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社科联坚持以学术为本，构筑学者之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多年以来，与社科联相伴，我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直接从社科联的扶助中受益，因而感慨与感谢良多。借此回忆往事，做一梳理，并向社科联深表敬意。
其一，作为跨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百人工程”的首批入选者，我是较早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的作者，我的专著《毛泽东研究史论》在1996年1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这部19年前的专著以学术史为研究取向，是对毛泽东研究的再研究，曾受到党史研究前辈学者王琪先生的称赞。全书紧密联系时代、社会、政治背景，把发掘毛泽东研究在每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重点、特点作为主要的任务。在序中我曾提出，毛泽东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服从于学术的要求，它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左右，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因此，这就决定了毛泽东研究的重点、特点要打上深深的历史痕迹和政治斗争痕迹。读者在书中会看到这种种痕迹，这些痕迹不应在毛泽东研究中抹掉。无须讳言，在毛泽东研究中，研究的科学性受到很大的限制，“文化大革命”前大量的“语录体”著作不可能不是政治价值高于学术价值。即使是近年来，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也不多见，而缺乏深入探索的重复性著作越来越多，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我们的研究的科学价值何在？这种局面的彻底改观，确实需要时间，也确实需要将毛泽东研究作一些“冷处理”。形式上的热潮，终归不可能导致研究的深入，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毛泽东研究尽量减少外部的干扰。
在该书中，我用了很大的篇幅集中研究新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毛泽东研究。在深入分析了新时期的研究背景的基础上，初步概括出这一时期毛泽东研究的若干主要的特点。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近十几年来的毛泽东研究的确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毛泽东研究已经超越传统的研究规范，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逐渐成型。我对方法论的研究十分留意，将新时期毛泽东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作为研究的重点，分析毛泽东研究有代表性的著作的方法论特色，阐明注重方法论的探讨对深化研究主题的影响和作用。加强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研究，应该成为今后研究发展的基本方向之一。
在该书中，我有意识地把国外的毛泽东研究也写进来，因为毛泽东研究自它产生之日起就已经超越了国界。特别是在20世纪 60——70 年代，国外的现代中国研究有了迅速的发展，毛泽东研究成为国外学者所瞩目的研究课题，并且作为现代中国研究的中心内容。这与同时代中国国内的毛泽东研究的停滞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本书没有像国内有些著作那样对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做一般性的概述，而是将国外的毛泽东研究放到整个毛泽东研究的历史过程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抓住国外毛泽东研究与国外现代中国研究的联系，紧扣国外现代中国研究的中心——美国，结合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特点，对具有指导性影响和方法论意义的重要学术论点进行较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我之所以能选取这样的研究角度，主要得益于我对美国中国学曾经做过较为深入的探究。
19年后，再来品味上述观点，仍有其特殊的价值和现实意义。书中所提出的问题依旧，仍没有得到解决。
其二，作为社科联常务委员，我得到专门的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了《认知中国：文化研究的路径》。这是我的第一部文化专论，它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的文化思想和文化理论。
从学源上看，该书所涵盖的内容是我的美国汉学研究的副产品，但它的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又都大大超出了汉学研究本身，因为它所要试图揭示的是一个被人遗忘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该书的作用亦在于唤醒、亦在于启蒙。当然，由于本书所涉及的问题的特殊，自然会引发争议，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我在讲授有关内容时，就已经遇到过不同的看法，以至于出现比较激烈的争论。我真诚希望得到理性而公允的批评。
我告诉读者：通过文化理论、取向和概念的研究，使我迫切希望打开它与思想史研究的“通途”，将文化思维问题、思想训练问题引入思想史研究，开辟思想史研究的新的路径。而在现实的中国，我们特别需要认真思考的就是关于近代科学思维观念的形成和建构。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在本书当中已有所阐发。可以说，这种深层的思想分析是本书所独具的学术特色之一。
谈到该书的酝酿和写作，我还向读者介绍的就是“通识教育”的问题。对于中国大陆人来说，“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也许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但在西方国家，包括我国的港台地区，这确是一个颇为流行的概念。在那里，凡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必须接受“通识教育”。从总体上说，“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为学生提供多学科、跨学科的知识，提供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背景，提供深入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的取向和方法，提供必要的学术规范，从而全面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显而易见，“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中的一种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教育，它反映了现代教育的基本特点，符合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目前，国内教育界非常关注素质教育问题。据我了解，素质教育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参见阿正编著：《世纪对话——文化嬗变与中国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93页），因为这一概念既不确定，又无法形成自身系统的理论。再者，任何教育都包含着改善人的素质的内容，强调素质教育，恐怕只是一个针对改革应试教育弊端而提出的政策性口号，并不是一个科学规范的概念。因此，我以为：无论是从规范概念的角度，还是从丰富教育内容、教育理论出发，用“通识教育”（可以允许有不同层次的“通识教育”）来取代素质教育不失为一个消除争议、获得共识的理想作法。当然，这种取代的前提，应该是教育界对于“通识教育”的内涵和必要性要有准确的理解。
其三，作为北京市市属系统的唯一专家，我参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课题组，并且有机会赴古巴、墨西哥等国进行访问考察，从而大大开阔了研究视野，丰富了对异文化的人类学认知。
2006年12月6日至20日，我们北京市社科联考察团一行8人，赴加拿大、古巴和墨西哥三国进行访问考察。在短短的两周时间里，我们飞行近4万公里、驱车近5千公里，走访了三国十几座城市，对三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土人情、社会现实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也从中产生了有益的思考和深刻的感悟。
在多年的文化研究中，我很重视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差异。此次中北美之行，令我颇感欣慰的就是：对文化差异又有了切身的深层的人类学体认。说到此，还真是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我们对墨西哥莫雷洛斯州自治大学（我们注意到：在墨国，公立大学都特别强调“自治”，并且在名称上加以体现。除了财政拨款、任命校长以外，国家和政府对学校的直接干预非常有限。这些作法很值得我国借鉴）的访问。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同样是一个文明古国。而在近代，它又遭受到西班牙、法国和美国殖民者的奴役，与我们国家有着十分相似的经历。因此，在与该校校长、校长助理、人类学系主任的座谈时，我特别向他们问道，学校平时如何对学生进行文化传统教育，如何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当代，西班牙、美国文化对墨西哥学生有哪些影响？如何看待和评价墨西哥曾被西方征服的历史？在教科书当中又怎样体现这些历史？从校长和系主任当时的表情来看，似乎觉得这些问题很棘手，难于回答（我想，也许中间还有西班牙语翻译不够准确的问题所致）。倒是那位颇有气质的女校长助理明白了我的问题的内在含义。她对我说，要知道：我们墨西哥文化是一种混血文化（即Mixed Blood Culture，何塞·巴斯科赛罗斯在《宇宙的人种》(1925年)一书中曾倡导，将印欧混血文化作为国民文化确定下来。墨西哥的总人口106，000，000，其中印欧混血种人占90%，笔者注），在我们的血脉中淌着欧洲人的血，感情上与他们是相通的。因此，西方文化也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看问题、看历史的标准是和欧洲人一致的，我们的研究受到世界历史研究的高水平研究的重要影响。例如对墨美战争（1846——1848）的评价，我们的教科书讲事实真相，也讲求分析。近年来教科书对此事件的修订，主要根据的是欧美的标准，最后也要上报教育部。她还说，文化和教育两者是不可分的。我们的文化教育注重三个领域，即调查研究、教学和宣传。
该校校长助理的这番话，的确给我们中国人展示出完全不同的文化思维取向，与我们所固有的观念形成悖论。也就是说，尽管中墨两个文明古国存在着很多相似的历史经历，但对这些相似经历的认知却不一定会产生共识，进而双方对整个世界文明的看法也未必能相互接近。这是多么具体的文化差异啊？！归国后，每每想到这一感悟我都会很激动、很兴奋。当然，我会向更深的思想层面去进一步思考问题的关键。
在我看来，墨西哥人对文化研究和文化教育的理路是应该给予特殊重视的。与我们国家不同，在墨国，和许多欧美国家一样，进行这方面研究和教学的人主要是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而在墨西哥，人类学又特别发达。据有关资料介绍，20世纪20年代以后，墨西哥的人类学研究在美国的影响之下有了长足进展。另外，墨西哥拥有拉美藏品最丰富的人类学博物馆，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此相联系，我不能不由此想到中国。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仍未能完全恢复人类学学科。这不单纯是一个学科的缺失问题，它对整体的文化研究同样产生着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我常常在想，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外交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中于国际政治现实本身，所以在学术上总是给人以缺乏底蕴的浅薄之感，尤其是当今那些频繁在媒体上亮相的国际问题专家的分析点评也总是让人感到隔靴搔痒、不得要领。如果把其中问题的症结所在归咎于缺乏以人类学支撑的跨文化研究与思考大概并不离谱。
其四，我为社科联的重要刊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撰稿，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强调要重新认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反思和总结历史教训。
例如从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中，我发现需要转向更深入、更具体的思考，要探究一系列个案。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亦或是现实的角度，五四时期出现的“问题与主义”之辨，都可视为一桩“凸显之案”。可以说，它的影响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始终。由于错综复杂的各种原因，特别是认知取向的缘故，这桩“公案”至今仍未得到公正的对待，人们对它的认识亦在云雾之中。为此，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6期发表了《关于“问题与主义”之公案的历史还原》一文。
在文章中我认为，为了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对当年的“问题与主义”之“论战”做出实事求是的评判，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弄清其中真正的思想文化内涵。
透过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激情批判，我所想到的最迫切的理性追求，就是要努力回到历史的真实，让真实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曾经发生的一切。因此，我详细地研读了那份只出到第37期的《每周评论》。它真实地记载了那场对“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读后的心情自然是格外沉重的。着实令人感到惊异的恐怕是历史的大批判者们根本就没有对这份杂志有起码的尊重，他们并没有完整而准确地研读历史文献，就异常急切地抛出了毫无根据的革命的政治结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每周评论》是当时一份进步的政治刊物，所登载的文章以时事评论为主，主要出自新派（在保守派眼中的“过激派”）人物之手，栏目包括“国内外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其基本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该刊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至1919年8月30日被北京政府封禁，前后共出37期。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始自第28期，终至第37期。涉及的文章包括：胡适的《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第28期）、《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第31期）、《三论问题与主义》（第36期）、《四论问题与主义》（第37期），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第35期），知非（即蓝公武，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逝世）的《问题与主义》。
胡适在文章中首先指明了当时思想舆论界的主要“危险”。当时“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吗？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做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在文章中的确重点剖析了“主义”，但并没有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倒是抨击了“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他说，近来北京的很多报纸，甚至于日文报纸，“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同上）。但在我想来，这确是一个反面的“教训”。他告诫时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胡适对于当时所流行的“空谈主义”一直存有一种特有的、极度的反感，再加上北洋皖系政客们的参与，就使得这种反感更为强烈，从而直接导致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今天，这个历史背景是需要讲清楚的，否则便无法对事件做出合乎逻辑的、历史的澄清。
我注意到，胡适着力提倡建立科学的思想范式，不要盲目地迷信“抽象名词”，要从事实出发，努力去思考现实中的问题。针对中国传统思维的惯性，他特意从人的思维过程入手，列举了“清谈”、“空谈”乃至“高谈”的不良思想现象，并将这种种现象归咎于“畏难求易”。对此，他专门阐释了思想发展演变的基本过程：“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救方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的。不如此，算不得舆论家，只可算是念书手。”（《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非常担心人们会曲解他的意思，所以特别申明：请读者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胡适很重视李大钊和知非的意见，将他们视为挚友。在《三论问题与主义》的开篇，胡适写道：“我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承蓝知非和李守常两先生长篇的文章同我讨论，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得更透彻明了，还有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胡适甚至说，蓝君与李君的观点与“他并没有冲突”。在《每周评论》第33期，胡适主动转登了蓝知非与他商榷的文章，并且专门加了按语，特别说明知非已将自己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者注）转载在《国民公报》上，而“知非先生的议论，很有许多地方可以匡正我的原作”。我想，恐怕只有五四时代的学人才会有如此的气度，毕竟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如今，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今天的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于用“两军对垒”的思维去看待一切，也就很难理解那时的学风了。
在上世纪的30年代，胡适对当年的讨论曾做过深刻的反思，但却表示不改初衷。他依然自信自己当年的主张是正确的：“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 ; 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 ; 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抽象名词的迷信。”（《三论问题与主义》）
作为所谓“论战”的另一方，李大钊的态度亦很值得玩味。他同样尊重胡适，以一种调和的态度参加讨论。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他和胡适等同仁刚刚经历过有关新旧思潮的讨论。他深知“调和”的重要价值，也明了“新旧并存同进”的道理。1919年3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12期著文《新旧思潮之激战》，阐明了自己的调和立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象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象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确信万一有一方面若存这种妄想，断断乎不能如愿，徒得一个与人无伤、适以自败的结果。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显然，李大钊是持这样的理性态度同胡适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因此他就说，自己的主张可与胡适的主张“互相发明”（《再论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坦然承认，“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向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者注）后发生的觉悟。”（《再论问题与主义》）
从与胡适的讨论中，李大钊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他鲜明地提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同上）。同时，李大钊也说服胡适，在宣传主义的过程中，滥用主义的危险固然存在，但却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同上）。
当然，李大钊也耐心纠正了胡适的某些“偏颇”，他坚信主义和问题是不可分的，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主义的指导。“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至于对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也并没有绝对化。他并不否认，在问题的“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同上）。
通过上述对历史的复原，我们不难看出，从20世纪50年代始，由于现实政治等原因，“问题与主义”的讨论的性质被彻底扭曲了。为了满足当时的政治需要，可以人为地随意改变历史，以至武断地无限“上纲”，加入了众多莫须有的罪名。到后来，以革命名义的批判者基于对资产阶级的政治义愤，已经根本不会耐心考虑这场争论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史实了。
现在我们才终于明白：“问题与主义”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一次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讨论。在讨论当中，李大钊和胡适的分歧显然并不大，甚至可以说共识大于分歧。即使是分歧，也并不是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正如李大钊向胡适表白的那样：其实，我的观点，“有的和先生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如有未当，请赐指教”（同上）。
其五，2011年，我参加了社科联组织的学术下基层活动，尝试将历史研究的成果在民间普及。同时，也向社会大力呼吁科学、学术的规范化，呼吁尊重人文性。
我发现，今天的青年人很容易产生偏激，又会为严肃、重大的历史事变所牵动，沉浸于亢奋之中。这种亢奋与影视作品和网络的感染有关。两年前，有一部献礼的历史巨片获得了极高的票房价值，成为商业运作的典范。然而我也听说，该片放映时在影院中招来一片笑声。为何而笑呢？某电视台邀我去做“影评”，我便向公众提出一系列问题，在网络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接受历史知识的途径、渠道、手段是否应该多元化？我们了解历史是否应该更多地依靠文本？我们能否多些理性的、冷静的历史思考？我们不能任凭历史被政治化、说教化，也不能让历史被商业化、庸俗化。否则，我们必将惹怒历史，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问题不胜枚举。那么，究竟惑从何来？又因何而乐？我以为，都与人们对历史的无知有关，也都和缺乏历史的认知能力相联系。当我们对历史茫然无解的时候，肯定是思想上出了问题。因此，我特别提倡对公众进行历史认知能力的培育，提高客观认识历史的自觉，并且努力身体力行。在为党政干部学员设计历史教学时，针对成人特点，我根据“阅读史著”提出问题，要求他们学会问为什么，带着问题学习历史，让他们切身感受历史的乐趣，自然就会记住历史。两年前，我响应社科联的号召，“送史下社区”，做学术普及，为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的退休人员讲授中国共产党历史，重点放在“释疑”，希望帮助更多的人学会在思考中学习历史，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给我以深刻的启示。不可忽视，在民间，确有思考历史的需求。
任何学术都需要通过深入的学术史反思检讨其得失，不断丰富学术研究的内涵，使学术逐步趋向成熟。相对于中国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则是一门年轻的学术，它更需要必要的反思。 “人文性缺失”是我多年进行学术史研究发现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重要问题。
发现这一问题绝非偶然。2005年，我曾在《中共党史研究》著文《论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文化取向》，明确指出了文化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在联系，对研究对象做出了历史文化的界定，并且希望党史研究者重视文化研究乃至跨文化研究。为提示研究者关注，文章特别指出：“我们应该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更深入地思考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问题。就学科性质而言，进行文化取向的反思是一个必要的关键环节。文化与历史是一个整体，两者相互依存，互为存在条件。作为人文学科范畴的历史学，在学科性质上有其不容忽视的特殊性，这种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呈现出的独特超然于普遍的法则、规律之外，它所联系的人物、事件无一不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文化特征。
既然历史与文化的联系如此紧密，那么，在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就需要展示文化的存在，厘清中共历史与文化的理路。我们强调的文化存在、文化理路并不仅仅在于给中共党史研究增添一些‘文化史’的素材，或者是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化工作’做一般化的梳理，而是倡导一种反思的、开放的历史观念。”
如今，已十年过去了。这些论述仍然不乏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值得研究者深思。近年来，我的学术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文化理论研究，它促使我秉持“反思的、开放的历史观念”，进一步深入思考中共党史研究的文化缺失所在。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历史分析，我从中发现了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寻找缺失的人文性”。也就是说，现存的研究没有能体现历史研究所不可或缺的人文性，不利于学术发展。为此，2011年11月28日，我和社科联同仁参加了《北京日报》理论周刊组织的“大社科、大科普与中华民族素质大提升”笔谈。2012年11月，我在《中共党史研究》发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人文性问题》。
我着力从广义的学科规范和逻辑上指出问题所在。目前，在学科门类归属上，中共党史被列入政治学，而严格意义的政治学属于社会科学。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在我国，对社会科学这一概念的理解有误，其中最大的误解就是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Humanities）加以混同，称之为所谓“广义的社会科学”（亦有所谓“大社会科学”的说法）。作为人文学科的知识（如文学、历史、哲学等），被人为地强行归入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研究长期隶属于社会科学的主管部门、团体，至今亦未见改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十分复杂。我注意到《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关“社会科学”的解释，“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还不是经济学——引者注）、法律学、历史学、文艺学、美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是人们对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此种表述在该词典1994年修订本中被删去，但它所造成的潜在影响却难以根除——引者注）。从这段解释可以清楚地看出时代的印迹，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代只能讲阶级性，不允许讲“人性”和“人文”，原因在于它们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性。因此，人文学科的位置也就被换成人文科学，并由社会科学取而代之。道理很简单，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今天，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着实应该认真反思历史教训，给人文学科正名，承认它的学科独立性，尊重它的学科发展规律。这应当是人文知识普及的重要前提。
给人文学科正名，正确的作法应该是强调人文知识的定位与普及，这对于提升中华民族的人文素质至关重要。而与此相联系，首先需要给予界定的便是人文概念。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在我所接触的普通人当中，几乎没有人能够把“人文北京”的真实内涵讲清楚，一些人凭着感觉对其意虽有所揣摩，但更多的人对“人文”处于茫然不解的状态。其实何止是普通的人们困惑，就是《现代汉语词典》也没有能把“人文”、“人文科学”和“人文主义”解释清楚（与之联系的很多词语都有必要重新修订，比如“人道”、“人道主义”，等等）。其原因不难寻找，除了上面讲到的历史原因、政治原因外，这些概念原本都不是产生于中华文明的概念。即使在西方文化中，也同样令人费解，歧义颇多。翻译家董乐山在翻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在中国人的思维中，“一些抽象名词，一旦译成汉语以后，人民对它的理解往往绝对化了，或是根据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衍生了与原意有所出入甚至背离的含义”。显然，我们需要做好深入的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讲普及。
其六，作为首席专家，经过公开答辩和公示，我荣幸地得到社科联的信任，在2013年4月主持了社科联的一项重大研究项目——“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研究”。
从严治党，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上郑重提出的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作为一项应长期深入研究的课题，有着重要的思想理论价值和积极深远的现实意义，它标志着党的建设研究的新高度、新境界。
应该说，在整个党的建设过程中，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全党的理性行动，也是创新行动，它迫切需要理论的支撑、导引。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摆脱既定思维范式的束缚，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具有世界眼光，进行富有创造性的研究。
关于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命题的提出和完善，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我们的研究尊重客观事实，还原这一过程。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针对执政党面临的挑战和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号召全党“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要求全党在“努力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上见到成效，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学术界理论界逐步开始了关于“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研究。“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研究”成为中央党的建设领导小组、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党建研究会2010年的重点研究课题，由中组部党建研究所负责调研（负责人：高永中研究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9年的重大招标项目则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由武汉大学承担（首席专家：丁俊萍教授）。教育部2010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研究”，由华东师范大学承担（首席专家：齐卫平教授）。
为了迎接党的十八大的隆重召开，2012年9月，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党建研究基地与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合作，在京举办了“党的建设科学化高层论坛”。这次论坛准备较为充分，是一次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国内媒体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做出详细报道。尤其是众多新媒体，求是理论网、人民网、光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网、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网等网站，进行了专题报道。
通过“党的建设科学化高层论坛”，我们（主办者）为进一步深化“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理论基础，也坚定了此次申报“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项目的信心。
具体到我们的前期研究，如前所述，已经具备较为坚实的基础，形成了研究的基本框架。“论坛”所涉及的内容广泛，且富有研究深度。例如：党的建设科学化内涵研究、执政党建设理论研究、国外执政党建设研究、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研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研究、国有大中型企业党的建设问题研究、高等学校党的建设问题研究、党的建设科学化与民意研究、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话语体系研究、党的建设科学化中的人文性与学科性问题研究，等等。
结合党的十八大精神，特别是关于“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系统论述，相对于现有的研究状况，本项目研究的特点在于：深入探究“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基本内涵，着力分析如何真正“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以“提高”为攻关对象，以“提高”为研究重点。实际上，这既我们研究的创新之处，也是研究的难点所在。
为此，我们将紧紧围绕以下六个问题展开研究。其一，坚定理想信念，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深刻阐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人为本”的历史转变意义，以及对“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指导意义。
其二，深化党性研究，增强党性修养，探究党性与人性的结合，将党性修养作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思想前提和基本任务，培育科学的理性精神、锐进精神。
其三，遵循和把握现代政党发展规律，结合中国政党政治特点，探讨解决党的建设制度化的必要途径，探索各项制度的构建，尝试建立制度评估标准和评价体系。
其四，深入研究党的组织改革、组织创新问题，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遏制腐败提供强有力的保证。要结合历史经验，设专题研究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问题。
其五，加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化研究，加强党的建设史研究，自觉地将党的历史研究和党的建设研究有机地、系统地结合起来。积极发挥党的思想库、智库作用，使研究更有其针对性。
其六，强化党的建设研究的人文性和开放性，开阔视野、与时聚进，紧跟世界文明潮流，研究和借鉴国外学者、国外智库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从中汲取有益的补料。
就研究的方法论而言，该项目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理在事中”的理性原则，注重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注重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注重实证研究和个案分析，注重研究的开放性与跨学科性。