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就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曾发生过三次激烈争论。一是关于"理论"与"实践"的争论；二是关于"学运"与"工运"的争论；三是关于"民主"与"集中"的争论。三场争论的结果，是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的完成。这当然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但在争论的过程中，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非此即彼的态度，也给党的理论建设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今重提这些争论，对于认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发展的成因有很大帮助，对于在新形势下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党内论争；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简介：周良书(1975－ )，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历史研究。

人们大多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曾引发过中国思想界的三次论争。正是经过这三次论争，中国先进分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为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其实，在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后不久，中国先进分子内部就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也产生过三次论争。它们分别围绕"理论"与"实践"、"工运"与"学运"、"民主"与"集中"的相互关系展开。

上述争论已经涉及到党的认识路线、中心任务以及组织原则等核心问题。但从争论的结果看，大家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显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明确认识。而今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之际，重提这些争论，对于认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发展的成因有很大帮助，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理论"和"实践"的争论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理论"和"实践"本无冲突。早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李大钊就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载《每周评论》35期，1919年8月7日。)。在以上论述中，李大钊实际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确立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原则。这就是"主义"与"问题"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

但此后不久，中共一大上发生的一场争论，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李大钊所确立的思想取向。根据《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记载：当时以张国焘为首的多数派主张组织一个面向工人阶级的政党，并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目标；而以李汉俊为首的少数派则主张建立一个先进知识分子的不定型的合法组织，从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 K·B·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参见《"一大"前后》（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7、168页；陈独秀在谈到中共一大时，也坦承当时党内存在"左"、"右"两种倾向，参见濮清泉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1980年。)李汉俊甚至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须要长期的宣传和教育"。按照他的意见，"首先应当组织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知识分子；尔后，……才能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下着手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因此他不赞成建立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而主张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参见《"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6、287页。)。

关于这场争论，中共创立者们也是众说纷纭。但从争论的内容看，它的确触及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个严肃话题，即理论探究与实际运动的关系问题。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所采取的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就是在1926年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和1930年李立三的《党史报告》中，也都仍然维持着当年的判断。直到1941年在《答宋亮同志》中，刘少奇才对这场争论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他说："在中国党内上述两种意见的对抗，当时是前一种获得胜利的，在党内相当造成了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结果，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这是必须纠正和反对的。这与我党直至今天在理论上的准备与修养仍然一般不够的现象，是有密切联系的。它给了党内以极坏的影响。在当时，党内关于理论与实践同时并重的正确的意见，是没有得到发展的。"(《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9-220页。)

当然，造成这样的结果，也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比如1922年11月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卡尔o拉狄克就曾对中共提出过严厉批评："我们的中国党是在中国的两个部分发展起来的，彼此是相当独立的。在广州和上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因为许多人认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干预象罢工这样平凡的事情呢？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象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几个月前还是这个样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54页。)

拉狄克的批评确有其根据。因为在6个月前，即1922年5月，驻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曾就中国情况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作了专门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利金严肃地指出中共有两个不幸：一是脱离工人运动；二是脱离国民革命运动。"这里又表现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所特有的小组习气。它们把自己局限在单独的独立小组中，不大能从事实际革命工作，满足于像在温室里那样栽培共产主义。"(《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87－88页。)

客观地讲，共产国际的批评本身也许并没有错。但这恰好发生在中国党内已有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又加之党的年幼弱小，还不能很理性地对待上级的意见，所以它实际上助长了党内轻视理论研究的思想倾向。当时有个口号叫做：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者的书斋，到群众中去！"甚至在学校中，当许多党员专门学习理论的时候，亦强调反对'学院式'的研究，指那些比较埋头读书的党员为'学院派'"(《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8页。)。

上述倾向极大地制约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此，刘少奇后来批评说："学生应当埋头读书，埋头从事理论的研究。这不独不能因此就叫他作'学院派'，而且是学生的主要工作。党员埋头读书研究，这一事实并不表现为'学院派'，而是每一个党员从事马列主义研究时所必需如此做的。任何比较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都必须经过这样埋头读书与研究的阶段。"(《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9页。)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的必经阶段，而且也是促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的一个基本前提。

二、关于"学运"和"工运"的争论

从理论上说，共产党本应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然而至少到一大为止，中共党员还几乎全是以学校为依托的知识分子。(据可查资料表明，中共一大的13个代表均为知识分子，全国53名党员除一人（郑凯卿为武汉文华大学工人）以外，其余也都是知识分子。并且其中有31人还是在校的师生。参见《"一大"前后》（一）、（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党生来就带有的这种成分危机是可以想见的。这在上一场争论中已经有所明确反映。当时多数派坚持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工会、组织工人，以为共产革命的基础，而少数派却与之相反，主张学生运动，反对工人运动。

虽然在给中共二大的意见书中，李汉俊申辩说："我并非根本反对劳动运动，而是因种种缓急而主张先作学生运动。"(《"一大"前后》（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1页。)但这在当时仍然不合适宜。李立三甚至认为："李汉俊相当于俄国的经济派，他以为工人只能作经济斗争，党目前只可作学生运动"，"当时主要的斗争是与李汉俊的斗争"，"如果党不把李汉俊思想打下去，则职工运动就不会发展"(《"一大"前后》（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9页。)。

但事情还远非如此简单。因为它不仅关乎中共未来运动的走向，而且还涉及到对既往工作的评价。于是不久，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上，就发生了张国焘与瞿秋白之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大讨论；在团的机关刊物《先驱》上，则发生了刘仁静与施存统之间关于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关系的直接辩论。一方认为，中国能革命的只有劳动阶级，以学生运动为基础的青年运动是一个"病的现象"；另一方则指出，学生是中国社会最具觉悟的成分，无产阶级的革命"无论如何少他不来"。(张国焘与瞿秋白的讨论，参见《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分别发表于《向导》1922年12期、1923年18期；刘仁静与施存统的辩论，参见《青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意义》、《本团的问题》、《中国的青年运动究竟应该怎样--本团最近期间应该做些什么？》、《再论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答存统》、《答敬云同志》，分别发表于1923年的《先驱》第19、16－21、22、25号。)

关于这场争论的结果，在党的文献中尚无明确定论。但从保存下来的一大纲领和决议以及后来运动的实践都证明，前一派观点在党内明显占据主导地位。虽然，中共一大上并未对知识分子入党作额外限制，但明确规定："我党主要的目的，在组织各种产业工会"；"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一大"前后》（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页。)，从而留下了党内分歧的明显痕迹。

中共的上述规定，当然有为确保其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现实考虑。不过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对于要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中共确也没有形成切合实际的明确认识。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李大钊说："毫无团体训练的人民，也不能产生有力的民众运动"，"所以我们现在要一方注意团体的训练；一方也要鼓动民众的运动"。当然，"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S．C：《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载《曙光》第2卷第2号。根据本期文章推断，这一期大概是1921年3月出版。S．C即李大钊，该文章可能写于1920年。)。

可是，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中，怎么实现"平民的"、"劳动家的"目标呢？对此，中共党内也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认为，在学生及知识群体中本无建党之必要；"知识分子认为自己非常重要，而无产阶级则微不足道"，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这一倾向"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因此一定要打消读书人"想成为学者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进而"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第二种则认为，可以对学生同志，"做一番训练的工夫，革除小资产阶级的遗习"，使其"完全成了无产阶级化"；"我们若以无产阶级的意志为意志，以无产阶级的思想为思想，以无产阶级的要求为要求，以无产阶级的行动为行动，则我们纵非出身无产阶级，而实际上却已成了无产阶级的分子。"更何况"中国的社会革命，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单独的力量所能成功，无论在掌握政权、运用政权、发达产业、普及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上，都非于革命前养成多数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为社会主义的实现而奋斗的真实人才不可，而这些分子大部分必由现在学生中造成"(存统：《中国的青年运动究竟应该怎样？--本团在最近期间应该做些什么？》，载《先驱》第22号，1923年7月1日。)。

对这两种意见的取舍，自然要受到党内争论的牵连，其结果无疑是前者被采纳。即便第二种意见的坚持者--施存统后来也不得不解释说："我始终没有说过学生这一个社会群体有如何如何很大希望的话，我只说我们的革命事业应在这一个社会群体中找出一些同情者和援助者出来以促进我们革命的成功"(存统：《答敬云同志》，载《先驱》第25号，1923年8月15日。)。这是因为早在二大的章程中，中共就已经表明了态度："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织一个大的'群众党'"。(《"二大"和"三大"》，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85页。)照此精神，中共就只有向学生及知识阶层之外的群众中去组党、革命了。

上述判断显然没有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在那个时候，不用说普通的老百姓，就是对中小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辩证法、唯物史观等也不免过于深奥。所以当时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社会群体，只能是依托学校的这批"五四"精英。并且，以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评判，李大钊甚至认为，"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团体发生俨然革新运动中之惟一团体"(S.C（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载《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这也是中共在建党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另外，退一步说，在内忧外患的中国，有革命要求的也不独工人一家。倘单为理论上的限定，谈血统，论成分，而把其他革命阶层一概拒之门外，这显然有违一个现代政党的建党理念。更何况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本身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非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共做错了什么。事实上，一大批共产党人走出校园，深入工农也的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促进了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但是中共却因此而忽略了与生俱来的一大难题--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如何建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共要实现"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建的目标，就必须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中共最初的生存状况，本可为它解决难题提供了莫大契机，但是党却以另一种方式回避了问题，这不能不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三、关于"民主"和"集中"的争论

在建党的过程中，既反对密谋组织不要民主的绝对的集中制，又反对不要集中的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制，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法则。在马、恩看来，"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S.C（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载《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6页。)；但是"为了进行斗争"，全党又必须树立应有的"权威和集中"，以便"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6页。)，同时还"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3页。)。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民主"和"集中"的尺度却是很难把握的。于是各国共产主义者在建党实践中，由此而产生的意见分歧就不可避免。中国也不能例外。据李达回忆，初独秀起草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汉俊认为其搞中央集权，甚不满意，因此另起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这个草案后，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将李达痛责一顿，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李达的回忆，参见《"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页。)结果陈的意见获得多数人的赞同，党内的这一场争论也被平息下来。

这对维护党内团结，巩固党的战斗力，当然有极大帮助。因为在建党之初，党的组织状况还很复杂。据李达说："那时谁也不懂什么组织原则，只知道个代表会，不知道过组织生活的事"(李达：《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参见《"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4页。)。这在朱务善的回忆中也得到了证实："在我们党初组织的时候，在我们党员中不少的常常表现出很幼稚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那时我们很少懂得党的纪律，一切偏重于感情。我记得邓中夏和几位同志在工作上发生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引起对邓中夏同志个人的不满，他很生气、消极，并且要求退党，他说：'我不对，dismiss me.'。蔡和森同志那时在北京，我们一同邀请邓中夏同志到守常（即李大钊同志）家和解。这样的和解，我记得在守常同志家对好几个同志举行了好几次。"(朱务善的回忆，参见《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1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83页。)

但是若从反思历史的角度，李汉俊的意见就不无道理。他讲了两点理由：一是中央集权可流于个人专制，可使一、二野心家利用作恶的；二是中国过去都是专制的，如中共新中央集权制必流于覆辙。(《"一大"前后》（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0、81页。)并且，在当时有这种想法的还不只李汉俊一人。何孟雄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何很早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发起活动，但并未参加党的实际工作。他向人表白，革命应先把理论弄明白才能实践，否则便是盲从附和。骨子里是怕供人利用，这也出于对某个别同志狂妄自大心怀不满。(罗章龙：《记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参见《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1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145页。)

虽然李汉俊和何孟雄最后的结果不一，何被说服入党，参加了革命的队伍，李则被开除出党，最终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但他们的这个思虑却并未引起党的重视。在一大党纲的15项中，除最后一条说修改纲领须"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代表同意"，是带有民主程序性质的规定外，其余各条均未涉及党内民主问题。至于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单为强化中央集权，就作了7项规定，而并无一款防止专制，发扬民主的内容。

其实，中共作出的决定，与它对列宁式建党原则的理解不无关系。并且，有趣的是，在组建俄共（布）之初，俄国同样也发生过类似的争论。当时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特点，主张建立"集中制"原则。他甚至认为"集中制思想"，"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串在整个党章中"(《列宁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6页。)。但这却遭到了罗莎·卢森堡的严厉批评。她认为：列宁的"集中制"，实际上是一种"极端集中主义"，"实行这种集中制的结果，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页。)。针对这一批评，列宁虽然气愤地作出过辩解，但最终他还是接受了卢森堡的建议。在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不仅对党的组织原则作出新的阐解，而且首次把"民主集中制"载入党章，并明确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65页。)。

现在看来，中共的上述决定显然受到列宁思想的影响，只是对列宁后来的修订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比如，施存统就认为："凡共产主义的一切组织所根据所采取的根本原则，都是'德谟克拉西的中央集权'。简单说，就是'民主的集中'。"( 存统：《本团的问题》，参见《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印，1957年，第265－266页。)很明显，这里的"民主"是个修饰词，而"集中"才是关键。在《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一文中，他甚至强调："在这产业幼稚，教育幼稚的国家，势必非少数人专政不可，或者应于事实的必要，竟致于有个人专政的场合"；"是否有这种事实，我不得而知；假使有的话，我是极端赞成个人专政的。我以为我们共产主义者应当有这么一个信条，就是'为主义牺牲一切'"( C T：《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载《共产党》第五号，1921年6月7日。C T即施存统。)。

这与中共后来所倡导的原则有很大差别。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说实话，大家也没有真正意识到它是个问题。据包惠僧回忆，那时"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他的意见。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包惠僧的回忆，参见《"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6页。)。于是党内"家长制"、个人专断之风盛行，党的民主生活也只能流于形式，这必然要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四、余论与几点启示

以上三场争论，实际上是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就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产生的意见分歧。三场争论的结果，是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的完成。这当然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但在争论的过程中，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非此即彼的态度，也给党的理论建设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一个缺乏理论思维的政党，根本无法抵制教条主义的侵蚀。因此，无论是当时客观的社会环境，还是后来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都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建立在以下几点重要认识的基础之上。

第一，党内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党内的矛盾是普遍，党内的斗争是必然的。"问题的中心，不在于党内有无不同的思想意识，有无意见上的分歧，这是一定有的。问题的中心，是在于如何解决党内的矛盾，如何解决这种分歧，如何克服党内各种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3页。)因为"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1页。)。

但是具体到中国党内，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一方面，中国党生来就带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0页。)；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农民占有人口的绝大多数，而工人的数量相对较少，其中产业工人的比重则更小，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遇到了许多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俄国的新问题。这更加剧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复杂性以及解决党内分歧和争论问题的艰巨性。

第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的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85、786页。)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掀起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而其不足，则是思想界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向右发展，形成种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向"左"发展，则形成后来在党内出现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的各项理论成果，无一不是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中实现的。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必须既反对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也反对从主观需要出发的实用主义，同时更要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指导思想多元论观点。因为没有必要的思想斗争，党的理论创新也就没有了方向和根据。

第三，理性对待党内分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党内矛盾不都是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一般生活上的矛盾不应纳入党内斗争的范围之内。如果那样，就要把党内斗争庸俗化，就要造成人人自危，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会影响党内的正常生活。此外，即便是党内斗争，"虽然可以发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不可避免地发展到党内组织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实质，它的内容，基本上还是思想斗争"(《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0页。)。这是认识和解决党内矛盾和斗争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史也一再证明："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的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极端派，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增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7页。)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实际斗争多，理论斗争少"，甚至有"开除出党"、"人身打击"等极端做法的事实，这的确给党的理论建设和事业发展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因此，"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强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0页。)。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吃了苦头才得出的一个历史结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3]《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印，1957年。
[4] 王先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学理探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
[5] 吴汉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