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认识上的局限性，人们对这篇文章至今并没有给予理性的解读，留下了诸多遗憾。本文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为指导，追根溯源、原始察终，从问题切进，比较深入地解析了该文的内涵、逻辑和价值，论证了它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史上的特殊地位，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思想传统。

本文作者侯且岸，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需要特别加以说明："马克思研究号"的出版时间刊面标明的是1919年5月，实际出版拖期，当为是年9月。该文分两次刊登，第1--7节刊于《新青年》第6卷第5号，第8--11节刊于第6卷第6号，该号的出版时间为1919年11月1日。)。这篇文章是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认识上的局限性，人们对这篇文章至今并没有给予理性的解读，留下了诸多遗憾。值此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之际，重温这篇文章，并且从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的高度发抉其深刻内涵，揭示其微言所在，有着特殊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问题

应当指出，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国内学术界一直缺乏深入的研究。目前被人们视为中共党史"正本"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对该文内容的介绍不仅过于简略，而且在文章发表的时间上有误，且缺乏必要的考证。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虽提及此文，却仅仅用了区区两句话，实不足70个字。有鉴于此，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上）（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中，专门分析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观，用较大篇幅解读该文。我还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稿》（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中设专节详细研究该文，不但要分析文章的内涵、逻辑，而且也要揭示文章写作的重要背景和特定的客观文化氛围，对文章做出动态分析。

与中国学者的研究相比较，在国际上，日本学者的研究独具一格、有所进展。京都大学石川祯浩教授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就有其代表性。他从日文翻译等角度入手，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过程及其参考资料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他认为，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得到了《晨报》驻东京记者、他在早稻田的同窗陈溥贤"在资料方面，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面的帮助"(参见《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7页。)。陈是河上肇著作的译者，他的译作发表在《晨报》副刊。"考虑到李大钊与《晨报》以及陈溥贤关系之密切，李大钊不可能不知道《晨报》副刊上的那篇文章"。"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绝非李大钊一人之功。因为李大钊所接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河上肇、福田德三解释并提出若干疑问后，由陈溥贤传递给李大钊的。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评判马克思学说时，几乎完全承袭了河上等的观点"(同上。)。对石川的这些学术看法，我国一些学者在2007年做出过论辩。但从实际的结果看，不免有些文不对题、隔靴搔痒。应该说，石川的研究至今仍对我们是一个挑战，也是一种启示。它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更加精细化，绝不可大而化之。当然，我也认为，李大钊本人通晓日文，但他绝非译匠，而是深邃的思想者。我们更应给予关注的是他对马克思学说的整体理解。如果当时有更为准确的译文可以参考，李大钊是不会也不应拒绝的。更何况，译文出自他的同窗好友。因此，对李大钊参考陈溥贤的译文也并不值得过于敏感。需要特别引起关注的倒是：负责编辑《新青年》6卷5号的李大钊，专门把陈溥贤在《晨报》发表的两篇译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奋斗生涯》均编入"马克思研究"栏目，与自己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放在一起。这恰好说明李大钊并不想掠人之美。至于说李大钊诠释马克思学说"完全承袭了河上等的观点"则是言过其实，因为事实上李大钊有自己的鲜明认知（下文有详述），否则也就不会称其文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了。

我们知道，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内容本身，也存在着争议。尤其是时人难以接受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做出的善意批评，有意将这方面的内容看作李的思想尚不成熟的标志。争议之处实际上反映的是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基本认知。通常，我们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部分，根据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但是这样一来，却往往忽略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阶级斗争与互助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等。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恰恰对上述关系都做出了自己的论证，正好反映的是其思想的敏锐闪光之处，显示其特有的理性。这种理性是其党性(信仰)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有力佐证。今天，实有必要还原历史，原始察终，做出符合历史实在的分析，重新评价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的理性精神。

二、内涵

通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人们一定会发问：这篇文章最为深刻之处何在？这是必然要涉及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正在于李大钊把握住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内容--唯物史观（经济史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些内容，我们不能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已经给予正确的认知。相反，却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从误读中进一步凸显出李大钊思想的先觉与深刻。

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的认知首先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他以《资本论》为本，阐释唯物史观、阶级竞争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他批评了当时的传统知识分子完全忽视经济学的短视。告诫后人，"从前的历史学家，完全把经济的意味蔑视了，也实未当。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

考察一个人的思想，必须要了解其知识背景和思辨过程。李大钊的知识背景与其留学日本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他的思辨过程确实也与日本近代思想的发展进程密不可分。李大钊针对自己的求学经历（早年就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本科），反复说明要具有法学、史学、经济学知识，并把他们看成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被李称之为"社会学"（就我的理解，即今天的社会科学），这种和马克思相近的知识背景为他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这种条件又是当时的共产党人所不具备的。

我认为，考察李大钊的思想内涵，需要有新的思维，使用新的方法。我们绝不能孤立地罗列他的文章的观点（事实上，我们以往的研究就是这样做的，习惯于用教条化的标准，将李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学说简单对号入座，如果没有达到想象中的一致，就被归于"不成熟"，这已成为研究者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而是要联系他在同一时期的思想活动，分析他在同一时期的相关的文章。这里，我想就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一关键问题做一个初步的个案分析，还原当时的历史，从动态中揭示李大钊特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内在价值。

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新青年》刊出前的最后定稿（如前提示，本期《新青年》，即6卷5号，拖期出版，至1919年9月方才出版），李大钊在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大会后，利用暑期，到昌黎五峰山小住。在此期间，他也同时为《每周评论》撰稿，涉及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为他所主持的《少年中国》撰稿，即《"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发表于1919年9月15日，第1卷第3期）。在五峰山上，他还撰写了游记和诗文，与自然的接触，五峰胜境为他营造了良好的心境，他以滦河为喻，自诩为"新生活的创造者"。以往我们在研究中，忽略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背景和创作环境。今天看来，确是一大缺失。

与《新青年》一样，《每周评论》也是当时一份进步的政治刊物，只是它所登载的文章以时事评论为主，主要出自新派人物之手，栏目包括"国内外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其基本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该刊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至1919年8月30日被北京政府封禁，前后共出37期。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始自第28期，终至第37期。涉及的文章包括：胡适的《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第28期）、《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第31期）、《三论问题与主义》（第36期）、《四论问题与主义》（第37期），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第35期），知非（即蓝公武，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逝世）的《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当时在五峰山上所写的正是《再论问题与主义》。因此，我们必须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再论问题与主义》两篇文章联系起来考察，而使两文所相通的关节点正在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在与胡适的讨论中，胡适所责难的主要是"主义与实际"的脱节。他在文章中首先指明了当时思想舆论界的主要"危险"。在他眼中，当时"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吗？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做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非常担心人们会曲解他的意思，所以特别说明：请读者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李大钊坦然承认，"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向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者注）后发生的觉悟。"(《再论问题与主义》。)

从与胡适的讨论中，李大钊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他鲜明地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同上。)。同时，李大钊也说服胡适，在宣传主义的过程中，滥用主义的危险固然存在，但却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再论问题与主义》。)。

当然，李大钊也耐心纠正了胡适的某些"偏颇"，他坚信主义和问题是不可分的，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主义的指导。"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至于对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也并没有绝对化。他并不否认，在问题的"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同上。)。

我们注意到，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也明确谈到理论与现实（实在环境）的关系，甚至对马克思有所批评。"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要知道，正是有了特定的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主义，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

应当指出，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着力分析的概念同样是耐人寻味的。我发现，李大钊没有提到共产主义、列宁主义、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是他的疏忽，还是他缺乏有关的书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其实，这正好说明李大钊在选择、在分辨。最后，他尝试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最富思辨价值和实在意义的《资本论》、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1920年初，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相继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后者的宗旨说得很明白："集合有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86页。)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则设有唯物史观、《资本论》、社会主义史、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等研究组。

三、逻辑

在研究中，我特别注意到，李大钊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题，但在具体的理论表述中则更多地使用"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等概念，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中性的，有特定内容的，又是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与我们今天所运用的概念相比较，确实有着明显的不同。李大钊比较谨慎地使用"主义"，是想避免更多的主观色彩，而"斗争"与"竞争"虽是一字之差，却能够表示出完全迥异的理念。

在我看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它以"唯物史观"为基点，着力论证这一史观在整个马克思学说中的重要价值，并围绕它来展开对其他学说的分析，认定它"在人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占优尚的位置"。所以我们看到，李大钊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解析"唯物史观"便不足为怪了。

李大钊认为，要使人们真正认识"唯物史观"的价值绝非易事。因为马克思并没有专门阐述"唯物史观"的著作，有关论述都是散见于他的不同著述当中，这就给一般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和障碍。有鉴于此，李大钊一方面提醒人们要多加留意马氏所持的"独特的唯物史观"；另一方面，他着手以日本的河上肇博士的翻译为蓝本（明确标明"译语从河上肇博士"），专门归纳出马克思之"历史观纲要"。这个纲要的元素来自《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经济学批评》（序文）等。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回顾了西方文明史上历史的唯物论者的主要论旨，还原了其发生、演变的基本历史过程，证明马克思并不是首创者，却"持有独特的史观"。李大钊认为，这种"独特"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其一，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离了他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其二，"阶级竞争说"也是"与他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其三，就理论要点而言，这一史观所揭示的"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是"社会组织进化论"。

应该指出，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没有把"阶级竞争说"看成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素之一，而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限定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他确实感到有些问题尚待深入探讨，一方面，两者"很有密切关系"；而另一方面，"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

李大钊还敢于独立思考，率直指出马克思学说中存在的"偏蔽"。他说："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我们于此可以断定，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过一日消灭 ，不过因他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始至不能实现。"他还引用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家约翰·罗斯金的名言做《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的立论。该文的开篇语即是罗氏的话："竞争的法则，常是死亡的法则。协合的法则，常是生存法则。"李大钊认为，"这是互助的思想"，"是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的思想深受罗斯金学说的影响。他的"物心两面改造论"实际上源于罗斯金；他强调"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精神改造"、宣传"互助"思想，也是依据了罗斯金的学说。

应该说，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来看，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确实存在着一种令人憎恶的"庸俗唯物主义"倾向。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批判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保尔o巴尔特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歪曲成为宿命论的谬说；也对有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唯物主义当成"套语"、"标签"，鼓吹"经济唯物主义"进行过严肃的批评。同时，恩格斯自己也公开承认，在马克思主义初创时期和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为了同唯心史观做斗争，他和马克思不得不强调被他们的论敌所否定的"经济决定论原则"，着重揭示政治、思想所赖以产生、存在发展的经济根源。这样，就导致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和相对独立性"强调的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恩格斯致弗·梅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初创时期，李大钊能相当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强调的不够"的"过错"，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着某些"偏蔽"，强调新文明的建设既要进行物质的改造，也要进行精神的改造，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说明当他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不盲从，而是对马克思的学说采取了科学、认真和求实的态度。

当然，从总体上看，李大钊还是从学理意义上对"唯物史观"做出了审慎、严谨的评价。他不同于时人的误读，充分肯定了"唯物史观""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这种贡献在于："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称的起那社会学的名称"。还"因为他发见那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的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法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显然，这里所提出的"因为"已经完全超出了"唯物史观"本身的学理意义，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四、价值

今天，如果实事求是地分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价值在于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殊理路--日本先于俄国。以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特别关注于苏俄方面的影响，以为"十月革命"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分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使我们明白了日本近代文化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长期被我们所忽视，以至于难以找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源头。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的路径是不可忽略的问题。在考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而最初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学说又是什么？究竟是与第二国际有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同第三国际相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事实上，对这些问题，我们都缺乏深入的探究，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如果说，马克思学说首先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那么就必然与第二国际的影响有关。联系到李大钊曾在日本留学，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他最初是受到日本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从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确实如此，他的确受到了片山潜、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等人的思想启蒙，后者正是他在早稻田大学求学时的老师。相比较而言，李大钊不懂俄文，很少接触列宁的著作，直到1924年初，他才开始撰写有关介绍列宁和苏俄的文章，他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可想而知。

深入感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其价值还体现在李大钊特有的理性精神。我们看到，该文的题目首先突出"有我"。"我"字当头，展现了五四反奴性的理性精神。在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感召下，李大钊一直有自己的立言原则。在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一年之前，他在《强力与自由政治》一文中郑重提出了他的立言原则，而这一原则又与胡适有关。他说："彼西洋学者，因其所处之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则其著书立说，以为救济矫正之者，亦不能不从之而异。吾辈立言，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甲引丙以驳乙，乙又引丁以驳甲，盲人瞎马，梦中说梦，殊虑犯胡适之先生所谓'奴性逻辑'之嫌，此为今日立言之大忌。"(《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7页。)显然，李的这段话所透露的是他对待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也是他个性化的追求。正是缘于这种追求，他在理解马克思的学说时能够保持着自我认知的独立状态。

还应指出，而立之年的李大钊在阐述文明观时阐明了对待"主义"须抱有科学的"迎受"态度，主张"容人并存，自信独守"。这些富有近代精神的理念表现出李大钊特有的理性和思想的早熟。我们知道，探究一个人思想的早熟，需要了解其人生的经历。一般来说，生活上历经坎坷和苦难的人，生性和思想容易较早地成熟。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有不幸的童年，忍受了丧父之痛。陈独秀两岁父亡，李大钊则是遗腹子，而且父母先后双亡。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他们都是由年迈的祖父教养成人。因此，在时代和社会的因素之外，家世同样成为我们考察其思想变化的关键因素。这恐怕是一个显例。

以往我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过程中，在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弱点时，总喜欢援引刘少奇的话，从思想建设的角度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弱点之一就是"理论准备不足"(参见《答宋亮同志》。)。这样来分析党的自身缺陷，汲取历史教训是非常必要的，凸显了理性的态度。但是，我同时想到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究竟做了哪些理论上的准备呢？我们今天搞清楚了吗？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不联系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思想理论活动的历史见证。我们遗憾地看到，李大钊的文章和他所坚持的理念并没有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他所开创的思想传统也并没有能被传承下来。这恐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大缺失。今天，我们应该充分认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价值，努力弥补这一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