值何在？！
我们说，"问题与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对"主义"的正确认知。通过以上深入的分析，我们须明白：胡适并不是笼统地反对"主义"，在所谓"论战"中，他集中批判的正是"王揖唐之社会主义"（有别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之相比，是一种扭曲的主义）。李大钊对胡适的意见是基本接受的。他也坦然地承认自己在实际、实践环节上的缺失，力图要将主义与实际相结合。实际上，争论的结果并不能说是"阻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是使人们能对"主义"建立起必要的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讨论应该成为五四思想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还须明白，真理不仅愈辩愈明，而且愈辩愈深。这场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大大推进了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反思，唤起了他们对近代思维的探求。胡适在后面的"三论"、"四论"中就更有针对性地分析到中国人的思维范式问题，誓言解放思想，破除对抽象名词的迷信，建立科学的思维，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华民族的思想力。
我们更要明白，"问题与主义"争论的关键所在是认识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争论所揭示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地认知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如何使主义、理论与实际更为紧密地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是胡适与李大钊共同开创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史，他们向中国共产党人尖锐地提出了必须直面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也还在困扰着我们。
2005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到访北京，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他也曾提起"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他在回顾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后说，"那个时候，胡适和李大钊先生经过了一系列的辩论，那个题目是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我想，这样的一个方式在一个正常的时刻，环境之下，也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由此可见，"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仍旧是当今现实社会的热门话题。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起点，同时也应看作是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界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